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先生不記得我了。
「中國記者？2012年採訪過我？」與我撥通電話時的興高采烈相反，他應答如抽絲，經我一再提醒，終究記起來了，「哦，哦，我們聊過公投的事。」
他客氣地答應見面，把一個假日的清晨留給我。到了見面那天，我們在衛星導航儀上輸入P先生的住址，從瑞士東部開車去「世界上最小的國家之一」——列支敦士登。它夾在瑞士和奧地利之間，總面積160平方公里，北京朝陽區可以裝下3個這麼大的國家。
不見哨所，沒有警衛，一塊小鐵牌提示：「你已入境。」跟2012年年初來時一樣，列支敦士登寧靜安詳，綠草、深木、高山、雪峰。清晨，街上幾乎沒有行人，注目你的儘是銀行。
3年前，我為一場不尋常的熱鬧而來。部分列支敦士登人要求改革，限制國家元首漢斯·亞當二世（Hans-Adam II）大公的權力。這位年近七旬的君主，有權解散政府、任命法官，可以對議會或全民通過的任何提案說「不」。這在王室普遍不干政的歐洲十分罕見。國內反對者於2003年、2011年兩次籌備公投，都在大公威脅下無果而終。2012年年初，他們終於徵集到法定的1500個簽名，得以付諸全民表決：對大公的否決權說「不」。P先生就是公投的主要推動者。
列支敦士登雖小，也分了11個行政區。P先生住在首都之外最大的城鎮沙恩。我們一路留意兩邊門牌，到了眼前不禁笑起來：他的房子如此醒目，不可能錯過。周圍都是鋼筋水泥小樓，P先生住宅卻是全木結構平房，矮矮地趴在綠草地上。與我同來的瑞士建築師說：「一股左翼氣息，住的人不是社會主義者，就是環保派。」
3年前，我在瑞士聽說列支敦士登準備公投，立刻來了興趣：列國雖小，人可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居民——查一下世界銀行、聯合國及美國中情局發佈的數據，列支敦士登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或人均國民收入，幾乎年年進三甲。2012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世界第一（14.1萬美元），是那一年中國的23倍（6092.78美元）。我向來以為，揭竿而起因為活不下去，這群「天堂裡的人民」怎麼也鬧起來了？
P先生是革新黨（Free List）黨首。這個政黨是議會中的極少數反對派，自我定位「中左翼、綠色環保」。從那年春天到夏季公投結束，我們通過很多次電話。他總是壯懷激烈，滔滔不絕，講列支敦士登歷史，講他個人，如何走上背叛主流的道路。
那時他很高興，有外國記者關心列支敦士登的事情。震動舉國上下、可能改變歷史的公投，在大牌英文媒體中不見隻字片語——這個國家太小了！其中一次通話結尾，他來了豪情：「請你一定再來，我們一起喝啤酒！」
3年後，我敲開P先生家的門，他的肢體語言帶著距離和猜疑，很久才問我要不要來杯水。
「你到底想知道什麼呢？外面的人是不會明白這裡發生的事情。」
3年前，來列支敦士登的時候，沒能遇見他，採訪通過電話和郵件完成。我曾想像他的樣子：個子不高，精力充沛，深色頭髮，目光熱切。眼前這位，瘦削高挑，灰白頭髮剃得乾淨，只剩薄薄一層和稀疏的連鬢胡，藍灰色眼睛從鏡片背後打量我，神情有些刻板。這麼說吧，我想像他是個生猛的盜火者，見了面發現，他更像是旁逸斜出的枝丫，在風雨中落寞。
在君主制次第灰飛煙滅的歐洲，列支敦士登大公歷百年實權在握，其中一個原因是——國是他家買的。400多年前，列支敦士登家族買下兩塊直屬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小莊園，合併為小型公國，一轉身，地主有了政治身份，頂著大公頭銜翩然坐上帝國議會。今天這個小公國的國名，仍然是列支敦士登家族姓氏。國民的身份意識，與王室家族不可分割。
