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迎春花在幾天內黃燦燦地都開了。1993年4月，當我住進位於玉淵潭公園之中的望海樓賓館，便置身於一片黃色的海洋之中了。那裡離王觀瀾夫人徐明清的住處不遠。當我給她打了電話，她馬上熱情地說：「歡迎！歡迎！」
已經八十有二的她，身體還不錯，不時外出開會，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雖說走路時已顯得蹣跚。
這一回，徐老除了向我補充講述了有關江青的一些情況之外，特地向我推薦了她的老戰友孫達生。她說，孫達生也是江青20世紀30年代歷史的重要見證人，建議我去採訪孫老。她告訴我，江青本人也曾把孫達生列為歷史證明人之一。
她給孫達生打了電話，於是，我跟孫老約定了見面時間。
孫達生住在北京的西北郊。年已八十有二的他，瘦削而靈活，確實有點「孫大聖」的風度[20]。
說起他的名字的來歷，孫達生哈哈大笑，用一口純正的東北話對我說道：江青被捕後，曾向中央專案組提及有個名叫「宋介農」的人，可以證明她的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可是，專案組查來查去，查不到宋介農其人。後來，還是從徐明清那裡得知，宋介農就是孫達生。再一查，孫達生的工作單位在「文革」中已內遷到四川。趕快派人赴四川，到了那裡，才知孫達生正在北京治病。於是，重返北京，才找到這位「孫大聖」！
孫達生確實姓宋，1911年出生於吉林雙遼縣，原名秉全。後來，他在上海學習農業專業，遂改名宋介農。1933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江青──那時叫李雲鶴，從山東來到上海，所以她只知道他叫宋介農。
■ 葉永烈採訪江青在上海的入黨介紹人孫達生
至於他怎麼會叫「孫達生」，內中有一番趣事：那是中共地下組織考慮到他是東北人，便派他前往張學良的東北軍工作，需要改名換姓。改什麼名字好呢？當他請張學良的好友杜重遠先生寫介紹信時，杜重遠給他起了個名字「張萬發」。介紹信寫好時，他細細一思量，覺得姓張不好，因為他是東北人，姓張容易叫人誤以為他是張學良的什麼親戚。杜重遠以為言之有理，拿起毛筆沉思了一下，把「張」字略加改動，變成了「孫」字，從此他便叫「孫萬發」！
這位孫萬發持杜重遠的介紹信去見張學良將軍手下的軍長王以哲，馬上就被任命為少校秘書，人稱「孫秘書」。憑著少校軍銜，他免費乘坐火車軟席，往來奔走，做著中共地下工作。
後來，在西安事變之後，他生病需要住院。這時張學良在南京被拘，他這位孫萬發秘書也引起注意。住院時填病歷卡，劉瀾波替他寫上「孫達生」。他問劉瀾波為什麼給他取名孫達生？劉瀾波笑謂：「孫達生」，孫大聖的諧音也。你瘦削機靈，身份又千變萬化，不正是孫大聖嗎？
不久，他來到延安，就用「孫達生」這名字。不料，這名字一用竟用了一輩子，以至現在身份證上都寫著孫達生。他的本名只有在填寫履歷表時才提到。
在說罷「孫達生」的來歷之後，他跟我談起了江青。
江青是在193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來，江青匆匆離開青島前往上海時，未帶中共組織關係。在晨更工學團時，徐明清見她表現不錯，便發展她為共青團員。田沅在那裡教日語。孫達生也在那裡工作，結識了江青。
孫達生記得江青那時在工學團教唱歌，排練話劇，刻蠟紙，印傳單，頗為活躍，工作也積極。那時的生活頗為清苦。有一回，江青說施展手藝，炒了一盤青菜，孫達生和朋友們吃了都說味道很不錯，後來才發現他們半個月的油都用光了。
江青提出恢復中共組織關係，並向徐明清、孫達生說明了她在青島加入過中共。可是，由於無法得到證明，徐明清、孫達生認為還是重新辦理入黨手續為好。
那時，孫達生擔任左翼教聯常委兼黨團組織委員，由他出面找江青作了兩次談話，並準備由他作為江青的入黨介紹人。
孫達生把江青的情況向左翼教聯黨團組織作了匯報。他記得，1934年9月左翼教聯黨團組織已經同意吸收江青入黨。
就在此後不久，江青突然失蹤了。
孫達生許久不知江青音訊，後來才知道她關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據瞭解，特務們跟蹤的是阿樂，偶然抓住了她，並不知道她的底細。她在獄中只說自己是女工學校的教師。過了一個多月，特務們審不出什麼名堂，也就準備放掉她。孫達生得訊，忙於營救。
孫達生以為她的案情很平常，不必找上層關係出面保釋，由女工學校出面即可。誰知女工學校是一所未經教育局登記的補習學校，不能作保。於是，孫達生請上海基督教女青年會勞工部總幹事鍾紹琴開具證明，為江青作保。
出獄時，要辦理例行手續。江青在印有「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決不參加共產黨活動」之類句子的單子上簽了「李雲古」。然後，她交保獲釋。
當時孫達生用的名字是「宋介農」。所以，江青把宋介農列為她的歷史證明人之一。
孫達生說，由於江青突然被捕，而出獄後組織上要調查她在獄中的表現，所以關於她重新入黨之事，也就擱了下來。
筆者問孫老：「江青在被捕前夕，即1934年9月，左翼教聯黨團組織既然已經同意吸收她入黨，那麼江青算不算已經重新入黨了呢？」
