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克鑽進延安
自從1935年5月踏進上海灘，張春橋混跡上海文壇兩年多，發表了四十多篇長長短短、五花八門的文章。1937年9月3日《立報》刊出署名張春橋的短文《武裝民眾》之後，他的名字便從上海報刊上消失了。
張春橋哪裡去了？
難道他「最最會化名」，化了什麼新名字？
直至1938年5月的《抗戰文藝》週刊第1卷第5期登出署名張春橋的《漢奸吉思恭》，標明「延安通訊」。消息傳到上海，人們才恍然大悟：
狄克鑽到延安去了！
吉思恭，日本的間諜。1938年3月17日，在延安陝北公學操場上，舉行了公審漢奸吉思恭大會。狄克也在場，於是寫了這篇「延安通訊」。
狄克是怎樣鑽進延安的呢？
在張春橋1950年親筆填寫的《簡歷表》上，「何時何地何人介紹入黨、候補及轉黨年月」一欄，這麼寫道：
1936年4月在上海經吳成志、林福生介紹入黨。
1938年8月在延安經顧光斗、雄飛介紹重新入黨。1939年2月轉正。
張春橋既然在1936年4月入黨，怎麼到了1938年8月又要「重新入黨」呢？
那位「吳成志」，真名宋振鼎，他對張春橋在上海的「入黨」經過，說得最為清楚：
我1932年9月被捕，1935年7月從蘇州反省院自首出來後去上海。1936年4、5月間，我（化名吳成志）與原社聯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王德明等成立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曾經我介紹張春橋參加預備黨員。這個組織沒有黨的組織領導，是我們自己成立的。成立不久，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找我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叫立即解散。我們當即解散，並通知到所有參加的人，也通知了張春橋。此後，我再未介紹過張春橋入黨。
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在1976年10月18日所寫的證明也清楚表明：
1936年在上海，宋振鼎同一些叛變自首、住過反省院和不三不四的人成立了一個預備黨員委員會，這是個非法組織。由我通知宋振鼎，宣佈取消了這個組織。
解放前我不認識張春橋，文化大革命中，從外調的小將們口中才知道那個委員會內有張春橋。
吳仲超 1976年10月18日
原來，張春橋在1936年4月所參加的是假共產黨！可是，張春橋卻把它寫入自己的入黨簡歷之中，又不得不自相矛盾地寫上「重新入黨」的年月。
張春橋離開上海，跟江青相差無幾，因為1937年8月13日，槍炮聲震撼著上海城。
在日軍統帥水野修身、上海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大將坐鎮指揮下，日軍第三、六、九、十一、一一、一五、一六、一一、一一四、一一六等師團和海軍陸戰隊，共30多萬人，突然襲擊上海。「八一三」淞滬戰爭打響了。
張春橋曾寫過一篇題為《中國為什麼勝利？》的「報告文學」，發表在1937年10月4日的《國聞週報》（戰時特刊第16期）。其中，記述了他自己在「八一三」當天的蹤跡：
十三號的早上，我得到日本軍隊在八字橋向我軍進攻的消息。就跑到南市，又折回來，轉到公共租界，往北區走去。我想看一看戰爭發生以後的人們。不但去看，還要深深地發掘，往他們心眼裡鑽，我還跑到楊樹浦的工人區，跟他們談，跟兩位年青的工友跑到野外的一條可以通到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今上海山陰路—引者注）叫作沙虹路的地方去，遙望天通庵火車站的煙火。重炮，機關鎗的聲音很清楚的隨風飄過來。四周靜靜的，農夫們在晚霞裡整理著南瓜黃瓜和別的菜蔬。
