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裡所有的小孩都拿出鉛筆，按照修女教的方法畫馬。所有的孩子都在畫，只有一個小男孩悠閒地坐在桌子後面，他已經完成了。
「唔，」修女低頭看著他畫的馬說道，「為什麼不再畫些其他東西呢——馬鞍，或者別的什麼？」
幾分鐘後，當她返回來看他究竟畫了些什麼的時候。她的臉刷地一下子紅了，原來馬的身上多了個生殖器，正往草地上撒尿呢。
修女一陣暴怒，舉起雙手，劈頭蓋臉抽打那個小孩。隨後，其他修女也衝了進來，跟著一塊兒揍他，把他摔在地板上。小孩大聲哭泣，修女們置之不理。小孩兒不知自己做錯了什麼，一臉困惑。「可是，可是……我只畫了我看見的東西……只畫了我看見的東西！」
「噢，那些潑婦！」過了這麼多年，31歲的彼得·奧圖爾對那次毒打仍心有餘悸。「那些一無所有、永遠嫁不出去的老娼婦，她們雙手乾癟，毫無一點兒吸引男人的魅力！上帝啊，我恨透了那些修女！」
他喝完了蘇格蘭威士忌後，回過頭去，叫來空中小姐，又要了一杯。他乘坐的航班是一小時前離開倫敦的。他在那裡一直過著背井離鄉的生活，現在他就要飛往自己的出生地愛爾蘭了。機上乘客都是些商人和面頰紅潤的愛爾蘭女人，零零落落的還有幾個牧師。其中一個牧師好像用一副又長又細的鐵鉗夾著香煙，這樣將來拿聖餐的手就不會碰到煙草了。
奧圖爾沒有注意到那個牧師，他正朝送酒的空姐微笑。她是個靚麗而結實的金髮小美人，穿著綠色花呢制服。
「唔，瞧那屁股，」奧圖爾晃著頭，讚許地抬起眼睛輕輕地說，「那個屁股遮著一層卡奈摩拉產的花呢，我就在那裡出生……愛爾蘭有著世界上最漂亮的屁股。愛爾蘭女人依然用頭頂著瓦罐運水，把丈夫從酒館領回家，這類運動對保持體型最好。」
奧圖爾細啜著威士忌，眼睛望著窗外。飛機正在下降，透過雲層可以看見那柔軟青翠的田野、白色農舍和都柏林城外平緩的小山。此時的奧圖爾像其他返回故鄉的愛爾蘭人一樣，既悲傷，又興奮。當再次看到迫使他們離開故鄉的一切時，他們感到有些傷感；雖然知道在貧窮和讓人室息的羈絆中無法實現他們的夢想，但也對自己就此離去而有些負疚。然而，他們每次返回故鄉都感到幸福不已，因為愛爾蘭的美麗似乎和孩提時代並無二致，而且每一次返回故鄉家園都好像是在和青春重聚。
即便彼得·奧圖爾選擇了漂泊不定的生活，他也總是時不時地離開倫敦，回到愛爾蘭，他去喝酒，去都柏林郊外的彭赤斯敦的賽馬場賭馬，或獨自一人沉思默想。而最近很少有自己的時間去思考；因為他同《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 of Arabia）劇組在沙漠中度過了兩年不堪忍受的時光之後，又在倫敦舞台上主演貝托爾特·布萊希特的《太陽神》（Baal），接著又和理查德·伯頓[1]合演《雄霸天下》（Becket），然後他還要在《吉姆老爺》（Lord Jim）中出任主角。此外，還有其他的影片要拍。
鈔票像潮水般湧進，這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他剛在倫敦購置了一幢有19個房間的住宅，最終可以買得起傑克·巴特勒·葉芝的畫了。然而，和過去做戲劇專業學生時忍饑挨餓、寄宿篷船一樣，奧圖爾並未感到有多滿意、多安穩——那時他住在一艘駁船上，有一天晚上，由於很多人來參加聚會，駁船竟沉了下去。