「二戰」後公國也曾拮据困頓。後來，在現任大公的父親弗朗茨·約瑟夫二世（Franz Joseph II）治下，通過比瑞士更低的稅賦、更開放的銀行制度，吸引源源資金，再加上製造業沒有鬆懈，一躍成為首富。
幾十年來，人民富裕，社會穩定，「一小撮」鬧革命的，始終得不到廣泛支持。這一點，2012年年初我在列支敦士登地標建築、現代藝術館轉了一圈就有體會。紀念品商店職員簡妮，20出頭，打記事起就一直生活在漢斯·亞當二世治下。
「我對目前的制度，沒什麼意見。向來如此，為什麼要改呢？」她愉快地回憶起，在山間散步時遇見大公，「他連保鏢都不帶，還跟我打招呼。」
漢斯·亞當二世的公開形象更接近學者，花白頭髮，西服翩翩，熱衷著書傳播執政理念。列支敦士登街道上看不見他的畫像，旅遊紀念品上也沒有。從大公的父親開始，列支敦士登王室就以低調、親民為人稱道。簡妮說，列支敦士登年輕人出國，最終大多選擇回來，哪裡都不如祖國的福利好。
藝術館另一名工作人員魯道夫來自奧地利，另一個經歷過悠長帝制的中歐國家。「我不明白，那些人有什麼不滿意……」他嘟囔著。列國總人口3.5萬，三分之一是魯道夫這樣的外來打工族。他們沒有投票權，非常擔心公投會改變現狀。在他們眼中，拿到這個國家的入場券已經幸甚至哉，那些本地人在折騰什麼？
「不，這些說法不代表所有人，你沒有看到改變正在發生，」當我向P先生轉述見聞，電話裡他聲音堅定，「就拿革新黨來說，成立之初只有25個黨員，這些年通過雜誌、講演、面對面說服民眾，增加到兩百多人。」2012年公投前的形勢，勝於以往。保皇黨進步公民黨（Progressive Citizens』 Party，德語簡稱FBP）搞了一次內部測試，竟然都有13%的黨員支持取消大公否決權。儘管，這些變化仍不足與大公獲得的認同抗衡。
「你在街上看不見大公，他是一種隱形權力，議會政黨行事，常常看他的臉色，說到底他能一票否決。」P先生介紹說，這幾年大公經常上電視，評論政治，左右輿論。小到反對一家醫院的興建，推翻一樁涉及外商的法院裁決，大到2003年、2011年公投前搶先表態：膽敢廢除否決權，整個家族搬回奧地利，拋棄列支敦士登。這個孩子氣的威脅，果真動搖了大多數人的想法。
P先生直率坦誠，但3年前，他要求在報道中隱去全名。因為保皇黨人要是看到他的名字出現在外國人筆下，會拋出「裡通外國」的帽子。「那些人就是不信，要求改變的想法會來自列支敦士登本土。我是農夫的兒子，父母很早便教育我，人應該自由思考、自由探討，這些想法不用到外國去搬。」
一個無人守衛邊界、外交和國防交鄰國代管的小國，與其說「到外國去搬」想法，不如說，它無法不與外部思潮水乳交融。40年前，歐洲學生運動烽火遍地，反戰、性解放、環保，新觀念驚濤拍岸，自稱「六八一代」的P先生，和其他列支敦士登學生一道，在一項他們認定的不公正選舉中，投下空白票以示叛逆。「那時候就有人想把我趕出國，說我是社會主義分子。」
在他看來，眼下限制王權運動的精神傳承於此。列支敦士登位於自由的歐洲，周邊都是民主國家，不可能任由封建君主擴大權力。「有人擔心公投改變穩定，事實上，列支敦士登的穩定，來自我們使用的貨幣是瑞士法郎，低息政策吸引全球資金，誰主政都不會改變。倒是大公本人，在列支敦士登從不納稅。他真的會搬走嗎？讓我們試試。」
眼前的他，很難與3年前談笑風生、鬥志昂揚的那個人重合一體。我甚至有過片刻懷疑，是不是找錯了人。坐在P先生與其他3戶人家共用的客廳，看不到任何與他的政治生涯有關的痕跡。書架上滿是素食菜譜、園藝花卉。木廊柱上掛了些照片，是孫女們從世界各地旅行寄來的。他自己動手設計了這座木屋。鄰居們未必都是他的政治支持者，「我們很少談公投，有許多別的話題可聊，或者換個角度去聊」。他淡淡一笑。
樓梯轉角，整牆掛著一幅黑色肌膚、滿頭卷髮的女性肖像。我記起來，他早年在非洲行醫。「這出自一位著名攝影師，我很喜歡。」P先生說。
「你的想法跟大部分列支敦士登人不同，跟四方遊歷有關？」
「未見得。南非領袖曼德拉最早的民主啟蒙，來自小時候看部落族人平等議事，而不是什麼外來教化。」他仍然堅持，自己是「生於斯」的變革者。
