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正在做著美夢。上海這個「桃子」，已經唾手可得了。
就在這個時候，一場突如其來的「炮打」，把張春橋打得七葷八素，北斗朝南，差一點跌入黃浦江……
彭、彭、彭、彭、彭、彭……
1967年1月24日深夜，上海街頭忽地冒出一支支騎著摩托車的奇兵。車上的人物，幾乎都穿軍裝，但是沒有領章、帽徽，臂上佩戴紅色袖章，上面印著毛澤東手跡「紅衛兵」三個大字，還印著一行小字：「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戴這個樣式的袖章的紅衛兵，在《解放日報》事件中已為上海人所熟悉，一望而知是「紅革會」。
在上海的紅衛兵之中，全市性的組織有四個：「紅上司」、「紅三司」、「炮司」和「紅革會」。其中，「紅革會」的名聲最大，力量最強。它的核心，是復旦大學的紅衛兵。
那天夜裡，興國招待所的電話不斷，令人吃驚的消息，不斷傳入張春橋耳中：
「紅革會襲擊中共中央華東局！」
「紅革會襲擊中共上海市委！」
「紅革會襲擊上海市人民政府！」
像一陣狂飆，「紅革會」的年輕人在一夜之間，奪走了上海黨政機關的23顆大印！
大抵是受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故事片《奪印》的影響，這些「嘴上沒毛」的年輕人以為「奪權就是奪印，奪印就是奪權」。眼看著上海的大權就要落到張、姚手中，便來了個先下手為強，發動突然襲擊，奪走23顆木頭疙瘩。「紅革會」的年輕人們已經發覺，那兩位「小學生」不是來「學習」，而是來上海奪權，況且年輕人們靈敏的耳朵，已經風聞張春橋的歷史有問題、老婆文靜是叛徒、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是叛徒……「紅革會」毅然決定，先下手為強！
23顆大印在手。這些從未見識過大印的年輕人們，以為上海「奪權」宣告成功。於是1月25日，上海大街小巷，貼滿「紅革會」的《奪權通告》。
「哼！」當《奪權通告》迅速被人送到興國招待所，從張春橋的鼻孔裡發出了響亮的一聲。
他依然躲在幕後，只給徐景賢掛了電話。
按張春橋的指示，徐景賢緊急約見「紅革會」頭頭。
從徐景賢嘴裡，講出了張春橋的話。那聲音，是傲慢的！那口氣，是教訓人的：
「奪權，沒有春橋同志、文元同志點頭，行嗎？春橋同志已經關照《文匯報》、《解放日報》，不登你們的《奪權通告》。他還關照全市各造反派組織，不要支持『紅革會』的奪權。你們還是早一點把那些大印交出來。要不，我們會對你們採取革命行動！」
在那「革命」的年代，最厲害的要算是「革命行動」。「紅革會」的頭頭們清楚地知道，徐景賢所說的「革命行動」意味著什麼！
徐景賢的話，深深地激怒了「紅革會」的年輕人。
1月26日，「紅革會」舉行常委擴大會，一致通過決議：先幹掉「徐老三」，再幹掉「張老大」、「姚老二」！
彭、彭、彭、彭、彭、彭……
1月27日夜，上海街頭又響起「紅革會」的摩托車聲。
紅衛兵們駛過上海淮海中路，魚貫而入中共上海市委黨校。徐景賢約好「紅革會」的頭頭，去那裡再一次舉行談判。
梳著光亮的小分頭，徐景賢笑迎「紅衛兵小將」，以為這一回他們會拱手交出23顆大印。萬萬想不到，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將」，不由分說，連拖帶拉，把徐景賢塞進了一輛吉普車。
於是，浩浩蕩蕩的車隊，出現在子夜時分的上海街頭：吉普車前有摩托車開路，後有摩托車壓陣，左右有摩托車護送。
「什麼？徐景賢被抓到復旦大學去了？」從電話耳機中傳出張春橋驚慌失措的聲音。
「紅革會」這一拳頭，打到了張春橋的痛處：徐景賢知道張、姚的底細，萬一在紅衛兵的皮鞭、棍棒之下說了出來，那就不好收拾了。
