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伊斯坦布爾市中心廣場，一棟13層樓，朝向街道的兩側，整個都刷成埃爾多安的臉：一張含笑，一張堅毅。頭頂一串數字：2023、2053、2071。
納吉和我一起仰望：2023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100年；2053年，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二世[1]定都伊斯坦布爾600年；2071年之前1000年，被蒙古人趕出中亞的土耳其人，重回故地安納托利亞。
數字左邊寫著：「HEDEF」（目標）。在伊斯坦布爾經營旅行社的納吉解讀，埃爾多安會在這些歷史時刻「與土耳其同在」。我吃了一驚，長謀遠慮對於當代民主政治是個稀缺。2014年埃爾多安60歲，2023年他將69歲，可是2053年？2071年？
答案也許並不重要。這些年份把埃爾多安與土耳其人純正光榮的歷史串聯在一起，還將未來打上自己的烙印。數字和面孔上方，土耳其語寫著「民族意願，民族力量」。
2003年以來，埃爾多安一直以總理身份主導這個國家。眼看不能再次參選，他改變遊戲規則，倡導全民直選總統。過去10多年，選舉一直是埃爾多安和他領導下的正義發展黨（AKP）的專長，不論是議會換屆，還是某個議題的公投，總能獲得大多數支持。我離開土耳其之後半個月，埃爾多安果然贏得52%選票當選。土耳其總統是象徵性質，他的下一步路人皆知，就是推動總統制，賦實權於虛位，繼續執掌國家最高權力。
大樓第13層，單詞「民族」背後的窗戶支開了，裡面的人大概想透透氣，見見陽光。
「埃爾多安的ego（自我）很大。」納吉說。記得2010年第一次見面時，他滿心擁護這位領導人。就在同一個廣場上，背向國父凱末爾建國群雕，納吉愉快地告訴我，最近幾個月阿拉伯遊客猛增100多萬，土耳其旅遊行業協會說那是埃爾多安叫板以色列的結果。今年再見，他竟轉了調：「我不喜歡埃爾多安了，他的權力太大，這次我不打算投票給他……」
「可你的生意還很好啊，不是托埃爾多安的福？」
納吉學過中文，但平時用英語交流更順暢，這時拍拍胸口，突然換了中文對我說：「這是心的事情，跟生意沒關係。」
順著埃爾多安畫像的眼睛，望過對面，百米開外就是蓋齊公園——埃爾多安完美執政履歷上的一塊瘡疤。2013年5月末，那裡爆發抗議，蔓延近百座城市。警方強壓之下，蓋齊集會幾個月後散去，但各地抗爭此起彼伏。
公園在廣場邊隆起來的一塊小高地上。沒有圍牆，青草斜坡連通廣場，三三兩兩坐著人。曾經熱愛埃爾多安的納吉，去年抗議期間也來過蓋齊，挨過催淚彈。他的辦公室就在附近，很自然走過去「看熱鬧」。這會兒他卻不肯陪我過去：「你自己去吧，那裡太多警察了。」
塔克西姆廣場和延伸出去的獨立大街，構成了伊斯坦布爾最繁忙的商業區。遊人如織，晝夜沸騰，蓋齊公園如同喧鬧中的一星綠洲。來到才發現，給埃爾多安惹上大麻煩的，竟是一座很小的公園，10分鐘足可以繞個圈。這裡的樹木並不粗大，但足以成蔭。一早有人坐在長椅上，閉目享受微風與晨光。北角是個兒童遊樂場，滑梯、鞦韆，小販挑著粉紅色的棉花糖等待哭鬧的孩子。造成11人死亡、8000多人受傷的抗爭，好像從未在這裡發生過。標語、塗鴉，一點都沒有留下。
僅容一人的警察哨所把著公園南角，看上去很新。「Hello，遊客？」穿白制服的警察大叔站在門口，笑容可掬。「是的，這裡真美。」我掂量著要「套」多久的「瓷」，才可以把話題引到去年發生的事情——可惜我們能夠溝通的詞彙有限，於是單刀直入，試探反應：「聽說這裡發生過抗議？」警察突然收了臉：「No English.」（「不講英語。」）眼睛望向別處，身體站得更直。
廣玉蘭樹下坐了兩個穿橙色反光衣的保安，在我走過的時候，友好微笑。我做出伸胳膊的動作，問記不記得「抗議」，他倆齊聲回答「No English」。
推車賣紅茶的小販，主動跟我打招呼：「一塊錢一杯，歡迎來伊斯坦布爾！」小販的英語聽上去更流利，就算我已經放棄打聽去年的事，也不妨一問。更何況我剛剛成為他的顧客，端著微燙的紅茶正好聊天：「新聞裡說，這裡發生過抗議？」小販轉身低頭：「No English.」對面走來一個戴墨鏡的男子，也要了杯茶。我離開茶攤繼續在公園裡轉，他不遠不近同向而行。早晨，開闊的公園裡沒什麼行人，我無法不察覺他正在身後。幾分鐘後，我在一張長椅上坐下。他也坐在隔壁椅子上，喝茶。
蓋齊公園風平浪靜。造成11人死亡、8000多人受傷的抗爭，好像從未在這裡發生過。
2013年抗議起因，正是埃爾多安政府宣佈拆除這座公園，改建成購物商場。蓋齊雖小，卻是附近唯一一塊綠地。近些年土耳其政府大興土木，基礎設施發展眼花繚亂。埃爾多安曾經告訴外國記者，自己最驕傲的政績，就是「把81個省全部變成建築工地」。城市舊貌換新顏，卻也叫居住其中的人漸感不安。推土機開到的那天，50名環保人士到蓋齊公園靜坐阻擋，附近科技大學學生加入，抗議隊伍如水面上的漣漪迅速擴大，封鎖廣場周圍11條街道。抗議者的訴求很快超出環保，對埃爾多安執政的各種不滿一齊迸發。
蓋齊公園和塔克西姆廣場周圍，國際酒店林立，四方遊客往來，示威無疑傷了埃爾多安的臉面。政府反應激烈，第一天就動用水槍催淚瓦斯，毫不猶豫地稱示威者為「恐怖分子」「猶太間諜」。
一輪又一輪的抗爭之後，公園竟保住了，綠樹還在。喝完茶，我看了一眼墨鏡男，起身離開。經過兒童樂園時，身後有動靜，一回頭，一輛警車緩緩移動，兩側門都拉開，四個防暴警察端著槍，掃視周圍。寬闊的輪胎壓過窄窄的公園小道，靜悄悄遊走。
蓋齊公園還給大眾，但從此禁止集會。密佈的警力提醒人們，「恐怖分子」和「猶太間諜」隨時可能回來。
警車並沒有理會我，轉了幾圈，駛回廣場上的警察局。警局大門正對停車場，五六輛大巴趴在那裡，一旦出動可以裝下許多人。守門的警察兩隻手都在衝鋒鎗上。
塔克希姆是繁華地段，警戒嚴密確有必要。只是埃爾多安極度自信的眼神中，流露了不必要的威懾。終於明白納吉臨別時說的：「他們仍然害怕。」
二
博斯普魯斯海峽，一丸酡日，萬縷金線。
在土耳其旅行，史詩般的壯麗俯仰皆拾。哪怕只是20分鐘的擺渡——獨立大街走到頭，我剛跳上的這趟市內擺渡，跨越歐亞兩大洲。落日餘暉，水汽裊裊，索菲亞教堂[2]、藍色清真寺[3]、托卡比皇宮[4]，搖曳生姿，漸行漸遠。這3棟建築的弧線，囊括了奧斯曼帝國統領亞非拉600年榮光、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劃分世界、東西文明的交戰與交融。我在腦海中為此情此景尋找音樂，總覺得應該恢宏些，再恢宏些。
