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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死的時候不聲不響

聽起來好像是無稽之談,就這件事而言,我指的是這場戰爭。我是個富於幻想的人,不喜歡瑣碎的事,對物質享受也不感興趣。我到那邊的第一天,軍醫院院長便把我找去:「什麼事迫使您非到這兒來不可?」我不得不講述我的一生,講給一個陌生的男人聽,而且他還是軍人……講自己……活像是把自己拉到廣場上示眾……任何秘密、隱私都擺在光天化日之下。對我來說,這太折磨人,太傷自尊了。

您看過《境外》那部影片嗎?描寫集中營裡的犯人生活。我們的生活方式,就是按照他們的那種法則制定的……也是那種鐵蒺藜,也是那麼一塊小地方……

我周圍是一些年輕的女服務員、女炊事員,她們的談話不外是關於盧布,關於兌換券,關於帶骨頭和不帶骨頭的肉、半生不熟的熏腸,還有保加利亞餅乾。在我看來,保護我國的娃娃們,拯救他們的生命,這應該是一種自我犧牲精神,是女人應盡的職務!

我把一切想像得多麼崇高。有人失血過多,我獻出自己的血。在塔什干轉運站,我已經明白了,我去的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坐在飛機裡哭,淚水怎麼也止不住。那邊和這兒一樣,我本來想逃離此地,逃離我厭惡的地方。轉運站裡,伏特加酒像河一般流淌。「我們夢見了航天站的青草……青草綠油油……」我真像是要飛往太空……在蘇聯,在這裡,每個人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堡壘……可是到了那邊……我們一個房間裡住四個人。當炊事員的那個姑娘,從食堂帶回肉來,把肉塞到床下……

「你擦地板……」她對我說。

「昨天我已經擦過了,今天輪到你了。」

「你替我擦,我給你一百盧布……」

我一聲不吭。

「我給你肉吃。」

我一聲不吭,她提起一桶水就潑在我的床上。

「哈——哈——哈——哈……」大家大笑起來。

另一個姑娘,是個女服務員,她開口閉口就罵娘,同時她又喜歡茨維塔耶娃的詩。下班以後,她坐下來擺紙牌算命:

「有——沒有……有——沒有……」

「什麼『有——沒有』?」

「當然是愛情了,還能是什麼?」

那邊也舉行過婚禮,真正的婚禮。也有過真正的愛情,但不多。去塔什干之前是愛情,從那兒開始就分道揚鑣了,他往東,她往西。

塔尼婭·貝特爾,這傢伙又高又大,喜歡坐著聊天,一聊就聊到深更半夜。她只喝純酒精。

「你怎麼喝這東西?」

「你不用管,伏特加酒沒勁,我喝著不過癮。」

她隨身帶著五六百張電影明星照片,這種照片在商店賣的價錢很高。她神氣十足地說:「為藝術我是不惜花錢的。」

維羅奇卡·哈爾科娃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整天坐在鏡子前,張著嘴,伸著舌頭,她怕傳染腸傷寒。有人告訴她,每天早晨要對著鏡子看一看,一旦得了腸傷寒,舌頭上就會出現牙齒劃的痕跡。

她們不尊重我,他們認為我是個愚蠢的女人,整天拿著微生物試管。我在軍醫院傳染病病房做細菌學醫生,我每句話都離不開腸傷寒、肝炎、副傷寒。傷員不是馬上就能被送到軍醫院的,有的人要過五到十個小時,有的人在山裡,在沙漠裡,要過兩天兩夜才能送進軍醫院,那時候傷口已經化膿,長了細菌,也就是所謂的傷口感染。有的傷員還處在復甦狀態中,可是我發現他已經感染了腸傷寒。

他們死的時候不聲不響,只有一次,我見到一位軍官哭了。他是摩爾達維亞人,外科醫生也是摩爾達維亞人,他來到軍官面前,用摩爾達維亞語問他:「老鄉,哪兒不舒服?哪兒疼?」

