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狀如玩具的特拉貝特（Trabant）車，列成一排，等待「民主德國之旅」。
這種貓腰縮頭才能坐進去的小車，全身塑料，只有兩缸，曾經是民主德國人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但從訂購到取貨最長要等上16年。柏林牆倒塌之後，特拉貝特車很長一段時間仍是民主德國人的日用品，20年間，漸漸變成收藏品。眼前這些殘存的特拉貝特，多數保持軍綠色，也有些換上了戲謔的豹紋。
「你去後面那輛大車辦簽證！」柏林新聞官克裡斯蒂·坦茲勒（Christian Tensher）指著我說。
「簽證？」
「哈哈，別太認真了！」說著，他塞過來一個蘇式軍用袋，裡面是兩瓶Wostok，以蘇聯火箭命名的飲料。
一輛運兵車被改裝成了媒體登記處。車廂裡掛滿蘇制軍服。幾個越南記者興奮地試戴皮帽。坦茲勒遞過來一張做舊的卡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民主德國）通行證」，聲稱持有人可以去往西柏林。「拍照！」記者們手持一紙簽證合影，坦茲勒給予鬼臉配合。
「紀念柏林牆倒塌20週年」的日子，政客齊聚，媒體雲集。新聞中心為外國記者準備的特拉貝特車隊，令記者本身成為路上風景，不斷有行人舉起相機，還招來了警車。「誰超速了？」坦茲勒通過無線電，向每一輛最高時速60公里的特拉貝特喊話，「啊，原來是有比我們更重要的車隊要通過！」
20年後，同樣是寒冷潮濕的11月，柏林一片嬉鬧。俄羅斯套娃、翻毛帽子、民主德國警察制服，都是最熱門的紀念品，鐮刀斧頭旗在地攤上飛舞。
空氣中是香腸和熱紅酒（Gluhwein）的味道。施普雷河兩岸，大喇叭裡嘹亮抒情的音樂是英國紅星凱蒂·瑪露（Katie Melua）、美國樂隊紅辣椒（Red Hot Chili Pepper）的作品。露天大屏幕翻滾著時裝、潤膚露，還有紙巾廣告。「這些歌曲不過是娛樂，跟紀念活動沒什麼關係。」前一天，跟柏林市政規劃局的一個朋友走過這裡，她告訴我，柏林政府快破產了，無力單獨承辦國際盛事，必須抓到一切廣告和贊助。
「嘿嘿！簽證呢？」特拉貝特塑料車蓋忽然被人猛敲。一身軍綠大衣的瘦高小伙，大帽寬皮帶，掂著警棍，氣氛陡然驚恐：「這裡是查理檢查站[1]！」
瞬間，全車都明白了，這是表演。小伙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年11月9日。」
「要不要來點特別照顧。」他拍打警棍。一圈相機攝像機包圍中，他不介意加演。「我們得走了，趕時間。」領隊催促著，假警察不再開玩笑，逐一蓋戳了事。
圍牆存在的28年間，10萬人嘗試各種辦法越界。其中1萬人逃脫，201人遭射殺。查理檢查站作為景點保留了下來。兩邊大街上，美國士兵和蘇聯士兵的畫像仍高高地對峙著。
一條窄窄的銅線鑲嵌在水泥地上，上面刻字：「柏林邊界，1961—1989。」抬腳，就跨過。一切既輕又薄，好像20年前發生的東與西的分割與合併，不過是歷史的一個玩笑。
但是，走在勃蘭登堡廣場，隨便去問一個德國人，你就知道這個「玩笑」的份量。
柏林牆紀念處。
小伙繃著滿臉嚴肅，要來每張假簽證，誇張地重重蓋戳：「德意志民主共和國，2009年11月9日。」
蘇珊娜·哈更獨自來到這裡，就是為了「看看節日的勃蘭登堡門」。「當時我和丈夫被派到日本東京，在國有企業工作，國家信任我們，是少數可以出國的人……」她勸說丈夫從東京逃去聯邦德國。但丈夫不願意，命運的爭執以離婚收場。蘇珊娜帶女兒潛回聯邦德國。剛開始躲在遠郊，不敢住柏林市。
離婚後3年，柏林牆倒塌，前夫已經在日本另組家庭。23年來，蘇珊娜沒有再婚，仍冠著夫姓。她說：「如果預知會發生什麼，也許很多事情都改變了。」
日漸偏西，紅色天光，像一塊巨大的紗巾溫柔包裹著柏林。勃蘭登堡門的燈忽然亮了，頂上女神駕馭馬車的雕塑，好像突然被吹了一口氣，金光四射。馬首永遠朝東，指向俄羅斯或者蘇聯，因為柏林被認為是西方的最後一道防線。
地上的婦人，在節日的廣場，慨歎東西分割的荒謬。蘇珊娜的面孔圓潤紅亮，現著飽滿的倔強。忽然，3個年輕人手拉手蹦跳著，走過我們身邊。頭上套著紙盒，醉漢一般繞出弧線。他們的嬉笑、尖叫，挽救了哀傷的徒勞。