對一個平日坐慣渡輪從尖沙咀到中環的人，博斯普魯斯渡輪之旅，猶如河伯遇見北海若。然而，「史詩般壯麗」，也是土耳其人揮之不去的自我催眠。奧斯曼帝國餘暉像一個未竟之夢，每天都在海峽上幽怨出沒。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土耳其作家奧爾罕·帕慕克做了最好的自嘲：「福樓拜在我出生前102年到訪伊斯坦布爾，他驚歎『未來100年，伊斯坦布爾將成為世界的首都』，但接下來發生的一切剛好相反，『一戰』結束、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崩塌之後，世界忘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貧窮，破爛，與世隔絕。像我一樣，每個伊斯坦布爾人，都要跟這種『悲情』鬥爭。」
帕慕克出生前54年的1898年，梁啟超把中國與土耳其比作「同種」——這個詞過去只用來指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淵源。在《俄土戰記敘》一文中，他寫道，奧斯曼與中國是歐洲人眼中並存的兩個「病夫」。同年5月，康有為上書光緒皇帝《進呈突厥削弱記》：「橫覽萬國，與中國至近形似，比擬同類，鑒戒最切者，莫如突厥（奧斯曼帝國）矣。」他認同突厥人是匈奴之後，「蓋殷人淳維之後，而吾同種也」。不僅如此，兩國發展階段相似，遇到的問題也相同，可謂「同形同病」。他一口氣列舉奧斯曼帝國愚昧落後16處「與我國同」：
其國地蕪茀，與我國同；道路污穢，與我國同；無自來水，無排泄，無電燈煤燈，無機器，與我國同；全國少鐵路電線，交通不便，與我國同；人民愚昧篤舊，於讀回教[5]經典外，地球大勢，惘無所知，其學校皆無世界學，無各專門化光、電、重工程、機器學，無商船駕駛學，與我國學子昧昧於八股試帖楷法同；人民無權，國無議院，縣鄉無議局，無選舉，與我國同；其財政困亂，人民窮苦如牛馬，與我國同；其訟武斷，其獄黑苦，與我國同；其負外國債累數萬萬，與我國同；英俄德法奧意六國大使，外攬收其財，內干預其政，日迫壓取其利權，國民愁怨咨嗟，與我國同；於是革命四起，人人思易朝逐君矣。
康有為一邊彷徨淚下，一邊激昂宣稱，大清如果不想陪奧斯曼等死，唯有「且決立憲」。一個月後，戊戌變法到來。
當時的奧斯曼，屬國紛紛獨立，歐洲列強環伺。一群不想陪帝國等死的軍校學生兵變，征戰幾回終於推翻封建王朝。1908年，27歲的軍官穆斯塔法·凱末爾支持起義，但還沒有領銜變革。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的身份類似軍閥，出兵抵禦協約國進攻，保全土耳其核心疆土和主權，最終建立共和國。土耳其人期待的與衰亡悲情抗爭的英雄出現了。
開國元首凱末爾，帶領新生共和國一路向西。在他看來，奧斯曼帝國所有的不幸歸咎於它的「東方性」。他不滿足於「西學為用，中學為體」那種實用主義變革，而是行霹靂手段，從裡到外全盤西化。宗教學堂關了，伊斯蘭法廢了，阿拉伯文版《古蘭經》只能藏在地板隔層，釘上釘子，沒人的時候再起出來讀。男子必須西服禮帽，婦女不准戴頭巾，政教分離成為土耳其立國之本，守舊者治罪。
環顧東方世界，變革最徹底的當屬土耳其。凱末爾甚至廢除了沿用千年的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語拍拍翅膀，破繭而成拉丁文（相當於中國摒棄漢字，只保留拼音）。他不要梁啟超眼中「亞洲的土耳其」，要做歐洲的新成員。
凱末爾廢神運動的一個結果，是自己成了新的神。土耳其人世世代代感激他從奧斯曼帝國灰燼裡拯救出一脈餘存的民族尊嚴。直到今天，土耳其每一處營業場所必須懸掛他的照片，否則不許開張。「因凱末爾之名」，成了後繼政府的合法性來源。20世紀60年代以來，土耳其3次軍事政變，都打著「重回凱末爾之路」的名義，博取民眾擁護。
這就是為什麼2010年我第一次來到土耳其，看到執政黨正義發展黨辦公室還有街道上埃爾多安的畫像與凱末爾並肩懸掛，感到驚愕不已。埃爾多安從未掩飾自己對宗教的熱忱，他曾經因為公開吟誦宗教詩句，被忠於凱末爾主義的軍人抓進監獄。他的對外政策也更傾向中東，而不是歐美。怎麼可能同凱末爾並列？
埃爾多安並不是第一個試圖在凱末爾的背影裡改道向東的。凱末爾去世之後，土耳其出現過阿德南·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圖爾古特·厄扎爾（Turgut Ozal）等傾向伊斯蘭價值觀的領導人。曼德列斯被將軍們吊死，厄扎爾懷疑被投毒，案情至今不明。聰明如埃爾多安，儘管他的主張跟凱末爾南轅北轍，但「國父高懸」是他推行政策的一張護身符。
正義發展黨女議員艾迪布·瑟增（Edibe Sozen）告訴我：「說我們要背叛凱末爾是個笑話。」她自己不包頭巾，西方留學歸來，以此說明這個黨派雖然有點保守，但絕不是塔利班，遠比馬來西亞更開放。那是2010年，埃爾多安政府正推行修改憲法的公投，在一系列保護老人、男女平等的條款之中，挾帶廢除兵變、婦女有權戴頭巾等實質更改。埃爾多安可沒把軍方勢力當「笑話」，公投之前突然抓捕兩百多名軍官。近100年來，土耳其文職政府第一次收回兵權。
凱末爾像不僅用來護身，埃爾多安還有無法明言的雄心，常常被外國媒體道破：「第二國父。」以這個謎底倒推，凱末爾像、2023、2053、2071，都是同一組密碼。
今年再來伊斯坦布爾，我沒見到並肩懸掛的埃爾多安和凱末爾。塔克西姆廣場上，在13層樓高的埃爾多安的注視下，國父雕塑矮了下去。他不再需要別人做護身符了，2002年以來正義發展黨在所有選舉中立於不敗之地，選票箱不是最無可爭辯的合法性來源嗎？軍隊、法院、媒體，都在他「合法的權力」下低頭，不需要擔憂什麼了——除了蓋齊公園那些手無寸鐵、不知所謂的人。
然而，這麼多年來，正義發展黨的常勝戰績，是不是也說明大部分土耳其人並不反感埃爾多安的雄心，相反，是時候歡迎新國父了呢？