現實生活中的奧圖爾仍然瘋瘋癲癲，自我摧殘，精神病專家也對他無能為力。他知道，在內心深處，靈魂底層，一直醞釀著騷亂和矛盾；或許因此才成就了他的天才，包括他的反叛精神，他的背井離鄉和他的負罪心理。這一切都脫離不了愛爾蘭和教會的影響。他曾搗毀了那麼多部車，最後被吊銷了駕照；他參加反對使用原子彈的遊行；他沉迷於《阿拉伯的勞倫斯》；他抗議過警察和帶刺鐵絲網，還反對女孩剔除腋毛；他信奉唯美主義，可他也賭過馬，做過聖壇侍者；他還是一個買同樣一本書（「我的生命中到處是《白鯨》的各種版本」）、讀書中同一條訓誡（「如果我們順從上帝，我們就得背叛自己」）的夜間在街上徘徊的酒鬼；他溫柔、慷慨、敏感、多疑（「你可是在和一個愛爾蘭賭馬人的兒子講話，你可不能騙我！」），對妻子忠貞不貳，對朋友忠心耿耿，對3歲女兒的視力尤為擔心，她戴著厚厚的鏡片（「爹地，爹地！我弄碎了眼鏡！」「別哭，凱特，別哭——再給你買副新的」）。當然，他富有戲劇天賦，無論是演啞劇還是《哈姆雷特》，都同樣感人；他的脾氣一觸即發（「我為什麼要告訴你實話？你是誰？伯蘭特·羅素？」），但轉瞬即逝（「瞧，我要是知道為什麼，就告訴你了，可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彼得·奧圖爾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矛盾。此時，飛機就要降落在愛爾蘭了……31年前，他是在那裡呱呱墜地的……馬上他就要在那裡一醉方休。
飛機顛簸了兩下，安全地在水泥跑道上疾馳滑行，然後轉向，朝都柏林機場候機樓慢慢駛去。機門打開，一群攝影記者和新聞記者走過來，並架起了閃光燈。彼得·奧圖爾走下旋梯，在陽光下微笑著揮手。記者們行動起來，衝上前去。彼得又瘦又高，有6.3英尺，穿著件綠色的燈心絨夾克，繫著條綠色領帶，腳穿綠色襪子（即使穿燕尾服時，他也只穿綠襪子）。他擺好姿勢讓記者拍照，接受廣播採訪，還請每人喝了杯酒。他笑著，對每個人都示好；他魅力四射，態度溫和；他在公眾面前從容不迫，應付自如。
然後，他上了一輛豪華轎車，向城裡駛去。很快，汽車行駛在狹窄蜿蜓的小路上。路上他見到了農舍、山羊和母牛。青青的田地延伸數里，消失在遠方。
一路上，奧圖爾激動不已。「多麼可愛的土地！」奧圖爾說道，又歎了口氣，「上帝呀，你可以熱愛它！但你卻不能住在這兒。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的父親，一直住在英格蘭，再也沒有機會踏上愛爾蘭的土地。但只要你說一句愛爾蘭的壞話，他就會勃然大怒……
「唔，愛爾蘭，」奧圖爾繼續說，「在這裡總是母豬吃掉了自己的小豬呀！說出一個曾在這兒出生的愛爾蘭藝術家，說出一位就行！上帝啊！傑克·葉芝在這個國家一幅畫也賣不出去，所有的天賦……噢，夥計……你知道愛爾蘭出口最多的是什麼嗎？是人。……蕭伯納、喬伊斯、約翰·辛格，他們都在這兒待不下去。奧凱西[2]在這兒待不下去。為什麼呢？因為他宣揚享樂主義，夥計，那就是為什麼……唔，憑著上帝的名義，愛爾蘭人深知絕望是什麼滋味，對於這一點，他們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義的追隨者。但是，在這個國度裡，人們卻照樣尋歡作樂……噢，敬愛的神父，」奧圖爾拍著胸脯，接著說，「寬恕我吧，神父，因為我干了拉弗提夫人……」
「愛爾蘭，」奧圖爾重複道，「你可以熱愛它……但不可能住在這兒。」
現在他住在利菲河旁的一家旅館，這條河與喬伊斯在《尤利西斯》裡描述的那座塔毗鄰。此時，他顯得安靜又憂鬱，與從機場回來的路上判若兩人。