兩德統一後，蘇珊娜立即搬回市區，「柏林人一定要回柏林的」。她現在在（沒有了邊界的）東柏林教授德語，女兒在西柏林學校教書。蘇珊娜常向女兒提起，還是東邊的教育質量高。「芬蘭的學生水平全歐洲第一，因為他們拷貝了過去民主德國的方法。」蘇珊娜這樣認為。當年執意逃脫的身份，今天成了牢牢抓緊的認同。我問她心裡是不是仍然刻著「東聯邦德國」的分界。「兩邊的差距在縮小。」她笑笑，「統一當然是好事，你看，民主德國人默克爾當了總理！」
「誰能料到那天晚上的事情呢！」20年前那一天，23歲的戴維·吉爾從東柏林去外地開會。身為基督教家庭孩子，他向來被排斥在「體制」外，不能接受同等教育，永遠不可能有晉陞的機會。
他父親是當地教會負責人。當時的民主德國，基督教勢力是最大的反對派，從事地下抗爭。統一之後，德國政府中第一批民主德國政治家，正是來自教會，也就是現在的「基督教民主聯盟」（Deutschlands 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前身，總理默克爾所屬黨派。
「晚上聽說牆被拆了，第二天一早立即返回柏林，我在鑿開的洞裡來來回回走了好幾遍，仍然不敢相信。」裹在黑大衣裡的戴維，藍色眼睛放出光亮。身邊一個金色頭髮的小女孩拉扯他的衣角。「不好意思，我女兒要回家了。她們剛從美國回來，我妻子是美國人……」23歲的時候，戴維還沒見過美國人。圍牆倒下後，他去了美國唸書，現在是一名律師。戴維仍帶著東邊人的一絲拘謹，溫和親切。女兒踩著單腳踏車離去，響亮地講著英語。
20年後，走在柏林的每一個德國人，都是一張歷史的碎片，隨風飄蕩。伸一伸手，你就可能觸動一段錯綜曲折的人生。
廣場角落裡，一個戎裝青年的照片吸引了我：大蓋帽，雙目炯炯，頸上掛著勳章。一個頭髮稀疏、上了年紀的人在旁邊抽煙。他在推銷這個青年軍官的自傳，英文註明寫著「Gerhart Schirmer」，「二戰」時期戰功顯赫的德軍中校，遭英國人活捉，送到蘇聯軍中關押了10年。他稱，蘇聯人強迫他和其他幾個人在薩克森豪森（Sachsenhausen）改裝毒氣室，偽造納粹屠殺猶太人的現場。戰後，德國人對猶太民族的負罪感比海深，這本自傳成了禁書。
自行車邊的人猛抽著煙，雖然海報是英文寫的，他卻無法與我交談。我不知道他跟作者是什麼關係。也許這個故事太過敏感無從核實，自行車前少有人問津。但是無論如何，它忽然讓我想到，在柏林，糾結的不只是東西對峙的冷戰。希特勒剛剛退出舞台，鐵幕就已降下，那些年裡，德國人連幕間休息的機會都沒有。
「我在東，還是西？」走在柏林，我總是問，這裡曾經是東柏林還是西柏林呢。除了刻意保留的幾條街道——馬克思大街（當時叫「斯大林大街」）筆直寬闊，列寧廣場（現在改名為「聯合國廣場」），兩邊是一望無際、一模一樣的公寓樓和毫無差別的窗戶，方正、扁平、均衡、凌然。除此之外，對一個初來此地的匆匆過客，東西差異並不明顯。看到一家法國餐館「慶祝開業25週年」的橫幅，我想這該是西柏林。博物館雲集之處，必定是東柏林。「因為佔領區是美國人劃的，他們對歷史古跡不感興趣！」有人揶揄。在民主德國主幹道「林登（菩提）樹下」，蘇聯的印記只剩了俄羅斯航空標誌上的鐮刀。
然而，東聯邦德國的融合絕非無縫。上海作家陳丹燕曾經描寫特拉貝特汽車行駛在聯邦德國高速公路上的情形：
後面跟著的汽車鳴喇叭，要它讓路，所以，它們常常是知趣地開在最慢的那條車道上。掛著聯邦德國牌照的車唰唰地擦過它們的身邊，用140邁的速度遠遠地把它甩在後面……雖然它們如願自由行駛在聯邦德國的高速公路上，隨便可以在任何一個出口下高速公路，進入紐倫堡、斯圖加特或者漢堡，但它們反而變得侷促而不快……
邊界初開，東西柏林經歷了巨大的經濟落差。20年後，西柏林漸漸變為高檔住宅區，東柏林則因為房租低廉，成為整個歐洲年輕藝術家的天堂。東柏林咖啡館的早餐以豐盛和漫長著稱，這裡無人早起，半數人口都是藝術家。藝術家提供不了太多稅收，柏林欠下很多外債，靠借貸發展。柏林牆倒下之初，世界為之興奮，跨國企業摩拳擦掌，但是這裡不具備商業城市的氛圍，15年後，索尼影視中心（Sony Center）黯然出售。西門子盤算了很久，終於也沒有來。
失業率成了東西德國人互相指責的理由。聯邦德國人抱怨民主德國人搶走工作，民主德國人抱怨資本主義打碎鐵飯碗，讓他們失去了安全感。連德國的中東移民都抱怨自由了的東歐移民過來搶生意。
「相比10年前，柏林牆倒塌後20年，東西德國人的差異還是在縮小。」住在西柏林的貢特拉·揚森到東柏林探望女兒，我們在一家餐廳鄰桌，攀談起來。1990年，他嘗試在東柏林投資，損失慘重。儘管如此，他還是認同國家統一是積極的一步。女兒雷娜特·賽博爾德·揚森生在聯邦德國，留學美國主修音樂，現在和大多數藝術青年一樣，居住東柏林。