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與凱末爾當年一心脫貧的心境迥然不同。阿德南·曼德列斯在20世紀50年代貫徹工業化、城鎮化，土耳其經濟起飛。80年代，圖爾古特·厄扎爾改革國有企業，奠定今日土耳其自由市場經濟基調。在他突然離世之後，國家陷入10年困頓，過多倚重外資鬧出2001年債務危機。在西方工作多年的經濟學家凱末爾·德爾維什（Kemal Derviş）臨危受命，開出改革藥方，籌得緊急貸款。一年半後，德爾維什使命完成卸職。正義發展黨像他們的名字一樣，以清廉公正、經濟建設為口號，幸運地在2002年接棒執政。德爾維什的改革藥方，在2005年全面見效，外資銀行回歸，土耳其經濟開始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接下來，埃爾多安執政十餘年間，數百萬人脫貧，人均收入翻了將近3倍（也有其他計算方法認為是5倍）。土耳其近年國內生產總值總量排名全球第15至17位，埃爾多安在美國講演時，稱他管理著「全球十大經濟體之一」。
走在伊斯坦布爾高檔商業區，很容易讓人忘記這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阿拉伯遊客驚歎土耳其的安康，拿不到歐美簽證的伊朗人，把這個鄰國當作放縱之地。我住的酒店裡幾乎全是伊朗遊客。吃早飯的時候，一對青年男女坐在對面，女友著低胸緊身衣。他們來伊斯坦布爾專程看一場美國搖滾樂隊的演出。我沒聽過這個樂隊的名字，他們睜大眼睛表示不敢相信。
2008年金融危機蔓延全球，土耳其安然度過，實現近9%的經濟增長，與中國同速。這個事實給了土耳其人空前信心。2010年我在伊斯坦布爾街頭採訪時，說到加入歐盟路漫漫，不止一個受訪者反問：「那個鬧危機的歐盟？他們加入我們還差不多！」歷史悲情，或許如縷難絕，但今日土耳其人，因錢包鼓脹湧起一股豪情。
13層高樓，朝向街道的兩側，整個刷成埃爾多安的臉。
錫壺頂上，一面小國旗上下翻飛。錫壺在遊客中穿梭，拖出一道紅線。
奧斯曼帝國皇宮一隅。
伊斯坦布爾是胸懷歐亞兩洲的城市。對於一個平日坐慣渡輪從尖沙咀到中環的人，博斯普魯斯渡輪之旅，猶如河伯遇見北海若。
初到伊斯坦布爾，我眼見的第一道風景是國旗遍地。幾乎每條街道，每一個陽台，各種尺寸、新舊不一的國旗四季飄紅。在城裡任何一處站定，視線內一定出現布的、紙的或鮮花拼成的星月旗。旗幟不是政府發的，大多是人們自己掏錢買的。
很多人向我提起總理的英勇事跡。他在政要巨賈雲集的瑞士達沃斯年會上，與以色列總統一言不合，拂袖而去，像個驕傲的牧羊人。回國後，受到英雄般的歡迎，紅旗鋪滿機場。一艘土耳其救援船在加沙附近與以色列士兵衝突，9名土耳其人死亡，阿拉伯世界一片崇拜。我採訪過當時在船上的奧薩曼·阿帕特雷（Osaman Apatri），他承認自己所屬人道救援組織（IHH）出發前就告知了土耳其政府，也預見到會遭以軍阻攔。就是在那幾年，埃爾多安「向東轉」的姿態為土耳其帶來更多阿拉伯遊客，打開更多中東市場。
埃爾多安顯然看到遍地紅旗裡的信號，足夠點燃一團民族主義火焰。叫板以色列，他的個人威信高漲。這位硬漢還對國旗展現過柔情：G20元首合影時，他從地上撿起標明站立位置的小小新月旗，對著鏡頭仔細折疊，放進上衣口袋。2009年之後連續3年，正義發展黨在地方選舉、修憲公投和議會選舉中屢戰屢勝。
以土耳其標準來說，埃爾多安相貌端正，雖算不上十分出眾，但人們讚賞他的「領袖氣質」。4年前，納吉告訴我，前任總理比倫特·埃傑維特（Bulent Ecevit）見到美國總統「像犯錯的小學生」，而土耳其媒體管埃爾多安叫「那個高大的男人」。
納吉的這種振奮，我是熟悉而有戒心的，但盡量不在他面前流露。納吉40來歲，是個熱情爽快的人，當時幫了我和同事很多忙。這次重逢，我由衷高興，卻沒想到他似乎保持距離。
納吉的前妻是中國人。至於分手原因，他說對方不肯生孩子。「我們結婚都10年了，她還是說要先『奮鬥』，晚點再安定下來。」最近他在家族逼婚壓力下，跟一名本地女孩成親。而他自己也認可，不能再找「奮鬥不息」的中國人。我似乎有些明白了，接待一名來自中國的女性朋友，也許會惹土耳其妻子不高興。不過，納吉的新婚妻子也在學中文，將來好幫他一起在北京開辦事處。「我的生意總有辦法做。」納吉一再說自己沒有直接受埃爾多安的氣，只是看不慣他為所欲為。納吉家附近一間私立學校突然被關，傳言跟埃爾多安的政敵有關。「那家學校的學生剛拿了國際數學比賽第一名，說關就關了。」
渡輪徐徐。我搭的不是兩小時的遊客航線，而是本地短途擺渡，上層站人，下層載車。韓國通用、日本豐田很常見，也不乏奔馳寶馬。納吉提醒過我留意土耳其人富起來的標誌：「10年前，土耳其人在歐洲街頭羨慕到處是私家車，現在我們的車比他們的好。」與渡輪航線平行，海底列車剛剛開通。埃爾多安還承諾再建一座跨海大橋。
眼前的土耳其繁榮穩定，比地區絕大部分國家更開放，甚至在「西方的中東代理人」以色列面前硬氣，還有什麼可抱怨的呢？所以2013年蓋齊公園抗議，如冷水潑面，任誰都意外。國際媒體立刻轉向，言之鑿鑿地認為，全國抗議也許無法推翻埃爾多安的統治，但注定毀掉他的「總統夢」。
可對不起，他又贏了。
海鷗鳴叫不斷，落日、史詩、紅旗，還在我腦海中盤旋，渡輪已把歐洲留在身後，輕抵亞洲。
三
艾明在碼頭等我。這個白皮膚綠眼珠的年輕人，混合伊拉克、敘利亞、車臣多重血統。地理位置決定了土耳其民族複雜多樣。一個奧地利朋友介紹我認識艾明，說他去了蓋齊公園抗議，或許是我要找的人。我們原本約在一個小餐館見面，可艾明的媽媽說，正好是齋月，你為什麼不帶人家到家裡吃開齋飯呢。
一棟5層高的居民樓，艾明和父母、妹妹住三樓一間公寓，外婆跟還是單身的舅舅住二樓。現代生活拆散了大家庭，但是有能力的穆斯林還是習慣把全家人安排在一棟樓裡。
隔博斯普魯斯海峽相望，伊斯坦布爾歐洲區更加富裕，亞洲區這幾年也熱鬧起來，房價跟著飛漲。從艾明家陽台望下去，是一條商業街，咖啡館餐館，霓虹燈五光十色。來的路上，我還看見附近一塊地用廣告畫圍起來，畫面上是一個新的商務中心。
「這裡買樓一定很貴吧？」我問。艾明卻說：「15年前爸爸買的，只能說買對了。」眼見樓下街寬了，燈亮了，15年來，自己的生活卻沒有太多改善。
這套公寓有4個房間，20出頭的艾明兄妹各有獨立空間，外加客廳和寬大的陽台。「伊斯坦布爾公寓通常只有兩到三個房間。」妹妹博拉薩的說明，加重了我的艷羨之情。這家有兩部小汽車。「其中一輛是我爸爸公司的。」艾明提高嗓門，似乎有必要說明，家裡買不起兩部車。我一再追問，國家經濟大好對他家的影響，兄妹倆連連搖頭，彷彿承認了分享其中好處是件羞恥的事情。「應該這麼說，我們的收入提高了，消費也增加了，整體上沒覺得家庭變得更富有。」爸爸打圓場。家裡的裝修確實樸素，毫無炫目新穎之處。客廳電視機旁裱起來的書法「安拉」（真主）很顯眼。我進門的時候，爸爸正在客廳角落跪地禮拜。
