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之一，姚文元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在十名主犯之中，惟獨姚文元不忘在胸前別了一支自來水筆——他依然保持著「筆桿子」的形象。
對於姚文元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姚文元概況
1980年11月20日「四人幫」宣讀起訴書。1980年11月24日姚文元「長沙告狀」。姚文元污蔑鄧小平是天安門「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總後台」。1980年12月8日姚文元進行反革命宣傳；誣陷中共上海市委和陳丕顯、曹荻秋；支持濟南「五·七」武鬥事件。1980年12月10日姚文元指使魯瑛派記者搜集誣陷黨政軍領導幹部的材料；誣陷南京人民群眾，指使魯瑛派人到天安門廣場搜集革命群眾的言行，誣陷群眾是「反革命」。1980年12月19日姚文元法庭辯論。1981年1月25日「四人幫」法庭宣判。嚴肅的法庭，偶然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
法官審問姚文元：「1974年10月18日，王洪文到長沙，向正在那裡養病的毛主席誣告鄧小平同志。在王洪文離開北京前一天晚上，你和江青、張春橋一起，跟王洪文商量怎樣誣告鄧小平。姚文元你交代，當時說過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思索了一下，答道：「我說過攻擊鄧小平同志的話，我現在認識到這些話是錯了。」這位「輿論總管」出於職業習慣，很注意咬文嚼字，特意把「誣陷」換成了「攻擊」：「誣陷」，乃捏造罪狀陷害人，自然要比「攻擊」嚴重得多。
法官又問：「姚文元，你具體交待講了哪些誣陷鄧小平同志的話？」
姚文元欲言又止，抬起頭來問法官：「我現在可以把這些話說出來嗎？」
看著姚文元這番「秀才」本色表演，旁聽席上差一點爆發出笑聲。
他，終於罪有應得，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他，45歲入獄；1996年他刑滿時，65歲。
他的妻子金英仍住在上海。徵得有關部門的同意，我訪問了金英。
姚家不再住在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宿舍裡了。在上海東南方一條稍微偏僻的街道，我按地址找到一幢普普通通的居民樓。姚家住在二樓的一間。夏日的中午，2時半，我敲響了房門。姚文元的三女兒給我開門。她是個中學生，正準備去上學。聽說我要訪問她的母親，便帶我走過小小的灶間，步入臥室。灶間裡放著一大碗燒熟的梭子蟹。
聽見敲門聲之後，金英剛從午睡中醒來，臉頰上有著枕席的深深的痕印。
她與二女兒、三女兒住在一起。大女兒已經出嫁了。
她，一頭短髮，臉色白皙，右眉尖有一顆痣，穿一件短袖細咖啡條子上衣。
她家共兩間屋。書櫥裡堆滿書，床上鋪著竹蓆，傢俱很簡單。我和金英坐在小方桌旁談著，桌上正放著一份當天的上海《文匯報》。
她不斷地唉聲歎氣，幾度想哭。她的手，不斷地摸著方桌玻璃台板的邊緣。
她早已不在原單位工作，已經調到一個很不起眼的工作單位，只是掛名而已，從未上班。她長期請病假在家。
她很少外出。在姚文元宣判之後，她獲准前往北京秦城監獄探監，見到了姚文元。
姚文元的母親周修文也健在。1986年，周修文向有關部門提出，她能否繼承姚蓬子的遺產？
姚文元被押上法庭（孟昭瑞 攝）
姚文元在法庭上（孟昭瑞 攝）
姚蓬子原本在上海陝西南路的中國人民銀行裡，存了一筆錢。「文革」前，姚蓬子作為上海師院代課教師，每月有100元工資。「文革」開始之後，「停課鬧革命」，姚蓬子也就無課可教，代課工資沒有了，靠這筆存款維持生活。1968年6月，當周修文到銀行取款時，營業員風聞姚蓬子是叛徒，見到周修文所持戶口冊上姚蓬子的身份乃上海師院代課教師，即打電話給上海師院革委會。師院答覆說，姚蓬子確係叛徒。按照「文革」中的「規定」，凡「牛鬼蛇神」的存款一律凍結。叛徒當在「牛鬼蛇神」之列，姚蓬子的存款被凍結了。
姚蓬子急了，讓妻子到上海師院交涉。師院總算開了證明，准許姚蓬子每月領取30元存款。
30元怎夠一家子的生活開銷？何況，姚蓬子正生病。這事情鬧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專家辦公室。市裡倒好說話，因為姚文元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第一副主任。看在姚文元的面上，市裡下達了姚蓬子存款解凍的指示，於是姚蓬子一家總算有了生活來源。
姚蓬子死後，這筆存款便供周修文維持生活。
周修文提出要繼承的姚蓬子遺產，則是另一筆款子：姚蓬子的作家書屋在接受資本主義改造之後，姚蓬子作為資本家，每年領取定息。但是，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至1966年9月，他沒有領取。在去世前，姚蓬子曾對家人說過，這筆定息上交國家。
姚蓬子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並未辦理過正式上交手續。根據現行政策，原工商業者本人死亡，倘若家屬要求領取定息，可予發還。於是，周修文提出了繼承遺產的要求。
根據繼承法規，除周修文及女兒姚文華之外，姚文元也是姚蓬子遺產的法定繼承人。
在秦城監獄，姚文元談了關於姚蓬子遺產的三點意見：
一、在「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父親上交定息是對的。現在母親和妹妹對父親的遺產提出繼承要求，請依照繼承法給予滿足；