「那麼，你現在是東柏林人了？」我問。
「不！」雷娜特幾乎要把嘴裡的意大利菜吐出來，「Once Wessi，always Wessi（一朝聯邦德國人，永遠聯邦德國人）！我不過是住在東邊。」
她又重重搖頭，說「Ossi」（民主德國人）和「Wessi」舉止思維差異很大，不是同一種人。
「怎麼不同？」
「怎麼說呢，就是東邊和西邊，資本主義的人和社會主義的人，一看就知道了！東邊的人不會獨立思考，懶惰，還有些粗魯……不過，我不是沒有民主德國朋友啦，年輕人也在變，變得像我們……」
陳丹燕繼續寫道：
民主德國的知識分子說過：「我們並不是合併，是西邊把我們吃了，可我們就卡在他們的喉嚨口，讓他們吐不出，嚥不下……」說這話的人，在冰涼的藍眼睛裡閃爍著蠻橫、恥辱、不屈和惱羞成怒。
一
柏林市政廳叫「紅樓」（Rotes Rathalls），旁邊是一大片草坪。不知哪位除草人今天犁出了一顆大大的心。
78歲的戈爾巴喬夫和56歲的柏林市長克勞斯·沃維萊特[2]正在共同召開記者會。「我現在只代表自己。」戈爾巴喬夫首先解釋。
歷史風雲輕輕收攏了額頭的印記。20年，對於俄羅斯，對於東歐，對於世界，意味著劇變、陣痛和分野。對於他個人，則是從蘇維埃最年輕的總書記，變成西方奢侈手袋的廣告主角。
一開口，他的聲音意外地孱弱。間或用手掌托住腦袋，也許是長途飛行後，體力欠佳。講俄語的女記者問他是否為柏林牆倒塌感到驕傲。
「與其說『驕傲』，不如說『驚訝』……我知道這一天會來，但沒想到那麼快。」戈爾巴喬夫打開話匣子，滔滔不絕。起初翻譯還能逐段解釋。後來他不再停頓，翻譯頭都不抬，飛快做筆記，一句話也插不進來。
戈爾巴喬夫一口氣講了20多分鐘，抑揚頓挫，精神大振。直到一名官員走到他身後，輕拍耳語。「哦，我忘了自己一直在講俄語！抱歉！啊，還有其他人提問？不止一個問題？你應該事先告訴我！」台下大笑，他也跟著笑起來。
翻譯終於有機會開口。「那年早些時候，我到波蘭視察。車窗外人們高喊『我們是人民！戈爾巴喬夫，你要幫我們……』身邊波蘭總理問我是否聽得懂他們說什麼。我點頭，是的，聽懂了，他們說『該結束了』……」
他很高興看到今天俄羅斯允許德國老兵到庫爾斯克[3]弔唁「二戰」死難的戰友。「那些人過去叫『戰犯』，這樣的變化很好。」
「不過，現在北約和歐盟擴張的速度過快，甚至有時還不成熟。」他批評道，但口吻並不激烈，更像一個老人喋喋不休的光榮記憶，只是心情有些複雜，「那些東歐國家投向歐盟懷抱的時候，不該懷著仇恨蘇聯、仇恨俄羅斯的心情……」
市政廳門前告示寫著「閉門會議，閒人免入」。近百人站在台階下，舉相機守候。「我們在等Gorby！」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當年他們邊打著拍子喊「Gorby！Gorby！」邊遊行，歡慶柏林牆倒塌。「Gorby」是戈爾巴喬夫的暱稱。
「都是他的功勞，我們聽說他在這裡，就留下來等！」一名老人說。
二
柏林牆倒下一年之後，分裂的國家終於走到一起。然而德國國慶選在10月3日，不是11月9日，聽說一個原因是，11月初天氣通常很糟，不適合慶典。
「10週年的時候，我站在雨裡，今晚又是大雨！我不去廣場了。」一個柏林人告訴我，大多數當地人都選擇在家收看20週年紀念晚會。
2009年的11月9日，柏林陰沉了一整天，傍晚大雨滂沱。美國國務卿希拉裡喊出「晚上好，柏林」時，廣場上歡呼的聲音，大多來自遊客。
「我是愛爾蘭人，她是美國人，我們在捷克上學，然後來柏林過週末。」
「我是法國人，和妻子過來旅行。」
日本人把相機交給我幫他拍照。兩個講英語的女人在爭論「Gorby」到底是誰的暱稱。
美國學生團在身後嬉鬧。雨傘遮擋視線，他們中爆發出「Put down this umbrella」[4]的搞怪喊聲。
「看薩科齊！誰能告訴我他在說什麼？」
「看希拉裡！」大屏幕上的特寫中，希拉裡隨音樂搖晃腦袋，「她真high……」
「下面，我榮幸請出一位衝破許多圍牆、許多障礙的人——美國總統奧巴馬！」希拉裡致辭結尾，勃蘭登堡門黃色的燈光陡然一變，湛藍深邃。奧巴馬出現在大屏幕上，指點柏林精神。20年前，28歲的奧巴馬，即便不像法國總統薩科齊自述「鑿過牆」，也應該穿過牛仔褲，唱過邦喬維樂隊（Bon Jovi）為柏林牆寫的《我們不是生來從命》（We Weren't Born to Follow）。
