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過諸多報道宣稱，當時因「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而軟禁在北京寬街鄧宅的鄧小平，在王震的「聯絡」之下，秘密會晤了葉劍英，商談過關於解決「四人幫」的問題：
據王震回憶，一天吃過早飯，他去看望鄧小平。鄧小平正在院內散步。主人喜出望外，親自迎接到門口。他照例恭恭敬敬地鞠上一躬，問候鄧小平同志身體健康狀況和生活起居。主人關切地問了問「外邊」的情況之後，打聽起葉劍英來。
「葉帥那裡，你最近去過嗎？」
「常去。」
鄧小平稍微思索一下，接著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
「葉帥現在常住在什麼地方？」
「他每天的起居活動是怎樣安排的？」
「身體怎麼樣？」
「什麼時間精神最好？」
……
王震一一作答，告訴鄧小平，主席逝世前後這一段，葉帥從西山下來，來往於小翔鳳和二號樓之間。
鄧小平點了點頭，沒有再說什麼。王震事後知道，第二天鄧小平連電話也沒有打，竟單獨去看望了葉劍英。他冒著極大風險，悄悄來到葉帥住地。
兩位老革命家坐在元帥的書房裡，悄悄地交談著。鄧小平囑咐葉劍英，一定要多找老同志談話，聽聽群眾呼聲。
他們對鬥爭形勢的發展和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交換了看法。鄧小平對葉劍英必能「收拾殘局」，抱以極大的期望。(41)
但是，鄧小平的女兒鄧榕否認了在粉碎「四人幫」之前、在鄧小平被軟禁期間，曾經秘密會晤葉劍英。鄧榕引述了有關書報上的描寫：
關於鄧小平1976年在被軟禁時「失蹤」去見葉劍英這一傳說的由來，《鄧小平在1976》中雖未說明，但該書提到，由范碩撰寫的《葉劍英在1976》中寫到過：「這一天，鄧小平選擇了一個最佳時間，以『上街看看』為名，冒著極大風險，悄悄來到小翔鳳葉帥的住所……對鬥爭形勢的發展和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交換了看法。」《鄧小平在1976》一書中還提到：「據多年跟隨葉劍英的一位秘書在撰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說：『那天，鄧小平離開小翔鳳時，手中握著一張9月16日刊有兩報一刊社論的《人民日報》。』」
鄧榕指出：
那時小平同志正被軟禁，完全沒有行動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來去會晤葉劍英。鄧小平與葉劍英的會晤，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春節前後。(42)
處於軟禁之中的鄧小平，究竟是怎樣獲知粉碎「四人幫」這一至關重要的消息的呢？2012年10月9日，作者在北京採訪了葉劍英元帥的侄子葉選基和呂正操將軍的女兒呂彤巖。
葉選基說，他得知粉碎「四人幫」，是在1976年10月6日夜11時。那是葉劍英的警衛長馬錫金奉葉劍英之命打電話把振奮人心的消息告訴了他。
呂彤巖說，她獲知這一重要消息是在10月7日中午。那是當時擔任鐵道兵政委的父親在上午出席了陳錫聯主持召開的三總部各兵種領導緊急會議，回家之後顯得異常興奮。呂彤巖問他什麼事情這樣高興？呂正操說「四人幫」已經被抓起來。
葉劍英、華國鋒、鄧小平在一起（錢嗣傑 攝）
當天下午3時，葉選基來到岳父呂正操家。呂彤巖問葉選基，這一消息要不要告訴鄧小平？葉選基說，你趕緊給鄧家報信。由於鄧小平處於軟禁之中，他們擔心鄧家電話受到監聽，於是呂彤巖乘公共汽車前往和平裡，來到鄧小平的女婿賀平家。（值得提到的是，呂彤巖對筆者稱當時葉選基並不在場，是她自己決定去賀平那裡，而葉選基則堅持是自己在紅星胡同提議呂彤巖去賀平家。葉選基與呂彤巖兩人當面對質，各持己見。考慮到葉選基通常對自己經歷的細節記得比較清楚，所以筆者傾向於葉選基的回憶。）
