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六月八日晚，雷電交加，大雨滂沱，國民黨軍整編第二十九軍劉戡部的追擊部隊距毛澤東所在的王家灣僅隔一個小山頭了。無論任弼時如何急切地催促，毛澤東就是不肯動身。毛澤東說，我看到敵人再走也不遲。
周恩來、任弼時和陸定一湊在一起緊急商量，商量的結果是：既然他要看到敵人才走，是否可以找一個同志留下來替他看？
毛澤東聽到這個建議後，問三支隊副參謀長汪東興：「敢不敢留下來等著敵人？」
汪東興說：「主席讓我留下來，我就留下來，不看到敵人我不離開。」
毛澤東說：「給你一個排，看到敵人再走，還要打他們一下。」
九日凌晨三點，毛澤東終於離開王家灣，在大雨中順著村後的小路向西。
在陝北的黃土溝壑中來回轉移的共產黨中樞，與其所指揮的戰爭的巨大規模完全不成比例。相比之下，這個小小的指揮部就像一支深陷困境的孤獨的游擊隊。但是，一直跟隨著毛澤東的美國記者李敦白並沒有因此感到恐懼：
……（毛澤東）與他的對手玩諷刺的貓捉老鼠的遊戲。毛澤東故意將他的行蹤以對方可以收到的電報送出……他刻意跟國民黨追兵保持絕不超過一天行軍路程的距離。毛知道胡宗南想要親自抓住他，以成為蔣介石心中的英雄，他充分利用胡宗南的這層心態。在每個駐紮地，毛澤東都會等他的偵察兵帶來追兵僅剩一個小時的路程的消息，然後再慢條斯理地將外套穿上，騎上馬，然後再領著他的小總部迅速衝下小路……
山路泥濘，毛澤東渾身被雨淋透。馱電台的騾子滾下山溝摔死了，警衛戰士摸黑下山把電台拖了上來。山頭的那一邊槍聲不斷，警衛戰士看見山頭上人影晃動，那是劉戡的電台測向分隊正舉著天線偵測毛澤東的電台方向。
天濛濛亮的時候，毛澤東走上一條簡易公路，他問身邊的王家灣村民兵隊長老白：「附近有什麼村子？」
老白說：「最近的村子叫小河村，但距離公路太近，怕不安全。」
毛澤東說：「就進這個村。」
民兵隊長老白無意間指出的這個小村莊，注定要在中共革命戰爭史上留名。數天之後，共產黨中央在這個村裡召開的一次會議，決定了解放戰爭的一個重要轉折。
毛澤東本想在小河村休息一下，至少把衣服烤乾，但警衛戰士剛把電台架設起來，偵察兵就報告說，劉戡的部隊正朝著這個方向迂迴。
一行人只好繼續向西轉移。
此時，劉戡正坐在王家灣村毛澤東住過的那間窯洞裡。他的部下抓來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漢和一個十多歲的女娃。被吊在樹上的老漢緊閉雙眼，滾在泥水裡的女娃尖聲哭叫，但劉戡最終還是沒有得到任何關於毛澤東去向的信息。
大雨斷斷續續。
遠處的山溝裡和山頭上，國民黨軍追兵的人喊馬嘶之聲清晰可聞。「隔了一個山，就像隔了一個世界哩。」毛澤東對身邊的警衛戰士說。在當地老鄉的帶領下，毛澤東一行在敵軍的縫隙中繞來繞去，十日早晨天亮時，到達靖邊縣天賜灣村。
火升起來，人們忙著做飯和烤衣服，但是偵察兵的報告又來了：劉戡的部隊已經越過小河村追過來；另一支國民黨軍追兵，董釗的整編第一軍也自南而來，兩支追兵現距天賜灣都不足十公里。機槍聲從不遠的地方傳來，人們迅速收起電台，緊急準備轉移，警衛戰士被分成幾個小組分別跑向村外，連毛澤東的內衛排也被派出去偵察了。
雨過天晴，剛剛露出的太陽瞬間就成為一輪烈日，撤出天錫灣的毛澤東走進一條山溝裡。他說：「敵人向山上來，我們立刻就走。敵人順溝過去，我們就住下。我估計，敵人並沒有發現我們。」然後，毛澤東作出一個驚人的判斷：敵人「十二點鐘以後可能要退」。沒有人認為毛澤東的判斷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毛澤東開始羅列他的一系列理由：一、老百姓不喜歡國民黨軍隊，不會對他們說實話，別看他們追得凶，實際上劉戡和董釗都不知道我們到底在哪裡。二、他們從延安和安塞來，是為了執行蔣介石部署的襲擊小河村的命令，他們既然已經佔領了小河村，就算執行了命令也完成任務了，他們只要能向蔣介石交差就行。三、他們只帶了四天的口糧，走到小河村就吃光了，老百姓又不給他們，他們不撤退大隊人馬吃什麼呢？四、我們現在位於胡宗南與馬鴻逵防線的接合部，他們兩人向來鉤心鬥角，都想保存實力和削弱對方，他們誰都不會到這個接合部來與我們真槍實彈地打。