「凱爾特民族是徹頭徹尾的悲觀主義者。」彼得·奧圖爾細細品味著蘇格蘭威士忌，說道。接著，他又補充道，他的部分悲觀主義思想源於他的出生地康內馬拉，「愛爾蘭最荒涼的地區」。「愛爾蘭是一個充滿饑荒的國家，一個沒有地平線的國度」——傑克·葉芝在畫愛爾蘭人時把愛爾蘭表現得淋漓盡致，那些畫像讓彼得想起他75歲的父親帕特裡克·奧圖爾，他曾是一名賽馬賭注登記員。他在許多方面像彼得：身材修長，行為冒失；經常酗酒，毆打警察；賭馬場上運氣平平。康內馬拉的鄰居們過去常常為帕特裡克的妻子康斯坦絲（「聖人」）歎息，「唔，如果帕提沒了康妮可怎麼辦呢？」
「當父親帶著好運氣從賽馬場回到家，」彼得斜靠在圍欄上說道，「他會使房間四壁生輝，如同仙境一般。但當他賭輸時，房間也就如墜地獄，一切變得暗淡無光。我們家，不是守靈夜就是新婚之夜。」
後來，當長成少年時，彼得隨家人離開了愛爾蘭；他的父親想和北英格蘭的工業區眾多的賽馬場離得更近些，就舉家搬到利茲。那裡是個推倒一間屋子，立馬又蓋上兩間的貧民區。
「對於利茲，孩童時最初的記憶就是迷路，」彼得又端起另一杯酒說道，「我記得在那個城市裡閒逛……記得看見一個男人將電話亭粉刷成綠色……還記得他走了，沒拿走顏料桶和工具……記得我替他粉刷完了亭子……記得我被帶到警署……還記得抬起頭看桌子，一概是白色瓷磚，像修女的手一樣白，然後我看見了一個討厭的大塊頭正在俯視著我……」
13歲時，彼得休了學，在一家貨棧裡幹了一段時間，學會了不用剪刀就能弄斷繩子，這個手藝他一直沒丟。之後，他成了《約克郡晚間新聞》報社的送稿生和攝影助理，他一直很喜歡這份工作，直到他發現，新聞人幹的大多是記錄名人事跡的事情，很少有人揚名後世或唱主角。他說他很想自己也能成名。18歲時，他在筆記本裡記下這幾句話，那便成了他的人生信條。如今，在都柏林的酒吧裡，他歪著身子坐在高腳凳上，開始大聲背誦：
我不會選擇做一個普通人……與眾不同是我的權利——如果我可以的話……我尋求機遇，而非安穩……我想去冒險，去做夢，去創造，去失敗，去成功……決不出賣進取心而換取施捨……我寧願選擇挑戰性的生活，而不願苟且偷生；寧願選擇追求成功時的喜悅，不願苟活在烏托邦式的枯燥平靜中……[3]
他背誦完，那邊有兩個醉漢拍起手來，奧圖爾給他們和自己又各買了一杯酒。
他的演員生涯是在參觀海軍和在皇家戲劇藝術學院學習一年後開始的。他出演的第一個角色是契訶夫劇本中的一個格魯吉亞農民，和布里斯托爾老維克劇院的同伴們一起演出。
「劇本要求我在舞台上負重前行，台詞是『奧斯特羅夫博士，馬已經來了。』然後走開。」奧圖爾說道，「但我沒按這個來。我心中這個格魯吉亞農民的原型其實是斯大林！所以我演得讓他稍微有一點瘸腿，像斯大林那樣，我還把妝容弄得也跟他一樣……我心中懷著對貴族的怨恨慢慢走上台，觀眾們忽然一陣肅靜。我盯著奧斯特羅夫博士，對他說道：『賽馬博士們，奧斯特羅夫來了！』」
在接下來的三年裡，他在布里斯托爾市老維克劇團飾演了73個角色，包括哈姆萊特。但是，直到他在《阿拉伯的勞倫斯》中出演角色時，人們才知道他的名字。奧圖爾說到這裡，神情開始有些激動。
「勞倫斯！」奧圖爾大口地喝著威士忌，語氣尖刻地說，「我被那個傢伙迷住了，真是糟糕。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應該能跳進一個糞桶，然後他帶著滿身紫羅蘭香味出來。然而拍那部戲花了兩年零三個月，兩年零三個月呀！除了勞倫斯外，誰都不去想，你就變成了他，日復一日，日復一日。對於我個人而言它變成了壞事，它後來毀掉了我的表演。
「就像你知道的那樣，演完勞倫斯，我又演了《太陽神》。在我們穿服裝排演之後，一個很要好的朋友回來對我說：『你怎麼了，彼得，出了什麼事？』我問他到底想說什麼，他答道：『你沒有投入？』……救世主啊，他的話激起我陣陣恐懼。唔，演出很糟！我看著地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我渾身發軟，像散了架似的……後來，我對自己說：『你有麻煩了，夥計。』我可惡的腳趾都感覺到了這一點。拍完那部片子，我的精神整個垮掉了。