艾明的姨媽姨夫，帶著3個兒子，從土耳其東部尚勒烏爾法來小住。那裡靠近敘利亞，「夏天太熱了」。10歲的表弟騎著玩具自行車轉圈，T恤上印著New York，時不時衝我表演幾句英語。外婆正製作傳統食品Ciğkofte[6]——這種小吃的歷史據說可追溯到先知時代。它需要用切得極碎的洋蔥、辣椒、香料、西紅柿、薄荷葉，混上完全沒有肥肉的牛肉末等食材。外婆用杵搗了一個小時才告成。
好客的氣氛一下子讓我放鬆下來。我已經獨自旅行了10多天，突然被一個盛情滿溢的大家庭收留，真想好好吃頓飯，不用討論什麼抗議或是選舉。
「開飯啦！」表弟喊了一嗓子。開齋宣禮聲隱約傳來，並不像我在中東聽慣的那樣響徹全城。伊斯坦布爾的齋月跟平時沒太大分別，白天餐館照開，只是晚上的家庭聚會更隆重。
陽台上支起長桌。一家人按男女分了兩頭，我被安排在分界線上——艾明和妹妹兩位翻譯中間，爸爸對面。男人們負責跟外人聊天，女人們保持我的餐盤不空。Ciğkofte裹進生菜葉子，或者塗在大餅上，微辣噴香。主菜是節瓜燉牛肉。每道菜上來，女人們都等著我送進嘴之後的反應。我不斷衝著外婆和媽媽的方向打手勢表示「好吃」。
話題很快轉到我的來意。我擔心打攪吃飯氣氛，沒想到艾明一家根本不介意，不斷大聲提到「埃爾多安」「蓋齊公園」，也不擔心鄰居會聽見。
妹妹博拉薩提起這位大人物氣得發抖，認為他的「罪行」罄竹難書：規勸女人至少要生3個孩子，不要墮胎，不要因為上學而推遲結婚，不准男女生混住宿舍，不准公開接吻，叫一名足球運動員洗掉文身，還規定土耳其人應該吃全麥麵包而不是白麵包。有段時間還關了博拉薩常常泡在上面的推特和YouTube，說社交媒體傳播謠言。「他像個黑社會老大。」博拉薩總結。土耳其本地媒體受審查，互聯網卻不封，年輕人一般在國際平台上溝通。
「午夜12點以後不准賣酒。」艾明補充，他說自己並不嗜酒，但是政府「憑什麼樣樣都管」。我們的餐桌上沒有酒。對待酒精的態度，常可一窺伊斯蘭國家的世俗化程度。
外婆從老花鏡背後看著，一攤手說了句什麼。艾明指指外婆：「她是埃爾多安的粉絲。她說，埃爾多安蓋了大樓，修了地鐵，干了很多好事。」跟外婆列舉的「好事」相比，艾明和妹妹提到的似乎都是些「小事」，但他們的憤怒顯然比外婆的滿意來得具體，來得猛烈。
艾明一邊飛速翻譯，一邊跟外婆急促爭論，「她根本不願知道真相」。網上流傳著埃爾多安的貪腐證據：11分鐘的手機竊聽錄音。電話裡，埃爾多安焦急通知他的兒子比拉拉，警察正前往幾名部長和商人的家（一一點名）搜查，叫兒子做好準備。錄音後段，比拉拉提到還剩「3000萬歐元現金」沒有轉移走。
錄音的真實性從來沒有獲得證實。埃爾多安反攻，說錄音是合成的。這件事並沒有拿到土耳其法庭裁決。事實上，這位總理隨即撤換一大批警察和法官，還要修改警方辦案程序。他曾經說土耳其經濟成功的基礎在於「反腐」，如今他把一切關於自己以及親信圈子爆出的腐敗醜聞，歸結為「海外勢力作亂」——長期生活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名土耳其裔伊瑪目費特胡拉·居倫（Fethullah Gulen）和他帶有神秘性質的組織「Hizmat」（服務），曾經在正義發展黨與軍方的權斗中助力，在競選中撐場，但這些年對埃爾多安的內政外交不滿，盟友反目。居倫否認自己跟土耳其的事情有任何牽連。但眾所周知，他的組織在警方司法和媒體中很有勢力。[7]
艾明走向蓋齊公園抗議，是被政府的粗暴鎮壓激怒了。埃爾多安對個人生活的種種限制累積了憤懣，武力回應和平示威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像他這樣的年輕人積攢了怨氣，終要衝冠一怒。
艾明大學畢業時打定主意不在政府系統工作，「因為沒有『關係』」。他說，在國家部委或國營企業找份好工作，首先要在複雜的資格考試中獲得高分。但他認識一些「不知道怎麼可能考及格」的同齡人，捧到金飯碗。「『背景』比能力更重要，進去之後也要憑關係上去。」所以他選擇留在民營企業——爸爸工作的醫藥公司。
「國家富裕了，但錢都到了執政黨口袋裡。」艾明抱怨正義發展黨的「關係網」把持經濟利益。眼下他打算跟幾個朋友創業，做電信數據服務，儘管這跟他的化工專業不搭界。土耳其電信被國營資本和大財團壟斷，我小心翼翼問艾明，涉足這個領域是不是得「認識什麼人」？他難為情地笑了：「哈哈，當然。」他的「關係」來自反對黨。我也笑了，人們跟「關係」的關係常常很複雜。
父親一開始反對艾明去公園，拗不過，就跟兒子去了。他給我看手機拍攝的視頻。那是與警方的第一輪衝突過後，抗議者鐵了心不走，警察退到外圍對峙，現場出現幾周平靜期，蓋齊成了自由表達的樂園。
視頻中一片紅旗海洋。公園裡擠滿了人，但沒人發表宣言。時不時響起掌聲，歡迎新人和新的團體加入。抗議者沒有特定的「主義」，人們扛著國旗出來，表達對未來的擔憂。埃爾多安的紅旗是躍動的民族主義火焰，蓋齊公園的紅旗則是一片丹心。
我在埃及也見過這樣的情景。運動一開始，並沒有領袖，個體站出來表達非常具體的不滿。土耳其專業舞蹈演員埃德姆·京迪茲（Erdem Gunduz）的「靜默抗議」最能表現這個特點。他突然出現在塔克西姆廣場，不言不語一動不動站了6小時。一開始人們當是玩笑，明白之後越來越多人站出來，警察不知如何是好。但是，京迪茲事後對媒體說，他沒打算啟發其他人跟隨，只想代表自己一個人的訴求。但蓋齊的抗議終究啟發了全國，此後一年間，350萬土耳其人在不同城市走上街頭。
畫面中看不到武器。土耳其官方媒體也沒有說過抗議者有任何武裝。反倒是國際間的評論譴責土耳其警方「過度使用武力」。示威期間，我曾給安卡拉的中國朋友打電話，對方說：「很安全啊，晚飯過後大家敲著鍋碗瓢盆出來，當是散步，然後各回各家。」
艾明的父親蓄著小鬍子，深膚色，笑容真誠。他在一家製藥廠工作了30多年，當上地區經理，跟艾明的母親是尚勒烏爾法同鄉，後來到伊斯坦布爾上大學，在這個經濟中心紮下根來。今天他仍相信知識改變命運，兩個孩子都被送到了最好的私立學校唸書。關於埃爾多安，他最擔心他的權力不正當擴張。醫藥公司分明是民營，卻也難免壓力，這幾年招聘新人，多考慮錄用親正義發展黨的人士，「這些人得了好處，到頭來又會投票給他」。
父親說話平和。他認為每個家庭成員的看法因記憶而不同。68歲的外婆經歷過土耳其最動盪的時期：20世紀90年代庫爾德人四處製造恐怖襲擊，20多年來造成4萬人死亡；七八十年代，土耳其左右兩派政黨爭權，街頭每天發生劫掠、燒殺；自凱末爾的政黨1950年輸掉選舉以來，土耳其一直由不同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經營，分分合合，風波不止，直到正義發展黨拿下議會半數以上席位，一黨包攬政府，才穩定下來。外婆這般年紀的人，自然珍惜這10來年的好日子。