中午十二時剛過，各路偵察分隊紛紛報告說，追兵順著山溝向保安方向去了。
毛澤東一行在天賜灣住了七天。
電台架好之後，毛澤東給各解放區首長發了平安電報：
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劉戡率四個旅至我駐地遊行一次，除民眾略有損失外無他損失，中央仍在臥牛城附近不遠地方工作。我主力現在隴東作戰，並準備於下月初調陳賡縱隊過河，與邊區部隊協力殲滅胡宗南，奪取大西北。
此時，內戰爆發整整一年。
國共雙方都稱已取得戰爭勝利。
國民黨方面的輿論認為，經過一年的戰爭，共產黨人丟失了絕大部分城市和幾乎所有的重要交通線和交通樞紐，國民黨軍已經深入到解放區的內部，共產黨軍隊連同他們的首腦機關都已被趕到鄉村野外。即使在殘存的解放區內，也因為土地面積的減少而發生了嚴重的生存困難，特別是自然災害不斷幾乎導致經濟的崩潰。在陝甘寧邊區，糧食產量減少一半以上，軍工生產的重要物資棉花的產量更是減少了百分之七十。當戰爭被推向解放區內部時，共產黨軍隊必須依靠區域內的人力和物力資源支持作戰消耗，由此造成解放區百姓的戰爭負擔越來越重。在山東戰場，由於作戰雙方投入兵力近百萬，又有一百三十萬民工趕赴戰場支前，「人力、物力的消耗空前巨大，山東的水都幾乎要喝乾」。而在晉冀魯豫解放區，戰爭進行了一年以後，百姓承擔的公糧份額與其收入比，由原來的百分之十二點三上升到百分之十四點九，「農民的雞、豬、牲口看見的不多了，村莊的樹也不見了」。
「共產黨是否失敗了？」
中國內戰爆發一年之後，世界輿論就這個問題作出大量評述，似乎都傾向於認為蔣介石打了勝仗——「他佔領了共產黨在整個華北的大城市和約一百六十多個中小城市，你從地圖上——地圖上只標出城市——就可以看到他佔了多少土地。甚至一九四七年夏在莫斯科，我也聽到了這種流行的說法：『太不幸了，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取勝，因為他們沒有重工業。』……當我向莫斯科外交學院的一些學生保證，中國共產黨正在取得勝利，他們堅決表示：『不可能，他們把城市都丟光了。』」
顯然，中國共產黨人並不這麼認為。
毛澤東「對城市的丟失表現得很鎮靜」，他認為蔣介石佔領大城市的結果，僅僅是得到了一些「空蕩蕩的大樓和美國的大號新聞標題」，重要的是國民黨軍隊為此「損失了有生力量」。
朱德聲稱，共產黨人要放國民黨軍進入大城市：「我們放他們進來，他們駐在城市裡，一派隊伍出城要糧，我們就把他吃掉。吃得差不多了，我們就收復城市。」
而陳毅則說：「按傳統的軍事戰略，我們應該調最精銳的部隊去保衛城市，並考慮我們能據守多久。但是，我們根本不這樣做。我們所考慮的是，我們能消滅掉多少出動的蔣軍，他們遭到重創之後，將於什麼時候撤退，以及在他們潰退時，我們將如何進一步消滅他。」
劉伯承的理論是：「得人失地，地可奪回；得地失人，人地兩空。」他認為一年來的戰爭於共產黨人很是合算：「我以十七座城市換取了蔣介石六萬軍隊，據說蔣喜歡這筆買賣，他還要繼續幹下去，我也樂於奉陪。」
國際輿論如果不是在政治上褊袒國民黨政府的話，也因地緣文化的差異無法理解中國共產黨人獨特的計算方式。實際上，中國共產黨人自建立自己的武裝以來，始終在以這種計算方式來衡量著自己的得失。內戰爆發一年，國民黨軍在總兵力上的損失證明了這一點。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國民黨正規軍已在戰爭中損失七十八萬人，約合二百九十三個團；非正規軍損失三十四萬人，約合一百二十八個團。由此，國共雙方兵力對比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共產黨軍隊總兵力由內戰爆發時的一百二十七萬人，增加到一百九十五萬人，野戰軍兵力從六十一萬人增加到一百零三萬五千人；而國民黨軍的總兵力從內戰爆發時的四百三十萬人下降到三百七十萬人，其中正規軍兵力從兩百萬人下降到一百五十萬人。共產黨軍隊兵力的增加顯然受益於經過土地改革翻身青年農民的參軍熱情，同時也得益於相當數量被俘國民黨軍士兵的立場轉變。