「徐海濤嗎？你馬上出動部隊，到復旦大學，把徐景賢給我搶回來！」張春橋一邊打電話，一邊狠狠地拍了一下檯子，徐海濤在電話耳機裡都聽到了。
徐海濤，上海警備區的一個師政委，只因效忠於張春橋，成了心腹。後來，此人竟依仗張春橋之勢，成為總政保衛部副部長。
冷僻的上海東北郊，在1月28日凌晨又響起一陣彭彭聲。綠色的車流湧入復旦大學的校門。
這一回的車隊井然有序，18輛帶船形坐艙的草綠色的摩托車上，都坐著三名荷槍實彈的解放軍戰士。摩托車隊之後，是一輛越野指揮車。指揮車後面，跟著兩輛軍用大卡車，站滿解放軍戰士。好傢伙，張春橋的一個電話，調來了四個摩托排，一個步兵連！
像鐵桶一樣，綠色的車流迅速包圍了「紅革會」總部大樓。
手無寸鐵的紅衛兵，無法抵禦全副武裝的軍隊，只得聽憑他們闖入大樓。
「奉上級命令，執行任務。」徐海濤板著臉孔，用冰冷的語言對「紅革會」的頭頭們說道。
「你的上級是誰？」紅衛兵們並無懼色。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徐海濤扛出了當時中國最硬的牌子。
「哦，張春橋派來的！」紅衛兵們馬上明白了，又問，「執行什麼任務？」
「你們必須馬上釋放徐景賢！」徐海濤斬釘截鐵般說道。
「徐景賢？徐景賢在哪裡？我們不知道！」紅衛兵們搖著頭。
「你們必須馬上釋放徐景賢！」徐海濤重複這句話。
「你有什麼證據？」「你憑什麼闖進我們『紅革會』總部？」「我們要向毛主席報告——上海的解放軍，鎮壓紅衛兵！」
人們常說：「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這一回倒過來，兵遇著秀才，竟然說不清了。特別是紅衛兵們說要向毛主席報告，不能不使徐海濤心虛了。
趕緊撥通興國招待所的電話，匯報了情況。得到的答覆是一個字：「撤！」
當綠色的車流遠去之後，擁有六萬之眾的「紅革會」深深地憤怒了，怒火朝張春橋噴去。「紅革會」在上海街頭，刷出排炮般的大字標語：
「鎮壓學生運動的人，決沒有好下場！」
「警惕反革命兩面派！」
「張三反對毛主席就打倒張三！」
這裡的「張三」指誰，上海人沒有一個不明白的。不點名的標語，很快被指名道姓的「炮打」標語所代替：
「張春橋算老幾？」
「張春橋≠中央文革！」
「誰說張春橋的屁股摸不得？我們偏要摸張春橋的老虎屁股！」
「堅決反對張春橋當上海第一書記、姚文元當第二書記！」
「打倒張春橋！火燒姚文元！」
一條條大標語，如同一發發炮彈，落入那幽靜的興國招待所。張春橋如坐針氈。他，從「狄克」，到解放日報社社長兼總編，到柯慶施的政治秘書，到為「女客人」抓「樣板戲」，到批判《海瑞罷官》，到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每一步高攀，都費盡心機。如今，眼看著上海黨政大權就要到手，難道功虧一簣，失於「炮打」？
「紅革會」決心跟張春橋大幹一場，準備召開全市性的「炮打張春橋大會」，組織十萬人的「炮打張春橋」大遊行。
「叮鈴鈴，叮鈴鈴」，響起了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
耿金章抓起電話耳機，從裡面傳出的熟悉的聲音，使他吃了一驚：「金章同志嗎？」
不言而喻，那是張春橋打來的電話。
時間：1月28日凌晨。
「春橋同志，有什麼事？」耿金章馬上意識到一定是發生了緊急事件，不然，張春橋絕不會在這個時候親自打電話來的。
「徐景賢被抓了，你知道嗎？」果真，張春橋說出了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誰抓的呀？」耿金章確實對此一無所知。不過，他也覺得奇怪，即便是徐景賢被抓，打電話給他幹嗎？
「是『紅革會』在幾個小時以前抓的，把他抓到復旦大學去了！」張春橋說道。
「這事兒我不知道，真的一點也不知道。」耿金章連忙解釋，生怕張春橋懷疑他跟「紅革會」有什麼瓜葛。
