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11日，在黧黑的夜色之中，在嗚嗚呼叫的寒風之中，一架軍用專機穿雲南來，從北京直飛上海。
機艙裡坐著張春橋。平生頭一遭，他享受坐專機的待遇。望著腳下茫茫大地，猶如無涯的大海，在翻騰著黑色的浪潮。他的心中，忐忑不安，未知此行是否會覆舟滅頂於上海。
雖然穿著一身軍裝，仍掩不住秀才本色，他怎麼看都不像一個軍人。不過，在那樣非常「革命」的年月，在「全國學習解放軍」的時代，軍裝不僅「時髦」，而且是一種「保護衣」。正因為這樣，在「文革」初期，他穿慣了的中山裝壓在箱底，卻天天穿著綠軍裝。
在他急急動身之前，陳伯達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已於這天中午發急電到上海西北遠郊、嘉定縣內一個位於滬寧線上的鐵路小站——安亭站，告知在那裡攔截火車、中斷交通、吵著要北上的一千名上海「造反派」工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派張春橋同志即日回上海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面商量……」
筆者在採訪陳伯達時，他回憶說[5]，他當時與李富春商量，馬上派人前往安亭，勸阻工人不要攔斷交通。派誰去呢？陳伯達提出派張春橋，因為張春橋既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又是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李富春同意了。據陳伯達回憶，當時並未意識到「安亭事件」的嚴重性，派張春橋去是他匆匆決定的，沒有請示過毛澤東，不是張春橋後來所吹噓的那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派我去安亭」。
事情緊急，張春橋必須坐飛機趕往上海。
筆者採訪了「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據他回憶[6]，是陳伯達要他掛電話給空軍司令吳法憲，調來一架軍用專機。王力送張春橋到機場。張春橋上了專機，於11月11日晚8時離開北京，飛往上海。在上海機場接張春橋的，是韓哲一。
短短的一天多時間，安亭的知名度急劇上升。這個小站，一下子聞名全國，外電也紛紛報道：「上海爆發『安亭事件』。滬寧線交通被『造反派』工人在安亭切斷……」濃雲密佈的夜空，沒有一絲星光。
對於張春橋來說，此行非同小可。誠如他後來所說：「處理安亭事件，要麼立一大功，要麼犯一大罪。」此刻，這位「狗頭軍師」正憂心忡忡，因為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盤錯綜複雜的棋：「工總司」必須從安亭撤回上海，這是中央的意見，陳伯達的電報也是遵照這一意見發去的，他急急趕往上海，也是為了執行這一意見；可是，這麼一來，等於證明上海市委是正確的，曹荻秋是正確的，而且很容易會使他處於「工總司」的對立面。
張春橋處心積慮的，便是如何打倒上海市委，幹掉陳丕顯、曹荻秋。不把他們幹掉，他無法取而代之，無法成為上海的一代新主。「工總司」是反陳、曹的一支勁旅，顯然，利用這支力量是至關重要的。
張春橋處於「三夾板」之中：中央、上海市委和「工總司」。
所幸，他是一個比別人多一個心眼的人。他早已與「首都紅三司」的那位蒯司令有了聯繫。通過「首都紅三司」駐滬聯絡站，他不斷獲知關於「工總司」的種種內情。
11日夜10時，在冷雨飄灑之中，張春橋的專機悄然降落在上海北郊的大場軍用機場。
這時，滬寧線剛剛恢復通車，受阻的大批列車仍未疏散，一長串一長串停在軌道上。
張春橋披著咖啡色海虎絨領的軍大衣，剛剛走下專機，兩路人馬已在停機坪前等候。
上海市委的代表韓哲一搶先一步[7]：「春橋同志，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張春橋淡然一笑：「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東風！」
