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張春橋的審判，大致如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審判張春橋概況
日期被告人庭審主要內容1980年11月20日四人幫」宣讀起訴書。1980年11月27日張春橋「長沙告狀」；誣陷朱德、陳毅；提出「改朝換代」；指使、煽動「打倒劉少奇」。1980年12月4日張春橋指揮「游雪濤小組」從事特務活動；製造上海康平路事件；支持濟南「五·七」武鬥事件。1980年12月13日張春橋張春橋 組織第二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1981年1月25日「四人幫」法庭宣判。在被告席上，江青依然「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
王洪文倒是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
姚文元胸前依然別著一支鋼筆，金魚眼睛仍朝著天花板，一般尚能認罪，但往往要咬文嚼字，掂斤播兩。
唯有張春橋鬍子拉碴，雙唇緊閉，從頭至尾一言不發，以沉默相抗。他鬆弛了的眼瞼低垂，一雙眼睛更顯得成了三角形。
張春橋在審判中實行「三不主義」：面對提問，不答；送達文件，不看；要他簽字，不簽！
王芳是張春橋預審組組長，他回憶說：
對張春橋的提審，我們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於6月2日開始。這天上午9時，我、黃榮波、王汝良和擔任記錄的陳若林、周詩裳等在預審室坐定後，即由警衛把張春橋帶入。我讓他面對面坐下，我首先向他宣佈中央決定，講明他的案件由公安部依法受理；同時向他原文宣讀《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二、三十四、三十五條和第六十四條，特別強調《刑事訴訟法》中，被告人「可以陳述有罪的情節或作無罪的辯解」，「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
1980年11月10日，司法人員向張春橋宣讀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副本。（新華社記者齊鐵硯 攝）
我向他宣讀後，問他聽清楚了沒有？
這時張春橋有氣無力地說：「我不是反革命。」
停了一下，張春橋又說：「你講的我都不接受，我沒有違反你這個法。」
此後，張春橋便不說話，不回答我們提出的問題。期間，我反覆闡明政策和法律，也駁斥他所謂「不是反革命」的言論，他也一聲不響。這次預審僵持了一個小時，在宣佈將他帶下去前，要他在預審筆錄上簽字，他說「不簽」。
張春橋在預審中可能不開口、不交代問題、不簽字等，我們是有準備的。因為張春橋從隔離審查那天起，就不說話，但他曾表示「不到說話的時候」。
1977年3月1日，張春橋寫給中央的信中曾申明：「未經我簽字的材料，我不能承認對處理我被審查的案件有效性。」
1978年5月，中紀委二辦審問張春橋時，他說：「我不說，以後再說。」
1979年9月，中紀委的張啟龍、劉順元、李士英等幾位老人曾集體找張春橋談話，張表示「沒有必要說」一句以外，即不吭聲。
我們曾多次分析過張春橋的思想活動。張說「不到時候」，那麼什麼階段才算「到時候」？這個「以後再說」又是什麼時候？我們當時認為公安預審可能是一個時候，因此做了兩手準備，準備他不說話，爭取他說話，即使他反撲、狡辯，我們都不怕，只希望他開口說話！
第一次提審他後，大約隔了半個月又第二次提審，他還是那副樣子，閉口不言。我們就估計他在預審中不會開口了。
張春橋拒不回答問題，以沉默對抗預審，我們的對策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著重調查取證，掌握確鑿的證據；採取揭露性的預審方法，即在審問過程中揭露其所犯下的罪行和陰謀手段，完整地記入預審筆錄，構成法律文書。
我們從調查掌握的材料，經過多次討論、篩選，抓住張春橋多次鼓吹「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組織策劃上海反革命奪權；製造上海康平路武鬥、打傷91人事件；誣陷黨和國家領導人，秘密接見蒯大富，指使他首先在社會上煽動「打倒劉少奇」；操縱、指揮「游雪濤小組」進行特務活動，製造冤案，迫害大批幹部和群眾；在濟南支持王效禹製造武鬥事件，拘押幹部群眾388人；1976年，夥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國製造新的動亂；夥同王洪文等人，以上海為基地，建立他們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裝，策動上海武裝叛亂，等等罪行，具體而又符合法律的要求。
我們事先寫出審問提綱，包括在審問過程中，什麼時候宣讀證詞，什麼時候出示證據，什麼時候證人出證等等，都作了充分的準備，完整地記入預審筆錄。
對於證據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必須有多個經查驗確鑿的證據方可，對原始書證、筆記，要經過技術鑒定，以證明確鑿無誤；對證人的證言，要一人一證，一事一證。
從6月2日到9月中旬結束對張春橋的偵查預審，一共進行了11次。每次預審，張春橋除表示「不看」預審記錄，「不簽字」外，始終耷拉著腦袋坐著，緊閉著嘴。連他的同夥王洪文、徐景賢面對面對質時，仍是那副樣子。
