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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置身於真正的戰場上

塔什干航空港裡悶熱,處處是瓜味,簡直不像航空港而是瓜棚。半夜兩點鐘,我望了一眼水銀柱——三十攝氏度。半野不野的肥貓,據說是阿富汗種,毫不膽怯地往出租車下邊鑽。

年紀輕輕的士兵們(他們還是娃娃呢)拄著枴杖,在一群從療養地歸來的、皮膚曬成醬紫色的人之間,在木箱之間,在水果筐之間一跳一跳地走動。誰也不理會他們,大家習以為常了。他們鋪上一張舊報紙或一本舊雜誌,席地而睡、席地用餐,過了一周又一周,他們就是買不到飛往薩拉托夫、喀山、新西伯利亞、伏羅希洛夫格勒、基輔、明斯克的機票……他們在什麼地方被弄成殘廢的?他們在那邊保衛了什麼?沒人對這些事感興趣。只有一個小孩睜大眼睛盯著他們,還有一個醉醺醺的叫花婆子走到小兵面前,說:

「你過來……讓我可憐可憐你……」

他用枴杖把她轟走了。可她並沒有生氣,還說了兩句只有女人才能說出來的、讓人傷心的話。

我身旁坐著幾位軍官,他們在議論我國生產的假肢如何不好,還在談論傷寒、霍亂、瘧疾和肝炎。他們說,頭幾年沒有水井,沒有廚房,沒有浴室,沒有東西可以刷洗鍋碗瓢盆。還議論誰帶回來了什麼東西,有人帶回來攝影機,有的是「夏普」牌,有的是「索尼」牌。戰爭對某些人來說如同後娘,而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則是親媽。我還記得他們用怎樣的目光觀望那些休假歸來的漂亮婦女,她們身穿袒胸露背的連衣裙……

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寫過軍人武夫,說他們是「世界上最不動腦子的人」。

人雜的地方散發著廁所堵塞的氣味。我們長時間等候飛往喀布爾的飛機,突然出現了很多女人。

下邊是她們談話中的零碎句子:

「我的耳朵開始聽不清了。最初是聽不見鳥兒在高空鳴唱,比如,我一點兒也聽不見鹀雀的叫聲。我把它們的叫聲錄了音,調到最高頻率……這是頭部挫傷的後遺症……」

「你得先開槍,然後再查明情況,被打死的是婦女還是嬰兒……人人都有自己的噩夢……」

「槍聲一響,毛驢就躺下;槍聲停了,它就站起來。」

「我在蘇聯是什麼人?是妓女?這事我們最清楚。哪怕是在合作社裡賺幾個錢呢……可是男人呢?男人又怎樣?個個是酒鬼。」

「將軍說過要盡國際主義義務,要保衛南部國境。他甚至動了感情,說:『給他們帶點水果糖。他們還是娃娃,糖果是最好的禮物。』」

「軍官很年輕。當他得知他的一條腿被截時,便哭了。他長得像個大姑娘,皮膚粉紅白皙。起初我害怕見死人,特別是沒有胳膊沒有腿的死人……後來習慣了……」

「若當了俘虜,他們先砍掉他的四肢,然後又把砍斷四肢的地方用止血帶包紮起來,免得流血過多死了。他們就這樣把人扔下,我們的人把他們找回來時,是一堆一堆的肉。那些人想死,可是硬是被治療。」

「海關看見我的旅行包是空的:『你帶了什麼東西?』『我什麼也沒帶。』『什麼也沒帶?』他們不相信,逼我脫衣服,只剩下一條褲衩。因為人人都帶了兩個皮包。」

「起來,否則就睡過站了……」飛機已到了喀布爾上空。

飛機在下降。

炮聲隆隆。巡邏兵端著自動步槍、穿著防彈背心檢查通行證。

我本來不想再寫戰爭了,可我已置身於真正的戰場上。

觀察他人怎樣顯示勇氣,怎樣去冒險,多多少少有些不道德。昨天我到食堂去吃早飯,路上跟哨兵打了個招呼,半個小時以後,這位哨兵被一塊飛進衛戍區的流彈片打死了。我一整天都在努力回憶這個孩子的相貌……

此地把記者稱為編故事的人,作家也一樣。我們作家小組裡幾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們都急於到最遠的哨所去,想衝鋒陷陣。我問其中的一個人:「為了什麼?」

「我對這事感興趣,我將來可以說:我到過薩蘭格……我要放幾槍……」

我怎麼也擺脫不了一種感覺:戰爭是男性天生的特質。對我來說,這是難以理解的。

摘自他人的講話——

「我靠近開了一槍,眼看著那個人的頭骨飛散開了。我心想:『這是第一個。』戰鬥之後,有些人受傷,有些人被打死,大家都不言語……我在這兒夢見了電車,夢見我乘電車回家……我最喜歡回憶媽媽烤餡餅的場景……家裡充滿揉面的香味……」

