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梅格做了個交易。梅格結束兒童心理診所的住院實習之後，賽斯在幾個月後出生，她在接下來的兩年內都待在家裡照顧孩子。「如果你在我進行這個瘋狂計劃的期間幫忙一下家計，重返職場，我們就能搬到緬因州住。」
那是2004年春末一個晴朗的日子，我們正推著賽斯，在安納波利斯住處附近的公園散步。
「你這話當真？」她聽了問。
梅格一直想住在十九世紀作家兼哲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筆下描繪的那個鄉村田園中；她相信緬因州就像傳說中那樣，是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荒原，風景如詩如畫，居民粗獷純樸。她夢想著漫步森林小徑，喝當地農場的現擠牛奶，在夜裡凝視燦爛的星空。我一直抗拒這個想法，我渴望的是在大都會裡當記者，而緬因州不但沒有什麼大城市，連小鎮恐怕都屈指可數。但現在我可以在家工作了，只要有電話和網絡讓我與外界聯繫，住哪裡其實都差不多。
「你覺得如何？我的提議就是你一直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你的提議主要還是為了自己，不是為了我。不過，緬因州唉！」她想了一天，然後答應了，「我願意為庫爾德人這麼做。」
那年冬天，我父母第一次來到我們在緬因州的新家小住。但這裡道路積雪、寒風刺骨，又沒有真正香醇的卡布奇諾，我父親覺得備受折磨。他是個生活在溫暖陽光下的都市生物，對他而言，嚴冬中的緬因州鄉下跟人間煉獄相去不遠。結果，我們多了許多聊天的時間。我們在書房、廚房餐桌、客廳隨處坐下，他每天帶領我回顧他人生中的種種轉折。他對札胡的記憶鮮明得令我難以置信，他能鉅細靡遺地描述當地形形色色的人物、場所和許多當時的談話內容。
有時候他會抱怨，說他不明白為什麼我得知道那麼多煩瑣的細節，比如某座山叫什麼名字、童年時代玩伴看的雜誌名稱是什麼等。我請他提供在他人生中一些關鍵時期——在札胡，以色列，紐黑文，洛杉磯——認識他的人的姓名。他顯得有點兒猶豫，因為他知道我會打電話給他們，怕我打擾到人家。不過多數時候，他還是順了我的意。我總是不斷問他問題，直到我從他開始顯得憔悴的神情知道他累了。「非常謝謝你，阿爸，」一開始，重新喚他「阿爸」感覺不太自然，但我努力試著適應，「我們現在先休息吧，下次繼續聊。」
後來他告訴我，他對我的新興趣有些五味雜陳。「一方面我真的很高興，」他從來沒有指望過自己在美國養大的孩子會在乎老家在札胡的根源，「我一直認為等我走了，這些事也會跟著我消逝，就這麼簡單。因為你在美國長大，屬於一個新的世代，我無法期待你會永遠知道過去，也不認為你應該變得非常庫爾德，不管走到哪裡都穿著庫爾德人的蓬蓬褲。」
「那你期望的是什麼？」
「以前教你說『bumbeh』的時候，」——這個字是亞拉姆語裡代表「肚子」的兒語——「我心裡會想，最多大概就只能做到這樣了。那些字很實用、也很好玩，有些字你聽了就會笑得很開心，比如『bisho bishop——洗澡澡』。可是我認為你會有別的東西要學，也不會對這些東西有興趣，所以也就沒跟你多說什麼。」
不過，他可能還有其他更強烈的考慮和擔憂。在約拿人生的成功路上，他一直設法壓低身段；一個人不能鶴立雞群，不能出風頭，不可以要求太多，不可以炫耀。但私底下，他在別人注意不到的時候，必須比所有人還努力，不動聲色地往前邁進。「你曾祖父說過，『不要把自己放進別人的嘴巴裡，』」父親這麼告訴我，「意思就是說，越少有人談到你就越好。」這樣的生活策略讓猶太人在庫爾德斯坦成功生存了兩千七百年，對我父親來說，那跟成為一本書的主角是完全背道而馳的。「我認為我的同事大多對我這個人本身並沒有興趣，」他說。不過父親這次認命了，他似乎能體會我的追尋具有某種本質的意義。「這畢竟是你想寫的故事。」
有一天，我又問他：「你對我小時候的行為有什麼看法？」
「我對你最主要的印象就是你非常固執，什麼都得依你的。你媽媽和我那時心想，你還只是個小孩，應該很容易用別的東西先哄一下。可是要哄你沒那麼容易，你總是堅持一定要得到你想要的，沒有妥協的餘地。有時候我們會想出一套協商的辦法，比如提供兩三種選擇，讓你從中挑一種。可是有時候我們會覺得很無力，因為我們真的希望你能選擇某個東西，但你就硬是要別的。」
