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炎熱、壓抑、動盪不寧的日子裡，唐山廢墟上常常可以看到這樣一些人：他們負罪似地低著頭，疲憊、憔悴、痛苦；腳上的翻毛皮鞋灌了鉛一般，滯重地、緩慢地、機械地踩在殘磚碎瓦之上；緘默無語的臉孔上積滿灰土，顏色沉重。他們很少與人交談，即使開口，聲調也是低低的，對於毀滅和死亡的理性反應，似乎正被一股更有力的情緒有意識地壓抑著。此刻，只有極熟悉他們並理解他們的人，才能從他們充血的眼睛裡知道，創傷和震動猶如另一座廢墟，正死死壓在他們心上。
他們沒日沒夜走著，看著，工作著。
圖紙、捲尺、標桿。
工作服上的標記：「地球物理所」、「地質所」……
再看去，人們從儀器上發現了刺眼的字樣：國家地震局。
是他們！
此刻，在這塊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再沒有一個專有名詞，會像「地震局」般在這裡遭到如此的詛咒和痛罵。唐山人的滿腔怨憤，猶如一座火山爆發，沸騰著的岩漿，從這一個宣洩口中不可遏制地噴射出來。
失職。瀆職。
24萬冤死的生靈。
成千上萬的傷殘者和孤兒。
仇恨與憤怒一起，死命地擠向那一個小小的宣洩口。唐山人圍住了那些「地球物理」工作者、「地質」工作者，他們要向這些「吃地震飯的人」討還失去的一切。
地震工作者們永遠也不會忘記那些刻骨銘心的日子：一雙雙逼視著的灼人的眼睛；一具具表情各異的死難者的屍體；那些孩子……都在他們心頭留下了抹不去的烙痕。
然而，還有著的，便是那強嚥下去的深深的委屈。
雨點般飛來的石塊。舉著扁擔追來的大漢。髒話。唾沫。……他們的汽車被砸了。他們的儀器被扔了。人們拒絕回答他們的調查，反而要他們回答自己的質問。就連為地震工作者開車的司機，也會受到憤怒的質問。
餓極了的地震工作者，站在領救濟糧的長長的隊伍裡。
「哪個單位的？」
「……地震局的……」
「請走吧，沒你們的糧食。」
「為什麼？」
「啊！你們還要吃飯吶？沒你們的！」
……
累極了的一位女地震工作者，野外考察歸來路上，攔住了一輛軍車。司機是個年輕的士兵，他起初和氣地請她上車，一路還說著話，可是當她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時，卡車突然剎住了。
「你下去！……下去！」
重重的關門聲。足以把女人的心震碎的關門聲。汽車憤怒地吼叫著。這是一輛灑過傷者鮮血的車麼？這是一輛躺過遇難者遺體的車麼？車吼叫著遠去，甩下一個在荒野裡啜泣的女人。
苦澀的淚水。多少地震工作者，在唐山廢墟上流過這種委屈無告的淚水。他們能說什麼？他們也是人，也是活生生的人。他們知道什麼叫做羞辱，知道什麼叫做飢渴；他們甚至同樣地體驗過，什麼叫做被房梁砸斷筋骨、被碎瓦割開肌膚的滋味兒。
唐山市地震台的分析預報組組長劉占武，地震時肱骨骨折。他在機場的死屍堆中整整躺了三天，裹著一條被雨水淋透的被子，疼得說不出一句話。第三天，他掙扎著起來，讓人架著來到一個軍隊醫療隊，排在長長的傷員隊伍中。
「同志，你是哪個單位的？」大夫問。
「我，我是唐山地震台的……」
彷彿一顆火星引爆了一堆炸藥，傷員群裡發生了一陣騷動。
「大夫！別給他治！」
「他們還有臉活著！這些吃乾飯的傢伙！」
「疼死他們！」
「地震怎麼沒把他們震死！」
「別給他治！別給他治！」
能走的，拄著棍子圍上來；不能動的，躺在地上揮著拳頭。人們怒不可遏：地震奪去了他們的親人，奪去了他們的胳膊、腿，或者是眼睛……他們能向誰去哭訴申冤呢？一位老醫生擋住了憤怒的傷員，他說：「這是科學問題，怪不得做具體工作的人，他傷得這麼重，我們不能見死不救……」他把劉占武扶進手術帳篷。然而，做完手術後，他也忍不住了「：同志，你們為什麼沒有預報？唐山死了那麼多人，慘吶！……你們真的一點兒動靜都沒有發覺？」
劉占武淚流滿面。他能說什麼呢！
