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結束還真算不錯，以失敗告終，這樣會擦亮我國人民的眼睛……
我無法講述發生的一切，那是一種幻覺。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剩下的事是我親眼所見的。我記得的事，只是整體中的一部分。後來出現的事，是我能夠講述的。為誰而講呢？為了阿廖沙，他死在我懷裡，他肚子裡有八個彈片。我們從山上把他運下來，花了十八個小時。他活了十七個小時，到第十八個小時的時候，他死了。為阿廖沙而回憶，這麼做是從相信人有所需這一觀點出發的。我相信他再也不會疼了，再也不會怕了，再也不會害羞了。既然如此，何必再讓往事翻騰呢？
您想知道我們有什麼理想？您大概把我們看成另一種人了。您應當瞭解，在異國他鄉多麼困難啊，不知為什麼而戰，還能有什麼理想？我們在那邊的時候，大家都是同樣的人，但不是志同道合者。使我們變得相同的，是我們都可以殺人，而且也都殺過人。但僅僅把到過那邊的人和沒到過那邊的人調換一下位置，一點就不難理解了。我們各不相同，但我們處處相同，無論在那邊還是在這裡。
我記得在六年級或七年級時，教俄羅斯文學的女老師把我叫到黑板前：
「誰是你敬愛的英雄人物，是恰巴耶夫9還是保爾·柯察金？」
「是哈克貝利·費恩10。」
「為什麼是哈克貝利·費恩？」
「哈克貝利·費恩……當他考慮是出賣逃亡的黑人吉姆，還是為他下地獄，讓大火把自己燒死時，他對自己說：『管他呢，讓我下地獄去讓火燒吧。』他沒有出賣吉姆。」
下課以後，我的朋友阿廖沙問我：「如果吉姆是白軍，你是紅軍，怎麼辦？」
我們一輩子就是這麼活著的——白軍和紅軍，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反對我們。
在巴格拉莫附近，我們走進一個村子，請村民給點東西吃。按他們的教規，如果一個餓肚子的人來到你家，你不能拒絕給他熱餅吃。婦女們讓我們坐在桌前，給了我們吃的。我們離開後，全村人用石頭和棍棒活活把她們和她們的孩子給砸死了。她們本來知道自己會被打死，但是並沒有把我們趕走，而我們也帶著自己的教規走進她們的家……我們甚至還戴著帽子出入他們的清真寺……
為什麼逼我回憶？這一切都是不便公開的事，我打死的第一個人，我流在細沙裡的血，還有像煙囪一般高的駱駝腦袋，在我失去意識之前，它在我頭上搖晃了一下。當時在那邊我和大家一樣……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拒絕和大家一樣。那是在幼兒園裡，保育員讓我們手拉著手，可我喜歡獨來獨往，年輕的保育員對我不守規矩的行為容忍了一段時間。過了不久，她們中有一位出嫁了，走了，克拉娃阿姨被派來代替她。
「謝廖沙，拉著手。」克拉娃阿姨把另一個小男孩領到我面前。
「我不願意。」
「你為什麼不願意？」
「我喜歡一個人走路。」
「你要像所有聽話的男孩和女孩一樣，手拉手。」
「我不拉。」
那天散完步以後，克拉娃阿姨把我脫了個精光，連褲衩和背心也給扒掉了。然後把我帶到一間空蕩蕩、黑乎乎的房間裡，讓我在那兒待了三個小時。第二天，我和謝廖沙手拉手地散步了，我變得和大家一樣了。
在小學裡由班集體做決定，在學院裡由系集體做決定，在工廠裡由全體職工做決定，處處有人替我做決定，對我的教育是：單槍匹馬，一事無成。
我在某本書裡讀過這麼一句話：「扼殺勇氣。」派我到那邊去時，我心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值得扼殺了。
「志願戰士，向前邁兩步。」
所有人都向前邁了兩步，我也向前邁了兩步。
在申丹德，我見到了兩個精神失常的我國士兵，他們一直在和「杜赫」交談。他們按十年級歷史課本裡的說法，給這些「杜赫」講解什麼是社會主義……
「問題是：偶像是個空殼，祭司坐進去，坐在裡邊教訓百姓。」這是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老爺爺說過的話。
我十一歲時，有一天，一位獲得「特等射手」稱號的大嬸來到學校，她說她打死過七十八個「德國鬼子」。那天我回家以後，說話結結巴巴，夜裡發起高燒。父母認為我患了流行性感冒，這種病容易傳染，我在家裡待了一周，天天看自己喜歡的小說《牛虻》。
為什麼逼我回憶往事？我不肯再穿上打仗前我穿過的牛仔褲、襯衫了，那是我不熟悉的陌生人的衣服，雖然衣服上還留著我身上的氣味，按媽媽的說法。
那個人已經不存在了，那個人不存在了。另一個人，也就是現在的我，只是頂著他的名字而已。請不要寫出他的名字……不過我還是喜歡原來那個人。
「神父，」牛虻向蒙泰尼裡問道，「現在你的上帝得到滿足了吧？」
現在我能向誰拋出這手榴彈一般的問話呢……
——一位普通炮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