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這一生只有一本書要寫，那就是這一本。正如過去寄居於現時，所有我寫於《黑夜》之後的書，究其根本，都帶有它的印跡。這一點也適用於我那些關於《聖經》《塔木德經》和哈西德派教義的書，如果沒有讀過《黑夜》，就不可能理解它們。
為什麼我要寫這本書？
因為我不想變成一個瘋子，或者正相反，想變成瘋子，想更好地理解瘋狂，巨大的、可怕的瘋狂，過去曾經闖入歷史、闖入人類意識的瘋狂，而人類的意識一直在惡的權力與其犧牲者的痛苦之間搖擺。
是為了將這些話、這些記憶留給人們，避免對暴力有一種命定的偏好的歷史重演？
或者僅僅是為了記錄我曾遭受的折磨？在那個年紀，對於死亡和惡，一般的青少年往往只能從書中瞭解，而我卻親身經歷。
有些讀者說，我能夠活下來，就是為了寫這本書。我並不這樣認為。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下來的。我過於虛弱，過於靦腆，什麼也沒有做。那麼我該說這是一個奇跡嗎？我也不會這樣說。如果上蒼能夠或者願意在我身上成就一個奇跡，那麼他也能夠或者應該對更配得上的人做這樣的事。我只感謝偶然。但是，既然我活下來了，就有責任賦予我的大難不死某種意義。難道就是為了揭示這意義，我將這段經歷付諸紙筆，儘管其中任何東西都已然沒有了意義？
實際上，如今回頭去看，我必須承認，我不清楚或者說不再清楚，我寫這些究竟是為了得到什麼。我只知道，如果沒有這本書，我作為作家的生涯，或者說我短暫的一生都不會如現在這般——這是一個證人的一生，他相信從道德和人性的角度，自己有義務阻止敵人抹去人類記憶中的罪惡，在死後贏得最後的勝利。
今天，感謝來自各種渠道的可靠資料，一切都已清楚：如果說一開始黨衛軍試圖建立一個不再有猶太人的社會，那麼，到了最後，他們的目標則是留下一個成為廢墟的世界，猶太人似乎不曾在其中存在過。這就是為什麼在俄羅斯、烏克蘭、立陶宛以及白俄羅斯，所有「行動小組」執行過「最後方案」的地方，一百多萬猶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機槍射殺，然後扔進他們自己挖好的公共大坑裡，最後，那些特別部隊再將屍體掘出來，在光天化日下焚燒。就這樣，歷史上第一次，遭到二度屠戮的猶太人無法入土安葬。
換言之，希特勒和他的追隨者向猶太人發起的這場戰爭同樣關係到猶太宗教、猶太文化以及猶太傳統，即猶太人的記憶。
當然，在某個時刻，我很清楚，歷史終有一天會得到審判，我應該為受害者出庭作證，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去做。我有太多的話要說，卻缺少呈現這一切的詞句。我意識到自己能力有限，眼見著語言變成了障礙。也許我們應該創造另一種語言。敵人已經背叛、腐蝕和敗壞了這種語言，我們怎樣才能為它恢復名譽，重新注入人性？飢渴、恐懼、運輸、篩選、火和煙囪，這些詞語有其確定的含義，但是在那段時間，它們被賦予了其他含義。我在用自己的母語——同樣遭到了蹂躪——寫作的時候，每寫一句就會停下來對自己說：「不是這樣。」我重新開始。用別的詞，別的畫面，別的無聲的淚水。但總是不對。但是「對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不被偷盜、損毀和褻瀆而藏匿起來的東西。已經存在的那些詞，詞典裡的那些詞，在我看來是那麼貧瘠、可憐和蒼白。我應該用哪些詞來描述最後那次在封閉的車廂裡度過的駛向未知的旅程？描述我如何發現一個瘋狂而寒冷的世界：在那裡，毫無人性的恰恰是人，穿制服、守紀律、有教養的人是來殺人的，而目瞪口呆的孩子、精疲力竭的老人則是去送死的？還有分離，在烈焰肆虐的夜晚，所有的聯繫都斷了，整個家庭、整個社群四分五裂？還有那個乖巧漂亮的猶太小女孩，有金黃色的頭髮，悲傷的笑容，而就在抵達目的地的當天夜裡，她和母親一起遭到屠殺？我如何能回想這一切，同時手不抖，心不碎？