黃昏慢慢的後退了，夜佔領了這地方。
天通庵的炮火更烈了，聲音一陣陣地傳過來。火苗燃燃著跟黑煙卷在一起，叫嘯著往上升。
是下午四點鐘開的火，我到了夜裡十二點才離開一群工友跑回來，在虹橋，日本兵佈滿崗位。過來外白渡橋是密集的人群。
最使我忘不了的是，在三點鐘的時候，我經過老靶子路。到閘北去的路完全斷了。在靶子路北河南路口有西捕站著，不准走近通過的鐵門往寶山路去，而且，鐵門是上鎖了。
就張春橋以上自述可以看出，20歲的他，富有社會活動力，能跑，能鑽，能記，能寫，已非等閒之輩。雖說論學問，論標點古書，他不行，可是他的目光早已投注於政治。
上海站不住腳了。張春橋踏上了北去的列車，前往濟南。
張春橋在濟南的行蹤，從他發表在1938年4月5日《戰地》半月刊第1卷第1期上的《韓復矩》一文中，依稀可以查證出來：
「去年9月中我從淞滬戰場退出來，到濟南……」這表明他抵達濟南是在1937年9月中。
「果然，在我退出濟南一個禮拜的時候，濟南失守了。」日軍攻佔濟南是在1937年12月25日，因此，張春橋離開濟南的日子當為1937年12月18日。
在濟南，張春橋度過了行蹤詭秘的三個月。
濟南。經五路小緯四路富潤裡，張家。張春橋的父母張開益、宋蕙卿都住在那裡。
富潤裡卻不見張春橋的影子。偶爾，夜深人靜，狄克才在那兒露面。
張春橋在哪兒安身？
濟南，指揮巷18號。掛著「冀魯邊區游擊司令」頭銜的復興社山東省頭目秦啟榮，在會客室召見了秘密交通員胡彰武（原名胡憲文）。
「這裡有兩份密件，你務必親手交到柏俊生手中。」秦啟榮的神色顯得十分嚴肅，把兩封封得死死的信，交給了胡彰武。他叮囑道：「兩封信裡的一封，叫柏俊生馬上妥交趙君弼。」
果真，密信送往柏家之後，趙君弼得訊，來到了柏家。
柏俊生的大老婆趙氏取出密信，當面交給了趙君弼。
趙君弼拆開密信，看後當即燒燬。密令只一句話，深深印在他的腦子中：「茲有張春橋去住你家，希一切關照，注意安全。」
趙福承，也就是趙福成、趙君弼，張春橋的同鄉。此人與張春橋之父曾有過同事之誼。他生於1905年，比張春橋長12歲。後來，他用趙福成這名字。
趙福成頗有來歷：1930年，他從北平警官高等學校畢業之後，便東渡扶桑，在日內務省警察講習所留學。1936年又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受訓。此後，他出任濟南市警察局東關分局局長。他也是復興社的山東頭目。
1976年11月13日，趙福成寫下這樣的材料：
我叫趙福成，又名趙君弼，今年七十一歲，山東巨野縣人，家庭地主。
1930年，在國民黨北平警官高等學校畢業後去日本內務省警察講習所留學，1931年回國，在濟南山東警察教練所當教官，1936年去南京中央警官學校受訓，同年底，回濟南充任警察局東關分局長，總務科長，兼防空司令部總幹事。日寇侵佔濟南後，我曾擔任濟南市警察局長，章邱縣長，曹州道尹，山東省政府宣傳處長，汪偽孫良誠部參議等漢奸職務。
1936年，我在南京中央警官學校受訓時，由該校調查統計室主任王泰興介紹參加了國民黨復興社特務組織，化名趙用明。回濟南後，我的復興社關係轉到濟南，由復興社山東省負責人秦啟榮領導，和我一同進行特務活動的復興社分子有柏俊生等人。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不久，秦啟榮曾委任我為冀魯邊區游擊司令部警衛大隊長。