這時候，如果你站在舞台正前方，目光穿過裡根發表《推倒這堵牆》演說的地方，穿過勃蘭登堡門，會看到黑暗中東柏林迎面而來，最閃亮的地方，是星巴克咖啡館招牌。
圍牆時代，西柏林同樣成為孤島。美國向西柏林空運物資，大筆資金輸血聯邦德國。每當與歐洲關係出現問題，柏林就是美國議事的資本。
主持人現場採訪當年的柏林人，美國學生團聽不懂德語，開始感到無聊。「20年後，我只記得今夜的大雨。」其中一個打著寒戰說。
尾聲終於到來，1000塊代表柏林牆的多米諾骨牌連續倒下，尖叫、吶喊、雀躍……煙花忽然從城門騰空，黑夜絢爛，萬眾默立，火花爆響。
終究有眼淚流下來。「很奇怪，我是因為這個夜晚美好而流淚。」海因策和托馬斯是極少數特意跑來參加慶典的柏林人。「德國的紀念方式不是以10年計，通常是以15年計。上次是10週年的話，這次應該等到25週年大慶，然後是40週年，所以今晚的活動更像為遊客安排的，不過結尾還是很動人，當那些骨牌倒下來的時候。」
「我們那時可是good guys（好人）。」20年前，他們是聯邦德國邊境警察，每天的工作是開飛機向邊界東邊投擲香蕉和藥品。
「直到今天，你還會看到這麼一張明信片，一名民主德國婦女舉著黃瓜說，『我愛吃香蕉』，因為民主德國當時沒有香蕉，要靠我們扔過去。」
「1989年11月8日，我們幾個聚在一起喝酒，我喝多了跟一個同事開玩笑，太累了，也許明天牆倒了，不用飛了。那個同事說，如果牆倒了，地球就是一張Disk[5]。第二天晚上，我從電視裡看到，給那個同事打電話，他還在睡覺，我大喊：『地球就是一張Disk！』」
海因策的眼睛又濕了。他說自己當時望著眼前發生的一切，卻無法思考。「不知該怎樣去想，怎樣去解釋，就看著那堵牆倒下……我用了20年，現在才想清楚……那就是，沒人再願意回到過去。」
20年後的這個夜晚，又冷又濕。遊客潮水般退出，像一場電影剛剛散場，只剩主角的豪言壯語還在屏幕上微微發燙。
「再來一杯Gluhwein。」海因策遞過來熱騰騰的紅酒，「當年喝的也是這個。」
三
我爬上牆頭，兩隻腳各踩在一個人的掌心。男記者們慫恿我站上去看看柏林牆隔離區。
我笨拙地掙扎了一番，得出以下結論：翻柏林牆，技術上並不難。如果有人幫忙，一下子就過去了。當年常有聯邦德國小孩在牆邊玩耍，不小心掉下去。難度在於穿越兩牆之間的「死亡區」——十幾米至百餘米寬，處處崗樓。
牆建起來的時候，整個勃蘭登堡門、議會大樓、瑞士使館都被圈在民主德國一側，經年荒廢，而「死亡區」內的民房、教堂，大部分都炸平了。
分隔線一旦形成東西兩個世界，最強大的軍隊立即沿線展開對峙。然後是各自炫耀經濟成果。西柏林建起當時整個歐洲最豪華炫目的購物商場KaDeWe，意思是「到西方購物」。
德國總理默克爾回憶，少女時代第一次嚮往西柏林，就是想去KaDeWe（柏林人購物中心）「血拼」。柏林牆倒塌的那晚，她正在洗桑拿，跟媽媽說：「聽說牆倒了，我們要去西邊的凱賓斯基酒店吃生蠔！」
當時KaDeWe光是奶酪櫃檯就幾公里長，可是到了東邊，櫃檯裡空空蕩蕩。龐然如城堡的KaDeWe，今天仍然是歐洲最高檔的購物場所之一。「柏林牆倒塌20年」活動中，商場臨時改名為「KaDeBe」，顯示自己不再分東西。
商場外牆，巨幅海報上的員工們回憶著20年前的那個夜晚自己在幹什麼。有人回答「睡覺」，有人回答「那時我才7歲，真抱歉」。一個叫Gabriele Rumpf的人寫道，自己跟男友在一起：「電視機靜音，我們都說，這部電影真不錯。」
財富對壘不夠，還要較量生活方式。當時西歐各國把傳媒中心建到了柏林牆邊，展示自由世界的聲音。政府鼓勵年輕人移民西柏林，給住房補貼、結婚補助、生孩子補貼……這裡一下子成了永不落幕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向圍牆對面散發誘惑。
弗洛裡安·茅斯巴赫（Florian Mausbach）走進咖啡館，懷抱一大摞文件。我趕緊把咖啡杯推到一邊。柏林建築圖冊、會議發言稿、柏林牆紀念碑草圖……瞬間鋪滿了桌子。「建築是城市最好的紀錄片。」弗洛裡安·茅斯巴赫是德國政府建築及規劃委員會主席。我卻一下子抽出訂在一起的幾頁A4紙，黑白複印件印著簡體中文：「丙辰清明記事」，松樹、扇面襯底。這跟他帶來的其他資料毫無瓜葛——要不是我知道弗洛裡安在北京待過兩年，一定以為是放錯了。「丙辰」，1976年，我出生在那一年。文章標題是——來自萊茵河畔的戰友。