「你和一個好小伙交了朋友……後來,你看見他的腸子一串串掛在石頭上……這時,你就開始想要替他報仇了。」

「我們在等待馱運隊,等了兩三天。我們躺在滾熱的沙子上,就地拉屎撒尿。等到第三天晚上,你快急瘋了,你滿肚子仇恨,射出了第一梭子彈……一陣槍擊之後,一切都結束了。這時,我們發現馱運隊載的是香蕉和果子醬……那次吃的甜玩意兒足夠回味一輩子……」

按普希金的看法,一個人若想把自己的真情實感都寫出來(或都講出來),是力所不及的。

坦克上寫著紅色的大字:「為馬爾金報仇雪恨。」

一個年輕的阿富汗女人跪在街道中心號啕大哭,她面前躺著被打死的嬰兒。大概只有受了傷的野獸才能嚎得這麼淒慘。

我乘車經過一個個被摧毀的村莊,村莊活像是翻耕後的田地。不久以前,這兒還是一座座農舍,現在成了一堆堆沒有生命的泥土,它比在打冷槍的黑暗還可怕。

我在軍醫院裡看見,一個俄羅斯姑娘把一個絨布小熊放在阿富汗男孩的床上。他用牙叼著玩具在玩、在微笑,他的兩條胳膊都沒有了。有人把他母親的話譯給我聽:「是你們俄國人開槍打的。」又問:「你有孩子嗎?是男孩還是女孩?」我怎麼也無法弄明白,在她的話裡,更多的是恐懼還是寬恕?

人們在講聖戰者對付我們俘虜的殘酷手段,活像是中世紀時人的所作所為。這個國家的確生活在另一個時代,他們的年代現在是14世紀。

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中,馬克西莫維奇評價一個山民殺死貝拉父親的行為時說:「當然嘍,按他們的觀點,他做得合情合理。」可是按俄國人的觀點,那是獸性行為。作家發現了俄羅斯人民的這一驚人特點:善於站在另一民族的立場上,並用「他們」的觀點觀察、理解事物。

可是現在……

摘自他人的講話——

俘虜了幾個「杜赫」1……我們審訊他們:「軍用倉庫在哪兒?」他們不語。我們用直升機把其中的兩個人吊到半空中:「在哪兒?指給我們看……」他們不語。於是我們把一個人拋向山巖。

他們打死了我的朋友。他們還想笑,還想高興?他已經不存在了……哪兒人多,我就往哪兒開槍……我開槍掃射過阿富汗人的婚禮……新郎和新娘,一對新人正走著……我不憐憫任何人……我的朋友死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的伊萬·卡拉馬佐夫說:「野獸永遠不會像人那麼凶殘,凶殘得那麼巧妙,又那麼藝術。」

是的,我預料到我們不願意聆聽,也不想寫下這些事。但是任何一場戰爭,不管是誰指揮的,是為何而戰的,尤利烏斯·愷撒也好,約瑟夫·斯大林也好,都是人和人的相互殘殺。這是殺人,但我們國內對這事不能深入思考,不知為什麼學校裡不提愛國主義教育,而提軍事愛國主義教育。其實,我何必為「為什麼」而驚訝呢?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軍事社會主義、軍事國家、軍事思維方法。難道我們不想成為另外一種人嗎?……

不能如此考驗一個人,人是經受不住這種考驗的。在醫學上,這叫「活體試驗」,即用活人進行實驗。

今天有人引用了列夫·托爾斯泰的一句話,說「人是川流不息的」。

晚上打開了錄音機,欣賞「阿富汗人」的歌曲。孩子們的嗓音還沒有定型,他們模仿維索茨基2沙啞地叫著:「太陽像顆大炸彈,落在村莊上」,「我不需要榮譽,我們能活下去就算是褒獎」,「我們為什麼要殺人?為什麼要殺我們」,「可愛的俄羅斯呀,你怎麼竟把我出賣了」,「我已經開始忘記人們的相貌」,「阿富汗,你比我們的責任更重大,你是我們的宇宙」,「獨腿漢子像只大鳥,在海濱跳躍」,「死者已不屬於任何人,他臉上已經沒有仇恨」。

夜裡我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的士兵返回蘇聯,我站在送行的人們中間。我走到一個娃娃兵面前,他沒有舌頭,成了啞巴,他被俘過,小兵制服裡邊露出軍醫院的病號衣。我問他話,他一個勁兒地寫自己的名字:萬涅奇卡,萬涅奇卡。他寫的名字,我看得清清楚楚——萬涅奇卡……他長得很像我白天談過話的那個小伙子,他反反覆覆地說:「媽媽在家等著我。」

……

我們乘車最後一次穿過冰雪封凍的喀布爾市區的胡同,在市中心人人熟悉的招貼畫前開過去:「共產主義是光明的未來」,「喀布爾是和平的城市」,「黨和人民團結一致」。這是我國印刷廠印製的招貼畫。我們的列寧站在這裡,舉著一隻手……

在航空港遇見了幾位熟悉的攝影師,他們在拍攝裝運「黑色鬱金香」3的過程。他們講話時不抬眼皮,講如何給死者穿上舊軍服,還有馬褲,有時這類衣服也不夠用,就不穿軍衣,光著身子裝進棺材。舊木板、銹釘子……「冷庫裡運來了新的死者,好像有一股不新鮮的野豬肉味……」

如果我把這些事都寫出來,誰能相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