這讓我想起，母親是土耳其人的英國女記者阿勒夫·斯科特（Alev Scott）寫過一個細節：今天伊斯坦布爾治安很好，但土耳其人對「亂」的恐懼根深蒂固。她看見房東執意把木製百葉窗換成鋁合金的，忍不住笑出聲來，「好像夏天裹著棉被」。但是只有經歷過動盪的人，才能理解這份恐懼。
艾明的父親親歷了1980年政變，確切來說，是軍隊鎮壓學生反政府行動，傳言數萬名大學生慘死，但這在土耳其仍是個禁忌話題，確切數字不詳。所以當艾明走向蓋齊公園，父親就知道政府不會忌憚動武，跟上去保護兒子，卻終究沒有讓女兒去現場。博拉薩到現在都生爸爸的氣。
艾明和妹妹打記事起，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埃爾多安時代。他們經歷的土耳其，既沒有亂過，也沒有窮過，通過衛星頻道互聯網絡，他們的生活跟歐洲年輕人零距離。艾明幾個月後要去奧地利，跟我的那位朋友周遊。2001年的經濟危機只是小插曲，博拉薩說「根本不記得」。她無法感念埃爾多安的好處，只討厭他侵犯「個人自由」——比照歐洲各國，一個政府搞好經濟不是理所應當嗎？「這個老傢伙怎麼不明白，我們是不一樣的人？」如果說埃爾多安開創了富強的土耳其，他卻認不出富強起來的土耳其人。
外婆隔上一段時間，插播一句「埃爾多安是好的」，像交響樂團裡定時敲響的三角鐵。她認定埃爾多安「有功」，艾明兄妹反說「有過」，功過能不能相抵？
舅舅一直在聽我們講話，他用一個流行的笑話回答：夜裡有賊入室，夫妻驚醒。丈夫說要過去抓賊，妻子偷偷一看，賊人雖然撬開櫃子拿錢，但居然順手把桌子擦了：「至少還幫我們做了事，就由他去吧。」
怕我聽了更加困惑，舅舅說，這個笑話的意思不是土耳其人容許腐敗，而是批評執政黨的小偷邏輯。他在一家酒店式公寓打雜，強調自己「在英國待過一年」，本該有更好的發展。埃爾多安政府沒給他帶來什麼好處，回國後換了好幾份工作。外婆出聲怪舅舅自己不安分，到現在也結不上婚，這賬不能算到政府頭上。
來自東部農村的姨夫不怎麼說話。他臉龐黝黑透紅，身材微胖，以種棉花為生。棉花是尚勒烏爾法最主要的經濟作物。問老家情況怎麼樣，他鼻子裡「哼——」出聲。桌上的人笑稱他是全省「最憤怒的人」。
自凱末爾時代，土耳其政府有意修一條水渠，引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水，改善東南安納托利亞地區的灌溉，縮小全國貧富差距。但是多年來經費不足、局勢動盪，致使水渠無法貫通，直到埃爾多安接棒，才告完成。官方網站稱這項耗資320億美元的工程，是「全世界最雄心勃勃的計劃之一」。水渠蜿蜒流經9省，包括尚勒烏爾法，卻偏偏沒有淌過姨夫的棉花地。
像他這樣「被遺漏」的農民不在少數。正義發展黨說水渠「全面提升當地紡織業」，棉農直罵是「謊言」。尚勒烏爾法宗教氣氛濃郁，又是土耳其最貧困的地區之一，多年來是正義發展黨的票倉。姨夫承認這些年當地經濟也有進步，甚至出現了豪華汽車——但親近執政黨的農民更能得到「好處」。水渠不流過的地方，如果跟正義發展黨搭上關係，或者付錢，也能引水過來。如果兩者都不沾，就只能像姨夫那樣「哼——」出聲：「我都見過，我身邊就有。」
姨夫和姨媽每次來伊斯坦布爾都不願四處轉，他們覺得伊斯坦布爾太大太吵，哪裡也不想去。
媽媽端上水果，煮了紅茶分甜點，又拿來披巾問我冷不冷。「她是個母親。」艾明的重音放在了「母親」上，意思是他的媽媽符合所有關於「母親」的溫暖定義。兄妹倆都像極了媽媽，皮膚白皙，臉龐圓潤。樓下商業街的霓虹燈，在陽台牆上投射各種顏色。夜風漸涼，我們挪進屋裡看電視。
這一家三代女性的裝束反差極大：外婆黑頭巾褐色罩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都包起頭髮；她的外孫女、艾明的妹妹背心牛仔短褲，十分清涼，金色髮絲散落肩頭；媽媽穿一套湖藍色連衣裙，扎馬尾，出入不包頭；老家來的姨媽，深藍色頭巾，牛仔襯衣袖長松身，深藍色長裙拖地，遮得嚴嚴實實。姨媽並不加入我們的對話，自顧在手機上玩臉書，忽然「撲哧」笑出聲，指給艾明的媽媽看一個關於婆媳的段子。
「土耳其家庭就是這樣，什麼都有，什麼都可以共存。」父親聽我問起裝束差異，頗為驕傲地說。
土耳其30年來的經濟發展，成就了人們對命運的不同選擇。即便是一家人，有的到大城市發展，有的留在農村。整個國家在進步，不同人群的物質差異在縮小，但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的差異並沒有消失，當他們見面時，這種差異就更明顯。
我決定把艾明的姨媽拉進談話中。「您怎麼看蓋齊公園的抗議？」姨媽放下手機，小聲對大家說了句什麼。妹妹翻譯：「她說，你可真會問問題。」我也沒想到，這句話挑起了更大的家庭爭執。
「我不知道有這回事，也沒見過，根本就不存在。」姨媽說。
「你難道不看電視嗎？」爸爸突然有些生氣，他的親身參與，對艾明的姨媽來說，竟然沒有發生過：「土耳其官媒不報，CNN土耳其頻道不是24小時直播現場嗎？」
「那都是編的吧。」姨夫說。這句話觸痛了爸爸，一敲沙發扶手，「你沒看怎麼就說是假的呢？」示威期間，土耳其廣電最高委員會關閉了所有播出抗議畫面的媒體。博拉薩小聲告訴我，姨夫住的村裡沒什麼人看衛星電視。
媽媽終於加入，正視自己的姐姐：「我去了現場，那就是一群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樣，可是我們的政府怎麼對待他們？你覺得我們都是恐怖分子嗎？」
我感到尷尬，趕緊轉移話題，問姨媽是否愛戴埃爾多安。姨媽說，她的看法不必跟從丈夫——從來沒有一屆政府像埃爾多安那樣關心偏遠地區：給長者發補助金，給嬰兒送免費奶粉，連教科書都免費。
20年前，她自己準備上大學的時候，政府規定在校園裡不准戴頭巾。公共場合不戴頭巾，對她來說近乎赤裸。在大學與頭巾之間，她選擇了安全感。是埃爾多安廢除了凱末爾以來的頭巾禁令，婦女可以自由選擇。她感慨，要是自己上學的時候就趕上埃爾多安執政，命運早已不同。
「您這次準會投票給他了？」
「以前會，但這次不。」姨媽的回答出人意料。
尚勒烏爾法住著大量庫爾德人。埃爾多安為了在議會通過提案，賦予總統更多權力，有意拉攏有33個席位的庫爾德人黨。姨媽聽到村裡傳言，秘密談判正在進行，她擔心埃爾多安會用權力做交易，把尚勒烏爾法劃入庫爾德自治區。「下次你來玩，我家可能就變成庫爾德斯坦了（部分庫爾德人要求建立的國家）。」