我感到自己嘴角向上，克制住，努力不為威風凜凜的「戰友」二字發笑。
茅斯巴赫生在聯邦德國，長在「二戰」後。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青年的時髦是向東行，「那時我們都夢想社會主義。年輕時總要尋找公義和理想，宣洩自己的單純。」他記得聯邦德國年輕人喊著「胡——志——明——」去遊行，哈瓦那和北京是聖地，甚至有人偷跑到東柏林。西柏林本身，也像100年前的巴黎，處處先鋒之氣，出現了歐洲最早的男扮女裝表演。
1976年年初，茅斯巴赫33歲。社會主義中國與聯邦德國剛剛在4年前建交。他帶上新婚妻子，拋下建築專業，志願到中國外文出版社當一名德語專家，修改中國人翻譯的德文。
我見過一張他在北京時的黑白照片：頂著八角列寧帽，粗布罩衫寬寬大大，看不見肩頭。他側對鏡頭坐在木桌前，滿瀉的暖陽裡，像個老北京那樣坐著打瞌睡。而眼前的他，棕色合身的西裝、淺黃色暗格襯衣、斜格領帶，暗示出一個建築師的審美。他顴骨圓潤，笑起來像個聖誕老人，嘴巴呈標準的半月形。
1976年初春，「四人幫」掀起的「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似一股寒流，襲擊著由於剛剛失去敬愛的周總理而深深痛苦的億萬人民的心。報紙、雜誌、廣播連篇累牘地發出種種奇談怪論，批判重新恢復工作不久、深受廣大群眾擁護的鄧小平同志。這一切，引起了剛從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來我國幫助工作的弗洛裡安·茅斯巴赫夫婦和蒂爾·布爾克哈特的關注。他們對這場鬥爭的背景疑惑不解。
文章作者吳瘦松，是毛斯巴赫的同事。
茅斯巴赫來到中國的時候，正是毛澤東去世前後政治鬥爭最微妙的時刻。他是鄧小平堅定的支持者，也是他把「四人幫」這個詞引入了德語。
茅斯巴赫夫婦在看了大字報的第二天，便向周圍的中國同志提出一連串疑問：
「既然說是大辯論，為什麼只有單方面的觀點而不讓相反的意見發表？」
「我認為鄧的話沒有錯。」
「那些斷章取義、歪曲原意的大批判，難道是正確的？為什麼不允許鄧小平同志出來講話，不允許有不同的意見，那還有什麼民主？」
面對這連珠炮似的提問，我們的同志只能尷尬地苦笑著。
……
單位裡正奉命佈置寫「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大字報。一天下午，一名女同志正吃力地抄報紙，茅斯巴赫走近一看，撲哧笑了：「哦，原來你們的大字報也是照抄報紙啊！報上文章的觀點你們都同意嗎？」
看不慣弄虛作假的茅斯巴赫夫婦，再也忍受不住了。茅斯巴赫抽出一張白紙，用德文寫了一行大字：「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親自把它貼在走廊的大批判欄上。
……
這下激怒了某些人。有人向他們提出警告，有人甚至向茅斯巴赫夫婦暗示：「你們要回去也可以。」
惡濁的政治空氣使茅斯巴赫夫婦心情鬱悶，無形的壓力接踵而來，不得已，他們只好向領導表示，要求提前回國。
離開中國之前，毛澤東去世，「四人幫」倒台。這篇描寫1976年情形的文章，在1980年鄧小平完全掌權之後，由人民日報出版社發表。
我問他如何回頭看自己在中國尋找的「純真精神」。
「中國令我著迷，也令我困擾，在北京的那些年，把我從理想主義者變成了現實主義者。」
回到德國，茅斯巴赫重拾建築專業。10年之後，柏林牆倒塌，世界又變了。不過33年後，他拿出來的這篇中文報道的語言，卻令一個中國來的記者發笑了。
圍牆倒下後，茅斯巴赫主管東柏林改造。他和同事們爭論了很久，最終只拆除兩棟政府建築，保留了馬克思大街和列寧廣場，同時斥巨資改造基礎設施，改善排水和供暖系統。他的主張是：「柏林必須與自己的歷史活在一起，哪怕是希特勒時代的遺跡。」但是出人意料，沒有任何禁令，當時哪個建築師都不敢再用石料和方正的窗戶，東柏林時代的元素令人反感。
「譬如，窗戶的線條必須鬆散。」他在紙上畫起來，「當時似乎石頭就象徵束縛，玻璃和鋼鐵就象徵民主。」
統一之後，柏林的新建築都是斜線結構、輕質材料，「過去的風格」成了禁忌。茅斯巴赫從中國的經歷中，學會了什麼是「教條」，他隱隱感到，如果迴避過去，德國人的新姿態裡也包含著病態。
1996年新建總統府時，他贊同設計師大膽使用黑色大理石。德國人先是震驚，但內心有些東西，也慢慢釋放出來。「那感覺叫『正常』。」茅斯巴赫長舒一口氣。