國民黨軍總兵力的下降至少給他們帶來兩個危險：第一、缺乏戰略機動兵力。其二百二十七個用於進攻解放區的作戰旅中，因為要擔負漫長的交通線和大量的大中城市的守備，能夠投入戰場進行機動作戰兵力不足五十個旅。第二、後方守備空虛，由於戰場集中在中國的北方，長江以南以及新疆、青海、寧夏等十九個省，僅僅駐防著二十一個旅，其中的湖南、廣西、貴州、福建、浙江和江西六省間竟然沒有一支正規軍，這導致了戰爭必備的二線部隊幾乎不存在。
由於戰爭規模巨大，國民政府的軍費開支已經佔其全部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沉重的戰爭負擔讓國民政府感到了空前的財政壓力。抗日戰爭結束時由於得到美國大量的裝備、物資和資金而實力充足的黃金時期已經過去。一九四七年，美國資本在華投資占各國在華投資總額的百分之八十，這些外國資本和官僚資本一起控制著中國經濟，民族資本遭到毀滅性打擊，中國經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嚴重萎縮，全國的工業產量在一年中急劇下降近百分之四十。在國民黨政府控制的農村地區，封建土地所有制使農民生活日益悲慘，大量的農民逃離土地而選擇流浪，一九四七年，僅河南、湖南和廣東三省棄耕的農田就達五千八百萬畝以上。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五月三十日寫給國務卿馬歇爾的信中說：「由於糧食問題，中國的經濟形勢普遍比已知的情況更加糟糕……在長江流域的華南，百分之八十的農民現在完全沒有大米，大米都在富裕的地主手裡。」
經濟的惡化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一九四七年，國民政府財政收入為法幣十四萬億元，而支出卻高達四十三萬億元。轉嫁巨大赤字的辦法，一是向民眾增加捐稅，二是大量印刷紙幣——「民國萬稅，百姓只有放屁方不納稅。」內戰爆發時，國民政府的紙幣發行量是三萬七千億元，而到一九四七年便猛然增到三十三萬億元，以至中國的印刷廠無法承擔如此巨大的印刷量，需要美國和英國的印刷廠協助印刷。貨幣的大量發行引起物價飛漲，物價平均價格已是抗戰勝利時的六萬倍。有人因此推算出國民政府發行的一百元法幣的購買力演變過程：一九三七年可以買兩頭牛，一九四五年可以買兩個雞蛋，一九四六年可以買六分之一塊肥皂，一九四七年只能買到一顆煤球。
人民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抗議風潮四起，抗議的內容多是「反飢餓」、「反內戰」。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國民黨軍界元老馮玉祥發表了一份《告全國同胞書》，稱「玉祥是國民黨員，在國民黨的每個黨員，都應該本著自己的天良來說真話」：
