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伺機反撲。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事情的發生，頗為偶然。
那是1975年5月26日，一個44歲的女講師，奉召進入中南海，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
她叫蘆荻。筆者在1990年6月22日在北京與蘆荻作了長談。據她說，她本名蘆素琴，1931年出生在東北遼陽。曾就學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後來進入解放區，改名蘆荻。1954年執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革」中調往北京大學中文系。
毛澤東患眼疾以來，雖有張玉鳳為他讀文件、信件，但他畢竟是個酷愛文史、手不釋卷的人，要張玉鳳讀古籍，就勉為其難了。為此，毛澤東要中共中央辦公廳遴選一位熟悉古典文學的大學教師，為他侍讀古籍。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人前往北京大學，從中文系教師中初選了四位，內中有蘆荻。毛澤東聽了關於這四位教師的簡歷介紹，選中了蘆荻。其原因是毛澤東曾讀過中國青年出版社1963年出版的《歷代文選》一書，蘆荻是選注者之一，他熟悉她的名字。
曾經為毛澤東侍讀的蘆荻（葉永烈 攝）
蘆荻以極為偶然的機緣，進入中南海。夜裡，她為毛澤東侍讀。讀畢，毛澤東常與她談論古典文學，有時一談便是兩三個小時。在毛澤東晚年，很少有人能夠這樣經常跟他長談。
1975年8月14日凌晨2時，蘆荻接毛澤東秘書電話，要她前來為毛澤東侍讀，她即騎自行車，從不遠的下榻處過來。
那天，毛澤東談起了《紅樓夢》，談起《三國演義》，最後談到了《水滸》。
據蘆荻回憶，那天，毛澤東是這樣談起《水滸》的(14)：
主席一向關心歷史、哲學史和文學史的研究工作，重視對作家作品的評論。當時，他老人家雖在病中，萬機之餘，仍是手不釋卷；尤其愛讀魯迅的文章，讀時，常常發出讚許的笑聲。偶或，他也讓我提些問題，然後，通過解答，親切慈祥地給我講點歷史、文學史和魯迅。我曾向他請教過關於一些作家作品的評價問題。（1975年）8月13日，我又請教了關於他提到過的那幾部古典小說的評價問題。他先講了《三國演義》、《紅樓夢》等幾部書的問題，然後談到了《水滸》。關於《水滸》，學術界的基本評價，向來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說，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農民運動的史詩。但到1974年，《北京日報》到北大中文系約寫一篇批判《水滸》的文章時，卻透露說《水滸》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由於不是正式消息，對精神實質理解不一，學術界在討論時，分歧又很大，這篇文章沒有發表。因此，當談到《水滸》時，我順便向主席請教了這件事。主席說，那兩句話，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接著我又請教他：既然如此，那麼《水滸》一書的好處在哪裡？應當怎樣讀它？……
毛澤東為了答覆蘆荻的問題，才談起了自己對《水滸》的見解。
蘆荻記錄了毛澤東的見解(15)：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
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閒集·流氓的變遷》）
金聖歎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歎，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歎的文章《談金聖歎》。（見《南腔北調集》）
《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
蘆荻回憶毛澤東評《水滸》談話的原委
毛澤東說話時，蘆荻按她的習慣，在筆記本上作記錄。
本來，這只是毛澤東跟蘆荻的談話。由於在談話中，毛澤東說及，今後出版《水滸》，可把魯迅關於《水滸》的評論印在書前。張玉鳳一聽，出於機要秘書的本職考慮，她要執行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她要蘆荻把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以便通知出版部門執行。由於出版部門歸姚文元管，張玉鳳把毛澤東關於《水滸》的談話記錄報送姚文元，由他轉往出版部門執行——這一切，都是按正常的程序在進行著。
8月14日，姚文元見到蘆荻整理的毛澤東談話記錄，如獲至寶。三小時之後，姚文元的一份「請示報告」，就送到毛澤東手中。
姚文元在「請示報告」中寫道：
為了執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務，擬辦以下幾件事：
