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謝倫娜·塔弗（Sherrena Tarver）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良機。謝倫娜是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1]為數極少的黑人全職房東之一，靠出租房屋賺錢。次貸危機後，她以每月一套房的速度在貧民區置產。貧民區裡大量家庭因為不能按期付按揭，被掃地出門，房價跌至低谷。被掃地出門的家庭不得不租房，所以房租不降反升。
謝倫娜買的這些房子特別便宜，因為它們沒什麼升值空間。但在黑人貧民區的房租又高得出奇。窮人買不起房，只好租；再者，他們（特別是黑人）在別處租不到房，只能在貧民區裡租。貧民區因而成了租房生意的一脈金礦：不少在富人郊區賠了本的房東，都指望著在這裡把錢撈回來。
然而，在貧民區出租房產也有它的問題：窮人沒錢。很多窮人靠聯邦政府發的救濟金過活；有時候房租要吃掉家庭總收入的70%，所以他們不時拖欠房租，所以他們不斷被逐出家門。
《掃地出門》一書解釋了，強行驅逐是將一些人的貧困轉化成另一些人的超額利潤的關鍵環節。2009年至2011年間，密爾沃基市每8名房客中至少有1人經歷過強制性搬遷。2012年，紐約市的法院每天都會判出將近80筆以未繳租為由的驅逐令。被驅逐過的房客因為有了這個記錄，很難再租到好房子。他們只能住進條件更為惡劣的社區。貧窮、暴力、毒品進而聚集到了一起。為保證按時繳租、不再被驅逐，他們更要節衣縮食。這樣，驅逐不僅是貧困的結果，還是致使貧困不斷惡化的原因。貧窮能夠成為利潤的源泉，並不是因為窮人被剝削，而是因為他們不斷突破自己生存條件的底線——吃本來不能吃的東西，住本來不適合住的地方——為沒有價值的房子創造出不菲的租金收入。驅逐是不斷突破底線的重要驅動力。
《掃地出門》是一部非常嚴肅的學術著作。除了歷時一年多的實地調查、大規模的問卷調查、大範圍的檔案檢索，作者又在成書後專門聘請了一名校對人員，對他所有的田野筆記一一進行核對。但是，它又和通常意義上的學術著作很不一樣；這裡沒有理論假設、沒有框架，甚至沒有概念。學術作品中常見的內容，比如文獻回顧和數據陳列，也都隱身於腳注間。整本書像是一部深度的紀錄片，從一個場景推移至另一個場景。作者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直白而細緻的描寫有如特寫鏡頭，把各個人物的表情語氣、所感所思直接呈現給我們。諸多具體場景疊加在一起，逐漸呈現出強制驅逐這一現象的歷史、制度和結構特徵，及其後果。
最讓我感歎的是，馬修能從「看到的東西裡看到東西」。我們時常無視眼前的事物，又經常看見一些根本不存在的東西。之所以對眼前的事物熟視無睹，是因為我們覺得它們不符合自己的理論視角（比如階級、性別、自我意識），因而顯得瑣碎而無「意義」。與此同時，我們拿自己的框架去詮釋世界，生造出「意義」，好像看見了一些似有若無的東西。當我們看不清眼前瑣事對於受訪人的意義、看不清受訪人的真實感受時，我們只好灌入自己的想法，把不在眼前的東西拉扯進來。事實上，直觀的感受才是生活實踐的血液，觀察者的臆想無非是窗外的雨點。當我為了寫這篇導讀和馬修對談時，他援引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話說，如果你在博物館看到一幅畫，說「它是新古典風格的」，這是一種膚淺無聊的「看法」。站在一幅畫面前，為什麼一定要下這樣的定義？為什麼不以自己的直覺進入畫本身？
我問馬修，他是如何與受訪人建立起那種強烈直接的同理心的。他強調，這不是一個研究方法的問題，而是你作為一個人的存在方式的問題。對身邊的事物予以高度的關注，是他一貫的生活方式。「你看坐在眼前的朋友穿的衣服是什麼顏色，是藍色。但那究竟是哪一種藍色，它和通常說的藍色可能又不一樣。」只有深入到細節，才能看清生活的肌理。他很受幾位被他稱作是「觀察天才」的小說家的啟發。除了大家熟知的《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的作者約翰·斯坦貝克（John Steinbeck）和《天堂》（Paradise）的作者托妮·莫裡森（Toni Morrison）之外，他還提到了拉爾夫·艾裡森[2]，萊斯利·馬蒙·西爾科[3]，丹尼斯·約翰遜[4]，以及傑斯米妮·瓦德[5]。他們從大家都能看到的東西裡，看到了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馬修還有一種能力，能在陌生的受訪者身上看到他自己。因為在受訪者身上看見了自己，受訪者就是很具體真實的人，而不是被理論定義了的「角色」。調查者在受訪者身上看到自己，也會讓受訪者在調查者身上看見自己，彼此都可以放鬆。調查者無需時刻惦記著那些事先準備好的問題，用不著為一問一答間可能出現的冷場擔心。如果一時無話可說，就觀察對方怎麼自言自語，怎麼在沙發上發愣打瞌。受訪者對馬修坐在身邊埋頭寫筆記也毫不在意。