韓哲一緊接著說：「請上車，先到衡山賓館，上海市委的領導同志向你匯報……」
這時，另一路人馬——「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的代表江濤也在機場等張春橋。
「不，我不去衡山賓館！」張春橋甩開了上海市委的代表。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的「司令」是21歲的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三年級學生蒯大富。蒯「司令」那時已經與張春橋有了單線聯繫。張春橋把「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視為他可信賴的耳目。
「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的江濤，閃身上了張春橋的轎車，直奔安亭。
夜雨敲打著車窗玻璃，雨刷來回擺動著。司機擰亮大燈，吉普車在雨簾中飛奔。後座，張春橋不住地「嗯」著。包炮在他的耳際低語。間或他問了幾聲，然後，又是細細傾聽著。
向西，向西，轎車朝著安亭急駛。一路上，從江濤的嘴裡，掏得了關於「工總司」和「安亭事件」的最準確的情報。張春橋向來是很重視情報的。兵書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張春橋確信這是古人經驗之談。
從大場經真如、南翔、黃渡，直入安亭。
「不要去車站。到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江濤提醒司機道。
轎車在凌晨駛入安亭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
一個拄著一根拐棍、穿著棉大衣的紅衛兵，第一個跟張春橋握手。江濤介紹說，此人是「首都紅衛兵第三司令部」駐滬聯絡站的包炮。
多年之後，包炮回憶說[8]：
工總司開成立大會是在文化廣場。那天有幾個事。一個是保守派去了，會場亂糟糟，後張寶林出來控制會場。那天會場很亂，發生搶話筒的情況。王洪文基本沒有動靜。主持會的是潘國平。會議鬧到最後的時候，曾經全體去過市委，在市委待了一會，結果沒有人出來接待，那麼就往火車站去了。這個決定我和王洪文，還有潘國平都是一致的。
到了火車站我們三個人都上火車了，但不是一個車廂。到了安亭之後，因為大家已經一天一夜了，沒有水，沒有吃的，我記得後來送去的麵包都是長條形的。結果火車一停大家就氣憤，所以我覺得安亭事件我要負責。火車一停裡裡外外都是人，而且大家在煤堆那邊辯論，我一看辯論就跑過去了，朝煤堆跑的時候我就摔倒了，結果把膝蓋給摔破了，縫了幾針。當時我跟張春橋見面的時候，我是拄著一根拐棍，穿著棉大衣……
包炮1940年出生於長春，而王洪文、王秀珍也都是長春人，所以特別講得來。在籌備成立「工總司」的那些日子裡，王洪文把包炮當成了自己的謀士。
張春橋在細雨中剛剛下車，一個清瘦的穿了一身褪色軍裝、沒有領章帽徽的年輕人，馬上用雨傘遮住飄落在張春橋臉上的冷雨。
「春橋同志，他就是王洪文。」經包炮這麼一介紹，張春橋向那年輕人伸出了手。
這是張春橋第一次與王洪文握手。於是，因搞「革命樣板戲」而江張攜手，因批《海瑞罷官》而江張姚結誼，這一回又因「安亭事件」增加了一個同夥——雖說四人結幫而左右中國政局是在好幾年之後。
「這是小潘，『工總司』的副司令。」包炮又把一個20出頭的小伙子介紹給張春橋。
「春橋同志，我們一直盼望著，總算把您盼來了——您是來自毛主席身邊的親人！」小伙子緊緊、緊緊地握著張春橋的手，一邊握，一邊上下搖動著。
「哦，我知道，你是潘國平！」張春橋馬上說出小伙子的大名，使這個上海玻璃機械廠的青工感到分外高興。
一場全國矚目的談判，便在一家不大為人們所知的工廠——上海無線電專用機械廠樓上進行。
談判的一方，是足智多謀、久經沙場的「中央大員」張春橋。
談判的另一方，是能言善辯卻乳臭未乾的潘國平。王洪文在一旁坐著，不斷地抽煙，只是專注地聽著，不吭聲。
包炮居中，偶爾插幾句，為張春橋幫腔。