「你認為，就撫養我而言，你是個成功的父親嗎？」
父親沉默了好一陣子。「我不知道，」最後他終於開口，「這種事我很難說。」
他離開緬因州幾個星期後，有一天出乎意料地打電話來說他找到一卷1978年錄下的錄音帶，我在裡面唱了一些「實在很好聽的歌」。他堅持把錄音帶放進錄音機，讓我透過電話聽一段。那是我大約七歲時唱的希伯來文祈禱歌。「我找到這卷錄音帶的時候，一邊笑又一邊哭了起來，」父親把錄音帶按停了之後這麼說，「我很確定，如果我把它寄給任何一所猶太高校，他們一定立刻指定你當校長。」
我隱約感覺他可能是想補救那天我倆談話時的尷尬，他希望讓時光倒流到他比較能確定自己是個好爸爸的年代。
「我對那時候的你記憶仍然很鮮明，」他繼續說道，「不過，現在要你和那些東西重新聯繫起來可能比較難了。」
「為什麼？」
「我們都已經離那些日子很遠了。」他回道。我不禁心想，他這句話說的究竟是我，還是他自己？
☆☆☆
我父親對談論內心情感向來不太自在，特別是那些比較負面的部分，因此，我覺得他說的話可能只觸及我倆之間父子關係的表層。我知道他的妹妹莎拉一定能提供一個非常不同的觀點。莎拉向來習慣有話直說，結果果然沒有讓我失望。有一天，我們到某家中國餐館共進午餐，飯後我開車送她回家時，我們聊起這個話題。「你簡直把他視為糞土，」她邊搖頭邊說，「你不尊敬他，嘲笑他，不聽他的話，非常叛逆。你用很明顯的方式表現你只喜歡媽媽，毫不掩飾。」
我沒料到她會這麼直接。車子來到她在洛杉磯機場附近的房子外頭，我停妥車子，把冷氣風量調大。我決定坐在狹窄的車內，直到她把話說完。
「你自己沒有對你爸爸叛逆過嗎？」我問她。之前莎拉已經告訴過我，當她父親要求她輟學去工作賺錢時，她非常生氣地反抗。我說，她的理由或許比我的正當，但行為並沒有不同。
「不一樣，」她強調，「雖然我起身反抗我父親，可是我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不尊敬他。我說過最糟糕的話，只有一句『我們討厭你』。」莎拉說那是有一次她又看到父親攻訐她母親的貞潔時，忍不住說出口的氣話。「直到今天我還是很後悔。」
她這番話讓我受傷，不過，我想她說的基本上都是對的。在我開車返回父母家中的路上，我更加盼望能和父親修補過去的時光。如果這一點已無法辦到，我希望至少能瞭解他，能在「父親」這個框架後面，看到我總是拒之於千里之外的那個複雜心靈。
札胡，這個父親童年時代居住的邊境小鎮會是很好的出發點。我知道他在1992年回去過一次，因此在我和莎拉姑姑見面之後，我就從那趟旅行的話題切入。
「為什麼你過了四十年才決定回去？」我問我父親，「你早先曾想過要回去嗎？」
父親告訴我，1951年，他在十二歲離開札胡時，曾經夢想過返鄉。他想像自己幾年後就會駕著專屬的以色列戰鬥機，降落在札胡的老市集旁，當他從駕駛艙跳下來時，庫爾德商販們都會從鋪子裡跑出來擁抱他。童真的幻想逐漸化為成年人的渴望，但夢想一再遭受阻礙。就讀研究所時，我父親明白伊拉克對猶太人而言並非安全之地；特別是伊拉克的情況在曾以以色列間諜罪名將九名猶太商人吊死的復興黨在1968年崛起後，氣氛更加詭譎。父親基本上已經放棄希望了。
1975年，他到伊朗的庫爾德地區進行語言學研究。某天，思鄉之情如潮水般湧上心頭，於是他請當地村民指伊拉克的方向給他看。「我只看到一片荒山。」父親告訴我。他帶著滿心愁緒回到美國。
多年後發生了波斯灣戰爭。1991年伊拉克投降後，庫爾德地區發生反叛，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旋即大舉鎮壓，造成八十五萬庫爾德人逃難到土耳其邊境酷寒的山區，數以萬計的人被安置在位於邊境南方僅僅數公里的札胡。聯軍戰機開始在伊拉克北部庫爾德地區實施禁航管制，包括七千名美軍在內的兩萬一千名聯軍在一項代號為「提供安適行動」（Operation Provide Comfort）的人道安置計劃中進入這個地區。庫爾德人正經歷的劫難——數以千計的人因為寒冷、疾病及飢餓而死亡——使得美國決定進一步採取救援行動。但諷刺的是，這一切也為我父親首度返鄉開始鋪路。
