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是張春橋在「文革」中賴以立命的王牌。畢竟，這麼個「小組」的「副組長」，是個不倫不類的頭銜。
張春橋在中共中央站穩腳跟，始於中共九大。
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在秘密狀態下，於北京召開。
下午5時，當毛澤東在主席台正中就座時，他的兩側的陣營是那麼的分明。今日用歷史的眼光細細審視那張主席台照片，不由得令人驚歎不已！
毛澤東左側，依次為：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
毛澤東右側，依次為：周恩來、董必武、劉伯承、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
在中共八大，張春橋連中央委員都挨不上，而在中共九大，一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第七號人物。在很講究排名次序的會議新聞公報上，是這樣提到張春橋的名字的：「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
由於「中央文革小組」的五名成員——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第一副組長江青、副組長張春橋以及唯一的組員姚文元已全部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小組」從此也就退出了歷史舞台。林彪在政治報告中，用了一句話，算是肯定了「中央文革小組」的歷史功勳：
「這個《通知》（指《五一六通知》——引者注）決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堅決執行了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
就在張春橋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後的一年零四個月，他受到了一次猛烈的衝擊。
這一回，不是「紅革會」炮打，不是《文匯報》炮打，卻是林彪這位「副統帥」率眾圍攻張春橋。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江西廬山，炎炎酷夏中的清涼世界。
兩度「廬山會議」，都風雷激盪，震撼著中國：
頭一次廬山會議是在1959年8月2日至16日召開的。那次會議突然發動了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的批判，把一場「反右傾」鬥爭推向全國。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與林彪在這裡攤牌。林彪不敢正面強攻毛澤東，卻把張春橋當作總攻的目標。
這次會議原定的議程是為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準備，討論修改憲法問題，國民經濟計劃問題，戰備問題。
林彪集團發動了突然襲擊，打亂了整個議程。
事情還是要追溯到中共九大。
中共九大通過的黨章，是張春橋、姚文元負責起草的。
黨章的《總綱》，原本從林彪為《毛主席語錄》寫的「再版前言」中，照抄了一段「名言」：「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毛澤東一看，皺起了眉頭，圈去了那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
毛澤東說：「我不是天才。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七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怎麼是天才？那幾個副詞，是我圈過幾次的嘛。」
在中共九大之後，開始了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準備工作。其中重要的一項，便是修改憲法。毛澤東指定康生和張春橋負責憲法的修改工作。
康生是個喜歡動動嘴皮的人，具體的修改便由張春橋著手。
張春橋遇上了棘手的事：按照當時的形勢，在修改憲法時，必須補入對於毛澤東的高度讚揚的話，以表示新憲法「突出毛澤東思想」。可是，那三個副詞要不要寫入新憲法呢？
倘若寫進去，毛澤東見了會發火，毛澤東已經幾次圈去這三個副詞；不寫進去吧，顯然會得罪林彪。《毛主席語錄》幾乎人手一冊，「再版前言」人人皆知。刪去三個副詞，顯然是對「林副統帥」的不敬。
在毛澤東和林彪之間，張春橋只能選擇一個。權衡再三，張春橋倒向毛澤東。多年的政治經驗告訴他，毛澤東確確實實是中國至高無上的權威。
另一個尖銳的問題，自1970年3月8日起，又擺在張春橋面前，迫使他再一次要在毛澤東和林彪之間作出抉擇：原憲法中是設國家主席的。毛澤東在1970年2月8日提議，不設國家主席。顯然，倘若照毛澤東的提議去辦，修改憲法時要刪除原有的關於國家主席的條文。
1970年4月11日，林彪與毛澤東針鋒相對，堅持設國家主席。
據這天深夜11時半，林彪秘書於運深所記述的林彪意見，原文如下：
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
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
這下子，問題複雜化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位主席，原是毛澤東。那是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到了1959年4月，經毛澤東提議，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到了1964年底，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仍然選舉劉少奇為國家主席。隨著「文革」的進行，劉少奇被打倒了，而且在1969年11月12日晨慘死於河南開封的軟禁之地。眼下，要舉行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如果仍設國家主席，可供選擇的只有兩個人，要麼毛澤東，要麼林彪。