……自去年推翻政協決議，開始打內戰以來，在國際上，美國的報紙沒有一天不說：南京是壞政府，南京是獨裁政府，南京是最貪污的官僚集團；又說世界不和平完全由中國打內戰惹出來的，非共管中國不可……美國人要共管我們，我們自己還打什麼？……經濟的事，由二百二十元法幣換一元美金，內部打起來了，就漲到一萬二千換一元美金，最近到了兩萬八千至三萬了。公務員的薪水，怎麼長，也趕不上米價長得那麼快。這樣，人民怎麼活呢？還怪人民搶米嗎？……團有團的歷史，軍有軍的歷史，隨意亂撥，殘廢的、受傷的和陣亡的官兵，怎麼考查呢？故意地弄糟糕，軍心渙散到了極點，許多有知識、有功勞的軍官去哭靈，世界各國無不大聲失笑……為什麼許多軍人，成軍、成師、成團、成營到共產黨裡頭去？就是拿著軍人太不當人看。這樣下去，賞罰不公，是非顛倒，還要出更大的亂子。政治全在用人得當，全在親民，不拿人民當主人，還是什麼民國？……人民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勝利（抗戰）之後，又隨便徵糧，隨便徵兵，糧征走了，人民吃什麼？兒子抓走了，他這一家人怎樣過呢？人民都死光了，政府還有什麼用？「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違背了民意，就是違背了天意，違背了天意，還有能不失敗的嗎？
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輿論，談論最多的還是國共雙方軍隊的士氣。
戰爭已經進行了整整一年，蔣介石在各種場合反覆強調的是士氣問題——「剿匪軍事，到現在已經荏苒一年，我們不但尚未把匪軍消滅，而且不能使剿匪軍事告一段落，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匪軍何以能用劣勢裝備而且毫無現代訓練的部隊來擊敗我們整師整旅的兵力？此其原因何在？結症何在？……主要的必然不在物質方面，而是在士氣精神上面。」蔣介石認為，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不把與共產黨軍隊作戰「當作生死攸關的一件事」，這無疑是最危險的「失敗的朕兆」：
……現在一般高級將領對於統帥的信仰，可以說完全喪失了！我親口說的話，親手定的計劃，告訴前方將領，不僅沒有人遵照實行，而且嫌我麻煩覺得討厭！以為委員長年紀老了，過了時代，好像家庭裡的一個老頭子，嘮嘮叨叨，什麼都管，盡可不必重視他……對於統帥的信心如果不能恢復，那我們今後作戰不僅不能勝利，而且還要陷於更悲慘的境遇——大家都要作土匪的俘虜！
而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寫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對國民黨軍隊的士氣問題有如下描述：
目前的軍事行動，已超過了許多月以來的規模。國民黨政府顯然想要，而且非常需要在山東獲得一次大的軍事勝利，但他並未得到這個勝利……政府軍有日益不願打仗的跡象……當敵人是日本人的時候，不斷的打仗似乎還有些道理，而這是打中國人的時候，就沒有多大鬥志了。這種士氣的消沉，似乎反映軍隊中並不瞭解內戰究竟為了什麼。而在某些場合，他們就容易接受共產黨要他們放下武器的呼籲。
美國記者葛蘭恆訪問了設在山東半島深山裡的一所「解放軍官招待所」——實際上就是一所戰俘營——「招待所」裡住著五十多名被俘的國民黨軍高級將領。
到達「解放軍官招待所」需要步行穿過許多險峻的山谷和隘口。這裡是一個極其秘密的地方，也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地方——「猶如香格里拉的縮影」。八間房屋分佈在兩個院子裡。還有一個院子是俱樂部和食堂。窗戶上都安了阻擋蚊子的紗布。這裡吃得不錯，每天有兩斤四兩糧食，兩斤半蔬菜，每個月有四斤肉，而負責警衛的解放軍幹部和戰士一律吃粗糧和鹹菜。這裡甚至還可以享受到「一個小小的奇跡」，即兩個「與人體一樣大的外國搪瓷洗澡盆」，澡盆是解放軍官兵靠人力千辛萬苦才運進山裡的。這裡禁止使用「戰俘」或「犯人」這樣的字眼兒，被俘人員一律被稱為「解放軍官」，他們的被俘日被稱為「被解放日」。他們由一個自己民主選出來的委員會管理自己，「只要他們不搗亂不逃跑，就會享受到充分尊重，有充分的言論和集會的自由」。這裡的學習安排得十分緊張，內容包括「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之比較」等等——只有一位將領不願意參加學習，他就是原國民黨軍整編二十六師師長馬勵武——「馬將軍除了學英語外，頑固拒絕學習任何別的東西。」