「柏林牆倒下，『解放』的不僅僅是民主德國人，聯邦德國人同樣如釋重負。因為法英美軍隊也馬上從西柏林撤出，整個德國結束了被佔領的歷史。」
茅斯巴赫那一代德國人常常問父母，「『二戰』時你在幹什麼」。他說兩代人之間，會有情感上的「交通堵塞」。但兩德統一，國家新生，內心的鬱結漸漸釋放，這在2006年德國舉辦世界盃足球賽時達到頂峰。「我們忽然可以打出國旗，忽然可以因德國人為榮，連土耳其移民都揮舞著德國國旗，世界都驚訝了。」
世界驚訝，但並不反感。希特勒完結，柏林牆倒塌，德國人不斷道歉和自醒。「整個國家從對『強大』的渴求，轉為正常。沒什麼比正常更美好的了。」茅斯巴赫愉快地笑起來。他有一種舉重若輕的天分，在任何極端的集體情緒中，都要努力回到心裡那個平衡點。
東西柏林相遇，聯邦德國青年與北京相遇，最後與自己的過去相遇，而不相忘。
四
2009年，我第一次去柏林。獨自上路，雨夜慶典中，並沒有見到其他中國人。或許有，但肯定沒有多到引起注意。
5年後再來，是同一群年紀相仿的中國記者，受一家德國智庫的邀請，參觀歐盟與德國。除了兩位前輩，同行的都是三四十歲的業界骨幹，其中一半位居要職，一半離開主流媒體，正自己創業或者打算在互聯網裡弄潮。
2010年，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已超過日本，成了全球第二。2011年的利比亞戰爭、2012年的倫敦奧運，見證了中國媒體對國際事務急劇膨脹的熱忱。北非荒漠中，那場拉鋸數月的戰爭，吸引了好幾家媒體第一次投入「戰地報道」。在倫敦，新聞中心放眼望去都是黑頭髮，聽到的都是普通話。中國記者團的規模僅次於英國本地媒體，超過美國。
仿如一夜之間，我們還來不及看清自己，便湧向世界四處張望。新的東西相遇隨處上演。
行程從歐盟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開始。第一天午餐剛開始，已經有同行提著滿兜巧克力進來。中文版《孤獨星球》告訴我們，比利時最出名的巧克力製造者，祖籍在瑞士。酒店前台擺著簡體中文版購物指南，首頁承諾中國人在比利時購物的體驗，將是「帝王般的尊貴享受」。我感到自己嘴角有些向上翹。
「對華武器禁運，那只是象徵性的，各種渠道總有人願意做生意，我可以預言，有天它會掉進故紙堆裡。」歐盟對華關係小組的一名官員如是說。
「自由市場地位，那是個偽命題。2016年中國將自動獲得這個地位，問題只是要不要加速——我們需要人民幣自由兌換作為交換條件。」
一整天聽歐盟官員輪番談論中國。會議室窗戶望出去，古羅馬式的屋頂上，浮雕被雨打濕了，漆黑的細枝微微顫動。
換上一個英國人。「前些日子接待了一個北京代表團。他們把我們教訓得好像小學生。」
盧森堡議員：「我敢打賭，我們那裡任何一個地方官員，要是能夠有機會接待中國領導人，他會願意在人行道上裸奔！」
「德國也一樣，不過我們的人行道比你們寬一點。」德國組織者揶揄。
會議有了熱烈友好的氣氛。
終歸要去看柏林牆。似乎過一段時間，就有藝術家會重新打扮一次殘存的圍牆。在車上隔著一段距離，我們就看見一塊濕漉漉的綠色牆板上寫著簡體中文「辦證」。大家笑成一團，鄉愁四散。
細雨中，一個博學的同行問起，聽說柏林有條街——朋友托他到那裡購物，名字是「關於那些挑選國王的侯爵」。德國人一下子明白了：「你說的Kuddam（選帝侯大街）！」另一個同行湊過來說：「哦，『褲襠大街』！」這條著名的商業街已經由音譯中國化了。
那正是KaDeWe商場所在街道。5年前員工們的黑白照片早就不見了，一進門就是醒目的中文退稅指南，耳邊普通話此起彼伏。「到西方購物」，從東西德國時代一句暗藏殺機的意識形態戰略，變成了今日中國豪情萬丈的旅遊攻略。
等電梯的時候，對面站著一個拖銀色行李箱的中國遊客。她一邊核對購物清單，一邊焦急地數著電梯下降的層數。那張臉上留著物質匱乏年代的飢渴，對機會稍縱即逝的焦慮。我看她的年紀，應該並未經歷過那些日子，可一切印記分明，如基因般無法洗底。但她精緻的衣著和化妝又裝飾著一種近乎魯莽的自信。不過，誰知道呢，她或許也會在我眼睛裡看到熟悉的東西呢。
殘存的柏林牆，惹人張望。
濕漉漉的綠色牆板上，寫著簡體中文字「辦證」。大家笑成一團，鄉愁四散。
電梯門開，她推著四輪行李箱轟隆隆一頭衝進去。跟進來的幾乎全是同胞。門關上，一個瘦瘦的歐洲男子被中國人層層包裹，縮在中間，自己笑了。
