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和那個十年
從1976年「七二八」那天算起，到1986年3月《解放軍文藝》雜誌刊出《唐山大地震》，時間跨度長至十年。這篇報告文學的形成過程，可從一個側面，印證「文革」結束後最初十年的演變。
1976：《朝霞》派我去震區
我那時還不是記者。我是上海《朝霞》雜誌一名穿軍裝的編輯。《朝霞》編輯部裡，有工人、農民、解放軍。這是那個年代的奇觀——「工農兵佔領上層建築」。雜誌名義上隸屬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管者卻是上海市委寫作組。
《朝霞》文學月刊創刊於1974年。後來有人將《朝霞》和《學習與批判》並論，稱為「四人幫篡黨奪權的輿論工具」。如果不用這種簡單的政治標籤，說《朝霞》是一本認真執行張春橋、姚文元指示，全力宣傳毛澤東「全面專政」思想的刊物，是合乎實情的。
我1969年3月入伍到上海警備區。16歲的我，懷揣著《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兩報一刊」社論集到部隊，那些紅色語言，當時讓我入迷。一次手榴彈投擲，我的副連長為救戰士而負重傷。作為目擊者，我奉命去各單位宣講他的事跡，後來被抽調去寫演唱作品。從宣講，到創作，事實被不斷拔高，豪言壯語不斷增加，最後副連長成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典型。
我在軍中自學寫作。從1972年開始，在《解放日報》發表小說、詩歌，也在《朝霞》發表過多篇文藝作品。1975年底，我被「借調」到《朝霞》，任「詩歌、散文、電影文學組」的組長。
去《朝霞》時，「批鄧」已開始。未幾，周恩來逝世，四五運動爆發。那時，包括在軍中，人們私下對「四人幫」特別是江青怨聲載道。我也參與這些議論，傳看「李一哲大字報」等地下資料。但我當時仍擁護「文革」、懷念我參加過的紅衛兵運動。1976年是「文革」十週年，7月號的《朝霞》刊登了我的長詩《獻給十年的詩篇》。
這是唐山地震發生前的我。一個受「毛文化」影響很深的文學青年；對幾年後將投身的新聞傳媒，認識幾無。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級大地震發生。我向編輯部請求，去參加抗震救災。我與《朝霞》和出版社幾位編輯獲准組成一個小組，到震區組稿。那些稿件的主題都是歌頌性的。比如我寫過一首詩《烙餅的大娘》，用抒情的筆調，寫一個夕陽下在路邊架鍋做飯的老人，她的鍋是哪個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個哪個省送來的。
在唐山我見到過一些記者，印象中他們在震區的時間不很久。因為偶然的機會，我留了下來。我遇見了父母的老友，唐山民政局局長蔣憶潮。這是一位老宣傳工作者，他有意識帶我參加賑災工作，並在各處瞭解情況。在唐山的兩個多月裡，許多時間我就住在他家，感受了真實的災區生活。其中最難忘的經歷，是參加護送數百孤兒到石家莊和邢台。回到唐山我向上海醫療隊做了一次內部報告，醫生護士泣不成聲。這讓我第一次感到，不帶宣傳色彩的如實報道是多麼打動人心。
在唐山我趕上一個時代的閉幕。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上海的張、姚體系瓦解。《朝霞》編輯部打了許多電話，才在震區找到我，命我速回。這也是《朝霞》的末日。「揭、批、查」開始了，編輯部裡貼滿了揭發市委寫作組的大字報。一次全市批判大會上，有人追問，市委寫作組派人到唐山，是去搞什麼特務活動？！
可以這樣說，在那時，無論是手頭掌握資料的完整性、確鑿性，還是我自己的觀念，都距後來的《唐山大地震》十分遙遠。「文革」末期，不要說絕無可能出版那樣一本書，連采寫的構想也不可能產生。
1984：頭腦風暴
一直到1984年。
用天地翻覆來形容那幾年，一點也不過分。改革開放開始了。
1979年初，我被抽調到前線，參加中越邊界戰事報道，由此調入解放軍報社，開始從事職業新聞工作。那正好是一個轉折點——報社在「撥亂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幫」的「假、大、空」新聞宣傳惡習。發給新記者的學習資料，除了人大編的《外國新聞通訊選》，還有美國大學的新聞教材。
