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從1938年8月起就是毛澤東秘書，最初的名分是中央軍委辦公室秘書，而中央軍委主席是毛澤東，所以實際上也就是毛澤東秘書。從1956年起，江青被正式任命為毛澤東的生活秘書，成為毛澤東當時的五大秘書之一，即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葉子龍、江青。作為毛澤東秘書的江青，並沒有秘書。
在「文革」中，隨著江青成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從1967年1月起，中共中央辦公廳為江青配備了專職秘書：第一任為閻長貴，第二任為楊銀祿，第三任為劉真，第四任為劉玉庭。
其中，閻長貴擔任江青秘書一年，而第二任秘書楊銀祿在江青身邊工作時間最長，從1967年10月4日調到江青身邊，到1973年6月11日被江青趕出釣魚台，前後五年多，是江青歷任秘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
楊銀祿這樣描繪了江青一天的生活[2]：
在正常情況下，江青每天下午1時左右醒來，先是打幾個慵懶的哈欠，再像征性地張開雙臂，做兩個擴胸運動，然後準備起床，這就是早晨起床。
起床前，她習慣地伸手打兩聲電鈴通知護士。護士聽到鈴聲，便把事先準備好的漱口水、麥片粥用托盤快捷輕盈地端到江青的床邊，小心翼翼地放在床頭櫃上，然後慢慢地將厚絨布窗簾拉開半邊，透進一點光亮。
江青穿著睡袍半躺在床上，護士幫助她漱口、吃麥片粥；而後又幫她換上另一件睡袍，攙扶她到衛生間解大小便、洗手、洗臉；再往後，護士給她脫去睡袍，穿上衣服鞋襪，這才到辦公室辦公。
江青到辦公室後，閱讀、閱批文件、看數據是每天的必修課。這似乎成了她人生的象徵。
她在寬敞高大的辦公室裡體味著權力、地位、高貴和柔和的燈光。辦公時，她習慣吃些新鮮可口的水果，彷彿為了消解一種生命的緊張。
她辦公的時間多則一個小時，少則幾分鐘。興奮中常常夾帶著一些煩惱和不安，每天的內心活動和表情都深不可測。然後，她打鈴三下通知警衛員準備到室外散步。
散步時有時步行，有時騎馬，有時學開汽車。江青騎馬的技術高超，馬背上的江青神氣活現。散完步，即到17號樓，或是打撲克，或是打乒乓球，或是看電影。在17號樓一般要消耗兩個小時。警衛員估計她玩兒累了，便悄悄地把安眠藥送到她手裡，吃完藥回到她的住樓吃午飯。
江青的午飯一般是下午4時左右開始。飯後，她再吃一次鎮靜藥，由護士攙扶到臥室上床睡覺。下午6時左右起床後，中央有會就去參加會議；沒有會，看半個小時的文件，就再到戶外散步、騎馬、開車，到17號樓打撲克、打乒乓球等。
晚上8時左右，回住樓吃晚飯。晚飯後，約上住在釣魚台的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後來還有王洪文，到17號樓禮堂看電影。
回住樓之前，江青吃上一次安眠藥；回住樓之後，洗澡、漱口、沖牙、解大小便、按摩，然後，吃第二次安眠藥，上床之後，再吃第三次安眠藥。
護士還要在她的床頭櫃上放一份備用安眠藥。凌晨4時左右，江青帶著無限的幸福或痛苦，慢慢進入夢鄉。
江青就是這樣結束了一天的生活。
楊銀祿曾經回憶，毛澤東是在中共九大之後開始疏遠江青[3]：
從1967年開始到1969年上半年，為了給毛主席留下勤奮好學、閱讀廣泛、理解深刻、政治敏銳、尊敬領袖的好印象，江青給毛主席選送過大量參閱材料。
江青選送的材料種類有：報紙，如《人民日報》、《解放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解放軍報》、《文匯報》等；刊物，如《參考資料》（大參考）、《紅旗》、《新情況》等；材料有《內部參考清樣》，各地記者站瞭解到的情況反映，如文革小組記者站的《快報》、《文化革命簡報》、《要事匯報》等瞭解到的重要情報，中央召開的會議重要簡報等。
選送的內容大部分是：各省市自治區、中央各單位、國家機關以及世界上各兄弟黨對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評論（好的評論）、執行的情況；對中央文革小組、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決議、決定的表態和執行情況（表態正確的，執行堅決的）；階級鬥爭新動向；國內、國際上的突發事件等。
呈送的方法是：江青認為某某報刊上的某篇文章、消息、情況等很重要，值得呈送毛主席參閱的，她就用紅鉛筆在那篇文章、消息、情況題目的左邊畫一個大圈圈，在大圈圈內畫一個小圈，或者畫一個大三角，以表示要參閱的就是這一篇，再在左眉處寫上「請主席參閱」或「請主席閱」的字樣，落款是「江青」。最後註明年月日，有時還註明幾時。裝入信封前，把要呈送的文章、消息、情況翻折到明面上，使主席一打開信封，抽出材料，就知道是哪一篇，不用到處翻找，以示對主席的尊重。
