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夫長期在德國服役，後來又去了蒙古。我非常想念祖國，我有二十年時間是在境外度過的，我對祖國的愛無法抑制。我給總參謀部打了一個報告，說：「我一輩子都在國外，再也活不下去了。我請求幫我們回家……」
我們已經坐上了火車，可我還不相信，隔一分鐘就問我丈夫一次：「我們是去蘇聯嗎？你不騙我吧？」
到了國內的第一站，我就抓了一把祖國的土，一邊看一邊微笑，這是家鄉的土呀！請您相信我，我甚至吃了一口，還用它擦洗了臉。
尤拉是我的大兒子。我愛他甚於其他所有家人，雖然當母親的承認這一點是不好的。我愛他甚於丈夫，甚於小兒子。他小時候，我睡覺都摸著他的小腳丫。有的媽媽去看電影，把兒子交給別人帶，我簡直不敢想像自己能做出這種事。他三個月大的時候，我就抱著他，帶上幾瓶牛奶，一起去看電影。可以說，我打算一輩子都和他在一起。
我全是按書本上的話，按理想人物的標準在教育他。他讀一年級時，背誦的不是童話故事，不是兒童詩歌，而是整頁的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女老師驚歎不已：「尤拉，你媽媽是幹什麼的？你已經讀了這麼多作品。」
「我媽媽在圖書館工作。」
他知道理想，但不知道人生。我也這樣，多年生活在遠離祖國的地方，以為人生就是由理想組成的。
有這麼一件事。那時我們已經回到了故鄉，住在契爾諾夫茨市，尤拉在軍事學校讀書。有一天半夜兩點鐘，門鈴響了，是他站在門口。
「是你呀，兒子？怎麼這麼晚回來了？為什麼還冒著雨？看你全身都濕透了……」
「媽媽，我回來是要告訴你：我活得太艱難了。你所教的一切，生活中都沒有……你是從哪兒找來的呀？……這還只是開始，以後我該怎麼生活呢？……」
我們倆在廚房裡坐了整整一夜。我能說些什麼呢？不外乎還是那些：生活是美好的，人們是善良的。這都是真理。
他靜靜地聽我講。天一亮，他又返校了。
我不止一次對他說：「尤拉，放棄軍校，到非軍事學校去讀書吧。你的位置在那兒！我能看見你現在是多麼痛苦。」
他對自己的選擇並不滿意，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成為軍人的。他本可以成為一名優秀的歷史學家，一名學者，他生活在《古希臘——何其美好的國度》這樣的書裡。
十年級寒假時，他去了一趟莫斯科。我有個哥哥住在那裡，是位退役中校。
尤拉跟舅舅說：「我想報考大學的哲學系。」
舅舅不贊成：「尤拉，你是誠實的小伙子。我們這個時代，當一名哲學家是不容易的，既要欺騙自己，又得欺騙別人。你要講真話，就可能會嘗到鐵窗的滋味，也許會把你送進瘋人院。」
到了春天，尤拉決定了：「媽媽，您什麼也不要問，我要當軍人。」
我在一個軍事小鎮見過鋅皮棺材。那時老大在讀七年級，老二還很小。我當時盼望著，等他們長大，戰爭也就結束了。難道戰爭會持續那麼久？
「沒想到戰爭和上學時間一般長，也是十年。」有人在尤拉的追悼會上說。
軍校畢業晚會後，兒子當了軍官。可是我不明白，尤拉為什麼要到外地去。我從沒想過，我生活中會有一瞬間和他不在一起。
「能把你派到什麼地方去呢？」
「我申請去阿富汗。」
「尤拉——」
「媽媽，是您把我培養成了這樣的人，現在您休想改造我了。您對我的教育是正確的，我在生活中遇到過那些敗類，他們不是我們的人民，也不能代表我們的祖國。我去阿富汗，是為了向他們證實：人生中有崇高，不是每個人都認為有了滿冰箱的肉食，就是有了幸福。」
申請去阿富汗的並非他一個人，許多男孩都寫了申請報告。他們都是良家子弟，有的父親是集體農莊主席，有的父親是教員……
我能對自己的兒子說什麼呢？說祖國不需要這樣做？他想向那些人證明人生中有崇高——那些人過去認為，將來也認為，他們去阿富汗只是為了撈點兒破爛衣服，撈點兒兌換券，撈幾枚勳章，撈個一官半職……對他們來說，卓婭·科斯莫傑米揚斯卡婭不過是個狂熱分子，不是理想人物，因為正常人是不會那麼做的……
哭訴、哀求，我不知道我都幹了些什麼。我向他承認了我對自己都不敢承認的事，說我失敗了，或者覺醒了，我不知道應當怎麼說。
「小尤拉，生活完全不像我教你的那樣。一旦我知道你到了阿富汗，我就會到廣場上去，到斷頭台上去……我會把汽油倒在自己身上，然後自焚。你在那邊會被打死的，不是為了祖國……你會被打死的，不知道為了什麼……沒有偉大的理想目標，難道祖國能派自己優秀的兒子去送死？這算什麼祖國啊？」
他騙了我，說去蒙古。可我知道他一定會去阿富汗，他是我的兒子。
和他同時，我的小兒子蓋納也參軍了。我對他放心，他成長為另一種人了。他們哥兒倆總是吵個沒完。
尤拉：「蓋納，你看書看得太少了。從來不見你膝蓋上放著一本書，總是在擺弄吉他……」
蓋納：「我不想成為你那種人，我想和大家一樣。」
他們哥兒倆都走了，我搬到他們住的房間裡去。除了他們的書、他們的東西和他們的來信以外，我對一切都喪失了興趣。尤拉來信講到蒙古，可是他把地理位置講得混亂無比，這樣我對他身在何處已不再存疑了。白天夜裡想的儘是自己的經歷，我彷彿把自己切成了碎塊。這種痛苦，用任何一種語言、任何一種音樂也講不清的。是我親自把他送到那邊去的，我親自送的呀！
幾個陌生人走進家裡，看到他們的表情我就知道，他們給我帶來了不幸的消息。
我退到屋裡去，剩下最後一個可怕的希望：「蓋納？」
他們的目光轉向一旁，我當時下決心把一個兒子交給他們，以便拯救另一個。
「蓋納？」
他們中間有個人輕聲說：「不，是尤拉。」
我講不下去了……講不下去了……我已經死了兩年了……我沒有任何病，可我已經死了。我的整個肉體都是死的……我沒有在廣場上自焚……我丈夫沒有把自己的黨證退回去，也沒有把它扔到他們的臉上……我們好像已經是死人了……不過，誰也不知道，連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
——一位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