我參加復興社後，回到濟南進行特務活動的任務是：瞭解韓復矩政治動態；刺探日本人和共產黨八路軍的情報；以我家為據點，掩護復興社在濟工作人員和過往人員的活動並保障安全。後來我曾掩護過一些復興社特務在濟南的活動。還掩護過復興社特務張春橋過往濟南混入延安。
1939年9月中旬，我到復興社特務柏俊生家，柏的大老婆趙氏轉給我一封密信，
內有兩隻密令。
第一隻密令寫：
著警衛大隊長趙福承留在濟南，相機打入日偽組織，以資掩護而便工作，另有連〔聯〕絡人員去取情報。
冀魯邊區游擊司令秦啟榮（章）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日
第二隻密令寫：
茲有張春橋去住你家，希一切關照，注意安全。
此致趙福承
秦啟榮（章）民國二十六年九月×日
我看到密令，就明白張春橋也是復興社特務。過了一個星期，張春橋到了我家，在我家住了兩個多月。張春橋在濟南是有家的，他有家不住，要到我家裡住，這是秦啟榮安排的，因為山東是韓復矩的地盤，蔣韓有矛盾，韓不允許蔣特活動，住在我家可以掩護他的活動，保障他的安全。
張春橋住在我家期間，不願談他的經歷和他在濟南的活動情況，他總是單獨出去活動，從未帶別人來過我家，也沒有人到我家來找過他，行蹤詭秘。他曾向我打聽過韓復矩的政治動向，我告訴他，日本松井大將曾來濟勾結韓復矩。張春橋還分析日本人來後形勢，他說：「日本人對在家禮（青幫）的，如能利用就利用，不能利用就剷除。」事後，我把張的這些話告訴了柏俊生。
1937年12月初，日寇佔領濟南前夕，張春橋突然對我說，他要去延安，我因為知道他是復興社的人所以對他說：「你去吧，我得留下來幹。」張說：「你留下干吧，我到延安看看如何，如果幹好了，就幹下去，如果幹不好，就回來再找你。」我聽了張春橋這些話以後，就明白了他去延安是負有任務的。
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時，他說路上缺一件大衣，我就把自己穿的棉大衣脫給他穿走了。
他還向我說：「我算是從山東走的。」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迷人聽聞，掩護其身份。他還托付我關照他父親，後來我當警察局長時，就提拔他父親張開益當了庶務主任。
趙福成 1976年11月13日[123]
1950年，趙福成在勞改隊曾寫下這樣的親筆供詞（節錄）：
張春橋是同鄉同事張君之少君，七七前在上海系左翼青年作家，來濟圖安全住我家，日寇占濟南以前，張春橋去延安，臨走，我曾送其大衣，那時我是復興社，已受命留濟待機打入敵偽工作，我知張，張不知我。
趙福成寫 1950年6月16日
■ 趙福成在1950年關於張春橋的交待
趙福成的這一供詞，是在張春橋倒台之後，從山東省公安機關的案卷中查出的。
在供詞中，「我知張，張不知我」這句話，頗為奧妙。1976年11月14日，趙福成對他1950年在勞改隊親筆供詞寫下說明：
關於我1950年在濟南勞改隊寫的交代材料中所提到的「我知張，張不知我」這句話的含意，現在我說明一下：
解放後1950年，我在濟南勞改隊寫思想情況匯報時，我曾寫過我與張春橋認識，寫的詞句中有這樣的話：「我知張，張不知我」。我這句話是指什麼說的呢？就是說1937年9月，復興社秦啟榮密令我留下，準備打入日偽組織，同時還有個密件，通知我關照張春橋住我家，注意安全。一周之後，張春橋就果然去我家居住了。這年12月初張去延安了。復興社山東負責人秦啟榮秘密通知我關照張住我家，我當然就瞭解張也是復興社分子。但張並不知我是復興社。因為我沒有告訴他，所以我寫「我知張，張不知我」。
1950年我在濟南勞改隊，那時才交代了歷史問題，尚不知如何判刑，不揭張又怕將來露了底，落個知情不舉。揭了他又怕他不承認（我把復興社給我的原信件當時燒了，手中無證據）反而弄成誣陷革命人員，罪上加罪，所以我只寫「我知張，張不知我」，等待將來再說吧，這是那時的想法。