美國記者給這些被俘的國民黨將領開列出需要調查的問題。在回答「什麼人應該為這場內戰負責」這一問題時，記者得到的結果是：認為「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應該負責的有二十一人；認為陳立夫兄弟應該負責的有十八人，認為陳誠應該負責的有十五人；認為喬治·馬歇爾將軍應該負責的有十一人；認為蔣介石和毛澤東應該共同負責的有三人，認為蔣介石應該單獨負責的有六人，認為毛澤東應該單獨負責的有一人，對此不發表意見的有三人。令美國記者感到吃驚的是，在這些國民黨軍高級將領中，「很少有人，也許根本沒有人」認為國民黨能夠在這場內戰中取得勝利。一位國民黨軍的師副參謀長告訴記者：「早在山東戰役開始之前，我們軍官就都認為，國軍很快就會打敗……不是為了下面的三個理由，我早就離開部隊了：我在部隊人事關係很好；我曾向部隊借了款，我要還債；我的家完全靠我的薪水生活。」當被問及你的部隊失敗的原因時，四十五票認為國民黨軍戰略錯誤，四十四票認為國民黨軍情報工作差，三十八票認為低估了共產黨軍隊的力量，二十四票認為國民黨軍最高統帥領導無方，同樣的二十四票認為解放區百姓憎恨國民黨軍隊，十八票認為國民黨軍隊供應線太長，十七票認為國民黨軍士氣低落，十二票認為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對內戰漠不關心，同樣的十二票認為裝備差，十一票認為氣候惡劣，九票認為國民黨軍官之間存在矛盾，七票認為國民黨軍官被打死後士兵立即投降。
倔強的馬勵武將軍終於願意與記者交談了。他首先對共產黨在解放區搞土改的作法表示讚賞，認為只要堅持搞下去，必會取得更大的社會成果。但他對停止內戰、實現和平的前景表示悲觀：「蔣介石本人知道戰爭必須停止，但是我認為他不會放棄戰爭。即使是錯誤的政策，他也會執行到底。因為他認為他就是政府，他必須維護他本人和國家的共同威信。而且，戰爭結束，他的事業可能也就結束了。」
「共產黨絕不能打敗我們。」雖然對國民黨軍無法遏止的腐敗和普遍低迷的士氣感到無比憤怒，但蔣介石依舊認為他有把握贏得戰爭，他的理由是軍隊和武器的強大：「比較敵我的實力，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我們都佔有絕對的優勢，軍隊的裝備、作戰的技術和經驗，匪軍不如我們，尤其是空軍、戰車以及後方交通運輸工具，如火車、輪船、汽車等，更完全是我們國軍所獨有，一切軍需補給，如糧秣彈藥等，我們也比匪軍豐富十倍，重要的交通據點，大都市和工礦的資源，也完全控制在我們的手中。」
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九日，蔣介石召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試圖在內戰爆發一週年之際再次探詢一下美國政府的立場。司徒雷登的具體立場是：中國的內戰已到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委員長絕不能再猶豫不決，要不宣佈與共產黨重新開始談判，要不宣佈共產黨是武裝叛亂集團已危害民族利益，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司徒雷登敦促蔣介石立即做三件事：
一、採取緊急措施，發佈宣言，向全國人民說清楚：「如果共產黨人拒絕最近的和平建議」，應該讓他們對中國人民負責；如果共產黨希望維護在立憲政府下出現的民主生活，他們就應該與國民黨人一起工作，「從危險中解救國家」；