「金章同志，請你放心，我不是說你跟這件事有什麼關係。」張春橋馬上猜到耿金章的心理狀態，說道，「我是想請你幫忙，把徐景賢救出來！」
原來是這麼回事！
「春橋同志，您找洪文同志去解決『紅革會』問題吧。」耿金章道。
「這件事，恐怕洪文同志解決不了。他也說，非找你不可！」照張春橋這麼說，這個「皮球」是王洪文踢過來的。
「這件事，我很為難。因為我跟『紅革會』的關係很好，由我出面，很難開口。」耿金章終於說出了自己的心裡話。
突然，電話耳機裡傳出張春橋一陣大笑聲。笑罷，張春橋說道：「金章同志，正因為知道你跟『紅革會』的關係很好，才叫你去！你的話，他們會聽的，會把徐景賢放掉。」
「我的面子那麼大呀！」沒辦法，耿金章只得應承下來，試試看。
掛上電話，耿金章這才意識到王洪文「踢」過來的這只「皮球」的厲害：既借助於他救徐景賢，又借此挑撥他與「紅革會」的關係。
由於「二兵團」奪權失敗，「紅革會」奪權也失敗，他們都轉到了張春橋的對立面，「二兵團」與「紅革會」理所當然變得親密起來。
耿金章派出了手下大將孫玉喜（原上鋼五廠工人），帶著一批人馬，驅車直奔復旦大學。
過了一個多小時，孫玉喜從復旦大學打電話，向耿金章報告：徐景賢被關在復旦大學1010號文科閱覽室內。張春橋派上海警備區的師政委徐海濤帶兵進入復旦大學，強迫「紅革會」交出徐景賢，使「紅革會」與部隊發生衝突。徐海濤已奉命退出復旦大學。「紅革會」的紅衛兵們恨透張春橋，要在上海掀起「炮打張春橋」高潮。
原來，張春橋硬的一手不行，這才把耿金章推出去，用這位「紅革會」的「親密戰友」去對付「紅革會」！
耿金章陷入深深的震怒之中……
就在這一天，上海爆發了規模空前的「炮打張春橋」運動。
急急如律令。28日下午，「紅革會」的頭頭們雲集上海市中心的俄式建築物——那座與北京西直門外的「中蘇友好大廈」用同一張圖紙建成的上海「中蘇友好大廈」。這兒，與姚文元父親姚蓬子家，近在咫尺。
上海「中蘇友好大廈」北大廳，「紅革會」的會議從下午一直開到晚上，還在那裡討論著掀起全市炮打張春橋高潮的計劃。
7時，一輛轎車駛入中蘇友好大廈大門，逕直朝北大廳駛去。從車上下來四個穿軍大衣的人。
驚人的消息，飛快地傳入會場。「紅革會」的頭頭們差一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張春橋、姚文元各帶一名秘書來了！
「狄克」，到底是「狄克」！坐在興國招待所，他已接到確切情報：「紅革會」頭頭們，正在秘密策劃十萬人「炮打張春橋」大遊行。他思索著對策。再動用軍隊吧，弄得不好，事態會進一步擴大。任其秘密策劃吧，一旦大遊行爆發，那麼他就將葬身於上海群眾憤怒的海洋。彷彿腳下的大地隨時都會裂開，彷彿興國招待所建造在一座即將爆發的火山之上。張春橋心中打著小九九，來了個鋌而走險，乾脆，「走到群眾中去」，用三寸不爛之舌，說服「紅革會」！
當張春橋拉著姚文元一起去的時候，姚文元直搖頭。姚文元以為這樣的「高姿態」太危險，等於走進炸藥桶！
張春橋呢，笑了，說姚文元太缺乏「群眾鬥爭經驗」。
姚文元無奈，只能跟著富有「群眾鬥爭經驗」的張春橋，坐上了轎車。
張春橋走在前，姚文元跟在後，步入北大廳。張春橋的臉，此時此刻一直保持三分笑。他盡量使每一步都穩穩地邁向前。他徑直走向會場的中心，坐在一把最顯眼的椅子上。姚文元隨著他，坐在他的旁邊。
紅衛兵們一下子被鎮住了，會場變得鴉雀無聲。張春橋為自己的「高姿態」能夠贏得這樣的效果，臉上從三分笑增加到五分笑。他側過臉白了姚文元一眼，彷彿在說：瞧你，多麼缺乏「群眾鬥爭經驗」！
當張春橋剛剛說了一句「紅衛兵小將們，你們好」，「紅革會」的頭頭們已從剛才突如其來的驚訝狀態中復原，有人高聲地打斷了張春橋的話，爭得了會議的主動權：「打開《毛主席語錄》，十三頁，第二段，最高指示——」