碩大渾圓的石頭烤爐佔據客廳中央，外表貼滿藍色碎花瓷磚，古樸雅致，跟我在列支敦士登歷史博物館見到的古董相仿。臨窗一角，擺著長條木桌和木椅，看起來像個啤酒吧。我坐在木桌前，一口一口舉杯飲水，掩飾遭受冷遇的尷尬。
「公投失敗之後，這些年你都在忙什麼？」
「我還在行醫。」P先生坐在對面，身體距離木桌有半尺多。他的正職是全科醫生，副業才是議員、政黨主席。記得當年公投前，朋友勸他，要是反對大公，沒人再到你的診所看病。「有些人是不來了，要來的還是來了。我還是幹著本行。」
兩年前，他卸下革新黨議會代表的職務，「這跟公投失敗沒關係」。經歷了這麼一場震盪全國的運動，會不會走到哪裡都受人矚目？P先生搖頭：「沒有，我的生活一切正常。」
可是，我曾經聽說，在列支敦士登，公然反對大公的人，去餐廳定位都會遭白眼。P先生似乎想擋住關於他私人生活的探究：「至少我沒有覺得，或許是我感覺比較遲鈍。」不過，他不再忌諱提到自己的全名比伯·弗裡克（Pepo Frick），「現在都不重要了」，他揮揮手。而我已經習慣了像3年前那樣，筆下稱他為「P先生」。
公投塵埃落定，革新黨接受失敗。為了不擾民，他們承諾，未來10年，不再就同一話題發起運動。或許，P先生決定把與2012年有關的一切，鎖進記憶中。
「公投之後，有沒有再見到大公本人？」
P先生曾提到一個細節，令我驚奇。他反大公否決權的立場眾所周知，但作為議會黨派代表，每週進宮面見大公。
「你每星期都見到你反對的人？」
「是的，作為黨派代表，我隨時可以打電話到王宮，要求會面，通常第二、第三天就可以見到大公或他的兒子王儲。」
電影裡進宮面聖的情形浮現腦海，我試著問：「你得下跪嗎？吻手嗎？」面見列支敦士登大公，一般禮節性地稱呼「殿下」。P是大公特權的反對者，拒絕行禮。第一次進宮，他問大公：「我的名字是比伯·弗裡克，請問我該如何稱呼您？」「叫我列支敦士登先生。」大公答道。從此，會面代表中只有他不用口呼「殿下」。「父母從小教導，別人如何對待你，取決於你是否允許他們那樣做。如果列支敦士登大公變成獨裁者，那是人民縱容他那樣做。」
「但是，經過2012年公投，再見大公一定很尷尬，甚至充滿火藥味吧？」
「後來我見過他，國家那麼小，我們總會在一些場合遇上。哦，見面時我們沒有提到公投，他只問了問我家人好不好，我也問候了他的家人，僅此而已。」
P先生推動的公投，一旦成功，會把實權君主變為虛位元首。中文語境中，或許可以上升到「你死我活的鬥爭」，但大公事後沒有召見他，見面也是客氣寒暄。「外人是不能理解列支敦士登的，」P先生看看我的表情，又拋出這一句，「這裡的人際關係跟你想的不同。」
也許吧。我來自960萬平方公里、14億人口的國家，上下五千年，腥風血雨分久必合。相形之下，列支敦士登的一切都太過輕飄乏味。
2012年公投前3個月，我第一次來到這裡，找到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祖國》（Vaterland）副主編、國內版主管賈妮·庫布弗裡（Janine Kopfli）。「發行量最大」的意思是，不到9000份。
報社會客室，電視頻道鎖定德國最大電視台德國第一電視台（ARD）。列支敦士登信息通暢，媒體不受審查。20年前報紙分屬不同黨派，都稱「黨報」，後來漸漸獨立。《祖國》原本由保守政黨創立，副主編賈妮卻主張限制王權。
「媒體可以批評大公嗎？」我問。
「可以，沒人會因此坐牢，」她遲疑了一下，補充道，「但我不會直截了當地指責他，因為列支敦士登太小了，誰公開反對大公，在社會上會遭人白眼。我只能在字裡行間間接表達意見，會心人能看懂。」
「既然大公那麼受歡迎，為什麼要改變現行制度呢？」
「因為在這個國家裡，議會受人民監督，人民由法庭管束，只有大公的權力無人監督。」
32歲的賈妮一張娃娃臉，戴著聖誕雪花圖案長袖手套，捧起一杯熱烘烘的巧克力，香氣遊蕩在會客間。《祖國》大樓黑鐵結構，佈局開闊，一眼望穿，不見編輯奔跑喊叫，一切安靜井然，今日報紙頭條是全國舉行消防演習。