選票箱裡博輸贏的政黨，常常抓牢乃至擴大人群間的差異。本來這種差異有可能自然縮小——在艾明家裡，所謂「世俗者」並沒有割裂傳統與信仰，外表上的「保守宗教人士」，也不是來自中世紀，土耳其人大多溫和包容，但是政黨往往高舉「敬神」或者「愛國」大旗分化選民；埃爾多安不斷提倡遵守教義的生活方式，號召「培養信仰純潔的下一代」。不過，大旗之下，埃爾多安的傳統票倉正在分化，人們也在選票箱裡做出自己的判斷。
「埃爾多安！」土耳其官方電視新聞上，出現了我們一直在談論的人。距離總統選舉投票還有10多天，埃爾多安在議會宣佈，送給索馬礦難死難者家屬每戶兩套住房。
索馬是埃爾多安失去傳統支持者的又一例證。安納托利亞西部山區，也是正義發展黨多年耕耘的票倉。兩個月前一口礦井坍塌，301人死亡。埃爾多安在保鏢簇擁下去現場，在那樣悲痛的時刻，他竟然說：「礦井就是會死人的。」
礦工們憤怒了，有人衝上去抗議，被保鏢按住，埃爾多安的秘書還飛腳踹上去，被記者拍了下來。天空電視台的自由撰稿人伊西爾·西裡尤斯（Ishil Sirriyuce）當時在現場。她採訪了那個被踹的礦工。工人說自己沒想衝出去，是後面人群騷動，把他擠了出去。
怒火不僅僅因為埃爾多安一句話。伊西爾告訴我，在政府主導的私有化浪潮中，這家國有煤礦前幾年承包給私人經營。新業主不斷提高產量，但工人工資維持原有低水平。安全帽是5年前的技術，不能給氧，只能過濾塵土。井下甚至沒有避難所。一個礦工指著自己髒兮兮的T恤衫說，他工作了12年，只有身上的衣服，他在反對派報紙上看到，埃爾多安的兒子有好幾艘遊艇。「我不指望比拉拉到這裡勞動，但至少他們得體會我們的生活。」
總統選舉前，伊西爾再去索馬，發現分給索馬礦工家屬的「兩套房子」，只是為了「安撫情緒」，卻沒人真正要解決井下安全的問題。伊西爾告訴我，索馬的家屬對分房很不滿意，因為失去親人的家庭住在同一棟樓裡十分尷尬，但政府規定兩套房子只能用來住，不能賣出去。分房之後的事情，執政黨不管了，他們只負責用利益交換選票。後來總統選舉中，埃爾多安在索馬得票沒有超過半數。
埃爾多安的經濟華服下面，露出赤腳：蓋齊公園抗議者要求自由，憎恨貪腐；像艾明的姨夫一樣，很多人感到自己沒搭上發展的快車；而那些礦工，根本就覺得自己是經濟大潮淘下來的沙子。沒有人僅僅因為GDP的增長而滿意，「標籤」不足以確認投票者的心向。埃爾多安在總統選舉中雖然得票過半，但低於他自己預期的70%。
四
回看整個蓋齊抗議，艾明非常失望，除了保住幾棵樹，「什麼都沒有改變」。問到在公園裡待了多久，他吐吐舌頭，說只去了兩三次，沒有過夜，「我不是英雄」。
公園抗議的主體異常年輕，年齡介於15至30歲之間。艾明叫我想起另外兩個抗議青年。
一個是4年前陪我去土耳其最東邊卡爾斯的翻譯穆斯塔法。當時他即將大學畢業，無拘無束地表達對國家崛起的亢奮。這有時讓我們之間的對話陷入尷尬，因為每次都要顧及「土耳其至大」。他說話行事又有些自負。
在卡爾斯，我們去庫爾德和平民主黨辦公室。穆斯塔法從進門開始，就梗著脖子。土耳其政府為了加入歐盟，改善了與庫爾德族的關係，允許一些小型黨派存在。但是，大多數土耳其人對他們的暴力襲擊唸唸難忘。採訪中，和平民主黨發言人滔滔不絕，攻擊政府剛剛展開的和解計劃缺乏誠意。我正暗想，這是害怕政府改善民生，瓦解庫爾德人對他們的擁戴吧，突然，穆斯塔法站起，速記本往地下一扔：「我不翻了！這人是騙子！全是謊話！」衝出房間。他不給反政府的人傳聲。
4年後見面，得知他也參加了抗議時，我非常驚訝。穆斯塔法長得更壯實了，蓄著絡腮鬍，聲音更低沉。他在網上做進出口貿易，置了房，買了車，衣著也更加精緻時尚。工作經歷令他自信十足，舉手投足，表現出他知道自己是少有的聰明人。
「當時我正跟朋友喝酒，看到有人在網上說蓋齊要砍樹，需要人手阻擋，我馬上在街上登高一呼，召集了5000人一起去。」我對他講的數字不敢確定，但可信的事實是，他最反感埃爾多安的禁酒令。走向公園的時候，他還想起畢業那年，同班同學有個正義發展黨的「好爸爸」，於是免試進入外交部，而他雖然中文更流利，卻落選了。
穆斯塔法自稱共產主義者，一到蓋齊就施展領導才能，研究地形，策劃如何阻擋警察。他上推特發佈圖片，指導其他街區的人設置路障——我不敢確定他的「孤膽英雄」形象，但可信的事實是，抗議者相互不認識，在公共信息平台上溝通。作為無畏的共產主義者，穆斯塔法率先使用了最高程度的暴力——朝警察扔石頭。
「抗議的目標不是內戰，不是搞壞經濟，甚至不是拉倒執政黨，但是理想的社會應該有自由和平等。」穆斯塔法的行動不乏指導綱領，再具體一點，他的理想社會，就是「埃爾多安別管那麼多，醫院不用排隊，普及免費教育」。眼前的他，更願意談論生活，而不是國家。
聊了兩個鐘頭之後，我抱歉地說，還要見一個人，第一個「讀書抗議者」。蓋齊公園展示了和平抗爭的豐富形式，呆站、啞劇還有讀書。穆斯塔法沒什麼興趣，但還是陪我走向跟哈桑的見面地點。
當哈桑走來——他瘦得像一根竹竿，背心垂在身上晃蕩。滿頭小辮，耳釘鼻環，刺青從脖子一路延伸。我感到穆斯塔法射過來的狐疑眼光。
哈桑對我還帶來一個人，也有些驚訝。我趕緊向這兩位抗議者解釋，是分頭聊天。哈桑帶我去後街一個咖啡館。不明白為什麼要繞這麼遠，直到他說：「我是同性戀，很多地方不歡迎我，這家是熟客。」怎麼能從外表看出性取向呢？他說自己的打扮已經讓大多數同胞覺得不正經。咖啡廳大麻味縈繞，嗆得我想吐，搬到門外臨街的桌前。
《古蘭經》說，同性戀者「確是過分的人」。如果哈桑出生在周邊鄰國，等待他的命運大多是絞刑。土耳其雖是伊斯蘭國家，但對同性戀展現出了罕見的寬容，每年六七月間還默許遊行。
因為有一線空間，土耳其的同性戀群體遇到抗議時，都會去展示自己。哈桑朝警察喊口號累了，坐在樹下休息，包裡正好有一本高爾基的《在人間》。「只想逗逗他們。」他走上去，衝著全副武裝的警察大聲朗讀，很快成為一景。蓋齊抗議發生一個月後，伊斯坦布爾舉行了這裡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同性戀遊行，10萬人出席，其中很多來自蓋齊公園。抗議者互不相識，未必相互喜歡，但也會做短暫聚合。
艾明、穆斯塔法、哈桑，差不多在同一個時間點離開了蓋齊，那就是各大反對黨打著旗幟姍姍而來時。以個人名義參加抗議的青年，不想被反對黨的政治意圖劫持。最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8]的主席來到蓋齊，青年們噓聲相迎。艾明傳統上是共和人民黨的支持者，但在這個時候，他擔心反對黨加入顛倒了抗議目的：「我們並不想推翻政府，只是想向埃爾多安討得尊重。」