一、將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及北京批判組謝靜宜同志，上海市委寫作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同志傳達落實主席指示，做好三種版本印刷和評論的工作。我還看到一種專供兒童青年讀的《水滸》，是根據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寫前言，增印魯迅的話，否則流毒青少年。
三、在《紅旗》上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訂個計劃。
以上可否，請批示。
姚文元
1975年8月14日
毛澤東大筆一揮：「同意。」
於是，正處於步步退卻之中的「四人幫」，一下子抓住了毛澤東的旗幟，神氣活現起來。
《水滸》這部長篇小說，打從元末明初問世以來，六百年間，已有眾多的評論。就連姚蓬子當年在上海師範學院中文系講授古典文學時，也曾細細評論過《水滸》，稱《水滸》是「農民起義的史詩性文學長卷」。
其實，就算評《水滸》吧，毛澤東那些隨口而說的意見，可以算一家之言。姚文元呢，他過去評這評那，也曾評過《水滸》。姚文元對《水滸》的評論，跟父親姚蓬子大同小異，姚氏父子可以算是另一家。
姚文元的見解，與毛澤東大相逕庭：
「《水滸》，……在生動的形象中所顯示的鬥爭策略和戰術，在歷代農民運動中發生過某種教科書的作用，很多農民革命領袖從《水滸》中吸取了封建時代被壓迫人民向統治階級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16)
「真正歌頌勞動人民的藝術作品，從《水滸傳》，到《憫農詩》，都是不朽的。」(17)
作為「牆頭草」，這時候的姚文元隨風倒那當然不在話下。他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關於《水滸》的指示，完全按「行情」行事。
《水滸》乃是中國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之一，對於它的評論，已經發表過不少。怎麼會由《紅旗》雜誌、《人民日報》出面，發出「號召」？文章指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鬥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
這些話，使許多讀者感到費解。
「輿論總管」發起了一場空前規模的「評《水滸》」運動，起初使許多人困惑不解——用得著如此連篇累牘地去評《水滸》？
「輿論總管」導演了一幕幕輿論戰：
《紅旗》雜誌1975年第9期發表了短評《重視〈水滸〉的評論》，又在「用《水滸》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總標題下，發表了一組評《水滸》的文章，作為「樣板」。《人民日報》當即在8月31日予以轉載。
9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開展對〈水滸〉的評論》，文中把蘆荻記述的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作為「最高指示」用黑體字印出來，公之於眾。
有了《紅旗》評論，有了《人民日報》社論，有了毛澤東的「最高指示」，才短短幾天，就在全國掀起了評《水滸》的「熱潮」、「高潮」。
「輿論總管」發起這麼個「熱潮」、「高潮」，究竟幹什麼呢？
事情就像十年前那樣，姚文元的長文在《文匯報》上冒出，忽然評起《海瑞罷官》，多少人不知道他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
江青的一次次講話，點穿了內中的奧秘。
8月下旬，江青召集於會泳等人開會。她直截了當地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架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
原來跟「批判孔老二」一樣，江青所慣用的是「影射史學」！
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對北影、長影、新影、新華社、人民日報、法家著作註釋組、北大和清華寫作組等一百多人講話時，更為得意：「不要以為評《水滸》這是一個文藝評論，同志們不能那麼講，不是，不單純是文藝評論，也不單純是歷史評論。是對當代有意義的大事……」
是什麼樣的大事呢？江青說道：
「為什麼主席現在指示批《水滸》，大家考慮考慮。《水滸》的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搞投降。宋江收羅了一幫子土豪劣紳，貪官惡吏，佔據了各重要崗位，架空晁蓋，不然為什麼晁蓋頭天死了，第二天就把聚義廳改為忠義堂，所以主席談，林彪一類如上台搞修正主義很容易。主席關於理論問題的指示中說，對資產階級法權要加以限制，我們說這是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和貢獻，但是有人膽敢把它刪去。批《水滸》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們黨內就是有投降派。……」