馬修的這個能力和他自己的生活經歷是離不開的。他出身貧寒，父母曾有過被驅逐的經歷。後來他又認識了不少被驅逐的、不得不自己動手蓋房的遊民。當然，這並不意味著研究者只能研究和自己生活經歷相似的群體。人類學實地調查的目的，就是要讓我們通過長時間的親密互動，在對方身上看到自己。要達到這種狀態，靠投入、靠執著、靠想像，歸根到底靠對生活的關懷和熱愛。能與街頭小販隨意地聊天、和建築工人輕鬆地玩笑，是一種相當重要的能力。如果不培養這種能力，那麼方法和理論學得越多，你和這個世界的距離也許就會拉得越遠。
馬修能從受訪者身上看到自己，在書寫時卻全然沒有提到他自己。全書採用第三人稱。這和80年代後期以來的民族志書寫風格迥然不同。從影響深遠的《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一書出版後，把自己寫入民族志幾乎成了人類學家的一項義務。學者們強調，研究者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我們總是以某種具體身份、在某個具體位置上進行觀察和思考的。所以需要闡明自己的立場，說明如何在互動中理解對方。幾乎在同一時期，西方媒體寫作也越來越多地引入作者本人的身影。這種情況在中國也相當明顯。如果我們把上世紀30年代、80年代的報告文學，和2010年以來的非虛構寫作做一個對比的話，「我」的介入是一個突出的變化。從「我替你看」到「我帶你看」——作者的行蹤構成報道的基本線索，報道者雙目所及即報道的基本內容。
然而，由此帶來的新問題同樣不言而喻。讀者固然清楚地知道你看到了什麼、你怎麼想，但是你的所見所想，和實際情況究竟是什麼關係？這些「看到什麼就寫什麼」的寫作方式蛻化成了一種自然主義，沒有背景梳理、沒有系統分析、尤其沒有對信息的可靠性、代表性、局限性做檢測。信息碎片化、感官化。調查者固然不是全知全能，但這並不意味這世界就無法被系統客觀地分析；調查者不能被視為調查對象的代表，但是調查者不能就此推卸向公眾提供可靠信息的責任。
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僅僅是我們在後現代認識論的軌道上滑得太遠嗎？人們一般認為《寫文化》代表了人類學學界內部的反思和轉化。但是媒體、甚至文學界在同時發生了類似的變化，說明背後可能有更普遍也更深刻的原因。80年代後期的北美和當下的中國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具體矛盾複雜多樣，個體焦慮凸現，但是社會卻沒有統一的「大問題」感。「大問題」感，在冷戰初期、在民權運動、在反越戰運動中是很明顯的。身份政治的興起，使得個體經驗替代了公共問題，成為思考的引擎。
除了大問題感的消解，「公共感」的削弱也可能造成了「我文本」的興起。原來現實主義作家和實證主義學者在描述世界時那麼自信，完全是因為他們對自己的位置缺乏反思嗎？不盡然。他們有那份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在代表一個「公共」：他們在代表公共觀察問題，在向公共報告他們的發現，在推進公共改變。現在，對個體多樣性的強調，替代了對公共的想像。這樣，我碰到、我聽到、我看到就成了最真實的內容。
馬修這麼寫，我不覺得他是刻意要在文本形式上復古。他可能認為這是最自然、最經濟的寫法。馬修不可能不瞭解80年代以來的反思性寫作，但他沒有在簡單的客觀主義的思維上，相信一個先驗的公共、跟著預設的問題走。他的公共感和問題感是在和調查者深度互動中形成的，是具體的、扎根的。
中國近來的非虛構寫作、私寫作、自媒體的發展令人興奮，但是如何在這些多樣、分散的表達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大問題感和公共感，將是一個重要課題。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值得參考的樣本。
