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這天，人們得知一條消息，在加勒比海的一次暴風雨中，哥倫比亞海軍的卡爾達斯驅逐艦上有八名水兵落水並失蹤。這艘軍艦在美國莫比爾市經過維修，當時正駛回哥倫比亞港口卡塔赫納，悲劇發生兩小時後，該艦准點到達卡塔赫納港。對海難者的搜尋工作立即展開，在南加勒比海地區實行警戒並從事其他善舉的美國駐巴拿馬運河區部隊也參與了合作。四天後，搜尋結束，失蹤水兵們被正式宣佈死亡。然而，又過了一周，他們當中的一位氣息奄奄地出現在了哥倫比亞北部一處荒僻的海灘上，他在一隻隨波漂流的筏子上沒吃沒喝地度過了十天時間。他的名字叫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事故發生一個月後，他給我講述的故事以新聞報道的形式在波哥大《觀察家報》上刊登，本書即由此而來。
當這位海難倖存者和我一起努力把他這次奇遇一點一點重構起來的時候，我們誰都沒有想到，這種詳盡徹底的挖掘探詢竟讓我們捲入一場新的冒險，在國內釀成軒然大波，最終他損失掉的是他的榮耀與前程，而我則差一點送了命。哥倫比亞當時正處在古斯塔沃·羅哈斯·皮尼利亞將軍的軍事專制統治之下，能讓這位將軍載入史冊的有兩樁最為昭著的功績，一件是下令軍隊開槍驅散一次和平示威遊行，在首都市中心對學生進行屠殺，另一件是，由於在一個星期天的鬥牛場上，一群鬥牛愛好者朝著獨裁者的女兒發出噓聲，他授意秘密警察大開殺戒，遇害人數至今不詳。新聞媒體受到監控，反對派報紙每天只能找一些和政治毫無關聯的新聞來逗讀者開心。在《觀察家報》，從事這項高尚的烘焙工作的人有：社長吉列爾莫·卡諾、主編何塞·薩爾加爾和當記者的我。我們三個人當時都未過而立。
當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主動跑來問我們能為他的故事出多少錢的時候，我們恰如其分地接待了他：這已經是一條被炒過很多次的新聞了。軍方曾經將他在一家海軍醫院裡軟禁了好幾個星期，其間他所能接觸的只有官方記者，此外只有一位喬裝打扮成醫生的反對派記者。這個故事已經被拆解拼湊、翻來覆去地講了許多遍，被加工修補，乃至歪曲顛倒，讀者也早已厭倦了這位英雄人物。他出面替手錶做廣告，因為他那隻手表歷經風餐露宿分秒不差；他也替鞋做廣告，因為他那雙鞋結實異常，他幾次想把鞋撕爛吃進肚子裡都沒能成功；諸如此類烏七八糟的廣告他接了一大堆。他得了勳章，也在廣播上發表過充滿愛國激情的演講，還作為未來一代的榜樣上過電視，他在鮮花和音樂的簇擁下逛遍半個國家，給人簽字留念，接受各地選美皇后的獻吻。他也發了筆小財。我們找了他好多次都不得一見，這次他居然不請自到，可想而知，他已經沒多少牛可以吹了，現在準是想編出點兒新花樣掙錢，而且哪些能講哪些不能講，政府也一定早就給他畫好了道道。於是，我們請他從哪個門進來還從哪個門出去。突然，吉列爾莫·卡諾心頭靈光閃動，在樓梯那裡又追上了他，接受了他的條件，把他交到我的手中。這簡直就像是給我手裡塞了個定時炸彈。
首先令我驚奇的是，這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擁有與生俱來的出眾的敘事才能。他身材壯實，一張面孔與其說像民族英雄，還不如說像個小號手更為妥帖，他善於綜合概括，記憶力極強，還擁有天然的可貴品格，懂得自嘲那些英雄壯舉。就這樣，我們每天交談六個鐘頭，持續了二十天，其間，我一邊做記錄，一邊不時提些迷惑性的問題，看他的敘述中是否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最後，我們完成了一篇文章，那是對他在海上漂流十日實實在在、清晰扼要的記述。這篇記述如此詳盡、扣人心弦，以至於對我來說，唯一有待解決的文學任務就是讓讀者相信它。出於這個考慮，加上我們認為這樣比較合適，我們商定文章使用第一人稱，並且署上他的名字。實際上，本次集結成書才使我的名字第一次和這些文字掛上了鉤。