在內心深處，證人早就清楚，正如他現在有時也明白，他的證詞不會被接受。只有經歷過奧斯維辛的人才知道奧斯維辛是什麼。其他人永遠不會知道。
至少他們能夠理解？
他們能夠理解嗎？對於他們來說，保護弱小、治癒病人、愛護孩子以及尊重老年人的智慧，是人類高貴而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們怎麼能夠理解，在那個被詛咒了的世界裡，主人熱衷於折磨弱小、殺死病人、屠殺孩子和老人？
是不是因為證人不善表達？不，另有原因。不是證人口才笨拙，言詞貧瘠，使得你們不能夠理解，而是你們不理解他為什麼如此拙於表達。
然而，在內心深處，他知道，正是因為在這樣的形勢下很難——甚至不可能——開口說話，他才更加沒有權利保持沉默。
必須堅持。必須開口，哪怕沒有話語。必須試著相信寄居在話語中、包圍著話語、超越話語的沉默，以及所有這一切。我們感覺比克瑙的一捧灰比關於這個受詛咒之地的所有敘述都有份量，因為儘管我們竭盡全力表達這無法表達的一切，卻「總是不對」。
或許出於這個原因，手稿——是用意第緒語寫的，取名「而世界依然沉默」，之後被譯成法語和英語——完成後，巴黎和美國所有大出版商都拒絕出版，甚至有大作家弗朗索瓦·莫裡亞克的堅持也無濟於事？經過長時間的協商，加上個人的影響力，莫裡亞克才安排好了出版事宜。
儘管刪了很多，意第緒語版還是太長。規模雖小但頗有名望的午夜出版社那位具有傳奇色彩的老闆熱羅姆·林登對法文版作了修訂和刪減。我接受了他的刪減方式，因為我害怕所有讓人感覺流於表面的東西。質最重要。我抗拒臃腫。說得太多比說得太少更讓我擔心。傾瀉記憶不如讓它自然地溢出。
舉個例子，在意第緒語文本中，敘述始於這樣一段醒悟之後的思考：
開始的時候是信仰，幼稚的信仰；然後是信心，無用的信心；還有幻想，危險的幻想。我們相信上帝，相信人，我們幻想著，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會照到「捨金納」——神之顯現——之火那神聖的光芒，我們每個人的眼裡和靈魂中都有神的倒影。
即便這不是我們所有不幸的因由，也是其根源。
在別的地方，我引用了意第緒語版的幾個段落。關於父親的死，關於解放。為什麼在這個新譯本裡刪去了呢？也許是因為過於個人、過於私密了，還是讓這一切停留在字裡行間吧。然而……
我又看見了那一夜的我，那是我的生命中最難以承受的一夜。
「利澤（『埃利澤』的意第緒語），我的兒子，來……我想和你說點兒事情……只和你說……來啊，不要讓我一個人待著……利澤……」
我聽得見他的聲音，明白他的意思，也理解此刻的悲劇意味，但是我仍然沒有動。
這是他最後的願望——當他奄奄一息的時候，當靈魂漸漸遠離他傷痕纍纍的身體時，我陪伴在他身旁——但是我沒有滿足他。
我害怕。
害怕挨打。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沒有回應他的呼喊。
我沒有犧牲自己骯髒腐爛的生命，到他的身邊，握住他的手，安慰他，告訴他，他沒有被拋棄，我就在他身邊，我能夠感覺到他的悲傷。不，我沒有這樣做，我躺在自己的床鋪上，請求上帝，讓父親不要再呼喚我的名字，讓他停止叫喚，免得再被營房負責人揍。