在列支敦士登發起變革，不必坐穿牢底，不必骨肉分離，一切似乎只是熱巧克力杯裡的風波。
「世界上無數人會對你們說，這是最富裕的地方，宛如天堂，還有什麼不滿意？廢除了大公的否決權，你們的明天會更好嗎？」
賈妮往椅子上靠了靠，緩緩說：「廢除否決權，對我們的日常生活沒什麼影響，早晨起來太陽不會更亮。但重要的是，我們不想有個人坐在那裡『允許』改變發生，人民應該自行決定。大公的權力，是我們脖子上的一根繩索。」
實際上，大公很少動用他的否決權。議會進步公民黨主席亞歷山大·巴特林納（Alexander Badliner）告訴我：「別聽那些人瞎說，這裡是大公與人民『二元統治』，大公不是專制君主，他不曾動用否決權，幹過什麼對不起國民的事情。」
大公的父親否決過一樁有關狩獵的提案。大公本人2003年否決同性戀伴侶權利，2011年重申禁止本國婦女墮胎。這些事聽起來像個老派家長干的，跟抓人開槍、壓制輿論的經典「暴政」形象相比，太小兒科。更何況，列支敦士登近80%人口信奉天主教，他的禁令又獲得宗教道德支持。
可是，正如P先生指出的「隱形威權」，大公的臉色，民眾的膜拜，約束著異議者的膽量。
賈妮是如何變成少數反對者的？她想想說，或許跟她在瑞士蘇黎世大學唸書有關。瑞士同學們拿她開玩笑，「這姑娘來自西歐最後一個封建帝國」。列支敦士登只有商科大學，半數年輕人都到國外，特別是周邊德語國家唸書。他們回來的時候，或許長出了非本土的念頭。
我向賈妮提到那一年地球另一端如火如荼的「阿拉伯之春」。「千萬別說我們在搞那種『革命』，」她連忙擺手，「列支敦士登的社會關係是克制的，不外露的。這裡只有120個警察，從來沒有發生過示威遊行。」
「那你們現在搞的是？」
「溫柔的嘗試，」娃娃臉上露出笑容，「也許需要20年，改變才會到來。」
賈妮最後向我推薦了P先生：「他是公投的關鍵人物，人很值得尊重。」
這次見面，P先生處處糾正我，以普世認知套用列支敦士登的情況，完全錯誤。
「用『鬥爭』來形容我們的運動，錯了。我們在民主中，改變只會靜悄悄發生。」
「那年公投，我們連遊行都沒搞過，這裡的人不會喊口號。」
通常而言，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會要求更加透明、更多參與感的政治體制。列支敦士登已經沒有「絕對意義上的窮人」，就連收入相對較低的10%的人群，都獲得國家補貼，有車有房。P先生說，粗略一分，60%的列支敦士登國民為中產階級，30%的高收入者大多從事金融業。但反對大公否決權的人，很難以收入、年齡、性別劃分，「只是一群思想超群的人」。
然而，這群人太少了。列支敦士登屢次公投失敗，展現了一種令人困惑的景象：當經濟達到一定水準時，人們對變革上層建築的要求就會減弱。又如，另一個國民最富裕的國家卡塔爾，實行的是絕對君主制，超然穩定。新加坡有繁榮無自由，也證明了經濟非政治變革的充分條件，甚至不是必要條件。
我問P先生對3年前公投結果是否失望。
「用『失望』來形容我的感受，錯了，」接著，他哀歎一聲，「我不理解我的人民。」
2012年7月，列支敦士登全民公決投票率高達到82.9%。其中76.4%不同意限制大公權力，只有23.6%贊成變革。也就是說，大多人站出來維護王權。「投票結果出乎意料，我們本來打算收到70%贊成票的。」P先生低下腦袋。
我忽然不知怎麼接下文了——他的預估真是樂觀得過頭。他總是暗示我不理解列國內部事務，而他自己，似乎也像個外國人。
這時，同來的瑞士建築師加入對話。他說，從前以為瑞士人和列支敦士登人差不多，講同樣的語言，用同樣的貨幣。但當他來到這裡做工程項目，才發現「你們更像奧地利人」。千百年來，奧地利大地上的王朝公國，此起彼伏，盛極一時，奧匈帝國半個世紀的榮光與傳奇似乎從未遠離，往事沉澱在血液裡，封建意識遊蕩在現代國家的呼吸中。今日實行代議制民主制度的奧地利，早就不見了王室，但人際關係中身份等級依然分明，個體不習慣做決定，遇事第一反應必是「問我的長官」。瑞士建築師在列支敦士登人身上，同樣看到個體精神的缺失。
