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清也是與江青有過密切關係的人物。
新中國成立後，徐明清擔任中央某部人事司副司長，跟江青沒有什麼來往。毛澤東的地位不同了，江青的地位不同了。他們住在中南海，門衛森嚴，再不像在延安時那樣可以串門似的步入毛澤東的窯洞。
黃敬在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天津市第一任市長。他遇見徐明清，還是親熱地喊她「阿徐」。
在「文革」中，江青一躍而為中央文革小組的副組長，在政治舞台上「露崢嶸」。林彪、江青一夥為了打倒劉少奇等一大批老幹部，在全國掀起了抓「叛徒」惡風。於是那些過去曾被捕、坐過牢的老幹部，一下子都成了「抓叛徒專案組」審查對象。徐明清在1935年4月曾被國民黨特務抓捕，成了「審查對像」。1972年，徐明清被定為「叛徒」，開除出黨。
徐明清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於1973年6月2日、6月19日、11月16日，三度寫信給江青，希望得到申辯，推倒不實之詞。徐明清在信中寫道：「30年代我在上海參加革命活動總的情況，想您是有印象的。我的一生所作所為，想您大體上是瞭解的。」徐明清本來以為，江青會如實為她作證。不料，江青不予理會。那些日子，徐明清過著挨斗、受批的生活。
王觀瀾在「文革」中被打成「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受到幾十次的批鬥。1972年4月13日，他參加陳正人追悼會，遇見周恩來總理。周恩來握著他的手，上上下下打量，說道：「身體不錯，沒有浮腫。能工作！能工作！」緊接著，周恩來便安排王觀瀾為國務院業務組列席成員。
粉碎「四人幫」之後，王觀瀾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擔任農業部顧問組組長。
然而就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際，徐明清卻蒙受了一場歷史的誤會。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捕。
審查江青的歷史和罪行立即開始了。
一查江青的檔案，馬上查到徐明清在延安時所寫關於江青歷史情況的材料。那份材料清楚地表明，在30年代，徐明清與江青有過密切的工作關係——誠如所有的江青傳記都要提到徐明清。
於是，就在江青被捕的第四天——10月10日，中央專案人員便來敲徐明清家的門了。
在作了審訊式的談話之後，便要徐明清寫材料。徐明清所談、所寫，大致上跟在延安時所寫的材料差不多。專案人員看了以後，認為徐明清寫的是「客觀主義」，「不深刻」。何況，她當時頭上還戴著「叛徒」的帽子，專案人員認為她在「包庇」江青。
於是，她失去了自由。她被關押在一個至今不知地點的房子裡，四五個女看守一直看管著她，要她交待，要她寫材料，弄得她的神經有點錯亂了。
1976年底，徐明清被押往秦城監獄。在那裡，徐明清受到更加嚴厲的審問。當時，就連王觀瀾都不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她的戶口也被撤消了！
在逼供信的情況下，徐明清於1977年1月8日寫了一份交待。徐明清說，這份交待是由審問者口授，由她執筆寫成的。
她萬萬沒有想到，她被逼而寫的這份交待，在兩個月後——1977年3月6日，被影印收入一份「紅頭」文件之中，印發全國。文件中所加按語說：
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工學團當教員時，就與當時「晨更」的負責人徐明清關係非常密切。後來兩人先後被捕，自首叛變。她們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訂立了攻守同盟，長期互相包庇。……同年10月，她（指江青）隱瞞了自首叛變的歷史，由徐明清出面作假證明，鑽進黨內。
這份「紅頭」文件，富有權威性。種種江青傳記差不多都是依據這一文件中的材料，寫了徐明清和江青的「攻守同盟」關係。
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一部分瞭解徐明清歷史真實情況的老同志開始自覺反映，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著手調查。第一次透露徐明清冤案可能平反的信息，是從胡耀邦的一次報告中發出的。那時，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著手清理冤假錯案。他在一次報告中尖銳批評了亂抓人的問題，一口氣點了二十多個遭到亂抓人的名字，內中提及了徐明清。這表明中共中央組織部已經注意到徐明清冤案。
不過，徐明清一案直接涉及江青的歷史問題，事關重大，需要一定的時間。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鮮明地提出「堅決地平反假案，糾正錯案，昭雪冤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必須遵循毛澤東同志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給徐明清帶來了平反的希望。
中共中央組織部著手認真調查徐明清的歷史情況。
1979年4月，秦城監獄的看守忽然通知徐明清，說是要她進城看病。她覺得奇怪，說自己沒有生什麼病。看守說反正有車進城，你隨車去檢查檢查身體也好嘛。既然如此，徐明清答應了，準備進城檢查身體。可是看守又通知她，把東西收拾一下，全部帶走！
徐明清心中納悶，不知究竟，只得照辦。
進城之後，她被安排住在一家監獄系統的醫院裡，住了一個多月。原本憔悴如鬼的她，經過一個多月休養，算是有點人樣了。
一天，她正躺在床上，監獄長忽然進來，通知她：「趕緊起來，回家去！」
「回家？」徐明清一下子懵了！
「快，快，王觀瀾同志派車來接你啦！」監獄長說，「他和孩子們在外邊等你呢！」
真是喜從天降，徐明清連忙翻身下床。不過她細細一想，又站住了，問道：「你們說我是『現行反革命』，說我是『叛徒』。一定要把問題講清楚，我才能離開這裡！我在監獄裡寫的材料，是你們逼我寫的，我不承認！」
於是，請來了中共中央組織部、公安部和徐明清所在單位的代表，向她明確宣佈：「你先回家休息，組織上正在調查瞭解，不久就會對你的問題作出正式結論，請你放心。」
就這樣，徐明清和王觀瀾以及孩子們一起，回到了家中。
不過，她的案子「通天」。被逼所寫的材料，上了「紅頭」文件的。正因為這樣，她的冤案的平反，不僅僅要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進行仔細調查，而且要報送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
這一切，都在一步一步地進行。「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得到了認真、堅決的貫徹。她的「通天」案子終於有了明確的結論。
1982年7月7日，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的《案件複查通報》第一號上，刊載了《關於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問題的複查結果》一文，指出：
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給江青寫的證明材料並未證明江青在上海北新涇有黨的關係，與其他同志所寫的證明是一致的，是實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關押審查中被迫寫的交代材料在宣佈自由的同時，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沒有包庇江青的問題，中共中央組織部於1981年7月報告中央上述各項報告，已於1981年9月1日經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同意。
這樣從「文革」中抓「叛徒」開始，直到後來因江青問題蒙塵，風風雨雨14年，徐明清終於度過了漫長的艱難的日子。
她與筆者長談。最後，她談及了自己對江青的看法：「人是會變的。江青有一個演變的過程。最初，她在俞啟威的影響下，加入中國共產黨，走過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了上海以後，在晨更工學團裡工作，表現也還是可以的。但是，她後來進入上海戲劇界、電影界，明顯地表現出爭名奪利、愛出風頭等等問題……後來，隨著地位的變化，她越走越遠，以至篡黨奪權，成了『四人幫』的頭子，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成了歷史的罪人。」
徐明清於1990年1月12日給筆者來信，感慨萬千地寫道：「十四年，對一個人來說，太長了！」「路線偏差造成對革命同志的精神、肉體的摧殘、折磨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內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