那位軍官哭了:「救救我吧,我應當活下去!我有心愛的妻子和心愛的女兒,我應當回去……」

他本來也會默默地死去,但他哭了,因為他聽見了母語。

我不敢進停屍房,送到那裡的屍體——肉和泥土攪拌在一起。那個姑娘的床下也是肉……她們把煎鍋擺在桌子上:「盧巴!盧巴!」這是阿富汗語「前進,前進」的意思。天氣炎熱……汗水滴到煎鍋裡……我只見過傷員,我只和各種細菌打交道……我不會出售細菌……軍人商店裡用兌換券可以買些糖塊,那是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阿富汗,多麼美麗的國家》,那邊唱過這麼一首歌。如果讓我老老實實地承認,我在那邊時什麼都怕……我到那邊時,甚至分不清肩章上的星星,不知道是什麼軍銜。我和任何人談話都稱呼「您」。我已經不記得是誰,在軍醫院的廚房裡給了我兩個生雞蛋。他們知道醫生們都過著半饑半飽的生活,只能吃到土豆泥、凍肉——這些都是為戰爭準備的,像木材,沒有味道也沒有顏色……我匆匆接過那兩個雞蛋,用餐紙包了起來,心想:喏,回家拌上蔥可以美餐一頓了,那天盡想著怎麼吃晚飯了。這時,有人用滑輪車推著一個小伙子從我身邊經過,準備把他送回塔什干。他身上蓋著一條床單,床單下邊是什麼樣的,我看不見,只見一個漂亮的頭顱在枕頭上搖擺。

他睜開眼睛望著我:「我餓。」

當時正是吃午飯的時候,飯盒還沒有送來,可是已經準備把他送上飛機了。他什麼時候能飛到塔什干,什麼時候能吃上飯,不得而知。

「給你。」我把那兩個雞蛋給了他,轉身走了。我沒有問他是否有手,是否有腳。我把雞蛋放在他的枕頭上,我沒有替他剝皮,也沒有餵他。萬一他沒有手怎麼辦?

我坐了兩個小時的車,身邊停著屍體,四具屍體……他們身上穿的是運動衣……

回到家了,我不敢聽音樂,不敢在街上、在無軌汽車裡講話。我恨不得把房間門一關,只留下我和電視機。

乘飛機回蘇聯的前一天,我們軍醫院的院長尤里·葉菲莫維奇·日勃科夫自殺了……

我在阿富汗時,從一位軍官那兒抄了一句話:「如果一個外國人有機會來到阿富汗,又能健康地、沒有傷殘地、肩膀上扛著腦袋離開這裡,那麼他將會受到蒼天的特殊保護。」這是法國人傅立葉的話……

我在街上遇見一個年輕人,他也許是「阿富汗人」?可是我沒有叫他,免得自己顯得可笑。我本來性情溫柔,現在卻發現自己突然變成一個咄咄逼人、殘忍無情的生物了。我們準備讓一些娃娃出院……他們躲藏到軍醫院的頂層閣樓裡、地下室裡……我們到處找他們,把他們拖出來……年輕的姑娘們在轉運站教我應當給誰一瓶伏特加,以便能被分配到好的工作崗位上去……她們教我這樣做,她們才二十來歲,而我——四十五歲。

回國過海關時,他們讓我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脫光,甚至乳罩也不能戴。

「您的職業?」

「細菌學醫生。」

「請出示證件。」

他們接過證件:「把皮箱打開,我們要檢查……」

我把舊大衣、被褥、床單、發卡、叉子都帶回來了……如今,我把從家裡帶去的東西都倒在桌子上……「您這是幹什麼,瘋啦?您大概寫詩吧?」

我在這兒實在忍受不下去了,這兒比那邊更可怕。從蘇聯回到那邊時,誰帶來什麼東西,大家都會圍在一張桌子前,坐下一起享用。我們喝第三杯酒時,大家默默無語。這杯酒用來祭奠那些陣亡的戰友。我們坐在桌前,老鼠竄來竄去,鑽進鞋子裡。凌晨4點鐘聽見嚎叫聲……我第一次聽到這聲音時,騰地跳了起來:「姑娘們,狼!」姑娘們都笑了:「是毛拉在唱經。」很長一段時間,到了凌晨4點鐘我就會醒。

我想繼續工作,我申請去尼加拉瓜,到打仗的地方去。我不甘心過這種生活,我的心不希望如此。在戰場上會更舒服些,在那邊幹什麼事都可以找到理由,不管是好事還是壞事。這不可思議嗎?可是我腦子裡常常出現這種念頭。

——一位細菌學女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