後人很難想像那樣的情景：在還需要按比例吃「粗糧」的飯堂裡，年輕軍事記者們開始在飯桌上興致勃勃切磋美國新聞的導語寫法，什麼「子彈式導語」、「曬衣繩式導語」、「延緩式導語」……；熱烈討論「大兵記者」歐尼·派爾的報道風格。猶如一群餓極了的孩子，面對從天而降的大餐。
和同齡人一樣，我也天濛濛亮到書店排過隊搶購文學名著，惡補解禁書籍，興奮地閱讀報刊上一篇又一篇引起轟動的作品。大概誰也忘不了《哥德巴赫猜想》發表時的情景，許多報紙都用若干個版來全文轉載徐遲的這篇報告文學。報告文學的浪潮湧來，「文革」後一代新記者，幾乎人人是報告文學的愛好者，談起劉賓雁、理由、黃宗英的作品，如數家珍。
我們飛快接受那些全新的——而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說真話，不說假話；說人話，不說鬼話；人性；人道主義；以「5W」為標誌的新聞真實性原則；還有最重要的，「改革」。
我們這代記者的「師傅」，多為1957年的右派、「中右」、和「文革」中吃足苦頭的新聞工作者。他們方復出，尚年富，成了各大報社的骨幹。他們痛定思痛，棄舊圖新，是新聞改革的中堅力量。
中央級黨媒一度讓人刮目相看。1979年，《解放軍報》從《詩刊》轉載長篇政治抒情詩《將軍，不能這樣做》，批評一位拆除幼兒園、耗用外匯為自己興建樓房的高級將領（實有其事）。1980年，《人民日報》曾點名批評兩名副總理和四名部級領導。同年，《中國青年報》在頭版頭條刊登報道，批評國務院商業部長享受特權，到餐館就餐不照章付費的「不正之風」。
但新聞改革步履維艱，媒體的工具角色一如既往。當記者之初，我參加對越戰事、發射火箭、審判「林、江反革命集團」等報道，起步順利，但隨後狀態跌入低谷。許多反映軍隊基層實際的稿子無法寫，或寫了登不出。而一些被迫從命的政治任務，令我反感。有一回，報社派我去寫一位先進人物，並明確傳達領導的指示：「就是要用這個人生觀典型，去打自由化！」
我們許多新記者，就是這樣「逃」到報告文學去的。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新聞報道剛剛開始活躍便被套上枷鎖時，一些呼喚人性、披露史實、觸及現實的報告文學作品卻日益受到讀者鍾愛。這一「報告文學運動」的實質，是另闢蹊徑爭取新聞自由。
1981年，我和江永紅合作采寫了《藍軍司令》（《解放軍文藝》1981年3月號），這篇讚揚一位說真話的指揮員的作品，在次年獲得第二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這對我們鼓舞極大。1984年，兩人又合作采寫了記錄軍隊幹部制度改革的《奔湧的潮頭》（《崑崙》1984年第3期），在當年獲得第三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
《解放軍文藝》當時很活躍。第三屆全國報告文學優秀獎剛公佈，他們便萌生大手筆創意，約當時獲全國獎的幾位軍隊作者，每人寫一部長篇報告文學，雜誌則為每人提供整整一期的篇幅，就是說，一期雜誌，只刊登一位獲獎作者的一部新作。李延國率先發表了《中國農民大趨勢》。編輯部和我商議，寫唐山。
時間已經過去了八年。我保存著唐山救災時的筆記本，蔣憶潮叔叔那些年也常寄資料給我，說別忘了大地震，有機會你要寫！但是，除了應唐山市的徵文，我寫過一篇護送孤兒的回憶，寫長篇作品的念頭沒有產生過。1984年，條件比較成熟了。
我的責任編輯是陶泰忠。他建議，兩年後就是唐山地震十週年，可以寫一篇《一座城市的毀滅和新生》。我們商量過具體的框架，在大地震的背景下，寫唐山的重建。其中要突出改革。例如當時參加唐山重建的邯鄲第二建築公司，正在推行責任制，是耀邦抓的改革典型，要重點採訪。
當時我離職進修。1984年，我考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系主任徐懷中請來一位又一位知名的作家、評論家和學者，開闊我們的視野，衝擊我們的觀念。1984，喬治·奧威爾筆下的這個虛構的年份，在我的真實記憶裡，充滿頭腦風暴的呼嘯激盪。