二、我個人對父親遺產沒有想過繼承問題。對於母親，我長期未盡贍養義務；
三、我接受父親遺產中屬於我的部分。在我服刑期間，我應繼承的份額由妻子代管，作為家屬去探望的費用、妻子治病和子女學習的費用。
上海的司法部門按照繼承法，把姚蓬子遺產交由周修文及其子女姚文元、姚文華繼承。這，原本是身處囹圄的姚文元，連做夢也想不到的。
姚文元在獄中的時候——1985年，雖然他的父親姚蓬子已經在1969年因癌症去世，但是他在上海林村的房子的產權，曾經打過一場官司。那裡原是哈同花園，哈同是英籍猶太人，當年是上海赫赫有名的房地產商。解放前，姚蓬子以及李斯棣向哈同公司租賃土地，建造房屋。按照與哈同公司簽訂的合同，到1954年12月31日，房子應歸哈同公司所有。姚蓬子、李斯棣等認為原合同不合理。經上海市人民法院判決，認為原合同「不符合當時處理外僑不動產政策，應認為無效」。但是所建房屋，應歸國家所有。因此姚蓬子、李斯棣等必須向國家繳納房租。
李斯棣等人借「文革」之機拒付租金，進而在1981年提出房屋產權應當歸屬他們。
為此，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於1985年7月26日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83）滬高民字第49號《關於李斯棣等人為房屋產權申訴請予批復的報告》。最高人民法院於1986年4月3日作出批復：
經研究認為：上海市人民法院1950年度民字28205號判決，雖然認定雙方訂立租地建房期滿移轉房屋無效，但並未將該地建房判歸姚、李等人所有。1958年上海市房地局根據國家有關政策規定和該房產的實際情況，宣佈歸國家所有。這是在28205號判決後，根據國家不准許外國人在中國境內有土地所有權的政策決定的，與28205號判決的內容並不牴觸。因此，李斯棣等人以28205號判決主張產權的申訴無理，應通知駁回。
這樣，李斯棣、姚蓬子等提出的房屋產權應當歸屬他們的要求以敗訴告終。
姚文元在監獄裡，每天都仔仔細細看報紙，從頭版看到副刊，只是再也用不著拿起鉛筆寫「批示」了。他也愛看電視，尤其是每晚的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他是必看的。據告知，他在獄中完成了論文《論自然科學與哲學》。
姚文元曾「評」過這，「評」過那。如今，如果要評一下姚文元，最妥切的，莫過於他自己在評論中寫過的一句話：「野心會隨得志的程度而膨脹，正同資產階級的貪慾會隨著資本積累的增長而發展一樣，永不會有止境……」(18)
姚文元的結局，如同他在1976年2月11日中所寫的「精闢之言」：「我手無寸鐵，就一支筆，且是鉛筆，『打倒』除殺頭坐牢之外，就是把我這支筆剝奪掉。」
時光如逝水。轉眼之間，到了1996年10月6日。這是逮捕「四人幫」20週年的紀念日。
已經沉默多年的姚文元，一下子就成了海外傳媒所關注的新聞人物——因為姚文元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正好這天刑滿。
由於我寫過《姚文元傳》，於是，許多記者便打電話向我詢問有關情況。
先是在5日傍晚，香港《明報》記者徐景輝打來長途電話，採訪了一個多小時。他詳細詢問了姚文元的經歷。我逐一作了答覆。
《明報》在6日報道了我的談話。
接著，6日傍晚，日本《讀賣新聞》記者中津先生從北京打來電話，也是關於姚文元，問了一些類似的問題。
7日下午3時許，接到法國新聞社駐上海記者劉秀英小姐的電話，很急，要求馬上趕到我家採訪姚文元情況。
她留著長長的披髮，小個子，講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話。我的談話，她用英文作記錄。我拿出《姚文元傳》給她看，她說她看不懂中文。
翌日——10月8日早上，她又來，作一次補充採訪。
陳伯達最後的照片（葉永烈攝於陳伯達去世前七天）
記者們的採訪，主要是詢問姚文元的生平、經歷，也問及他的近況。我只能盡我所知，作了答覆。
問：「姚文元在10月6日會獲釋嗎？」
答：「理所當然。」
又問：「會回上海嗎？」
答：「有可能。」
還問：「他會完全自由嗎？」
答：「我只能以我所瞭解的陳伯達獲釋的情況，告訴你：陳伯達刑滿的當天，由公安部一位副部長主持，舉行了一個小小的獲釋儀式。當時，陳伯達住院，儀式就在醫院裡舉行。副部長講了話，陳伯達也講了話，還有接收單位負責人講了話。所謂接收單位，也就是陳伯達出獄後分配工作的單位——此後由那個單位發給工資。這儀式不公開報道，但是有人攝影，有人攝像、錄音。陳伯達獲釋後，在家安度晚年。不過，他畢竟是曾任要職，曾是中共第四號人物，所以他家的『鄰居』便是一位公安人員，以保證他的安全。沒有得到允許，不許外人接觸他。我得到允許，在陳伯達晚年，多次採訪了他。我想，姚文元這次獲釋，大體上會跟陳伯達差不多。」
再問：「你如何評價姚文元獲釋？」
我答：「姚文元是『四人幫』之中，唯一一個活著走出監獄的人。王洪文、江青已經先後死於獄中。張春橋雖然仍活著，但是他不可能像姚文元那樣獲釋。張春橋最初判的是死刑，改判緩期二年執行。兩年後又改判為無期徒刑。既然是無期徒刑，那也就沒有刑滿之日。姚文元本是『秀才』，他在獄中仍堅持寫日記。他出獄後，會寫作回憶錄。儘管他仍處於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狀態，在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不能出版，但是他會堅持寫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