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的大浪潮之中，大字標語的更換，比如今女人的時裝的「推陳出新」更為迅速。
上海國棉十七廠門口，貼出了嶄新的對聯：「大串連必需介紹信」，「斗批改全靠本單位」。橫批是「請君留步」。
沒多久，旁邊出現另一副對聯：「干革命何需介紹信」，「砸大門歡迎紅衛兵」。橫批是「造反請進」。
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的照片被印刷成宣傳畫廣為傳播。
層出不窮的「新生事物」——「紅衛兵」、「大串連」，導致了這樣針鋒相對的對聯的誕生。
北京，成了「文革」的中心。「紅色電波」不時傳來北京的「特大喜訊」。
1966年8月18日，從北京傳來了「特大喜訊」：百萬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在天安門城樓上，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中的紅衛兵宋彬彬，把一隻紅衛兵袖章戴在毛澤東的左臂上。
於是，各報以顯著地位，刊登了毛澤東佩戴紅衛兵袖章的照片。
王洪文端詳著毛澤東的照片，立即發出倡議：在上海國棉十七廠的民兵中，成立紅衛兵組織。
王洪文也報名參加紅衛兵。他想，毛澤東都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他也應該弄個紅衛兵袖章戴戴。
不久，來了個文件，使王洪文頗為掃興：年齡在30歲以下，才可以加入紅衛兵。
真不巧，王洪文31歲——超齡一歲，無法戴上紅衛兵袖章。
就在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之後，又一「新生事物」誕生了——「大串連」。
北京的紅衛兵是「文革」的排頭兵。1966年8月下旬，穿著沒有領章的軍裝，佩著鮮紅的袖章，戴著軍帽，北京的紅衛兵出現在酷暑的上海。
上海人用驚奇的目光，注視著這些手中拿著紅色語錄的北京紅衛兵，用尊敬的口氣稱之為「小將」。
「小將」們也用驚奇的目光，注視著上海。他們迅速地發覺「時間差」：上海的「文革」，是那樣的「冷冷清清」！北京各單位早已趕走了工作組，而上海各單位還在工作組領導之下進行「文革」。領導各工作組的，則是中共上海市委。
外灘。掛著「中國共產黨上海市委員會」白地紅字牌子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白地黑字牌子的莊嚴大廈，被北京清華大學紅衛兵刷上一張具有爆炸性的大字報。
標題：《給上海市委一記響亮的耳光》。
署名：清華大學《送瘟神》戰鬥隊。
時間：1966年8月29日。
大字報馬上觸動了上海市委敏感的神經。北京紅衛兵被視為洪水猛獸。須知，在此之前，即便是上海的造反派，還未敢如此明目張膽地轟擊上海市委。
施惠珍接到來自上海市委的電話[9]，緊急抽調上海國棉十七廠700多名工人趕往上海市委，與其他工廠的工人們一起組成糾察隊，提防著那批天不怕、地不怕的北京紅衛兵。
王洪文的注意力，也從廠裡轉向廠外。他也趕往上海市委。他不去當糾察，他去歡迎那些來自「紅太陽」身邊的紅衛兵，歡迎他們來上海國棉十七廠串連。
北京紅衛兵在上海越鬧越厲害。他們開始明白，外灘那幢掛著兩塊大牌子的大廈，只是上海市委和市政府一般工作人員的辦公樓，上海首腦們是坐在康平路的辦公樓裡。那兒門口，只是站著持槍的門衛，不見一塊牌子。
9月3日清早7時，康平路上聚集著數百名北京紅衛兵。天上飄下雨滴，北京紅衛兵全然不顧，放聲高唱起當年的「流行歌曲」：「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
北京紅衛兵們揮舞著紅色語錄，要求上海市委領導接見。
上午10時，從上海市委傳出消息，領導同意接見北京小將，但不能全體接見，只能與代表談話。
10時14分，二十多名北京紅衛兵代表被允許通過由工人糾察隊員們組成的人牆，走進上海市委。
北京紅衛兵們感到沮喪，出面接見的不是陳丕顯，不是曹荻秋，而是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總工會主席張琪。
「我們要見陳丕顯！我們要見曹荻秋！」北京紅衛兵們繼續聚集在上海市委門前，不斷地高呼著口號。
雨中，北京紅衛兵和上海工人糾察隊員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王洪文在一側，傾聽著雙方的論戰。儘管他明顯地傾向北京紅衛兵，但是他在這種場合，並不出頭露面。