德國墨卡托智庫統計過歐洲人在谷歌上搜索關於「中國」的熱門詞彙：「長城」「創新」「統治世界」「中國菜」「吃狗肉」，等。他們也列出中國網民在百度上想知道的歐洲：「雅思」「屠猶」「足球」……但有一個句子，是中國人對歐洲各國必搜的，出現頻率非常高：「買什麼便宜？」
20年前，柏林牆西邊的資本主義，理直氣壯用物質去誘惑東邊的人。而今天，在中國人面前，這種誘惑僅僅是為他們的旅途增添「帝王般的享受」。中國護照仍然處處需要簽證，但中國錢包早已全球通用。
《東西相遇》是劉揚一本漫畫書的名字。5年前，我在柏林採訪過她。柏林牆倒塌後的4個月，13歲的劉揚被父母「騙」到西柏林。得知再也不回北京後，哭鬧了三天三夜。當時年幼，對世間劇變無知無覺，她只記得在東柏林，相當於今天兩歐元的價格就可以拉回一台洗衣機。「我跟媽媽四隻手提滿了從東柏林搶購的成果，落腳在西柏林，淘貨去東邊。」圍牆初開，東柏林仍維持著社會主義的低價。
在柏林居住另一個13年後，她給自己的生活做了個總結，創作成《東西相遇》，用漫畫對照德國人與中國人思維舉止細微處的差異。德國人用眼睛旅行，中國人離不開相機。德國人直面問題，中國人繞道而行。德國人安靜小聲，中國人熱熱鬧鬧。
那年，在她令人暈眩的工作室——書架、長凳的線條全都刻意傾斜，你覺得地板在晃，於是走路姿勢變得滑稽。這正是藝術家對闖入者的嘲弄。「你身後是另一位藝術家留下的作品——廁所。」她給我最初的印象是鋒芒閃耀，眼波流轉時彷彿提劍四顧。
那時她一個中國朋友都沒有。「很自然的，我13歲離開了，長大的環境裡面沒有中國人。」劉揚欣喜於柏林多種族的混合，剛剛同一個南非朋友探險回來。交談中，她倒是對我熟悉的中東、伊斯蘭教問長問短，像一個典型的歐洲知識分子。
那年她為法蘭克福書展設計中國會徽。不同以往，徽章不是單個字或圖案，而是許多字，各不相同。「這代表中國的開放與變通。」她解釋，然後眨眨眼睛，「還有一個原因，主辦方給了太多設計要求，要把太多概念和要素放進去，我乾脆全上了。」
5年後，她出現的時候，眼神不再如劍露鋒芒，更像是火，一團壁爐裡的火，仍然熾烈，但絕對安全，予人溫暖。她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那麼多年她沒去過中國，中國卻來到她身邊——朋友介紹來的中國藝術家成了她的愛人。
工作邀約也把她帶回中國。在一個縣城，放映電影的時候，突然進來一群當地幹部，吵鬧喧嘩還抽起了煙。劉揚站起來，要求對方安靜些。朋友趕緊按住她坐下來，小聲警告「這很危險」。她畫了那麼多中國人的漫畫，善意的、自嘲式的批判，其實裝不下現實的醜陋。
這次見面我們一直在講「中國、中國」，追問到底什麼才是「自己的東西」。實際上，「中國」並沒有離開過她。前些年一個民主德國記者採訪劉揚，聊起「社會主義」，兩個人突然熱絡起來。熟悉的東西，總是會海浪般一次次兜回來。
不購物的時候，幾個記者相約到民主德國博物館。民主德國人還在，街道還在，房子還在，國卻消失了。
沒想到，在第一張照片面前，我整個人凍住了。5個幼兒園小孩，兩到四歲的模樣，坐成一排上廁所，褲子褪到腳邊。都是卷髮大眼睛，兩個女孩穿著一模一樣的小格子棉襖外罩粗布背帶裙，3個男孩穿統一的格子棉襖外加背心。小棉襖鼓鼓囊囊的，大概室內供暖不足。
年紀小的更淘氣，坐姿歪斜。看起來最大的那個女孩子最乖，望向鏡頭，雙手交疊在一起。仔細凝視，你能看出她長大後的模樣：溫和、順從、拘謹。
文字說明：
民主德國的幼兒園體系非常完善。為了讓婦女們能夠工作，國家建造了大量的托兒所和幼兒園。這也令國家可以在早期教育中，讓孩子養成集體行為習慣，培養模範的社會主義公民。民主德國要求兒童盡早戒掉尿片，幼兒教師要求他們排隊上廁所，坐長凳式便桶，要等到最後一個孩子排泄完畢，才允許其他人站起來……
我頭腦裡「轟」的一下。為什麼我關於幼兒園的記憶，總是和那個房間有關：三面都修著長凳式、貼著白瓷磚的便桶，踩兩級台階上去。最上面鋪著木板，暗紅色，有時看見長長的裂紋。似乎沒有「排隊上廁所」，但一起去的幾個小孩，總是等著老師過來幫擦屁股，或聽見老師響亮地問「好了嗎，好了嗎——」所有小孩一起拉褲子，再一起牽手離開。
直到今天，雖然我的知識和經驗會抵抗任何一種集體行為，但身體有時卻不由自主跟隨。一段人生的謎底忽然翻出來，就在眼前，我失語了。