頓時，大廳裡響起一片背誦聲，因為這段「最高指示」，紅衛兵們差不多都已背得滾瓜爛熟：「什麼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麼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
一聽念這段「最高指示」，張春橋馬上意識到這下子要麻煩了。那時候，無論是誰，在發言之前，總要念幾段毛主席語錄，誠如樂曲的前奏。一聽念什麼樣的「最高指示」，就可以大致猜出下面的發言是什麼樣的傾向。
果真，語錄念畢，就有人直呼「張春橋」，而不是用那種又親暱又尊敬的「春橋同志」，大聲質問：「張春橋，今天凌晨，派解放軍到復旦大學鎮壓學生運動的，是誰？」
張春橋的臉，由紅轉黃，由黃轉灰，由灰轉白。紅衛兵們像排炮似的，向他發出一個又一個炮彈：
「你說，舊上海市委是修正主義的。你也是舊上海市委的領導幹部，你難道不是修正主義的？」
「你說，《海瑞罷官》是大毒草。上海上演《海瑞上疏》，你沒有責任？」
「你為什麼鎮壓『紅革會』？」
張春橋冷冷地從嘴巴裡擠出一句話：「紅衛兵小將們，你們要提高警惕，不要被陳丕顯、曹荻秋所利用……」
這下子，像火上加油，鑼裡加鈸，紅衛兵們更加氣憤了。於是，有人不客氣地揭他們的老底了：「張春橋，你的臭老婆是什麼貨色？」「姚文元，姚蓬子是什麼貨色？」
沒想到，張春橋的「高姿態」，卻為紅衛兵們鬥他提供了絕好機會——他竟與姚文元一起，坐著轎車，送上門來供紅衛兵批鬥。用一句中國的俗語來說，是他們自己「撞到槍口上去了」！
從晚上7點，一直鬥到凌晨1點，整整六個小時！紅衛兵們抽走了他們的椅子，叫張春橋和姚文元站在那裡，叫他們低頭認罪。這兩個大「左派」，第一次嘗到了挨批鬥的滋味。雖然正值天寒地凍之際，張春橋一身冷汗，衣衫濕透。他們的秘書被紅衛兵看管起來，無法出去打電話，所以張、姚只得聽憑紅衛兵批鬥，無人救駕。
直到凌晨1點，紅衛兵們要把張、姚押往復旦大學。張春橋、姚文元上了轎車，一溜煙，逃了！
這一天——1967年1月28日，永遠留在上海人民的記憶之中。「一·二八」炮打張春橋，成為上海盡人皆知的笑談。
1月29日晚，復旦大學大禮堂人聲鼎沸，「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在那裡隆重舉行。大會結束之後，以「紅革會」為主的幾千名紅衛兵湧向上海街頭，連夜張貼海報。
海報上印著這樣的醒目句子：「1月30日上午，舉行全市炮打張春橋大遊行。下午，在上海人民廣場舉行上海市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
張春橋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他使出了渾身解數。
29日凌晨，他冷汗淋漓地逃回興國招待所，疾步奔向電話機，掛通了長途電話，向江青呼救。
一個電話接著一個電話：張春橋通知徐海濤，部隊處於戒備狀態，隨時準備上街鎮壓遊行隊伍。張春橋通知王洪文，「工總司」必須緊急動員起來，粉碎「紅革會」的「陰謀」。
就在29日晚，「紅革會」忙著在復旦大學召開「炮打張春橋誓師大會」的時候，在衡山賓館，張春橋與王洪文秘密會見，策劃著第二天的行動。
秘書把一份剛剛收到的特急電報交到了張春橋手中。張春橋的目光飛速掠過電文，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臉色由白轉灰轉黃轉紅。
他拿起「BH」鉛筆，刷刷地在電報的天頭上寫下一行批示：「印八開，二十萬份，立即出動宣傳車，廣為宣傳散發。」
當秘書拿著電文坐上轎車前往印刷廠的時候，張春橋在向王洪文口授「指示」：「立即轉告全市人民：這一場鬥爭，不是一個小問題，也不是個人問題，而是關係到中央文革小組的正確領導能否貫徹的問題，關係到上海運動的大方向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