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2月6日上午，「八四」慘案的主謀王洪文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的嚴正審訊。
特別法庭的審訊記錄如下：
法庭就起訴書指控王洪文1967年8月4日，策劃、指揮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派聯合司令部群眾組織的武鬥事件的事實，進行調查。
王洪文供認起訴書所指控的「是事實」，並向法庭供述：
1967年8月初，「聯司」企圖在全市組織一個「支聯總部」，被我發現以後，在1967年7月31日，抓了他們約三十多人。因為我考慮「聯司」在上海雖然人數不多，但能力比較強，已經威脅到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存在，當時上海不安寧，就是「聯司」的問題。我就想把這個組織徹底解決掉。開始時，由於它是「工總司」的下屬組織，還是用說服的辦法，後來兩派鬧得比較厲害，我就考慮把它搞掉。8月3日晚上，上海市各群眾組織召開了一次群眾大會，控訴了所謂「聯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總司」的所有委員研究如何搞掉「聯司」的問題。控訴「聯司」大會以後，我決定調動隊伍圍攻「聯司」。8月4日早晨，大約調了四萬人，實際上去了十多萬人，把「聯司」包圍起來，下午開始圍攻，到晚上就把「聯司」砸掉了。這件事，主要是我策劃的，與其他人關係不大。
審判員問：「這次武鬥，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你應負什麼責任？」
王洪文答：「傷亡了幾百人，主要由我負責，我是有罪行的，我應該向全國人民認罪。」
法庭宣讀張寶林1977年10月的證詞、王承龍1978年8月28日的證詞、葉昌明1978年11月22日的證詞，並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證。徐潘清證明：1967年8月4日，王洪文親自策劃、指揮了圍攻上海柴油機廠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群眾組織的武鬥事件，對群眾進行血腥鎮壓，犯下了嚴重罪行。他說：「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經過策劃，調動了十多萬人，開動近千部各種機動車輛和船隻，從水陸兩路對上海柴油機廠進行圍攻，他們切斷水電，用二十五噸履帶式大吊車在前面開路，後面跑著頭戴籐帽，手持各種棍棒、刀斧和武鬥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員，抓到一個毒打一個，把男的上衣全部剝光，女的上衣撕破，作為標記。在這次武鬥事件中，被關押打傷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醫治不愈，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有的成了殘廢，群眾的財物被搶劫一空。工廠損失達三百五十多萬元，廠房修理費花了十四萬元。」
說實在的，8月4日那天，張春橋的神經一直處於高度緊張之中。
他在上海，卻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線，而給自己留好了後路：如果砸「聯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國的輿論譴責，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乾二淨；當然，如果大獲全勝，他可以對王洪文此舉表示支持。他，畢竟已是「中央首長」呵。
8月5日，張春橋在上海公開露面了。面對著電視攝像機鏡頭，張春橋狡黠地用這樣的話表態：「許多人問我，『八四』行動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車到上海街頭轉了轉。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攤一攤在路邊乘涼。他們的臉上掛著笑容。我想，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對『八四』行動是滿意的，高興的。他們的笑容，已經很明確地答覆了『八四』行動好不好。」
張春橋故意打了個拐彎球。他的話，明明是表示了對王洪文的支持，卻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像泥鰍一樣的滑！
直至9月1日，「八四」事件過去二十多天了，張春橋在北京市革委會擴大會議上，才把話講得實實在在、明明白白：
最近上海發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歡迎的事，說上海市革委會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張某人和姚某人靠邊站。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鎮壓了「上柴聯司」，北京學生支持它。對於上海市「工總司」的行動，我完全支持。他們完全對的。這個廠武鬥近一年了，涉及從廠黨委，到八機部體系的黨委。後來發展成為所有反革命勢力聚集點，形成一個反革命，形成一個反革委會、分裂上海工人、學生運動的勢力。到處打人，打死人，革委會要求交出打人兇手，革委會的人也被打出來了，革委會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這種情況下，「工總司」連夜召開十萬人大會，包圍了上柴廠，要求「聯司」交出打人兇手，釋放革委會代表。他們拒不交出，反而主動出擊，群眾一急之下，衝進廠去，打了個殲滅戰，這仗打得很漂亮。這不是哪個去指揮的。這叫鎮壓群眾？那無產階級專政還要不要啦？
作為王洪文的後台，張春橋不僅對「八四」行動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飾：明明是有預謀、有策劃、有指揮的血洗「聯司」，卻輕輕巧巧，被說成了「群眾一急之下，衝進廠去，打了個殲滅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