我邊讀書，邊一次次去唐山採訪，1985年春節前後在唐山住了一個月。換句話說，邊採訪，邊在用讀書中得到的「新觀念」重新審視唐山地震，用已經掌握的職業新聞手段重新調查事實。例如，我當時下決心找到「七二八」凌晨3點42分時的地震目擊者。這樣的人不多，淹沒在人海中，但我還是尋找到了10位，有深夜值班的醫院護士、電廠工人、火車站職工等。我用軍報剛發給我的索尼微型錄音機，錄下他們的證言。我當時想，這些極其珍貴的資料，應該被大英博物館收藏！
可以用「狂」來形容我和同伴們1984年的模樣。我當時決心，要達到基希報告文學的水準，要寫一部約翰·赫西《廣島》那樣的作品。我堅信唐山大地震屬於人類，我的作品，不同國家的人都能看懂——我相信能，只要抓住全人類共有的人性。
很自然的，我想，為什麼不能只寫「毀滅」，不寫「重建」？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陶泰忠。我們一拍即合！
重新調整了視角，內心的閘門被打開了。當年震區筆記本裡的故事、細節，在重新採訪核查後一一復活，又引出更多的大災難實況。我當時還沒有聽過「口述歷史」這個術語，事後看，《唐山大地震》中口述歷史的比重很大。採訪的後半段，我開始追蹤唐山地震預報問題。當時也還不知道何謂「調查報道」，但所做的，無疑已是錯綜複雜的調查。
寫作《唐山大地震》，有缺一不可的三個條件。一是我當年在震區兩個多月的親身經歷；二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我個人所受的影響；三是我擔任記者後受到的新聞訓練。
作品在1985年底寫成，1986年3月發表。當時意識形態領域吹來寬容、寬鬆、寬厚的「三寬」之風。《唐山大地震》的發表，碰上了難得可貴的「時間窗口」。稍早，還在「清除精神污染」；稍遲，新一輪反自由化運動又開始了。
1986：解凍效應
以災難為核心，而不是以救災為核心，這樣的寫法，在當年是突破。作品按照新聞的規範，記述了大量確鑿的事實：地震前的奇異自然現象，地震發生時的實況，震後的慘烈景象，倖存者的自述，救援者的親歷，艱難時日各種人的命運，地震工作者的痛楚……。其實這只是回到事實的本來面目，報道了在十年前就該報道的東西，然而這麼做，在1986年已足以使《唐山大地震》引起轟動。報告文學家理由說：「這是冰凍新聞的解凍效應。」
在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一部作品的流傳，除了報紙雜誌的刊登與轉載，很重要的渠道是廣播。當時北京、上海、天津的電台，都有優秀的播音員或著名演員在連日播送《唐山大地震》。我也因此遇到作品發表後最初的麻煩。
《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後的國家地震局》，觸及了地震預報這個敏感問題和國家地震局內部的矛盾。地震局有人向解放軍報社和《解放軍文藝》社的領導反映我的作品有錯誤。但領導認為是學術爭論，只是要我到國家地震局去，和持不同意見的同志座談、解釋。後來，國家地震局向正在播送這部作品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發去公函，要求不要播送第七章。《唐山大地震》在中央台播到第六章，戛然而止。
又有一天，報社領導找我談話，說總政領導對我有批示。原來，國家地震局老局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的胡克實，寫信反映，《唐山大地震》對「四人幫」搞「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破壞地震預報和抗震救災的事實揭露不夠。總政主任余秋裡批示，大意為，請錢鋼同志去採訪胡克實同志，向他請教，在再版時對作品進行修改。我很快見到了胡克實，這位和善的老人，又讓我瞭解到許多史實。
總之，《唐山大地震》發表後，有麻煩，但麻煩不算大。2008年，有記者採訪我，要我比較汶川和唐山。我說，2008，無疑比1976開放了太多。但與80年代比呢？以《唐山大地震》為例，你們比較一下吧。
錢鋼 （本文原載《財經》雜誌2009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