「在英國廣播公司的哈麗·克雷格的節目中，那個女人刨根問底，沒完沒了！我說，我害怕拍完了《勞倫斯》自己就會徹底垮掉。那部電影拍了那麼長時間，兩年零三個月，我擔著演出的全部責任，卻沒有半點控制權……主啊！電影中有個特寫鏡頭，是我27歲時拍的；八秒鐘後，又是一個特寫鏡頭，是我29歲時拍的！為了該死的八秒鐘，我兩年的生命一去不復返了！
「唔，看見那一切都在銀幕上被定格，被保存下來，真是一種痛苦。」他直直地盯著前面一排酒瓶子說道，「一旦一件東西被定格，它就不再有生命了。那就是為什麼我喜歡戲劇的原因。它是片刻的藝術。我喜愛瞬間，憎恨永遠。表演就是要把話語變成有血有肉的東西，我偏愛古典派的表演，因為……你需要有歌劇演唱家的那種音域……芭蕾舞演員的那種動作功底……你還得會表演……就像是你把自己的身體變成一種樂器，自己在上面彈奏一樣……這不只是你可以在電影中見到的行為主義……老天爺呀，到底什麼是電影？就是他媽的移動的照片，僅此而已。但是，戲劇啊！有著一種我熱愛的非永久性。某種意義上，它是對生命的反思。它好像……好像……是在用雪來雕一座塑像……」
彼得看了看表。然後，付錢給酒吧侍者，沖牆角那兩個醉鬼揮手告別。現在是下午1點15分——他該去賽馬場了。
司機是個胖子，講話不多，這段時間一直在旅館前廳裡打盹兒，聽見奧圖爾哼著歌兒從酒吧裡踱出，他醒了；當奧圖爾輕鞠一躬，興致勃勃地宣佈：「去賽馬場，我的老夥計。」他迅速地跳了起來。
在去彭赤斯敦賽馬場的路上，奧圖爾神采飛揚，沒有一絲醉意。他回想起了孩童時父親帶他去賽馬場的快樂時光。奧圖爾說，父親有時在賭注登記站錯算了賭注，或者在他自己賭時輸得沒有錢付給他的主顧時，比賽一結束，趁顧客還沒來得及到他的登記站要錢時就會抓起彼得的手說：「過來，兒子，咱們快走！」他們穿過灌木叢，很快從賽馬場消失，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敢再回來了。
當司機驅車趕到俱樂部時，彭赤斯敦賽馬場的看台上已經擠滿了人，他們都排著長隊等著買票，他們衣冠楚楚，身著花呢套裝，頭戴花呢禮帽或插著羽毛的寬邊女帽。這些人身後是一塊圍起來的草地，馬在柔軟青翠的草地上撒著歡兒，鼻孔一張一息地喘著氣，繞著圈兒或拐著彎兒轉悠。圍場後面一片嘈雜，一排排賭注登記員站在油漆得鮮亮的看台後面，使勁地叫賣著賭注票。他們都是些戴著帽子上了年紀的老人，在微風中揮舞著手中的賭注小紙片。
彼得·奧圖爾默默地看了他們一會。突然一個女人的聲音響起：「彼——達，彼——達，彼——達奧圖爾，唔，你好嗎？」
奧圖爾認出這位女士是他在都柏林的一個熟人。她40歲左右，身體健美，丈夫擁有許多賽馬，並在吉尼斯養有許多種馬。
奧圖爾微笑著，拉著她的手待了一會兒。她說：「唔，彼——達，你每天看起來都精神煥發，甚至比你騎在漂亮的阿拉伯駱駝上還要帥。俱樂部後面有我們的房車，來吧，親愛的和我們喝杯酒，好不好？」
奧圖爾說他很願意，但他想先下一注。
他在一局比賽中給一匹馬下了五鎊的注，就在這匹馬快躍過最後一個障礙時，賽手被甩出去了。接下的五局，奧圖爾也輸掉了。這時他的酒勁兒也開始上來了。賽間休息時，他就去了健力士啤酒屋車。這是一輛很大的白色房車，裡面都是有錢人，還有香檳和優雅的愛爾蘭女士。她們走到他身旁，親切地喊他「彼——達」，並告訴他應該經常回愛爾蘭。他衝她們微笑著，用他的長胳膊摟抱著她們，有時甚至把整個身體都靠在她們身上。