但是父親已經意識不到這一點了。
他哀傷又微弱的聲音繼續穿透靜默，呼喚我，自始至終就只有我。
於是呢？黨衛軍發火了，他走近我父親，敲他的腦袋：「住嘴，老東西！住嘴！」
父親沒有感覺到他的棍子，可我感覺到了。但是我沒有行動。我聽憑黨衛軍揍我的父親。聽憑我的老父親一個人垂死掙扎。比這更糟糕：我生他的氣，他發出這些聲音，哭喊著，招惹來拳打腳踢……
利澤！利澤！來啊，不要讓我一個人待著……
他的聲音在我聽來那麼遙遠，又那麼近。但是我沒有動。
我永遠不會原諒自己。
我永遠不會原諒這個把我逼到絕境的世界，它把我變成另一個人，喚醒了我心中的魔鬼，最為卑賤的思想和最為原始的本能……
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的名字。一聲呼喚。而我沒有回應。
在意第緒語版中，結尾不是空洞的鏡子，而是對於現實的一段悲觀的思考：
……現在，在離開布痕瓦爾德十年之後，我意識到世界已經將它遺忘。德國是個主權國家。德國軍隊又重建了。伊爾莎·科赫，布痕瓦爾德那個臭名昭著的女人有了孩子，生活得很幸福。戰爭罪犯在漢堡和慕尼黑的街頭散步。過去被抹掉，被遺忘了。
德國人和反猶主義者對全世界的人說，六百萬猶太人遭到屠殺的故事只是一個傳說，而這個幼稚的世界即便今天不信，明天或者後天也會相信……
……我不會幼稚到這個程度，相信這本書會改變歷史的進程，撼動人類的良心。
一本書不會再有過去那種影響力。
昨天沉默的人，明天仍將沉默。
還有一個問題，是讀者有權利問我的：為什麼在第一個版本問世四十五年之後，又出版這個新版本？如果原來的版本不夠忠實，不夠好，為什麼要等這麼長時間，才用一個更好的或是更貼近原文的版本替代它？
我關於英文版的說法也適用於法文版。我清楚地記得，那個時候我還是默默無聞的新人，我的英文和法文一樣，還很不盡如人意。倫敦的一個出版商告訴我，午夜出版社的代理喬治·博爾沙赫幫我找到了一個譯者，我向他表示感謝。我讀了譯文，覺得很滿意，之後沒再重讀過。在此期間，我的其他一些作品有幸擁有了一個新的譯者：瑪麗昂，我的妻子。她是一個非同一般的譯者，深知我說話的語氣，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傳達我的意思。我很幸運，法哈爾出版社和斯特勞斯·吉魯邀請她擔任新版本的譯者，她同意了。我相信讀者會感謝她的。多虧了她，原先存在的一些表述或印刷錯誤得到糾正。例如，我回憶了在火車上經歷的第一次黑夜旅行，提到有人趁光線昏暗發生性行為。這是錯的。在意第緒語文本裡，我說的是「年輕的小伙子和姑娘聽憑自己被激起的情色本能所控制」。我查閱了若干絕對可靠的資料。在火車上，所有的家庭都待在一起。在聚居區待的幾個星期還不至於讓我們的行為背離習俗、道德以及舊時的法律。笨手笨腳的撫摸是有可能的。但也就到此為止，不會走得更遠。那麼為什麼我在意第緒語文本裡這麼寫，並且允許將其譯成法語和英語呢？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我談論的是我自己。我審問的是我自己。我想像自己是這樣一個少年，正處在青春發育期，儘管內心非常虔誠，但是無法抵抗男女肉體接觸激發的非分之想。
另一個例子則沒有這麼明顯，是刪減原文造成的疏忽。在講到猶太新年前夜因陋就簡舉行的集體祈禱時，我說我跑去找父親，吻他的手，就像在家裡時那樣，但我前面忘了說我們在人群中走散了。瑪麗昂非常認真，發現了這個細節。