二、政府應該尊重公民的自由，「危機時期需要政府以極大的勇氣和無私的態度厲行改革。否則政府不得人心，將為人民唾棄；
三、委員長本人應該「遊歷全國，發表演講，喚起民眾團結在新的運動周圍」，一旦獲得人民的支持，就不必「因共產黨的軍事力量或其他行動而擔驚受怕」，同時還能「贏得美國及世界各國的充分同情」。
蔣介石接受了司徒雷登的建議。
司徒雷登所建議的「新的運動」是什麼？
隨著國民政府連續宣佈和採取的一系列措施，這個「新的運動」終於有了一個新名詞：「戡亂總動員」。
六月三十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開會議，討論是否對共產黨「正式頒布討伐令」的問題。結果是與會者一致表示：「極應明令剿辦，戡平內亂。」緊接著，七月四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交議」的《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方針案》，並以國民政府名義頒布了《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共匪叛亂訓令》。之後，又頒布了《立即實施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大綱》和《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辦法》。
至此，無論是國內輿論還是世界輿論，一直以來對中國前景的種種猜測，終於有了明確答案，那就是戰爭。
從這一時刻起，國共兩黨已經沒有任何和談的可能，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為保衛解放區而進行的戰鬥已被明確定性為「武裝叛亂」，共產黨人已成為實現民主和實施憲政的最大「障礙和敵人」——蔣介石的心情暢快了一些，因為該明確的事終於明確了，這樣一來，消滅共產黨的戰爭「就簡單多了，對於民眾的號召也便利多了」——「國務會議通過總動員令，實為對共匪的重大之打擊，不僅軍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這是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個嚴重事件。
內戰爆發一年以來，即使國民黨軍對各解放區大舉進攻，即使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不同的戰場都在進行反擊作戰，國共兩黨之間依舊存在著溝通的渠道，甚至還保持著溝通乃至和談的態勢，至少國民黨方面沒有如同一九二七年國共決裂時那樣公開宣稱對共產黨人斬盡殺絕。同時，無論戰爭進行得如何慘烈，國民政府雖將絕大部分正規軍都派往了各解放區戰場，但終究沒有宣佈全國進入戰爭狀態。
但是，這一切都隨著「戡亂總動員令」的發出徹底改變了。
七月十三日，新華社發表了題為《總動員與總崩潰》的社論，言辭之尖刻，顯然是毛澤東的文風：
七月四日蔣介石的「戡平共匪叛亂動員令」絲毫沒有令人驚異。蔣介石早已決心與全國人民為敵到底，背叛政協路線到底，把內戰打到底，把任何和平妥協之門關到底，所有這些人民都早已知道了。所以美聯社說：「這個命令的實際意義沒有象徵的意義那麼多。」它有什麼象徵的意義呢？它象徵蔣管區的人民將要遭受更大的壓迫。蔣介石既然正式宣佈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為「共匪」，正式宣佈任何和平運動為「法外之滋擾」，那麼一切要求民主的人，要求和平的人，包括國民黨內日見增多的傾向和平的人，就都可以公開逮捕殘殺了。它象徵蔣管區人民將要遭受更重的徵兵、徵糧、徵稅、派款、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破產和飢餓的災難。蔣介石把這些災難叫做「全國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利」，因此說如果今日削弱了國軍，就是動搖了「全國人民的基本生存權利」。它象徵蔣介石將要進一步賣國，以獲得美帝國主義的進一步援助，蔣介石的發言人已經暗示南京將要接受「與希臘相同的財政、政治和軍事的監督」。但是最重要的，它是象徵著蔣介石的統治將要總崩潰！事實上，蔣介石的真正總動員老早實行過了，在以前他是只做不講；現在他已經沒有什麼可以總動員，只等著一個總崩潰了……