最後一場比賽前，奧圖爾緩步走出。外面陽光燦爛，空氣清新。他又在一匹他一無所知的馬上押了十鎊；然後他並沒有回到健力士啤酒屋裡，而是斜靠在跑道附近的欄杆上，用佈滿血絲的藍眼睛凝視著大門後面的一排馬匹。鈴聲響了，奧圖爾押的那匹栗色的騸馬搶在前面。在拐彎處急速轉彎時，它踢起的一塊塊草皮濺在空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當它縱身躍過障礙物，並以兩個馬身的距離領先時，彼得開始清醒了。數秒後，這匹馬衝過終點線，飛馳而過。奧圖爾在空中揮著拳頭，歡呼雀躍著。賽馬跑過終點後，騎手靠在鞍背上，一副勝利者的姿態。
「彼——達，彼——達，你贏了！」從房車那兒傳來歡呼聲。
「彼——達，親愛的，來喝一杯！」
但彼得沒有興趣喝酒了。他趁登記員沒走之前，趕緊衝到售票窗口。奧圖爾拿到了錢。
賽後的傍晚，空氣驟然變冷，於是奧圖爾決定不去參加都柏林的各種聚會。他讓司機開車把他帶到都柏林郊外的格蘭戴洛。這是一個美麗、僻靜、人跡罕至的地方，夾在兩座小山之間，背靠一座小湖。奧圖爾祖先的墓地距此不遠，當他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常來這裡散步。
下午5點30分，大型轎車緩慢地行駛在小山腳下的土路上，不一會兒，車停了下來。由於前面沒有路了，奧圖爾只好從車裡出來，他把綠色燈心絨夾克的領子立起來，朝山上走去。他有點兒不舒服，因為喝了太多的酒，頭有些眩暈。
「噢，上帝呀，多漂亮的色彩！」他喊道，聲音在山谷裡迴響，「看一眼這些樹吧！這些小樹，它們會移動。老天知道，以前它們不在那兒栽著啊——它們那麼華麗，像梳理過的頭髮；還有湖水，那裡沒有魚，沒有鳥叫。鳥兒不歌唱是因為沒有魚兒聆聽……」
接著，他一下子躺在山坡上，猛然扭過頭，舉起手說：「看見了嗎？看見右手了嗎？」他把右手晃來晃去，說道，「看這些傷疤，夥計。」他的右手上有三四十個小傷疤，關節處也有，小手指已經畸形。
「我不知道這重不重要，夥計，但……但我是個左撇子，可卻被迫使用右手……唔，當我用左手時，那些修女就敲打我的手指關節，也許因為這個緣故我才那麼憎恨學校。」
他說，這一生他的右手就是個凶險的武器，他用它搗碎玻璃，擊碎水泥，擊傷他人。
「但看我的左手，」他高高舉起左手，「沒有一處傷疤，手指修長，像百合一樣光滑……」
他停頓了一下說：「你知道，我絕對可以反著寫字，像從鏡子裡看到的那樣……你瞧……」
他抽出他的飛機票，拿出圓珠筆寫下自己的名字。
他笑了，隨後站起身來，撣掉夾克和褲子上的土，蹣跚地走下山。他的身後留下神秘而寂靜的湖泊，奔跑著的樹林，以及形容枯槁的白人修女隱居的那個小島。
[1] 理查德·伯頓（Richard Burton, 1925—1984），英國男演員，曾是好萊塢身價最高的演員，七次入圍奧斯卡最佳男主角獎、一次入圍奧斯卡最佳男配角獎，卻從未獲獎。主要作品有《柏林諜影》《馴悍記》等。
[2] 肖恩·奧凱西（Sean O』Casey, 1880—1964），愛爾蘭劇作家、傳記作家，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代表作有《朱諾和孔雀》《犁與星》《給我紅玫瑰》《主教的篝火》等。
[3] 本段引文出自美國政治家迪安·阿爾芬奇（Dean Alfange, 1897—1989），並發表於美國《本周雜誌》（This Week Magazine）和《讀者文摘》（The Reader』s Digest）上。後被美國《企業家》（The Entrepreneur）雜誌作為發刊詞，激勵了許多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