「評《水滸》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
「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
江青還把中共中央政治局對她的一次次批評，說成了對她的「迫害」。
江青借助於「評《水滸》」，要對鄧小平進行反擊！
她要求在大寨召開的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印發她的講話，播放她的講話錄音。
毛澤東阻止了印發她的講話，播放她的講話錄音。
毛澤東怎麼會知道江青在大寨的講話呢？
吳冷西曾回憶了內中曲折的一幕：
1975年9月，華國鋒在昔陽主持召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鄧小平同志按照黨中央的安排，在會議上發表了講話。誰知江青卻趕到會議上大放厥詞，口口聲聲地說她「代表毛主席向大家問好」，並且露骨地宣揚《水滸傳》中「宋江架空晁蓋」，以此影射鄧小平同志。正在會議上採訪的新華社記者，聽了江青的論調後，十分氣憤，立即將她的言論寫成材料交給了時任新華社副社長的穆青手中。
穆青分析著這份材料，感到事關重大。便立即打電話給我，說有要事希望與我個別商量。我即乘轎車從中南海北門出來，繞到新華社的後門，將正在路邊悄悄等候的穆青接上車來。
在車上，穆青把江青的那份講話材料交給了我。我和穆青都感到江青的矛頭對準鄧小平同志，事態非常嚴重。
於是，我立即把材料交給胡喬木同志。喬木看後便和我一道來到鄧小平的家中。小平提出，由我們設法把材料報告給毛澤東主席，向毛澤東揭露江青的政治陰謀。
喬木要我用車把穆青從新華社後門悄悄接出來。我們在車上仔細地商量如何才能繞開唐（聞生）王（海容）兩小姐，直接把材料送到主席手中。這時，穆青建議，由他找新華社負責中央領導人活動報道的記者李琴同志想辦法。我同意了這一方案。
穆青找到李琴，向她講述了上書給主席的重要政治意義。李琴滿口答應完成任務。穆青和當時任新華社社長的朱穆之便又聯名給主席寫了一封信。他們知道，在「四人幫」肆虐的政治高壓下，寫這樣的信，需要承擔巨大的政治風險。
毛主席很快就收到信件和江青講話材料。他讀過後，氣憤地說：「江青的講話是在放屁！講話文不對題！不見報，不廣播，不複製！」
毛主席的表態，使江青等人囂張的氣焰得以遏制。江青想利用「評《水滸傳》」達到打擊鄧小平和周恩來的陰謀，不得不暫時收斂一些。穆青等同志反映的情況，使我們的黨在與「四人幫」的鬥爭中，贏得了一個回合的勝利。(18)
直到這時，人們恍然大悟：原來，批《海瑞罷官》，要害是罷官，而海瑞則是彭德懷；這一回評《水滸》，要害是排斥晁蓋，架空晁蓋，而晁蓋是毛澤東，至於宋江是誰，不言而喻了！
難怪，宋江給扣上了「投降派」、「修正主義」之類大帽子。
幸虧《水滸》作者施耐庵早已魂歸西天，要不，又得挖「三家村」、揪「後台」了。
姚文元已經有了評《海瑞罷官》的「經驗」，難怪，一聽說毛澤東跟蘆荻聊天說及評《水滸》，馬上拿來作為「令箭」，發動了一場「億萬人民」參加的「評《水滸》運動」！
「醉翁之意不在酒。」姚文元和他的夥計們哪裡在研究《水滸》？他們在借助於「評《水滸》」整人。
姚文元親自修改的《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
1976年，當第一期《紅旗》發表《評論〈水滸〉的現實意義》一文時，姚文元親筆加上了幾句話「點睛」：「毛主席關於評論《水滸》的指示特別強調了領導權的重要性。『屏晁蓋於一百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義者宋江篡奪了領導權，排斥了革命派晁蓋。」
「四人幫」，借助於「評《水滸》」，在輿論上佔了上風。
姚文元得意了，他的日記透露了他的心聲。
1976年1月28日，姚文元在日記中寫道：「政治局繼續開會，鄧小平要求談工作問題。主席指示：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即不是一棍子打死，還是人民內部問題，和劉（少奇）、林（林彪）有一些不同，他還肯作自我批評。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
2月11日，姚文元的日記中，切齒之聲可聞：「天安門有反革命傳單曰：『打倒張、姚』，還有什麼『打倒少壯派』。『少壯派』一類是國民黨、蘇修的慣用語。為人民的敵人所仇恨，『打倒』，不勝光榮之至。這本日記沒有多少可看的東西，無非是兩個階級、兩條路線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講政策。說厲害，是遠遠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無寸鐵，就一支筆。且是鉛筆。『打倒』除殺頭坐牢之外，就是把我這支筆剝奪掉。」
在2月16日，姚文元則寫下了這樣的日記：「外國人都說：宣傳工具在左派手中，是『宣傳毛的主張』『繼續革命』的，但搞『經濟工作的是求實派』，經濟工作什麼時候能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來領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