民主德國博物館的註解繼續說，1999年聯邦德國心理學教授克裡斯蒂安·法伊佛（Christian Pfeiffer）發表論文，指出民主德國在統一之後強烈排斥外國移民的情緒，與幾代人養成的「集體如廁」行為有關。他們很容易抱團針對「異類」，而外國人就是最容易辨認的目標，儘管這個論點惹起民主德國人狂怒，斥之荒謬，反駁說民主德國要求早早戒掉尿片不過是經濟原因。
東西德國人本是一家。「二戰」結束後，德國被蘇聯和西方分而佔之，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分別建國，1961年柏林牆豎起，40年間，兩邊的人變得不再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圍牆倒塌後20多年，彼此還是立刻能從舉止言談裡辨認出差異。這是何等的驚人和悲哀。
我關於幼兒園的另一個印象，是一團金黃蓬鬆的頭髮橫亙眼前。當時一隊外賓來參觀，不記得是美國人、民主德國人還是聯邦德國「戰友」。小朋友們做遊戲，用紙制梳子和剪刀給外賓理髮。那時中國的大門剛剛打開，上海幼兒園裡的一個小孩，第一次摸到「外國」。手指觸到那個女人頭髮的時候，我屏住呼吸，心裡像過電一樣。
還有人在民主德國執政黨黨幹部辦公桌前坐下。笨重敦實的長方木桌，桌面是典型的機關擺設：一個盆栽，一部電話，玻璃板下壓著內部電話表。坐在桌前，你就掌握了「權力」。背後牆上是三幅變幻的電子肖像：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忽而霧化消失，轉瞬又浮現上來。
電視屏幕循環播放著40週年國慶，也是民主德國最後一次閱兵的錄像。主席台上，同一陣營的政治領導人整齊肅立。
還有一些史料，看起來令人艷羨：民主德國住房免費，物價低廉。當時時尚雜誌上的新款成衣，剪裁得體，顏色繽紛，拿到今天也不過時。海灘上人人裸體，手拉手奔向夕陽。男女老幼光著身子，排隊買烤香腸，毫無扭捏之態。
隔著一道牆，隔著一個時空，隔著博物館的玻璃櫥窗，這些照片看起來不正是牆西邊茅斯巴赫同時代青年尋找的純真、浪漫與公平？然而閱讀文字說明，你才知道，那些時髦的衣服，僅僅是抄襲聯邦德國款印在雜誌上，現實中的民主德國人買不到像樣的布料，不得不用塑料紙剪裁。海灘上的男女，與其說是為了實現性別解放或「不分階級人人平等」的原則，不如說是尋求突破禁忌的舒暢。民主德國政府禁止天體海灘，但五分之四的人民定期裸泳，無聲抗議，當時的文化部長只好勸諭同僚「閉上眼睛」。
那些美好的照片上，有聽不見的窘迫。如果你走進重建的審訊室和關押政治犯的監獄，更會觸及「美好」背後的嚴酷與殘忍。當圍牆倒下，民主德國人決堤而出的吼聲在說，純真、浪漫、公正的表象，是不能當飯吃的。博物館展示的民主德國宣傳海報上，工人、農民、醫生笑得陽光燦爛，世界大同，而蜂擁過邊界的那個雨夜，他們的笑容粗獷奔放、感人肺腑。正如民主德國建築美學的變遷，原先的笑容線條規範，而衝出圍牆的那一刻，他們臉上是無遮無攔、狂放的曲線。
智慧如中國人，頭也不回地告別了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恍如一夜之隔，我們雄赳赳氣昂昂到西方購物，把西方人教訓得好像小學生。然而，在那張集體上廁所的黑白照片前，我分明感到自己雖然告別了母體，臍帶卻沒有剪斷。心裡面的「正常」，還有些淤塞。
[1]查理檢查站（Checkpoint Charlie）位於柏林市中心的腓特烈大街上，是冷戰時期柏林圍牆邊民主德國與西柏林進出的一個檢查點。該檢查站通常為盟軍人員和外交官使用。柏林圍牆拆除後，此檢查哨一度被拆除，而後又被復建，成為柏林旅遊的重要景點。
[2]Klaus Wowereit，沃維萊特曾連任三屆、13年的柏林市長，是德國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在他擔任市長期間，讓柏林脫胎換骨，成為歐洲數一數二時尚新潮的城市。但後來因柏林新機場工程弊案頻傳、遲遲不能完工而下台。2001年他首次問鼎市長寶座時公開表態：「我是同性戀，我覺得這樣很好（Ich bin schwul,und das ist auch gut so）。」
[3]「二戰」時德蘇兩國於此地爆發大型會戰。
[4]「放倒這把傘」，戲仿「推倒這堵牆」名言。
[5]意思是地球應該是圓的，不是扁平碟片，相當於中文說太陽從西邊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