馬修告訴我，他要把這本書寫成一個道德批判。這個道德批判的主要基礎，如書在結語部分中強調，是認為家居（home）是生活意義的載體。「家是我們生活的重心。家是避風港，是我們忙完學習工作之餘、在街頭歷劫種種之後的去處。有人說在家裡，我們可以『做自己』。只要離開家，我們就會化身為另外一個人。只有回到家，我們才會褪下面具。」他還援引法國政治學者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的話：「要逼著一個人站出來關心整個國家的事務，談何容易？但如果說到要在他家門前開一條路，他就會立刻感覺到這件公共意義上的小事會對他的切身利益產生巨大的影響。」
馬修對家居的闡釋，很多中國讀者聽來可能像絲竹入耳。而書中記錄的被驅逐的悲慘故事，更讓一些讀者感到買房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只有佔有了房，才不會被驅逐。一張房產證，意味著安全、尊嚴、自我、意義，意味著可以放鬆地去參加同學會。中國的私人住宅擁有率領跑全世界（90%），要比典型的福利國家瑞士（43%）高出一倍左右，也遠高於日本（62%）、韓國（57%）等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上較為超前的國家。[6]
然而，家居是不是從來就是「人之為人的泉源」？遊牧者，山民，水上民族居無定所，是不是就喪失了他們的人格（personhood）和自我身份意識（identity）？
我讀大學前的十八年人生是在兩個完全沒有產權證的家度過的。一個是我外祖父所在工廠的宿舍，由碼頭邊的倉庫改建而成；另一個則在我母親工作的中學，由教室改建的宿舍。雖然我們不必擔心被驅逐，但要是單位要我們搬，我們也必須搬。我並不覺得，在倉庫和教室改建而成的家中居住的我們，不算是完整的人。現在身邊的「炒房團」，尤其是從我們這一代開始的「房奴」，過得也並不比我們舒心。
有人可能會說，「房奴」總比無家可歸者好。如果人人都成為「房奴」，沒有人被驅逐，豈不是很好？事實可能沒那麼簡單。當作為基本生活資料的家成為被佔有的資產，佔有的邏輯可能會不斷強化和擴張，不斷產生新的排斥和驅逐。驅逐是佔有的前提。驅逐也是佔有者維持、提升佔有物價值的手段。如果沒有排斥和驅逐，就不會有額外的市場價值。倒過來，驅逐又成為佔有的動力。我們渴望佔有，是因為我們害怕被驅逐。歷史上，對佔有的渴望和面臨的驅逐風險是成正比的。「家天堂」的意識比較盛行的年代，比如維多利亞的英國和現在的美國，也是無家可歸者數量劇增的時期。在住房問題解決得比較好的西歐，「家天堂」的意識則相對薄弱。上世紀60和70年代，「人人有房住」的公共政策在西歐取得長足發展；當地的年輕人很少會動買房的念頭。
雖然中國沒有像這本書裡描述的驅逐，但那些在城裡買不起房、落不了戶、租不到合乎標準的房子、孩子因為不夠條件上不了學的，常常有被勸退清理的可能。相反，被正式佔有的房產進一步升值。這種情況刺激著更多的人去佔有，以防再被「掃地出門」。在美國，認為佔有房產是天經地義、提倡「人人成為業主」的意識形態，和大規模的驅逐現象是緊密相聯的。《掃地出門》告訴我們：2008年，聯邦政府花在直接租房補貼上的金額不足402億，但業主拿到的稅務優惠竟高達1710億美元。這個數目相當於教育部、退伍軍人事務部、國土安全部、司法部與農業部在當年的預算總和。美國每年在業主津貼上的投入，包括房貸利息扣抵與資本利得豁免，是全美租房券政策成本預估的三倍。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人人是業主」是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佔有者的利益遠遠壓過了居住者的利益。如果「人人有房住」成了主流信條，那麼政策可能就會向居住者傾斜，驅逐可能不會那麼普遍。
佔有者保護資產價值的動機，也在促進驅逐。美國大量的房客被掃地出門，原因不是房子不夠。就密爾沃基而言，其人口在1960年是74萬，現在卻不到60萬。驅逐數量的增加與房源的相對寬鬆是同時出現的。為什麼空出來的房子不能成為被驅逐者的家園？佔有者不願意。我10萬買下來的房子，白給別人住，豈不是降低了房子的價值？中國二線以下城市政府辦公樓前和房產開發商公司門口時不時有業主靜坐，對房子降價表示抗議。不許房產降價，直接動機是保護自己投資的價值。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就是不許那些比我窮的人擁有和我一樣的房子。寧可讓房子空著，也不能讓別人便宜地住。業主當然不是壞人；然而，一旦必需品成為利潤的源泉，對利潤的追逐就難免淪為「要命」的肉搏。