毛澤東早在1959年就主動辭去國家主席職務，為的是集中精力，做好中共中央主席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時間思考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過了11年，已經77歲高齡的毛澤東，顯然不可能再去當國家主席。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順理成章，非林彪莫屬了。毛澤東已經察覺林彪的野心，故明確主張取消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的條文。
林彪呢？他的三點意見，說穿了是為了自己當國家主席。因為毛澤東不會再當國家主席，林彪又表示他「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那只有一個結果——林彪當國家主席。
林彪的妻子葉群，把話講得很明白：「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
毛澤東與林彪矛盾的焦點，又一次集中在憲法修改問題上。張春橋捲入了漩渦的中心。
張春橋再一次在毛澤東與林彪之間，選擇了毛澤東。張春橋精於權術，他深知林彪的份量遠不如毛澤東。
1970年8月，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選擇了張春橋為攻擊目標——為的是間接地打擊毛澤東。
張春橋一下子成了整個會議的中心人物。
林彪在廬山上發動了突然襲擊。這位「副統帥」的火力，夠厲害的，集中地轟擊著張春橋，使張春橋的襯衫一直被冷汗所浸濕。
大抵是林彪出身行伍，習慣於信號彈上天，各路兵馬同時總攻。在廬山，林彪也來了這麼一手。
總攻張春橋的時間，定在8月24日下午。一律用「有人」、「有個別的人」，影射張春橋。
五員大將一起上陣，臭罵張春橋。當時的會議記錄，記錄了他們的原話：
華北組。陳伯達以他那別人難以聽懂的閩語發言：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偉大和謙虛，妄圖貶低毛主席，貶低毛澤東思想。但是這種妄圖，絕對辦不到的……竟然有個別的人把毛澤東同志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句話說成『是一種諷刺』。……」
中南組。葉群一邊說著，一邊把手擱在脖子上，彷彿有人要殺她似的：
「林彪同志在很多會議上都講了毛主席是最偉大的天才。說毛主席比馬克思、列寧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難道這些都要收回嗎？堅決不收回，刀擱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西南組。吳法憲（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空軍司令）那厚厚的嘴唇一張一合，氣嘟嘟地說道：
「這次討論修改憲法中有人對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的說法，說是個諷刺。我聽了氣得發抖。如果這樣，就是推翻八屆十一中全會，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中南組。李作鵬（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第一政委）戴著一副墨鏡，附和著葉群：
「有人在憲法上反對提林副主席。所以黨內有股風，是什麼風？是反馬列主義的風，是反毛主席的風，是反林副主席的風……」
西北組。邱會作（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振振有詞地說：
「林副主席說『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繼承、捍衛……』這次說仍然堅持這樣觀點。為什麼在文化革命勝利、在二中全會上還講這問題，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說法，有人說天才、創造性發展……是一種諷刺，就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 林彪和他的「四大金剛」黃永勝（右二）、吳法憲（左二）、李作鵬（左一）、邱會作（右一）在一起。（杜修賢 攝）
山下。留守北京的黃永勝（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打來長途電話，要秘書代他寫書面發言稿：
「要指出有人反對在新憲法中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有人說『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諷刺』，指出這是反毛澤東思想，反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
好傢伙，林彪一聲令下，山上山下，海、陸、空一齊出動，差一點把張春橋轟扁了！
朱永嘉後來曾經這樣談及廬山會議對於張春橋的教訓[5]：
城府最深的是張春橋。當然，他在前期和後期有變化。前期奪權時，比較張揚，敢於講話。在後期，這方面性格就沒有了，少了，特別是廬山會議以後，他知道得罪人太多了，要收斂。他要主動去改善與別人的關係，但是沒辦法了，結怨已深，沒有群眾基礎。
毛澤東跟林彪講過，讓小張（指張春橋——引者注）上來接我們的班，這一下就把張放在火上烤了。他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目標。
其實，在上廬山之前，毛澤東便已經對這一形勢瞭然於胸。據姚文元日記記載，在八月十五中秋節，「毛主席送給江青同志五個玉米，而且指定是五個，江青同志送張春橋和我各一，我在吃晚餐時吃了。一面嚼著清甜而韌的玉米粒子，一面凝神細思主席的用意所在，覺其味無窮。」
姚文元從五個玉米之中，覺什麼味呢？
姚文元在日記中沒有說。
江青當時把玉米送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各一個。據康生秘書黃宗漢後來對江青秘書楊銀祿說：
康生對於這件事，跟我說過：「那五個玉米主席肯定指的是軍委辦事組的那五個人（指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玉』寓指『欲』，意思就是說，廬山會議上的問題還沒有完，預示著還有更大的鬥爭，山雨欲來風滿樓嘛。『米』寓指『迷』，意思是提醒江青在鬥爭中不要迷失方向，頭腦要清醒，不要迷迷糊糊，以此可以看出來主席對江青的看法有所變化，我的這種分析你不要告訴任何人，更不要向江青透露，江青這個人很聰明，也很敏感，她會領悟到主席送給她五個玉米的含義的。」[6]
那五個玉米的含義是否如同康生所言，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