唐山人有權利，也有足夠的理由傾瀉他們的憤怒。地震工作是人命關天的工作，人民是把安危托付給地震工作者的。曾幾何時，他們不也成功地預報過大地震、救過千千萬萬人的性命麼？唐山廢墟的一些斷牆上，還留著糊牆的舊報紙。1975年，遼寧海城，一次7.3級的地震被預報，成為轟動世界的奇跡，「這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這是對反動的『天命觀』和『地震不可知論』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顛倒了。沒有預報。突如其來的災難。過去對地震工作者的那種篤信，一夜間變成了仇視。唐山人把那些舊報紙狠狠扯下來，撕得粉碎，扔在瓦礫堆上。瓦礫在嘲弄著宣傳。受難者要尋找罪魁在哪裡。他們付出的代價太慘重了，他們難道不能追尋一下悲劇的根源，難道不能對維繫他們人身安全的國家地震預報部門發出一聲悲愴的質問麼？
唐山人並不是從未聽見過「地震」這個詞兒。從1974年6月29日國務院批轉中國科學院關於華北及渤海地區地震形勢的報告正式下達後開始，這個城市就曾多次進行防震演習。幾乎每家每戶的桌上，都放著一個倒立的酒瓶，據說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嬰兒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離門極近的地方，以備逃離時隨手帶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們的衣服夾層中縫進一些錢，這無疑是做了「萬一他們失去爹媽」的準備……唐山人由此認定，對唐山會發生地震，國家心裡是有底的。可是為什麼在大震臨震之前卻未吭一聲呢？震後在唐山有一個近乎家喻戶曉的傳聞，說是搞業餘地震預報的一位中學生都曾發出過「7月底有大地震」的警報，可是為什麼國家地震局沒有理睬？唐山人只能找到一個解釋：開灤煤礦關係到全國的經濟，國家害怕礦工們因為防震而不下井不出煤。不是也確有過那樣的流傳——誰要是散佈地震消息，煽動煤礦停工，那就是「現行反革命」麼？
在「七二八」之後的幾個月中，地震工作者的形象真是低劣透了。不僅僅是唐山人，還有天津人、北京人，甚至全國的人都在詛咒他們。「七二八」大震他們未能預報，就連唐山地震的強餘震預報水平也不高。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寬闊的長安街兩側、所有公園的草坪、體育場，以及一切空地上林立著防震棚。不要小看，這就是大自然的指揮權在發生作用。在那些日子裡，「恐地震症」蔓延全國，各省地震局也頻頻發出地震預報。當時，全國有17個省（市）的4億人露宿戶外，甚至連香港人都惶惶不安。人們尚無能力建造如此巨大的防震棚，中國在秋風秋雨中打著寒戰。
一切都準備好了，地震卻沒有發生。大自然的玩笑似乎開得過頭了。
一封封憤怒已極的人民來信，飛向國務院，飛向國家地震局。人民要求法辦瀆職者，要求槍斃國家地震局局長。
這就是1976年爆發在人們內心中的久久難以平息的震波。
這一切究竟是怎樣發生的？
是誰，必須對這一切負責？
「吃地震飯的」到底是一些什麼樣的人？
歷史同樣要求中國地震界作出回答。
1986年早春，當我坐在原國家地震局局長劉英勇的會客廳裡時，我的面前，是一位年過七旬的老人。稀疏的白髮，深度近視眼鏡。有一隻眼睛似乎已近失明，另一隻眼睛打量著我，顯得很費力。他的身體深深地埋在沙發裡，像一塊正在風化中的岩石。他的手心轉著兩隻「健身球」，小廳裡自始至終有著鋼球磨擦時的機械、單調的聲響。
「十年啦……」老人閉目長歎。
他告訴我，十年來，他天天夜裡要吞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