「家天堂」意識的背後，也許是一個詭異的「雙重異化」。這個過程首先把每個人都應該擁有和享受的東西——生命基本活動所需的起居空間——變成每個人要拚搏著去佔有的資產。家在這種條件下有極高的價值，前提是把作為人類「詩意棲居」的家居工具化，把人和她/他的生活空間剝離開來。英國社會主義運動早期的發起者威廉·莫裡斯（William Morris）可能是最重視家居的思想家之一。他設計的住宅、傢俱、（特別是）壁紙，至今受到很多人的喜愛，被奉為經典。莫裡斯強調精心設計、手工製作、獨一無二，從而讓人徹底享受家居；他強調人和生產工具、物質產品、製作過程、物理環境的有機融合。在他眼裡，這是社會主義的基礎。今天的「家天堂」意識、對裝潢（在高度程序化標準化的格式下展示所謂個性）的重視，顯然大不一樣。
當起居空間成為被佔有的資產，本來自然的人際關係和不成問題的人的存在價值，也成了問題，被異化為要通過奮鬥去「證明」、去追求的對象。房產證現在是你人之為人的一個基礎。沒有房產，年輕人找不到對像；不能幫子女買房，父母內疚自責，可能還會被自己的孩子埋怨。
而所謂雙重異化，是指當家被異化成資產之後，它又重新在意識形態上被異化為人性的依托、終極價值的載體等等。「家是最後的聖土」、「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7]、「有恆產者有恆心」[8]，這些說法將私有住宅的意義提高到了政治層面。但是，如果你買不起房、動不動被驅逐，國王進不進你的房又有什麼意義？有產者確實可能趨於保守，但是說只有買了房的人才有公德心、原則心，這完全不能被歷史經驗證明。把對房產的佔有理解為民主的條件，更是臆斷。
我完全同意馬修對居住權的強調。人人有房住，就是居住權。但是居住權之所以重要，無非是因為有個地方住和有碗飯吃、有口水喝一樣，是人的基本需求。如果把家提到人性、意義、精神、民主的層次，在今天的語境下，就可能在為雙重異化添油加醋了。人性、意義、精神、民主，只能靠人的普遍社會聯繫和社會交往實現，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把家神聖化，也是把家和社會分割開來，甚至對立起來。正是因為我們失去了公共感，我們把家絕對化成為一個私人祭壇。如果家是我們「忙完學習工作之餘、在街頭歷劫種種之後的去處」，那麼，工作越折磨、學校越有壓力，街頭越危險，家就越顯得溫馨而珍貴。也許，我們生活在這樣的循環裡：為了買房安家，我們承受更多的工作折磨；工作折磨又讓家居這個避風港顯得愈加寶貴。於是，人之為人的基本需求（住所）成了我們全力拚搏的目標，實現人之為人的基本手段（工作、學習、在街上和人相遇交流）成了折磨和負擔。
佔有者，是驅逐者，也是被驅逐者——從安詳、得體、自洽的生存狀態中被驅逐。
今天，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已經看到這些問題。他們在疑問，他們在反思，他們在想像新的生活方式。敢於不佔有，在不佔有的前提下享受生活，精神昂揚地過好每一天，這也許會是這個時代的最大的革命。向成長中的勇敢的「我革命」者致敬。
2017年10月—2018年5月
牛津
[1]Milwaukee，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縣的縣治所在，但本身也有一部分面積位於威斯康星州的華盛頓縣（Washington County）和沃基肖縣（Waukesha County）境內。
[2]Ralph Ellison，美國作家，著有《看不見的人》（Invisible Man）。
[3]Leslie Marmon Silko，「美國印第安文學」四大家之一，作品中有強烈的印第安民族意識和深厚的印度安文化底蘊，著有《儀典》（Ceremony）。
[4]Denis Johnson，美國作家，著有《耶穌之子》（Jesus』Son）。
[5]Jesmyn Ward，美國黑人女作家，著有《拾骨》（Salvage the Bones）。
[6]參見「Home Ownership Rate」，https://tradingeconomics.com/country-list/home-ownershiprate。
[7]A man』s home is his castle，18世紀中葉，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在演講中提到了這句話，之後被人們廣泛地援引，用於表達財產權保護的理念。另有一說是德國皇帝弗裡德裡希（Friedrich）在波茨坦地區修築行宮的過程中強拆了一座磨坊，磨坊主將皇帝訴至法院，敗訴的皇帝只好在原地復建了磨坊。故事的本意即「風可進，雨可進，國王不可進」的財產保護理念。
[8]選自《孟子·滕文公上》，戰國時期孟子的經濟思想。孟子主張直接將土地分配給生產者使用，以此維護農民使用土地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