P先生難得大笑起來。「是這樣的，坦白說，我也不理解自己的同胞，怎麼就不明白自己的公民權利？生活富足了，就放棄了思考。」
坐在瑞士人、列支敦士登人中間的中國人，卻忽然明白了——不同國家、民族，負載著不同體量、不同長度的歷史。經濟發展推高個體意識，但歷史的慣性總要壓過一頭，或者說，兩者交戰不斷。
列支敦士登的歷史說來簡單，卻處於複雜的時空影響中。地理上，它在西歐民主國家之中，所以1921年就立憲，建立代議制民主框架。然而，即便如此，它擺脫不了自己縱向的時間軸——帝制。400年來，列支敦士登王室不間斷的統治，成了全國人民的「母乳」，自我認同的一部分。它又不像英國、法國或者德國王室，在跌宕的戰爭、社會矛盾中，很早就被迫交出了權力。而同樣避開戰火的瑞士人，從歷史的開端，就不曾有統一的君王，直到今天仍是民眾參與度最高的民主國家。
列支敦士登王室同樣在大戰變局中中立，戰後嫁接了現代經濟手段，獲得巨大成功，舊家族迎來新的擁戴。列支敦士登王室還自信地發展了自己的執政理論。漢斯·亞當二世著書介紹各行政區的自治經驗，批評美國憲法治國還不夠民主，未來所有政府應該轉型為「服務公司」，除外交、教育、交通，全部交由私營公司。
一次接受斯坦福大學胡佛中心訪問時，主持人要求他評論中國的改革，經濟沖先政改滯後，「算一筆明智的交易嗎？」大公點頭稱是，非如此不可。他說20世紀80年代接觸過中國高官，當時他們已經意識到一些問題將來不得不改。
回顧2012年，P先生仍然相信，當時有理由樂觀。他要我謹記，公投最初的發起者，並不是他或其他政黨，而是「普通人」。這一點，同世界各地的中產變革如出一轍，傳統政黨不再是領潮者，但他們的加入會迅速擴大變革的規模。
當時，受到2008年金融危機、全球銀行保密體系持續受壓等影響，列支敦士登政府預算縮減20%，「這是從未有過的，人們開始表達不滿」。事實上，公投雖然失敗，但7個月後，革新黨和另一個不滿現狀的新黨獨立黨（The Independent）在議會選舉中，意外增加議席，打破了保守政黨幾乎獨佔議會的局面。
「也許要等上很多年，但這一天還是會到來的。」P先生的眼睛又亮起來，「寫郵件給我，我會樂意跟你討論所有跟列支敦士登有關的問題。」
臨走前，我借用他的洗手間，發現裡面掛著大大小小許多鏡框：多種語言寫成的「Free List」：阿拉伯語、日語、法語、西班牙語……
「那是早年間，大概2001年議會選舉的時候，我們想出來的點子，用各種語言撰寫黨派名字做宣傳，表現我們是個具有國際視野的政黨，結果呢，非常失敗，列支敦士登人只想要本土化政黨，那次我們輸得很慘……」他把這些標語統統收進廁所。
臨近中午，現代藝術館門前廣場上遊客漸漸多起來，很容易認出成群結隊的中國人。年紀五六十歲，多是退休夫婦組團出遊。交談之下，得知他們正在遊歷歐洲十國。中國遊客的龐大數目，大大降低了個人消費門檻，一萬多元人民幣遊遍諸國，包機票吃住。列支敦士登博物館已經有了中文簡介和廣告，紀念品商店門口，也飄揚著簡體中文條幅，顯示中國人已經是這裡的常客。
不遠處山腰上，坐落著大公的城堡，俯瞰王城。博物館展出的儘是大公私藏，一個名為「寶庫」的展室，內裡完全黑色，只有小射燈打出黃金寶石耀眼的光芒。不過，列支敦士登家族最炫的藝術品，都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那裡曾是列家長期居住地，獲得大公稱號的頭100年裡，家族成員根本沒來小公國看過一眼。
「這個國家很小，很貴。」兩個手挽手的瀋陽婦女告訴我。她們只打算在這裡逛一小時，照照相，就去瑞士買手錶，「不敢在這兒吃午飯，比瑞士還貴」。明知不會有答案，我還是鼓起勇氣問她們有沒有聽過「列支敦士登大公」和這裡的政治制度。對面兩張面孔上騰起一片惘然：「列支，什麼？」她們還說不全「列支敦士登」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