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一把故鄉的土，裝在衣兜裡——在火車上我產生了這麼一種感情……我們中間當然也有膽小鬼。有個小伙子，檢查視力時審批委員會沒有通過，他興高采烈地跳著出來：「真走運！」跟在他後邊的是另一個小伙子，他也沒有通過。這個小伙子差點哭了：「我有什麼臉回自己的部隊呀？那裡為我舉行了兩個星期的歡送會。如果發現我有胃癌還說得過去，結果是牙病。」他穿著褲衩衝到將軍面前：「只因為我牙有毛病就不要我，那麼讓他們把我的那顆牙拔掉就是了！」
在學校裡，我的地理課是五分。我閉上眼睛想像，山巒、猿猴，我們曬太陽，吃香蕉……而實際情況是這樣：我們坐在坦克上，一身軍大衣，一架機槍朝右，一架機槍朝左，後邊的一輛坦克上機槍朝後，所有炮眼都開著，自動步槍從炮眼裡伸向外邊，坦克活像一隻鐵刺蝟。
路上遇見了我們的兩輛裝甲輸送車，小伙子們坐在車上，穿著白色條紋汗衫，戴著巴拿馬帽。他們望著我們，笑得東倒西歪。我看見一個被擊斃的僱傭兵，受到很大震動。那個小伙子鍛煉得像個大力士。
我進了山，不知道應該怎麼踩著石頭走路，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先邁左腳。背著電話機爬十米高的山崖……一聽到爆炸聲就閉上嘴，其實應當張開嘴，否則鼓膜會被震破。他們給我們分發了防毒面具，頭一天，我們就把防毒面具扔了，「杜赫」們沒有化學武器。我們把鋼盔也賣了，它戴在頭上是多餘的負擔，而且像炒勺似的燙人。我有一個問題：從哪兒能再偷一個裝滿子彈的角狀子彈盒。他們發給我們四個，第五個是用第一次領到的軍餉從同志那兒買的，第六個是別人送給我的。作戰時要留下最後一個角狀子彈盒和最後一顆子彈。——這是為自己準備的，必要時對準自己的牙齒來一槍。
我們來到這裡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可是卻用鐵蒺藜把我們給圈了起來：「弟兄們，不能到那兒去，不要進行社會主義宣傳，因為已經為宣傳工作派來了專門人才。」不信任我們，真讓人氣惱。我和一個阿富汗商人說：「你過去的生活方法不對，我們現在教會你，我們來建設社會主義。」
他微微一笑：「革命前我做生意，現在照樣做生意。你回家去吧！這是我們的山。我們自己知道怎麼辦……」
在喀布爾市裡，婦女們向我們的坦克扔木棍、石頭，小孩子們罵娘，不帶口音14：「俄國人，滾回家吧！」
我們在這兒幹什麼？
對方用火箭筒朝我們射擊，我及時端起了機槍，這一次救了我的命。子彈向前胸飛來，打穿了我的一隻手，彈片刺入另一隻手。我還記得，那是一種軟綿綿的、舒服的感覺，一點也不疼……我還聽到有人在我頭上喊了一聲：「射擊！射擊！」我扣扳機，可是機槍不響，我一看，我的一隻手耷拉著，流滿了鮮血。我還以為自己在用手指扣扳機，其實我已經沒有手指了……
我還沒喪失意識，和大家一起從坦克裡爬了出來，有人給我纏上了止血帶。必須往前走，我邁了兩步就昏倒了，我流了大約有1.5升血。
我聽見有人在喊：「我們要被包圍起來了……」
有人說：「必須把他甩掉，否則我們都得完蛋。」
我央求道：「開槍把我打死吧……」
有個小伙子馬上走開了，另一個小伙子拉了一下自動步槍，但他的動作很慢。慢的時候，子彈可能會卡住。子彈果然卡住了，他把自動步槍扔掉了：「我下不了手！給你，自己動手吧……」
我把自動步槍挪到身邊，可是一隻手怎麼也不行。
我很走運，不遠處有個小溝，我躲在溝裡的一塊石頭後邊。「杜什曼」從旁邊走過去，沒有發現我。我心想：一旦被他們發現，就得用什麼東西把自己打死。我摸到一塊大石頭，挪到自己身邊，比畫了一下……