而第二件讓我驚奇同時也是最重要的事，發生在我們工作的第四天，當時我請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給我描述一下引發那起事故的暴風雨。他完全清楚他接下來要說的話字字千金，微微一笑，說道：“根本就沒有什麼暴風雨。”還真是這樣：氣象部門證實了這一點，那一年的二月是加勒比海上又一個溫和晴朗的二月。到那時為止從未在報端披露過的真相是，在波濤起伏的大海上，一陣風使艦船發生了猛烈傾斜，造成了胡亂堆放在甲板上的貨物散落，八名水兵落水。這一披露揭示了三個重大失誤：首先，驅逐艦上是絕對禁止運輸貨物的；其次，正是因為超載，這艘軍艦沒能採取任何措施救援落水者；最後，驅逐艦上運輸的都是些走私貨：冰箱、電視機、洗衣機。現在問題很明白了，這篇記述，就和那艘驅逐艦一樣，帶了些不夠安全的政治和道德貨物，這是我們始料未及的。
這篇故事被分為若干段，一連十四天在報上連載。一開始政府還頗為讚賞，認為他們的英雄終於奉獻出一部文藝作品了。接下來，當真相慢慢被披露之後，再想阻止連載的發行，明顯會被當作欲蓋彌彰的政治手段。報紙的發行量幾乎已經翻了一番，報社門前，讀者們爭相購買漏過的幾期報紙，為的是收集完完整整的報道。專制機關，繼承了歷屆哥倫比亞政府的光榮傳統，想通過花言巧語來掩蓋事實，就此翻篇兒。他們發佈了一份嚴正公告，否認驅逐艦上裝載有走私貨物。我們則想方設法為我們的指控尋找證據。我們請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提供了一份艦上擁有照相機的水兵的名單。儘管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正在全國各地休假，我們還是找到了他們，並出錢買到了他們在航行途中拍攝的照片。在連載完成的一周之後，我們出了一期增刊，在登出全文的同時，還特別附上從水兵們那裡買來的不少照片。從這些拍攝於公海上的朋友們的合影上可以看到，背景中擺放著不容置疑的走私物品的紙箱，上面甚至還可以看見廠家的商標。專制機關面對這一重擊，採取了一系列激烈的彈壓手段進行報復，最終讓我們的報紙在幾個月之後關張了事。
路易斯·亞歷杭德羅·貝拉斯科承受了巨大的壓力，遭遇種種威脅利誘，儘管如此，對這篇記述，他沒有否定過哪怕一個字。他被迫離開了海軍，那是他過去唯一熟識的工作，而且迅速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了。兩年後，軍政府倒台了，哥倫比亞政權又幾度易手，表面上更光鮮了，可論起公正來，也未必能好到哪裡去。與此同時，我在巴黎開始了我的流亡生涯，時時思念著故土，這倒真有點類似於筏子上的漂流生活。很長時間裡都沒有人知道那個孤獨的海難倖存者後來怎麼樣了，直到幾個月前，才有位記者陰差陽錯地在一家公共汽車公司的辦公室裡碰見了他。我見過那張照片，他年紀大了，有些發福，看得出來，他又有了不少的經歷，同時身上也增添了些許沉著安詳的氣質，那是一個有勇氣親手將自己的雕像炸毀的英雄。
十五年過去了，我沒再重讀過這篇記述。儘管並不完全明白集結成書有什麼用處，我還是覺得它完全值得再一次出版。使我沮喪的是，相比對這篇文字價值的興趣，出版商們更在意它是由誰的名字發表的，其實我很難過，這個名字恰好屬於一個當紅作家。這一次它能以書的形式出版，是因為我並沒有深思熟慮就同意了，而我又不是一個言而無信的人。
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一九七年二月於巴塞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