即將到來的總統選舉，讓曾經的抗議者更加為難。除了埃爾多安，其他兩名主要候選人一個出自庫爾德黨，另一個是共和人民黨和另外兩黨聯合推選的宗教學者。為了「阻擊」埃爾多安在保守人士中的受歡迎程度，反對黨把伊赫薩諾盧（Ekmeleddin Ihsanoğlu）的宗教色彩宣傳得比埃爾多安更加濃重。艾明很不滿意這個候選人，但還是會做無奈之選。穆斯塔法和哈桑則拒絕投票。
反對黨同樣為了「贏」而設計自己的候選人。他們知道宗教保守人士仍然在選民中佔大多數，而不是蓋齊的抗議者。
抗議者不想讓反對黨染指蓋齊公園純潔的訴求，但是選舉臨近，他們又必須附屬某個政黨來表達意見。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以來，政黨名目紛繁複雜，但權力本質上還是在凱末爾政黨和宗教保守兩派間輪替。
這是抗議蔓延全球中的普遍規律了：代議制民主框架內，一部分人——姑且稱之為「中產」，經濟地位改善，思想日漸自由——有了訴求，卻很難組織起來實現目標。如果埃爾多安面前擺著這樣的數字，就不會放下身段，給予抗議者「尊重」，反會更加強硬地「說了算」：示威人數占總人口4%，生活在貧困線下的人口仍有近17%，宗教保守人士佔全國一半。而那「4%」缺乏政黨領導，甚至互不相識，拿什麼與傳統勢力抗衡？更何況，面對一個經濟成功的政府，怒火尚不足以燎原。外部輿論對埃爾多安的觀感，並不是他判斷形勢的內在邏輯。
道別艾明一家，我深感不安，外婆可能會反感這個外來者挑起家庭爭論。沒想到，合影的時候，她一隻手暖暖圈住我後腰，歡迎我下次再來。爸爸說，「家裡經常爭論，才是民主」。
「看來你家裡，外婆是唯一會投票給埃爾多安當總統的人了？」我問艾明。他開「爸爸公司的車」送我回酒店。「不見得。」小伙子狡黠一笑。上次地方選舉時，他身在外地不能投票，外婆替他去了票站，以自己的名義投給反對黨。外婆說，未來不是她的，是外孫的，要聽從他的選擇。
五
希臘地產開發商雅尼斯10年前來到土耳其，第一天就找到了家的感覺。「我們管相同的食物叫不同的名字，還為此打嘴仗，當我在這裡吃到熟悉的東西，才明白『管他媽叫什麼呢』！」
介紹我們認識的朋友事先告知，雅尼斯卷髮深目，非常帥氣，很容易認出來。而當我們迎面走來，還是他從土耳其人中挑出一個中國人，比我從土耳其人中找出一個希臘人快捷得多。雅尼斯最好的朋友都是土耳其人，順理成章在伊斯坦布爾找了一名土耳其妻子。
希臘跟土耳其隔地中海相望，歷史糾纏不清，人民行事方式也有很多共性，外人評價兩者都是天生商人。雅尼斯覺得土耳其人比希臘人「勤快得多」，是中東穆斯林中少有不把遲到當美德的，歐洲人來這裡做生意沒有隔閡。土耳其勞動力質優價廉，建築隊伍出名，在歐洲很受歡迎。他說俄羅斯80%的工程都由土耳其施工隊包攬。
與此同時，基礎設施建設是埃爾多安政府拉動國內經濟最重要的動力。雅尼斯的德國母公司——他要求不公開名字——在土耳其投資這一行可真是有眼光。我去官方網站一查，這家公司在土耳其興建27個項目，大部分已經完工。2008年全球一片愁雲慘霧，工地紛紛爛尾，他們在土耳其新開4項工程，「最多延遲五六個月，從沒取消」。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雅尼斯又承接一座大型商場。看看土耳其這些年的發展，回到深陷危機的希臘，「我的媽呀。」他說，太民主的地方不好做生意，外商歡迎埃爾多安這樣能拍板的政府。
我跟雅尼斯在伊斯坦布爾歐洲區佐魯購物中心（Zorlu Center）見面。這個龐大的建築群彙集寫字樓、酒店、世界名牌商店，歐洲美食琳琅光鮮。意大利食品專區整整有3層，我們在裡面舉著電話相互找了半天。商場地下直通地鐵，周圍房產興旺。雅尼斯說，伊斯坦布爾市場「已經飽和」，生意要向二三線城市擴張。我趁機問，這是不是說明蓋齊公園真的沒有必要改建成商場？他低頭喝咖啡：「要看誰在做。」傳言蓋齊那一區的開發承包給了埃爾多安女婿的公司，雅尼斯說全然不知情。「不過，這種事情，不只土耳其有吧？」
作為外國人，雅尼斯抽身旁觀土耳其人對埃爾多安政府的複雜心情。他說自己有個做工程的當地朋友，「我看見他敲著臉盆上街抗議，但這次又打算投票給埃爾多安」。原因是土耳其人有一句諺語，「比賽中途不換馬」。埃爾多安已經帶領土耳其衝出去，誰也不想摔下來。
對於一年多前發生的蓋齊公園抗議，雅尼斯竟感覺久遠。抗議的非暴力手段和政府壓制的決心，令外商普遍相信出不了什麼大事，極少有人撤資。雅尼斯在一個商場揭幕式上見過埃爾多安，「很高，很有魅力」，可惜沒說上話。他相信，窮過、亂過的國家，需要埃爾多安這樣的人物。
或者說，普京那樣的人物。有人總結普京的管治模式「民族主義+宗教+保守價值觀+權貴資本主義+控制媒體」。普京和埃爾多安都喜歡選票箱，都對走上街頭的反對者嗤之以鼻。普京在敘利亞、烏克蘭局勢中樹立強人形象，國內支持度暴增。美國學者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D. Kaplan）在一篇分析中寫道：「當西方記者嘲笑普京時，埃爾多安卻在認真做筆記。」是的，連交替出任總理總統都學會了，埃爾多安已經指定一名心腹總理。也許，埃爾多安不會願意當誰的學生，他對自己的執政成功自有說法。訪問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等「後阿拉伯之春」國家時，他在公開講話中給同行們上課：「管好你的人民，管好科技，管好經濟，那你做什麼都行了。」這種經過投票箱的專制，對統治者越來越有吸引力。
雅尼斯不擔心埃爾多安政府對「民主選舉」越來越得心應手，但發現他們對於民意越來越不敏感，以致決策也愚蠢起來。比如在夏天快到的5月末，宣佈剷除蓋齊公園的樹。又如抗議剛起時，埃爾多安不以為然，離開土耳其按計劃訪問非洲，更激怒了抗議者。
這種「不敏感」，也引來土耳其各地對建設工程的抗議：垃圾處理站、核電廠、煤電站、水壩。政府推進工程很少咨詢民意，公開的信息有時也語焉不詳。一次，政府公佈伊斯坦布爾某城區「改建計劃」，兩年後快開工的時候，居民才明白自己的住房將被推倒。「這可真把我嚇到了。」雅尼斯慶幸自己不是那個可憐的開發商，還得面對怒不可遏的居民。