七月初，獲悉國民政府宣佈中國全面進入內戰後，杜魯門總統決定「就中國現在及未來的政治、經濟、心理和軍事情況，作一估量」。十一日，抗戰期間曾擔任過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率調查團到達中國，調查團成員包括來自美國國務院、財政部、陸軍部、海軍部的軍事、政治、經濟、新聞和公共事務等方面的專家和顧問。杜魯門總統對魏德邁的指令是：只有得到中國政府對中國復興計劃提出令人滿意的證據以及美國的援助能夠切實做到被美國政府所監督的保證之後，美國才考慮對中國的援助。
自從下飛機開始，魏德邁就沒有給蔣介石任何一種友好的表示。他首先聲明他不是來旅遊的，不接受任何應酬，因此拒絕了蔣介石的歡迎宴會，然後在簡單聽取了宋子文、孫立人等人就中國目前局勢的介紹後，立即率領調查團離開了南京。一個月內，調查團走遍瀋陽、撫順、北平、天津、青島、濟南、上海、武漢、廣州和台灣等地，會見當地的政府官員和各界人士，召開了一連串的座談會。八月二十二日，魏德邁宣佈考察結束。蔣介石準備了盛大的餞行宴會，魏德邁卻要求把宴會改為他的演講會。魏德邁的演講讓蔣介石和國民黨高級官員目瞪口呆：
中央政府不能以武力擊敗中國共產黨，而只有立即改進政治及經濟狀況以爭取人民群眾忠心的、熱烈的、至誠的擁護。中央政府在共產黨的猛攻之下能否屹立或倒台，將決定這種政治與經濟狀況改進的效率與時機……根據我的調查，我發現不少政府官員將他們的兄弟子侄安置於政府，任職於國營或私營公司之中，利用職權不顧國家與人民的福利而謀取巨利。假如諸君對各種大銀行組織及其他新設的商業組織做一調查以確定這些組織已經賺了多少錢，這些錢已付給何人或何種人的集團，那是很有趣而且足以暴露真相的。
即使登上了返回美國的飛機，魏德邁對國民黨官員的憎惡依然未消：「大多數人的品行是特別表現出貪婪、無能昭著，或者二者俱全。」
儘管對國民政府的種種腐敗和無能瞭如指掌，魏德邁回國之後還是向杜魯門總統提出了給予國民政府大規模援助的建議，他的唯一出發點是：為了防止蘇聯控制中國——「一個與美國友好或結盟的統一的中國，不但可供給重要的海空軍基地，而且從它的幅員與人力來看，也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盟友。」為此，魏德邁甚至提出按照聯合國憲章「將滿洲置於五強監護制度之下」，他擔心由於國民黨軍隊在中國東北的失敗導致那一重要地域為蘇聯所控制。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軍隊與共產黨軍隊作戰的另一個原因，司徒雷登說得悲傷而無奈：「我們無法把所有的部隊再運回來。光是把其中的一部分運到現在的陣地，美國已經花費了三億美元。」
此刻，遠在陝北的毛澤東又返回到靖邊縣的小河村。
小河村裡一個穿著件粗白布褂子的十四歲女娃蘭蘭給毛澤東做了一雙新布鞋。毛澤東穿了，很合腳。
蘭蘭的母親問毛澤東：「苦日子啥時候能到頭？」
毛澤東回答說：「快啦快啦。」
七月二十一日，在小河村，中共中央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史稱「小河會議」。