「伯達同志的電報，你們都看了。電報雖然是伯達同志以個人名義打來的，但是代表著『中央文革小組』的聲音，代表著黨中央的聲音，代表著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聲音。」張春橋先發制人，在談判桌上發動了強大的攻勢，「我對你們的要求，那就是按照伯達同志的電報指示精神，立即帶領造反隊員，從安亭、從南京，撤回上海，有問題到上海去解決……」
「到上海能解決問題嗎？」潘國平毫不畏忌地反駁張春橋，「我們正是因為在上海不能解決問題，這才北上告狀，這才被半途甩在安亭、南京。如果在上海能夠解決問題，我們就不會在安亭攔截火車了！」
「如果你們要北上告狀，只能派少數代表。大隊人馬必須回上海『抓革命，促生產』。」張春橋繼續說道，「你們是『工總司』的負責人，你們應該負起這個責任。」
「正因為我們是『工總司』的負責人，所以我們必須對『工總司』全體造反隊員負責！」潘國平毫不妥協地說道，「北上告狀，是『工總司』全體造反隊員的意願。派少數代表去北京，沒有聲勢，是告不倒上海市委的！」
面對著這麼個「造反精神」十足的「副司令」，張春橋心裡暗暗著急。因為如果「工總司」不撤回安亭和南京，那麼他將無法回京覆命。他不由得連連抽煙，把目光投向那個沉默不語的「司令」。
「王洪文同志，你的意見呢？」張春橋問道。
「春橋同志，我擁護你的意見。『工總司』應當撤回上海，就地鬧革命！」王洪文的話，張春橋的臉上泛起了笑容。
「但是，有幾個問題，要請春橋同志表個態。不然，我們難以說服隊員，難以打消隊員的顧慮。」王洪文到底比潘國平年長11歲，是個幹部、黨員，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
潘國平代表王洪文向張春橋提出了五個問題——這是包炮與王洪文、潘國平事先商量過的：
第一，上海「工總司」是不是一個革命的合法的組織？
第二，我們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動？
第三，「安亭事件」的責任由誰來負？
第四，能不能答應我們的要求——曹荻秋作公開檢查？
第五，能不能給「工總司」提供工作方便？
潘國平、王洪文提出的五個問題，張春橋一路上已經料想到了。他早已打好主意：借助「工總司」之力，扳倒陳丕顯、曹荻秋，扳倒上海市委。
正因為這樣，他很痛快地支持了王洪文：「我認為，『工總司』是革命的合法的組織，北上告狀是革命的行動……」
「口說無憑，寫下來，你簽字！」潘國平說道：「別開空頭支票！」
「你們先帶領造反隊員撤退。」張春橋說，「你們明天撤回上海，不，不，現在已是凌晨3點，應該說是今天了——你們今天撤回上海，明天我在上海文化廣場，給你們簽字！」
「好，好。」王洪文站了起來，向張春橋伸過手來。這意味著談判順利結束。
潘國平還在嘟嘟囔囔，嚷嚷著要繼續北上。張春橋以親切的口氣對王洪文說：「你再做做小潘的工作！」
第一次見面，第一回較量，王洪文便博得了張春橋的好感。
後來，包炮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況[9]：
江濤陪著張春橋到安亭，就把我、王洪文、潘國平找去。江濤沒說什麼話。第一次和張春橋是在安亭的無線電廠談的，我們積極地和他辯論。我記得是在樓上，那時吃著包子，這我記得。我認為主談的是潘國平，一切主事當時是潘國平。我是拿主意（的），這點我自己清楚。潘國平起草了五條，我肯定是明確這個態度，而且支持這五條。張春橋到安亭是半夜，談到第二天早晨。第二天下雨了。那時我和潘國平、王洪文、張春橋在車上對話，內容就是要承認那五條，不能回去。這點潘國平是很有條理的，因為當時你要是不承認這是個革命組織、革命行動，那你要回去就肯定是不行的，因為當時赤衛隊還在的，回去之後工廠裡肯定是打成反革命了。我記得陳伯達電報裡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抓革命、促生產」這點。張春橋當時基本同意了這五條。在這點上，我同意張春橋的，叫他們先回去。王洪文在整個安亭事件裡是不拋頭露面的，很小心。從工總司的成立大會到安亭事件，潘國平起著主要作用，再到簽下這五條。當然，後來真正起作用的還是王洪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