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自己說，我再也不願意寫戰爭了。
完成《戰爭中沒有女性》一書之後，有很長一段時間，我不敢正視由於普通磕碰從鼻子裡往外流血的孩子。在別墅區，看到捕魚人歡天喜地地從深水中把魚甩到岸邊沙灘上時，我扭頭就跑開，魚那雙靜止不動的凸泡眼睛讓我作嘔。
我們每個人，大概在生理與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儲備力，而我的儲備力已經用盡。我聽見貓被汽車軋死時的慘叫聲就要發瘋，見到被踩死的蚯蚓就迴避。我不止一次想到，鳥類、魚類，如同所有生物一樣，也有形成自己歷史的權利。將來總有一天，有人會把它們的歷史寫出來。
然而，突然的事發生了！如果這事可以稱為「突然」的話。戰爭已經進行到第七個年頭了。
「人世間的悲痛有百種反映。」（莎士比亞《理查三世》）
開車去農村的路上，我們順便捎上了一個上學年齡的小姑娘。她到明斯克採購了食品，一個大提包裡露出幾個雞頭，行李架上塞了一網袋麵包。
進了村子，她的母親出來迎接。她站在籬笆牆旁高聲喊叫。
「媽媽！」小姑娘向她跑過去。
「哎呀，我的好閨女，可來信了。咱們的安德烈在阿富汗……噢——噢！……他們像運回費多里諾夫的伊萬那樣，也會把他運回來的……孩子小，需要的坑也小……可是，我撫養大的不是一個小伙子，是一棵大橡樹啊……有兩米高。他來信說：『媽媽，驕傲吧，我是空降兵……』噢——噢——噢，積德行善的人們喲……」
再講一件去年的事。
一位軍官帶著旅行包坐在汽車站的候車室裡，大廳有一半空著。他身旁是個又瘦又小的男孩子，腦袋剃成士兵的禿瓢，用叉子在盛著干無花果的箱子裡挖來挖去。幾位農村婦女老實巴交地湊到他們身邊，坐了下來，她們問：「到哪裡去？幹什麼去？他是什麼人？」
軍官是護送小兵回家的，小兵精神失常了。
「從喀布爾開始他就亂挖，手裡有什麼東西就用什麼挖，不管是鐵掀、叉子、棍子，還是自來水筆。」那個孩子仰起頭來說：「應當掩蔽起來……我在挖戰壕……我挖得可快啦……我們把戰壕叫陣亡將士公墓……我要為你們大家挖條大戰壕……」
我平生第一次看見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
我周圍的人都在議論什麼呢？都在撰寫什麼呢？他們議論的、撰寫的都是什麼國際主義義務，地理政治，我們的國家利益，南部國境線。
在預制板搭起來的房子裡，在農家茅舍裡，窗台上擺著一盆盆無憂無慮的天竺葵。民間暗地裡流傳著有關陣亡通知書的事，有關鋅皮棺材的事，說赫魯曉夫時代建起來的小房子容納不下那種棺材。不久以前，母親們還撲在釘得嚴嚴實實的鐵箱子上，絕望地呼天搶地；這時她們又在職工面前、在學校裡，號召其他的孩子要「完成對祖國應盡的義務」。
在書報檢察機關所密切注意的關於報道戰爭的文章中，從不提蘇聯士兵的死亡。他們硬要我們相信，「蘇軍有限人員」正在幫助兄弟國家的人民鋪修公路，正往村子裡運送肥料，而蘇聯軍醫們正在為阿富汗的婦女們助產接生，很多人信以為真。回國的士兵們把吉他帶到學校裡去，唱一些本來應該大聲疾呼的事……
我和一個人談了很久，我想從他口中聽到，作出開槍還是不開槍這一選擇時的痛苦心理，可是他走開了。對他來說，這事似乎不是什麼悲劇。什麼是好？什麼是壞？「為了社會主義」殺人就好！軍令已經為這些孩子劃定了道德的規範。
尤·卡裡亞金寫道：「任何一樁歷史事件，都不能按其自我意識進行判斷。可悲的是，這種自我意識與歷史並不相符。」
我在卡夫卡的作品中讀到這麼一句話：「人在自我中永遠地喪失了。」
可是，我再也不願意寫戰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