葉選基為什麼讓呂彤巖給鄧家報信，而不是自己去呢？那是因為呂彤巖跟鄧榕以及鄧榕的丈夫賀平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
呂彤巖告訴我，她跟鄧榕很早就認識。在「文革」中，鄧榕在陝北插隊落戶，而她從中國醫科大學畢業之後也被分配到陝北一個公社的衛生院工作。很巧，跟鄧榕所住的村子只隔5里路，所以過從甚密。她甚至還為鄧榕介紹對象，把衛生部副部長賀彪將軍的兒子賀平介紹給鄧榕，她成了鄧榕的「媒人」。正因為這樣，賀平聽到呂彤巖告知的重大消息之後，一刻也不敢耽誤，立即騎車飛快地從和平裡趕往寬街鄧府。
如同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一書中所記(43)：
他一進屋，就連聲說：「快來！快來！」全家人一看他滿頭大汗興奮不已的樣子，就知道一定有大事發生。在那個時候，我們怕家中裝有竊聽器，因此凡有重要的事情，都會用一些防竊聽的方式悄悄地說。我們大家——父親、母親和當時在家的鄧林、鄧楠，還有我——一起走到廁所裡面，關上門，再大大地開開洗澡盆的水龍頭。在嘩嘩的流水聲中，我們圍著賀平，聽他講中央粉碎「四人幫」的經過。父親耳朵不好，流水聲音又太大，經常因為沒聽清而再問一句。……震驚、疑惑、緊張、狂喜，一時之間，喜怒哀樂之情全部湧上心頭。父親十分激動，他手中的煙火輕微地顫動著，我們全家人，就在這間廁所裡面，在嘩嘩作響的流水聲中，問著，說著，議論著，輕聲地歡呼著，解氣地怒罵著，好像用什麼樣的方式都無法表達心中的振奮和喜悅。
在《鄧小平文選》中，鄧小平在1980年8月，這樣回答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關於拘捕「四人幫」的提問：
奧：很顯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後才能逮捕「四人幫」，到底是誰組織的，是誰提出把「四人幫」抓起來的？
鄧：這是集體的力量。我認為首先有四五運動的群眾基礎。「四人幫」這個詞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兩年提出來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們同「四人幫」進行了兩年的鬥爭。「四人幫」的面貌，人們已看得很清楚。儘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幫」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後，「四人幫」利用這個時機拚命搶權，形勢逼人。「四人幫」那時很厲害，要打倒新的領導。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局大多數同志一致的意見是要對付「四人幫」。要幹這件事，一個人、兩個人的力量是辦不到的。(44)
走筆至此，還要提一下，我在北京還採訪了萬里委員長的長子萬伯翱、次子萬仲翔以及小兒子萬曉武(45)，得知發生在北京醫院高幹病房裡的另一幕——
葉選基在10月7日早上7時多，趕往北京翠家灣王震家。王震得知這一重要消息，立即驅車前往陳雲家報告，他又派兒子王軍趕往北京醫院高幹病房。當時，作為鄧小平的兩員「黑干將」的胡耀邦和萬里以及廖承志正在那裡住院。自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以來，萬里便以患脈管炎為由，住進北京醫院。當王軍告訴他們特大喜訊，非常興奮的胡耀邦擁抱了萬里，還親吻了一下！
當時，喬冠華也在那裡住院，就住在萬里病房對門。萬里與喬冠華是老相識，但萬里那時候是「批判對像」，不便去看望喬冠華，而喬冠華居然一次也未曾去拜訪咫尺之內的萬里。在粉碎「四人幫」的消息傳開之後，喬冠華的病房門上貼了一張紙條：「謝絕探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