重讀這份如此久遠的證詞，我發現沒有等待太久這點我做對了。時間一年年過去，我驚訝地察覺自己對其中的一些情節產生了懷疑，而這懷疑是錯誤的。我在書裡敘述了在「那裡」度過的第一夜，在鐵絲網內發現的現實。一個已經在裡面待了些日子的囚犯勸我們不要說出真實年齡：父親應該裝得更年輕，而我則應該大一點兒。篩選。朝著伸向冷漠天空的煙囪行進的步子。扔到烈焰滾滾的深溝裡的嬰兒……我不確定他們還活著。但我是這樣認為的。接著我對自己說：不，他們死了，否則就是我瘋了。然而，集中營裡的同伴和我一起看到了這個場景：嬰兒被投進火裡的時候還活著。特爾福德·泰勒[1]講述的故事證實了這一點。我沒有瘋。這夢魘般的一幕出現在這個新版本裡。
在結束之前，我覺得必須強調一點：我相信和人一樣，每本書都有自己的命運。有些書喚起的是悲傷，有些是快樂，有些則同時喚起兩種情感。
前面我說過四十五年前《黑夜》出版時遇到的困難。儘管評論不錯，但書賣得並不好。這種主題被認為不健康，引不起人們的興趣。如果某位拉比在布道的時候提起這本書，他總是能聽到有人抱怨：「讓過去的悲傷給孩子們帶來沉重的負擔又有什麼好處呢？」後來，情況變了。我的這本小書受到廣泛歡迎，這出乎我的意料。如今，這本書的讀者主要是在中學和大學讀書的年輕人。這類讀者為數眾多。
如何解釋這個現象？首先，或許應該歸因於大眾思想的轉變。如果說在五六十年代，戰前或二戰期間出生的成年人對大屠殺表現出一種無意識的、漫不經心的冷漠，那麼現在情況已大不相同。
那個時候，很少有出版社有勇氣出版這種主題的作品，而今天，幾乎所有出版社都會有計劃地出版這類作品，有的甚至每個月都出版。教育界也是如此。那個時候，很少有中學開設關於這類主題的課程。而現在，幾乎所有學校都將這類課程列入課程體系中，而且廣受歡迎。
從此，奧斯維辛成為通識教育的一部分。電影、戲劇、小說、國際範圍的講座、展覽，每年的紀念活動都有國家最高領導人出席——它已經成為我們無法迴避的主題。最具說服力的是華盛頓納粹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自一九九三年開館以來已經接待過兩千兩百多萬名參觀者。
意識到倖存者一天比一天少，大學生或是當代讀者對他們的記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從更高的、終極的層面來說，這關係到記憶：記憶的來源、廣度，以及效能。我重複一遍我的觀點：氾濫和貧乏一樣有害。在兩者之間，應當選擇適當的度，我們希望記憶能夠接近真實。
對於一個想要成為證人的倖存者來說，這個問題非常簡單：他有責任為死去的人，同時也為活著的人，尤其是下一代作證。我們無權剝奪他們瞭解屬於集體記憶的過去的機會。
遺忘意味著危險和侮辱。忘記死去的人相當於再一次殺害他們。如果除去屠殺他們的人及其同夥，沒有人應對他們的第一次死亡負責，那麼，我們必須對他們的第二次死亡負責。
有時會有人問我，我是否知道「奧斯維辛的答案」。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這種規模的悲劇有沒有答案。但是我知道在責任之中包含著答案。
當我們談論那個可怕而黑暗的時期，那個如此遙遠又近在咫尺的時期，「責任」是一個關鍵詞。
如果一個證人不惜自我折磨選擇作證，他是為了今天的年輕人，為了明天將要出生的孩子——他不願自己的過去成為他們的未來。
[1]特爾福德·泰勒（1908－1998），美國律師，曾在紐倫堡審判中擔任法庭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