早晨，我們的人發現了我。昨晚逃走的那兩個人，用短呢衣把我抬回去了。我明白了，他們怕我把實情講出來，其實我已經無所謂了。到了軍醫院，有人馬上把我抬上手術台。外科醫生走到跟前：「截肢……」我醒過來，發現缺了一條胳膊……躺在軍醫院裡的人什麼樣的都有，少一條胳膊的，少兩條胳膊的，缺腿的。大家都在偷偷地哭泣，有時借酒澆愁。我開始學習用左手使用鉛筆……
我回家後去看望姥爺，再沒有別的親人了。姥姥哭個沒完，心愛的外孫缺了一條胳膊。姥爺對她喊了一聲：「你不懂黨的政策！」
熟人見了面，便問：「帶回羊皮短衣了嗎？帶回日本錄音機了嗎？什麼也沒帶回來……難道你這也算去了一趟阿富汗？」
我應當帶一支自動步槍回來！
我開始尋找自己的弟兄們。他們到過那邊，我也到過那邊，我們有共同語言，我們相互理解。校長找我談話：「我們錄取了你，你的成績是三分，我們給你發助學金。你不要再去找他們……你們為什麼要在公墓裡聚會？這是鬧事……」
不許我們聚會，怕我們。如果我們組織起來，就會為自己的權利而戰。他們應當分給我們住房，我們要他們援助長眠在墳墓中的小伙子的母親，我們還要求他們樹立墓碑，把墳墓用欄杆圍起來。請告訴我，誰需要這些呢？
有人勸我們：「弟兄們，不要大肆傳播所發生的事和你們所見到的一切，那是國家機密！」
十萬士兵駐紮在另一個國家——那是機密。甚至喀布爾有多麼炎熱的天氣也是機密……
戰爭不會使人變好，只能變壞。反正都是一樣。我永遠不會回到參戰前的那一天了，不會成為戰爭前的那個人了。我見過有人用兌換券，從醫務人員手中購買黃疸病病號的兩杯尿，他喝下去，病了，醫務委員會讓他病退。我見過有人怎樣用槍打掉自己的手指頭，怎樣用雷管、用機槍的閉鎖機讓自己殘廢。我還見過有人怎樣用一架飛機同時把鋅皮包的棺材，還有裝滿皮毛、牛仔褲、女人褲衩，以及中國茶葉的箱子運回國去……見過這些以後，我還怎麼能變好呢？
過去一提到祖國，我的嘴唇就會發抖。如今我什麼也不相信了。為什麼而鬥爭，為什麼鬥爭呢？和誰鬥爭？讓我把這些話講給誰聽呢？讓我們打仗，我們打了。喏，這就行了。也許是為我們的某種事業去打仗？現在各家報紙都說：一切都正確。以後也正確。與此同時，又開始說我們是殺人犯。相信誰呢？我不知道。我現在已經誰也不相信了。報紙？我現在不看報，甚至不訂報。今天這麼寫，明天又那麼寫，哪有真理？我不知道。不過，我有朋友，我相信一個、兩個、三個朋友，他們幹什麼我都信得過。其他人，我誰也不相信。我在這兒已經六年了，我什麼都見過了……
發給我一張殘廢軍人證書——享受優待吧！我走向為參加過戰爭的人準備的專用窗口：「毛孩子，往哪兒擠？你走錯地方了。」
我咬緊牙關，一聲沒吭。我聽到背後有人在說：「我保衛過祖國，可這個小子……」
不認識的人問：「你的胳膊呢？」
「喝醉酒，摔倒在電火車下邊，壓斷了……」
他們相信，還表示惋惜……
不久前，我在作家瓦連京·皮庫裡的長篇小說《我有幸》15中讀到這麼一段話：「現在（指1905年俄日戰爭可恥的結局）很多軍官申請退伍，因為不管他們出現在哪裡，都會遭到鄙視和嘲笑。事情發展到軍官連穿軍服都感到丟臉，所以他們總是盡量穿便服露面。軍人裡甚至連嚴重傷殘的瘸子，都引不起人們的憐憫。如果沒有腿的乞丐說，他的腿是在涅瓦大街和鑄造大街拐角處被電車壓斷的，說他們與在瀋陽和遼陽的戰役毫無關係，那麼施捨給他們的錢還要更多些。」
再過不久，關於我們也會這麼寫了……我覺得，現在我甚至可以考慮換一個祖國，離開此地……
——一位通信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