孫老說：「這是一個很特殊的問題。從組織手續上說，當時我作為黨組織的代表，而且又是她的入黨介紹人，找她談了兩次，就算辦理了重新入黨的手續。在當時，黨處於地下狀態，不可能召開支部會議討論新黨員的入黨問題，由黨組織的代表找入黨申請人談話，就算是辦理這一手續。一旦入黨申請經上級黨組織批准，就是黨員了。江青的申請，當時已經獲得上級黨組織批准，所以可以說她已經重新入黨。但是，江青本人還不知道黨組織的這一決定──她在獲知這一決定之前被捕了！在她被捕之後，黨組織聽說她在獄中的表現不是很好，所以在她出獄之後，沒有讓她參加黨的組織活動。她的重新入黨問題，也就擱置下來。正因為江青本人不知道在她被捕前上海黨組織已經批准她重新入黨，所以後來她到了延安，中共中央組織部審查她的黨籍問題時，她並沒有說起在上海的這一段特殊情況……」
按照孫達生所說，江青入黨經歷應是這樣的：
1933年2月，在青島由俞啟威（黃敬）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3年7月，俞啟威在青島被捕，江青匆忙逃往上海，失去組織關係。
1933年秋，在上海由徐明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書記為陳企霞。
1934年9月，經上海左翼教聯黨團組織同意，孫達生為入黨介紹人，重新吸收江青入黨，但是黨組織還沒有通知江青本人。
1934年10月，由於江青在上海被捕，她的重新入黨問題被擱置。
1937年10月，由黃敬、徐明清等提供證明，江青在延安恢復黨籍。
也就是說，江青1933年7月從青島匆忙逃到上海，失去了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關係，直到1937年才在延安恢復了這一組織關係。
江青出獄後曾輾轉多次躲避。此後，改用藝名「藍蘋」，步入上海影劇圈，成了明星。由於江青脫離了教聯，也就和孫達生聯繫不多了。
後來，在1938年12月，孫達生在延安的一次晚會上，見到江青。這時，江青已經與毛澤東結婚了。江青仍喊孫達生為「老宋」──她並不知道當年的宋介農，已經改名孫達生。
幾天後，江青打電話給他，約他到中央軍委合作社，吃點東西，敘敘舊。
他去了。記得，那天江青向他談了別後的種種情形。孫達生提醒她道：「延安和上海不同。你現在的地位也和過去不同了。你可要注意呢！鄧穎超可以同周恩來一起出席報告會並解答問題，劉群先可以和博古一起在晚會上對口唱無錫景，孟慶樹可以和王明一起騎馬郊遊，可以在晚會上男女二重唱蘇聯歌曲……你跟這些夫人相比，革命資歷要差得多，務必謙虛謹慎。」江青聽罷連連點頭。她說：「我一定接受你的意見，多加注意。」
分別時，江青緊握著孫達生的手，顯得十分激動。
那時，孫達生在延安柳樹店抗日軍政大學二大隊講課，跟張浩住得很近。張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曾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張浩曾向孫達生問起江青在上海的表現，孫達生如實作了答覆。
1939年5月，孫達生上前線去了，從此再也沒有見過江青。
孫達生回首往事，對我說道：人是在不斷變化的。江青後來變壞了，以至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但是她最初還是走過了一段革命的路……
[1]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不是江青寫的。
[2]徐鑄成：《藍蘋與唐納》，《書林》1988年6期。
[3]此處誤譯為費，應為裴，即裴明倫。
[4]羅斯·特裡爾：《江青正傳》，世界知識出版社1988年版，第28—29頁。
[5]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校長楊振聲辭職，趙太侔暫代校長職務。1932年7月，南京政府教育部決定改青島大學為國立山東大學，調整院系。9月30日，正式任命趙太侔為國立山東大學校長。
[6]應當是1931年7月江青與裴明倫離婚之後。
[8]1990年1月2日，葉永烈採訪梁實秋夫人韓菁清於上海。
[9]2004年5月28日，葉永烈電話採訪香港鄧宛生女士。
[10]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葉永烈在北京多次採訪徐明清。
[11]陳恭懷：《我的父親陳企霞》，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頁。
[12]陳恭懷：《我的父親陳企霞》，接力出版社1994年版，第50頁。
[13]《中國現代作家傳略》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7頁。
[14]1989年9月12日、1989年9月17日、1993年4月3日、1995年10月9日，葉永烈在北京多次採訪徐明清。
[15]1989年9月12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徐明清。
[16]王文正，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員。
[17]沈國凡：《江青三十年代當過叛徒嗎？》，《百年潮》2008年第4期。
[18]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9頁。
[19]1993年4月3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孫達生。
[20]1993年4月3日，葉永烈在北京採訪孫達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