信封是這樣寫的：右邊寫「即送」二字，中間寫「主席親啟」四個字，左邊寫「江青」二字，在信封的左上角寫「急」或「特急」（有時還注有「絕密」二字）。在「急」、「特急」、「絕密」的右邊畫幾個圈，以引起重視。毛主席看完以後，在他的名字上用黑鉛筆或紅鉛筆、藍鉛筆畫一個大大的、圓圓的圈，有時還寫上「已閱」兩個字。在信封上他的名字上再畫一個大圓圈，在江青的名字上方寫上「退」字。有時，江青認為內容特別重要，就在信封上寫「請楊英路同志（楊銀祿注——江青給我改的名字）面呈主席親啟，江青托」，並在「親啟」二字的右邊畫上兩個圈，用以引起秘書的重視，秘書不能擅自拆開信封。
在黨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對江青選送他的材料都很重視，篇篇都看，篇篇都畫圈。不知為什麼「九大」以後看得就少了，退給江青時，有的畫圈，有的不畫。1969年七八月份之後，就基本上不畫圈了，有時甚至連信封都不拆，原封退了回來。江青自討沒趣，也就不再選送了。
楊銀祿還回憶說[4]：
我知道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後，毛主席不太想見江青了。九屆二中全會以前，江青到中南海去看毛主席還比較方便，只要毛主席不是在睡覺，不是在接見外賓，不是在參加常委會，她想去的話，只要打一個電話說去就去了。有時看了毛主席以後，她還在豐澤園（毛澤東住所）住上一個晚上，她說這是回家。九屆二中全會以後，她再想去看毛主席，就更不方便了。
江青秘書楊銀祿和閻長貴特別強調說，江青是毛澤東的妻子，在私生活方面她不敢胡作非為，還有她的生活一步、一時一刻也離不開工作人員。說她養「面首」云云，完全是胡編亂造，人身侮辱。
楊銀祿和閻長貴還說，有人講江青養「面首」，指浩亮、莊則棟等。楊銀祿和閻長貴問過浩亮、莊則棟，他們都說江青在我們面前是長輩，我們對她很尊重，她在釣魚台住哪個樓我們都不知道。
楊銀祿還憶及，江青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其中最使楊銀祿感動的是，江青曾經熱心救助過處於困境之中的數學家陳景潤。
楊銀祿記得：「1973年3月底的一天中午1時許，江青起床以後，洗漱，吃了早點，照例到辦公室看文件。她在我給她挑選的文件中看到一份《國內動態清樣》，內容是我國對數學上的難題哥德巴赫猜想有重大貢獻、震驚世界的數學家陳景潤，極為艱苦的工作和生活情景。」
楊銀祿回憶說，江青看完這條遲到的消息以後，立刻打鈴叫我進她的辦公室。我進入她的辦公室，看到她拿著一塊小毛巾正在抹眼淚，因為我不知道她為什麼流淚，所以不敢問她這是怎麼了。過了一會兒，她拿起那份《國內動態清樣》，手哆哆嗦嗦，眼含淚水，慢騰騰地對我說：「小楊呀，你看到這份清樣了吧？」
楊銀祿記得當時的情形，江青放下那份《清樣》，用哭腔對我難過地說：「哥德巴赫猜想，是數學領域內最深奧的理論，不少發達國家的高級數學專家都在研究運算，陳景潤在這方面作出貢獻，這是中國人的驕傲。而他的境況竟是這樣，我們能不管嗎？」她說了這些話就叫我離開了。
楊銀祿說，過了幾天，江青又打鈴叫我。我到她辦公室後，她急急忙忙地跟我說：「你再看看這份《清樣》，現在有主席和我的批示。」我接過一看是關於陳景潤情況的那份《清樣》，發現上邊有江青批示：「主席，是否先救活陳景潤為好？」毛主席批示：「請文元同志辦。」姚文元又批示：「陳景潤的論文在哲學上有什麼意義？」
楊銀祿記得，江青說：「姚文元『書獃子』，他的批示文不對題。你給遲群打個電話，告訴他趕快到我這裡來，關於陳景潤的工作、生活條件我跟他講一講，這是他負責的領域，我命令他快快來。」
遲群當時任國務院科教組副組長，相當於科教部的副部長。
楊銀祿說，半個小時後，遲群風風火火地來了。
楊銀祿回憶道：
江青對遲群說：「今天我看到一份材料，使我心中很不安。」說著就把那份《清樣》遞給了遲群，叫他仔細看看。她接著說：「陳景潤是我國，也可以說是全世界著名的數學家，許多外國著名學者都為他的刻苦鑽研精神和偉大成果所打動。我們本來應該對他好好進行褒獎的，但是，你看看他的工作、生活條件多麼差呀！不用說叫他搞科研，連起碼的生存條件都不具備，可憐得很啊！主席歷來尊重知識分子，他說，中國的革命和建設離開了知識分子是不會成功的。即使是成功了，也不會鞏固，有人對主席關於『老九不能走』一句話有誤解，理解為『老九』，就是把知識分子排在了第九位了，這不是誤解是什麼？主席說的這句話是借用《智取威虎山》戲中的一句台詞，『老九』指的是楊子榮，楊子榮是英雄，是這齣戲中的主角。主席是把知識分子比喻作英雄、主角。你看科學院怎樣對待陳景潤的，我累了，難過極了，不想跟你再多說了，你自己看看材料吧。」
她激動得再次用毛巾擦了擦含淚的雙眼，說道：「我委託你馬上去瞭解一下是不是像材料中所說的那樣？如果真的是那樣，馬上改善他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你把瞭解的情況和處理的情況盡快告我！」
遲群表態：「我按主席批示和江青同志的指示，立即去瞭解和解決，如果材料講的屬實的話，我也是有責任的。聽了你的指示，我的心也不安。」
江青著急地揮手說：「你不要再說了，快去快去！」
第三天，遲群來電話說：「經瞭解，《清樣》講的情況屬實，我們正在採取有力措施盡快改善他的身體不好和工作、生活條件不好的情況，請江青同志放心。」
應當說，江青對於陳景潤的關心，為陳景潤艱難的生活處境流淚，表現出她既有在政治鬥爭中冷酷無情一面，也有富有人情味的關心人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