針尖對麥芒。雙方的論點，尖銳地對立著：
「我們要見陳丕顯、曹荻秋！」
「上海市委首長要管理一千萬人口的上海市，為什麼要接見你們這幾十個人、幾百個人？」
「我們要炮轟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是正確的！我們要保衛上海市委！」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一樣，都是爛掉的！」
「上海市委跟北京市委不一樣，上海市委是革命的！」
在雨水淋濕的牆上，工人們貼出一張剛剛寫成的大字報，標題非常醒目：《我們老工人要講話》。
年輕的紅衛兵們並不知道這個標題的深刻含義。經歷過1957年反右派鬥爭的人們牢牢記得：開始反右派時，出現在《人民日報》上的醒目文章便是《我們老工人要講話》。
顯然，1957年的老經驗，被用在1966年的「文革」中了——多少人當時對「文革」是那麼的不理解啊！
大字報的作者，署著：「上海國棉十七廠老工人」。在一連串的簽名中，可以看到劉喜榮、楊林大、王寶余、丁末郎等等。他們確實是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老工人。
大字報清楚地表達了老工人們的觀點：「十七年來，市委和柯慶施同志對上海的三大革命鬥爭抓得很緊。從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中看，是堅決貫徹總路線的，製造出萬噸水壓機、雙水內冷發電機、二十萬倍電子顯微鏡等等。從階級鬥爭看，剷除了資產階級很多毒素，取消了交誼舞。三年自然災害很快克服了。還有《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也是上海市委組織和討論的。這些大量的事實證明，上海市委不是修正主義的。北京市委爛掉，不等於上海市委也會爛掉。上海市委是正確的，革命的，對於這一點，中央也是肯定的。……」
大字報剛剛貼出，便招來一群北京紅衛兵，跟上海國棉十七廠的老工人展開一場舌戰。
雨水很快把大字報的字跡沖得一片模糊。沒多久，另一份重新抄好的《我們老工人要講話》又貼了出來——在上海眾多的工廠之中，上海國棉十七廠是一家活躍的廠子。既出了王洪文那樣的造反派，也有力量雄厚的老工人隊伍。
北京紅衛兵越來越多。9月4日，聚集在上海市委門前的北京紅衛兵，多達一千餘人。
北京紅衛兵們批評上海市委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明顯的便是市委大樓前沒有掛毛澤東畫像。天真爛漫的「小將們」搬來毛澤東巨幅油畫像，要掛在上海市委大樓上。這下子，老工人們不能不支持，機關工作人員們不能不支持，忙碌了好幾個小時，總算把毛澤東畫像高懸在上海市委大樓頂層。
那張《我們老工人要講話》的大字報，使上海國棉十七廠引起了北京紅衛兵們的注意。北京紅衛兵衝向上海國棉十七廠。在廠門口，他們被攔住了——因為他們沒有介紹信。
於是，在國棉十七廠門口，出現了兩副截然不同的對聯。
於是，王洪文成了北京紅衛兵的戰友。北京紅衛兵的「造反精神」，感染了他，鼓舞了他。
從北京傳來最新消息。9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等的一封信中說：「……組織工農反學生，這樣下去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似宜中央發一指示，不准各地這樣做，然後再寫一篇社論，勸工農不要干預學生運動。」
毛澤東的意見，立即得到貫徹。9月1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文件，指示各省、市黨委不得組織工人、農民反學生。《人民日報》也發表了社論《工農群眾和革命學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明確指出：「學生起來鬧革命，把鬥爭的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指向一切牛鬼蛇神。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沒有錯。……」
北京紅衛兵士氣大振，紛紛建立駐滬聯絡站，喊出了「學生運動要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口號，殺向上海的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