天氣熱了，警衛戰士在院子裡搭起一個很大的涼棚，幾乎把整個院子都遮住了。參加會議的除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陸定一、楊尚昆之外，還有從前線趕來的彭德懷、習仲勳、馬明方、賈拓夫、張宗遜、王震、賀龍、張經武、陳賡等將領。所有人都坐在從百姓那裡借來的板凳上。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提出一個考慮甚久的「戰爭時間表」，即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大約需要五年時間：
我們說對蔣介石的鬥爭計劃用五年來解決，這也用不著講出去，還是要作長期準備，五年到十年甚至十五年，而不要像蔣介石那樣，先說三個月要解決共產黨，又說幾個月，到了現在又說是才開始。
後來解放戰爭的歷史證明，從毛澤東提出這個時間表開始，到共產黨人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其進程僅用了不到三年。毛澤東主張從現在開始，各主力部隊要從解放區內打出去，將戰爭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進攻。毛澤東認為，儘管軍事形勢依然嚴峻，但改變形勢的條件已經形成，戰爭不能按照蔣介石的計劃繼續在解放區內打下去，不能讓戰爭使解放區民眾的負擔一日甚過一日，不能讓土地改革後的解放區遭到徹底的破壞和毀滅。毛澤東說：「蔣介石搞了個黃河戰略，一個拳頭打山東，一個拳頭打陝北，想迫使我們在華北與他決戰。可他沒想到，自己的兩個拳頭這麼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來了。所以，我們呢，給他來個針鋒相對，也還他一個黃河戰略：緊緊拖住他這兩個拳頭，然後對準他的胸膛插上一刀！」由戰略防禦轉到戰略進攻，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基本任務是：
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我軍第二年作戰的部分任務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廣大地方部隊繼續在內線作戰，殲滅內線敵人，收復失地。
這是一個驚人的決定。
此時，共產黨軍隊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裝備上依舊處於劣勢，國民黨軍隊佔有其廣大控制區內豐富的人力和物力，美國政府繼續對其進行著軍事和經濟上的援助，戰爭所需要的巨大資源的天平依舊在向國民黨一方傾斜。國民黨軍隊的三十一個旅壓在陝北戰場上，五十六個旅壓在山東戰場上，在東北戰場也保持著相當規模的兵力，而在這些區域裡的共產黨軍隊正在與國民黨軍隊艱苦作戰。陝北解放區首府延安、山東解放區首府臨沂和華北解放區首府張家口等重要城市相繼淪陷敵手，全國範圍內的解放區面積都在逐步縮小——無論從哪一方面講，對於共產黨一方來說，戰況好轉的跡象並沒有顯露。那麼，毛澤東主張的進行全面反攻的依據何在？大兵團離開解放區，「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這一大膽設想的令人擔心之處是：自創建以來就依賴根據地生存的共產黨軍隊，一旦離開解放區人力物力的依托，離開了解放區民眾的支援，糧食彈藥如何籌措？支前民工從何而來？官兵負傷安置在哪裡？遭到包圍後往何處突圍？從戰爭爆發以來的態勢上看，蔣介石不正在處心積慮地要把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從其控制區裡趕出來加以消滅嗎？
毛澤東站在被連綿的黃土高原所環繞的小河村裡極目遠眺。
解放戰爭的重要轉折時刻就要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