趙福成 1976年11月14日
就在趙福成接到秦啟榮密令後一個星期，瘦骨嶙峋的狄克便翩然而至，住進了這位濟南市警察局東關分局局長的家中。彼此心照不宣。狄克獨進獨出，面孔總是那麼刻板，嘴巴總是閉得那麼緊。
1976年12月20日，胡彰武作如下的交待：
1937年7月我經秦啟榮介紹在濟南參加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充當機要交通員，經常為復興社傳送機要文件。1937年9、10月間，秦啟榮在指揮巷十八號會客室，交給我兩封密信，叫我給柏俊生送去。一封是給柏俊生的；另一封是叫柏俊生轉給趙君弼（註：趙福成）的。秦啟榮考慮到柏俊生文化低，怕他看不明白，還叫我囑附他：把他的人都留在濟南，參加日偽工作，把留下人的名單，填好年月日，聽候命令。我將這兩封信都交給了柏俊生。柏將給趙的那封信收下後說：「我交給君弼吧！」然後，柏將秦啟榮給他的那封信拆開看，這時，我就把秦囑附的那些話說了一遍，柏答：「噢，知道了。」關於秦啟榮給趙君弼的那封信，是什麼內容，我不知道。
胡彰武[124]（原名胡憲文） 1976年12月20日
趙正平也口述了證明材料《秦啟榮要我給趙君弼傳信的情況》：
1937年秋天，日寇侵入濟南前，我為秦啟榮轉過一封信給君弼。信上寫的什麼我不知道。是趙君弼來我家時，我把這封信交給他的。[125]
趙正平 口述（章） 柏良 整理（章） 1976年11月26日
張春橋在日本侵佔濟南前離開了。後來，有人在山東單縣見到了張春橋。
此人名叫湯靜逸。1987年10月13日，95歲的湯靜逸先生，在上海向筆者講述了半個世紀前的往事：
■ 張春橋填寫的幹部登記表否認自己曾經參加反動黨團
我當時是國民黨政府江蘇省徐州專員兼總指揮。1937年的12月，我帶部隊進入山東，來到單縣。單縣的縣長叫朱世勤。見面時，有一瘦瘦的青年在側，看上去像個大煙鬼似的。朱世勤向我介紹說，那青年是他的新來的秘書。並誇獎青年「小有才幹」。我記得很清楚，朱世勤告訴我，青年名叫張春橋。張春橋對我連連點頭哈腰……
解放後，當張春橋的名字出現在上海的報紙上，我起初以為是同名同姓的人。後來看到報上登的照片，認出來就是那個「小有才幹」的張春橋。我感到奇怪，我、秦啟榮、朱世勤都是復興社的，這個張春橋怎麼會鑽進了共產黨？
張春橋只在單縣作短暫的勾留，過南京，抵武漢。他借助於郭沫若那「政治部第三廳」裡一個熟人的介紹，打通了前往延安的路。
從張春橋一路上跟那麼多錯綜複雜的人物接觸，表明當時的張春橋的思想錯綜複雜，政治背景也錯綜複雜。不過，復興社的山東頭目趙福成那句「我知張，張不知我」，表明張春橋已經到了國民黨特務組織復興社的大門口，而他的腳尚未邁入。不然，那就是我知張，張亦知我了。
踏上延安那片紅色的熱土才幾天，張春橋的胸前便掛起了一枚「中國紅軍創立十年紀念」的紅星章。雖說是他向一位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員借來的，一借就不還了。這枚紅星章，彷彿成了狄克的護身符。
這個「紅皮蘿蔔」，終於混入了紅色的洪流。到達延安才兩個月，他的「延安通訊」便寫開來了：
會場是緊張活潑。……延水高聲地唱著歌向東流。
「歡迎陝公（即陝北公學—引者注）唱歌」！
「歡迎黨校唱歌」！
一陣陣的歌聲，高昂的像延水的激流一樣的歌聲，輪流地從抗大、陝公、魯迅藝術學院……的隊列中發出來，清涼山嘉嶺的山谷間響著回音。
「歡迎丁玲同志唱歌」！
丁玲同志剛回來，大家一定要她唱，她站在那裡，唱了一個「老鄉上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