1992年夏天，他的高中同學、如今是德州大學教授的亞伯拉罕·齊哈告訴他，他在德州大學所在的奧斯汀認識了一位攝影師，這個人在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區聯絡到不少人，正計劃造訪當地。我父親於是給這位攝影師打了電話。對方是個草根性很強、充滿傳奇色彩的德州人，名叫瑪麗·安·布魯尼（Mary Ann Bruni），她答應帶我父親一同前往。
對一個猶太人而言，札胡大概是當時伊拉克境內最安全的地方，到處都是美軍和人道援助人員，受到聯軍戰鬥機的保護，而且萬一有需要，也容易越過邊界逃往鄰近的土耳其。儘管如此，在布魯尼的回憶中，父親依然緊張兮兮。「身為原本住在那裡的猶太人，他對自己簽過文件之後又再回去非常害怕。」她說。她所謂的文件，是指猶太人在一九五年代放棄伊拉克公民資格，並宣誓永遠不再回去時所簽署的那些行政表格。
我知道父親在當地雇了一個人負責操作攝影機，因此，我在2005年某次回到洛杉磯時，提議把那些影片播出來看。我們一起透過有點兒模糊的畫面，看到父親走過故鄉那些塵土飛揚的街道。他將公文包夾在臂彎下，另一隻手拿著埃弗拉伊姆護照照片的放大拷貝。當他走訪民居、教堂、老猶太會堂時，一群小孩和路人像彗星尾巴似的跟在他身後。市集裡一位老人猛點頭，顯然認出了照片上的人物。老人的手在下巴下方撫摸著假想的大鬍子，模擬出埃弗拉伊姆的招牌特徵。
十天之旅接近尾聲時，一位札胡居民邀請我父親參加他兒子的婚禮。慶祝活動連續舉行一個星期，繽紛多彩的音樂、舞蹈和香氣四溢的地方美食成為父親錄像片中最重要的片段。他告訴我，在整趟行程中，那場婚禮讓他感覺最像回到童年時代的札胡。
「新郎的爸爸拉住我，開始跳起非常激烈的舞步。在場親戚都很緊張，他們怕他心臟會受不了，可是他就一直抓著我甩，彷彿我是個跳搖滾的十多歲少年。他說，『請大家努力拍照片、錄像，傳給侯賽因看，我不在乎，就讓他看我跟猶太朋友跳舞吧，我完全不在乎。』後來，他們有許多親戚都要我到家裡吃早餐或吃晚餐，真的很愉快。」
除了一位年紀很大的數學老師之外，父親記得的人都已不在人世。哈布爾河也不再像記憶中那般洪流滾滾，只是一條水勢微弱的小溪。童年時代人聲鼎沸的猶太城區如今變成街上有污水竄流的貧民窟。最大的一棟猶太人住宅——原本是猶太社群領袖摩西·嘉貝的房子——早已荒煙蔓草。猶太會堂被遊民佔據，古老的房間裡飄出穢物的臭味。
他住在庫爾德民主黨的賓館，每天都有陌生人前去拜訪。有個人問我父親是否能設法幫他兒子在美國找個好的工程學校。還有一個人說他發明了一種省油引擎，想知道美國人會不會有興趣。這種種請求讓我父親很感動。侯賽因的獨裁統治粉碎了許多人的理想和抱負，但現在，在美國的保護下，伊拉克庫爾德區開始享有半自治地位，年輕人終於能再度懷抱夢想。
在一些比較安靜的時刻，他會想起姐姐莉芙嘉的事。走在街上，他看到年齡與他相仿的女性時，就會仔細端詳她們的臉孔。他希望找到像家人般的熟悉面容，但所有人都顯得那麼陌生。他心想，時間真的已經過了太久了。
關掉錄像機時，我問父親那趟旅行是否符合他的預期。
他低下頭，深深吸了一口氣。「人不免都會懷抱一些希望，」他開口道，這個話題顯然讓他不自在。「那趟行程是一種懷舊之旅，懷舊的心情會讓人想重新看到一個地方。當你看到過去的東西並沒有留下來，那可說是一種人生的寫照。你發現生命不會靜止不動，沒有什麼東西會保持原樣等你回去看。河水依然在流，看起來河流是小了點兒，但它依然在流。隨著水流，你的人生也在流動。這就是生命的本質。」
我們泡了茶，我問他記不記得他搭出租車離開札胡，返回土耳其機場搭飛機時的心情。「我感覺我心中的札胡不見了。」他說，「現在那裡是一個新的札胡，它取代了老札胡，而新的札胡不像老札胡那樣吸引我。或許原本的札胡已經被夷平了。」
「我當時的感覺是，我再也不想回去了。」
☆☆☆
這趟旅程結束後，十二年過去了。父親和我坐在凱利咖啡工廠這個他在洛杉磯世紀城露天購物中心裡最喜歡的角落。每天下午，他會在這裡點一杯摩卡冰沙，在戶外區挑一張金屬桌坐下，邊喝咖啡邊讀古代語言相關書籍。
「阿爸？」
「什麼事？」父親從書頁中抬起頭問。
「如果我去札胡，你要不要一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