香港黃河浪先生當時為審判台上的張春橋，寫了一首詩，頗為傳神：
當年舌尖分叉，噴吐謊言的瀑布，每一星唾沫，都是殺人的蛇毒；而今啞口無言，滔滔雄辯已冰封，你的心冷到零度。
正因為張春橋「而今啞口無言」，問他不答，所以審訊張春橋比審訊江青、姚文元、王洪文要快得多。
法庭上的張春橋（孟昭瑞 攝）
1981年1月23日，張春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他的罪名是：犯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十八條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第九十二條陰謀顛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條發動武裝叛亂罪，第一百零二條反革命宣傳煽動罪，第一百三十八條誣告陷害罪，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
張春橋被關押於北京遠郊的秦城監獄。差不多每隔一兩年，從那高牆深處，總要傳出一點關於張春橋的消息。
在「四人幫」之中，只有江青與張春橋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姚文元為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6年；王洪文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到了1983年1月，張春橋與江青緩期二年已滿。根據刑法第四十六條規定，「死刑緩刑期間如有悔改表現，可改刑為無期徒刑」。張春橋與江青均被改判為無期徒刑，理由是：「無抗拒改造惡劣情節。」
1983年1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送達張春橋，上面寫著：
對原判處罪犯江青、張春橋死刑緩刑兩年執行減為無期徒刑；原判處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不變。
1984年9月12日日本《朝日新聞》，刊載了該報駐北京特派員橫崛的電訊，報道他走訪中國司法部發言人、辦公室主任魯賢所得到的信息。
橫崛在詢問江青近況之後，問道：「另外三個人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他們的情況怎樣？據說張春橋患癌症死了？」
魯賢答道：「要這三個人接受改造談何容易。王洪文在審判期間曾認罪，但這種認識遠遠不夠。張春橋還活著，三個人都還健康。北京監獄的牢房有一號、二號等許多，『四人幫』當然是分別關押在各處。如果關押在一起的話，他們就會交談商量，那不行。」（笑聲）
1986年7月，公安部部長阮崇武在與外國記者談話時，透露了張春橋的情況——
美聯社記者問：「四人幫」近況如何？他們在監獄裡能否讀書看報？
阮崇武答：「四人幫」在服刑。在監獄裡可以看書、看報、看電視。我們對他們照顧得不錯，比他們當初對我們要好得多。
問：每月給他們多少錢？
答：犯人不給錢。每月有生活費。他們吃得好，住得好，生活得不錯。
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問：我國記者能否去採訪他們？
答：我估計外國人去採訪的希望不大。
合眾社記者問：江青、張春橋的身體怎麼樣？張春橋能下床走動嗎？
答：兩人的身體都還可以。年紀都大了。沒有聽說張春橋不能下床走動。有病都可以治療的。
問：什麼病？
答：年紀大了，多少都有一點老年病。
1988年1月15日，新華社北京英文電，又透露張春橋的一點消息：
下星期一出版的英文《北京週報》報道，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成員現時仍然活著，他們仍在獄中服刑。
這四人是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和姚文元。
該週刊援引公安部一名發言人說，有關他們中間有人因健康問題已獲暫停執行刑罰或已獲假釋的謠言，是毫無根據的。
該官員說，除了前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1983年72歲時在獄中病死外，所有的人都活著，並在獄中服刑。
該發言人說，其中一些人年老體弱，如果他們患病，會得到正常的治療。
江青現年74歲，張春橋現年71歲。
在勞改醫院，張春橋可以看電視，也可以看報紙。他仍然保持著對政治的高度關心，看報紙極為認真、仔細。在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表的時候，張春橋反反覆覆看了好多遍。
張春橋極少與監管人員說話。
據雲，當他得知江青自殺的消息，那一天，他的臉一直陰沉著。
儘管張春橋的母親宋蕙卿得知他倒台而在1977年4月1日自殺，儘管他的同夥江青也選擇了自殺，但是，張春橋聲稱：「我是絕對不會自殺的！」
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鬧，張春橋則自始至終一言不發。
張春橋改刑後判的是無期徒刑，因此他不會像姚文元那樣有刑滿釋放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