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總司」與「赤衛隊」原本旗鼓相當。但1966年12月18日，天平猛然傾斜，倒向了「工總司」一邊。
那是「機關炮」響了，劇烈地震撼著上海。
「機關炮」是在上海市委機關裡射出來的。一份以《機關炮》命名的小報創刊了，上面印著一個新冒出來的造反組織的名字：「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宣傳組編印。
大抵秀才們跟工人、紅衛兵氣質不同，不習慣於什麼「司令部」之類，於是便取名為「聯絡站」。這個「聯絡站」的骨幹力量，是原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以及《支部生活》編輯部，頭頭乃徐景賢（原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支部書記）、王承龍（原《支部生活》造反隊負責人）、郭仁傑（原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組支部副書記）。
自「文革」以來，曹荻秋的種種「檢查」，是徐景賢代為捉刀的。張春橋、姚文元策反上海市委的筆桿子們。從11月28日起，這種暗中的聯繫，已在姚文元和徐景賢之間不斷用長途電話進行。
王洪文所率「工總司」只能在外面攻打上海市委，久攻難克。「聯絡站」揭起造反大旗，來了個裡應外合，內外夾攻，中心開花，後院起火，頓時使上海市委的根基搖晃，分崩離析。
12月18日下午，「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第一次在上海公開亮相——在文化廣場（那時已改名為「文化革命廣場」）召開萬人參加的「批判上海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
秀才造反，到底與眾不同。他們發表「造反聲明」，提出了文縐縐的新口號：「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親」；刷出了用不同修辭裝飾的新標語：「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炮打上海市委！」
「工總司」馬上與「聯絡站」結成統一戰線。他們裡外夾擊上海市委，一下子就使上海市委陷入了深深的困境，瀕臨垮台的邊緣。
「赤衛隊」也被逼入了進退維谷的地步。「工總司」在街上刷出一條又一條矛頭直指「赤衛隊」的大字標語：
「赤衛隊是保皇隊！」
「赤衛隊是陳、曹的御用工具！」
「赤衛隊死保上海市委，大方向錯了！」
「取締赤衛隊！」
「解散赤衛隊！」
「赤衛隊」這時也不得不提出了「炮轟上海市委」、「炮轟曹荻秋」，表白自己並不「保皇」。
12月23日，「赤衛隊」在人民廣場召開了聲勢浩大的「批判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也把曹荻秋「揪」來，當場向他提出「八條要求」。曹荻秋簽了字。
就在這天下午，張春橋在北京又一次接見上海「工總司」的代表，對他們進行了一番「指點」：
「現在，我看你們要集中目標攻上海市委，不要分散精力。集中攻市委才能發動群眾，爭取中間派。不攻市委，中間派就跑了。
「陳丕顯這個人物是值得研究的。他是幕後指揮。我們認為他還是有實力的。上海市委保常溪萍、保楊西光，保得很厲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1966年10月9日至28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引者注），我對他講了，叫他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江青同志也要他把工作抓起來，對他說：『我和春橋同志做你的參謀。』但是他沒有這樣做。特別使我吃驚的是，在發生『安亭事件』的時候，他打電話到中央，問了那麼多的問題：『到底中央文革小組給了張春橋多麼大的權力呀？』『他為什麼不和我商量？』他的態度很壞。馬天水這次表態還好。我批評了他，他在會上表示：『我改，我改。』
「我要告訴大家，我同上海市委的分歧早就有了。我到上海去，是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去的，並不代表上海市委。
「我還可以告訴大家，中央文革小組本來是中央常委的秘書班子。我個人可以『火燒』。但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組，意味著把矛盾指向哪裡，那是很清楚的。
「現在，上海的情況很複雜。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未定局。你們『工總司』要提高警惕，當心勝利的果實被別人奪走。……」
張春橋這番當眾講的話，已經把底牌清清楚楚地亮了出來，只是沒有公開點「赤衛隊」的名。
張春橋給王洪文掛了長途電話，把話講得明明白白：「你要當心『赤衛隊』把『打倒曹老頭』的革命口號接過去，乘機撈取革命造反派英勇奮戰得來的勝利果實，取『工總司』而代之！」
「軍師」的話，使王洪文幡然猛醒。於是，「工總司」在12月25日下午，再度在上海文化革命廣場敲響了「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的鑼鼓。曹荻秋被「揪」來了。「工總司」逼著曹荻秋宣佈「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是「非法」的，是「無效」的，要對「赤衛隊」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赤衛隊」聞訊，當天晚上召集了總部委員緊急會議，商量對策，與「工總司」決一雌雄。
上海上空烏雲翻滾，一場大戰已迫在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