土耳其經濟也不能永遠高速向前。2011年增長8.8%，2012年迅速滑落到2.2%。埃爾多安曾經暗中支持ISIS（伊斯蘭國組織），但這個激進組織很快失控，攪得天下大亂，攪丟了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伊拉克。埃爾多安支持宗教色彩濃重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跟新任軍人總統鬧僵。等到伊拉克通道封閉，土耳其需要借用埃及與以色列的港口向外運輸，才發現那些風波都是「要還的」。土耳其無法成為中東問題的解決者，因為它本身是問題的一部分。雅尼斯問我有沒有注意到最近土耳其外交「安靜多了」，「希望埃爾多安贏了總統選舉以後，能放鬆些，別搞得大家太緊張」。
埃爾多安的經濟神話，還掩蓋著一個巨大的風險——中等收入陷阱。土耳其人均收入已臨近發達國家，但經濟下一步發展，需要釋放生產力，需要更先進的技術，這些只能來自真正自由的思想環境，來自更多婦女投入生產力，而不是待在家裡——也就是埃爾多安常常出來管的「小事」。
埃爾多安對「工地」的熱情仍然沒有減退，儘管有人批評他上馬不必要的項目，一些城市的住房空置率超過一半。在可能的經濟痛楚來臨前，雅尼斯說，真正叫他緊張的是商人捲入政治鬥爭。他清楚說出了「2013年12月17日」，也就是網上披露埃爾多安與兒子電話錄音的日子，警察突然逮捕包括官員、部長的兒子、建築承包商共47人，搜出千萬現鈔，指控他們行賄、洗錢。埃爾多安迅速反撲，撤換幾百名警察，包括伊斯坦布爾警長。法制缺席，這樣的權鬥，用雅尼斯的話說，「驚心動魄」。
雅尼斯的妻子本來要一起見面。她來自土耳其少數派別阿拉維，更加世俗開放。妻子反對埃爾多安，打算投票給同屬少數族裔的庫爾德候選人。可惜她最終無法前來，電話裡連聲抱歉，說不然我會聽到「完全不同的評論」，還笑著提醒我「雅尼斯沒有投票權」。
雅尼斯對這樣的家庭「內部矛盾」習以為常。他說自己也不喜歡埃爾多安對大眾的鉗制，不想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可是跟卡扎菲、薩達姆比，埃爾多安不是個獨裁者，他沒有踩到我的底線。」
「什麼時候你會覺得踩到底線呢？」我問。
「直到我的妻子必須戴頭巾，」雅尼斯掐滅了煙頭，「那時候我就搬回希臘住。」
六
黃昏的塔克希姆廣場人頭攢動。從蓋齊公園高處一望，廣場中心支起幾十張圓桌，鋪好白色桌布，舞台上有人調試麥克風，似乎馬上有演出。外圍一圈拒馬，印著「貝伊奧盧區政府」字樣，兩頭入口拉起繩子，繩子外擠滿了人。
舞台上的橫幅，我認出兩個單詞「齋月吉祥」，想來圓桌是要上開齋飯。走到人群中，這些人的裝束、面貌跟我這幾天在伊斯坦布爾採訪過的人，甚至街頭所見的人都不一樣，好像突然從城市某個角落聚攏到市中心。婦女們包裹嚴密，很多人穿黑罩袍，表示她們來自極端保守的群體。男子們有的衣衫襤褸。當中還擠著一名敘利亞難民。他一邊驚喜地跟我講阿拉伯語，一邊提防著有人插到他前面去。他不知道誰籌備的開齋飯，看到街上有橫幅廣告就來了。
我向幾個包頭巾的女孩子打聽，知不知道誰辦的齋飯。「AKP。」她們說出正義發展黨的名字，又指指不遠處埃爾多安的巨幅海報。這時我想起來，下午一直給正義發展黨總部打電話，希望過去採訪，通過翻譯對方說忙著安排開齋飯，沒空接待。原來齋飯就在眼前。貝伊奧盧區區長，是埃爾多安的黨內密友。
隔著繩索，我看見兩個衣著光鮮的人指指點點。男的穿米色西服套裝，女的一身白色套裙，挎白色皮包。會不會是正義發展黨的人？守衛見一個外國人比畫著要進去地，就放我鑽過繩索。
回頭看，仍然被繩子攔住的人，無不焦急望向圓桌。最前排有老人、少年，雙手交叉在胸前。一個幼兒騎在大人脖子上，眼睛也隨人群盯著圓桌。現在，他們眼神憤憤地，注視著提前入內的我。
打扮光鮮的男女，不願搭話，把我交給一名略通英語的侍者。侍者告訴我這裡大概可以容下2000人，齋月裡每天都辦免費晚餐。
每張座位前都有一個四方紙盒。他打開盒子叫我看：麵包、蛋糕、果汁，沒有肉，像大一號的廉價航空飛機餐。「你要來一份嗎？」想想外面還在等待的人，我堅決搖頭。
仍然被繩子攔住的人，無不焦急地望向圓桌。他們眼神忿忿，注視我提前入內。
開齋時間到，繩子鬆開，人群潮水般沖瀉進來。男子甩開大步，爭搶座位。
突然，侍者一把拉住我後退，驚喝一聲：「他們來了！」
開齋時間到，繩子鬆開，人群潮水般沖瀉進來。男子甩開大步，爭搶座位。黑袍女性跑不快，其中一個手裡抱著孩子，後邊還跟著一個蹣跚學步的，差點摔倒，幸好被人扶住。
侍者拉我退後，眼前的圓桌前瞬間坐滿了人。只消10分鐘，大部分人就吃完了。光鮮男女不見了。舞台上，歌舞表演開始。吃飽的人們露出笑容。
十幾米開外，就是蓋齊公園。如果那裡代表憤怒的中產，我眼前就是飢餓的更多數。13層樓高的埃爾多安，注視著這一切，微笑而堅毅。
[1]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II）一般也稱「征服者穆罕默德」（Faith Sultan Mehmet），在他統治的30年間，共親率大軍出征26次，幾乎年年征戰。他在21歲時攻佔君士坦丁堡、消滅拜占庭帝國，並定都於此。
[2]Hagia Sophia，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大帝於公元532年下令興建，直到1453年都是希臘東正教的大教堂。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後，將它改建為清真寺。
[3]Sultan Ahmed Mosque，建於17世紀初，因其內部採用的藍色壁磚而聞名。
[4]Topkapi Palace，穆罕默德二世於1459年下令興建，隨後一直到1853年約4個世紀中它都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蘇丹的住所。
[5]回族人信奉的是伊斯蘭教，說「回教」是不準確的。——編者注
[6]kofte意為「肉丸」，Ciğ為「生」，因此表面意思為生肉丸。但今天一般土耳其人在製作時已經不用肉類，而改用穀物或蔬菜。
[7]2016年7月15日土耳其發生兵變，很快遭到埃爾多安的鎮壓。此後，埃爾多安在國內展開更大規模的行動，肅清居倫的勢力，關閉報紙、辭退數千法官、警察、數萬名教師及公務人員。
[8]Republican People』s Party，共和人民黨為土耳其歷史最悠久的政黨，乃凱末爾於1923年所創。目前為土耳其最大的反對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