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時間，社會上流傳著一些謠言，說是有一個犯罪團伙，專門偷搶綁架憨子和少年，摘除他們的器官，賣到香港去。甚至還有人說這個犯罪團伙明碼標價，搞到一個憨子，出價五萬元；搞到一個少年，出價八萬元。而他們把一顆心臟偷運到香港去，就能夠賣十萬元，一個腎可以賣五萬元，一個胃也是五萬元，算下來一整套的人體器官，就能夠賣到幾十萬元。這些謠言讓社會上人心惶惶，夜晚少年們不敢出門，而憨子的父母也不敢把憨子單獨放在家裡。
社會上的這些謠言也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壓力。我們向上級保證一定盡快破案，上級要求限期破案，我們的心理負擔很重。辦過案件的人都知道，要求限期破案是不切合實際的，因為案件的偵破有很多偶然因素，不是人力所能夠決定的，不是說我們好好努力，夜晚不睡覺，就能夠破案，如果沒有契機出現，你再努力也無法破案。可是中國自古到今一遇到大案命案，上級都要求限期破案。比如說《水滸傳》，景陽岡上有大蟲傷人，官府就要求限期捉到大蟲，捉不到大蟲，就打得獵戶們皮開肉綻；如果不是武松打死了那只吊睛白額大蟲，獵戶們不知道還要被打多少次。獵戶出身的兩兄弟解珍解寶也是這樣，被官府逼迫，夜晚去荒山上給老虎下套，沒想到打到老虎了，卻被一個姓毛的富商給私吞了。
那些天裡，我夜晚總是失眠，不知道這些案件怎麼偵破。按照作案特點來分析，這些案件能夠並案，也就是說，這些失蹤案件，肯定都是一個犯罪團伙所為。
可是，這個犯罪團伙在哪裡？我們一點線索也沒有。
我這樣焦慮了一個多月，有一天，我們接到了一個山西警方來的電話，要求協查一個人，這個人是一個憨子。
山西警方說，一天凌晨兩點，他們例行巡邏時，看到有一個人沿著公路行走，走路的姿勢很奇怪。他們下車攔住這個人，看到這個人神情恍惚，目光散亂，臉上全是汗水和泥土，衣服也很髒。他們問這個人的名字，他說不清楚；問他家在哪裡，他還說不清楚；問他要去哪裡，他照樣說不清楚。這個人說話含糊不清，但是能夠聽出來是陝西口音。
憨子說話是陝西口音，那麼說明這個憨子是陝西人，可是，陝西的憨子怎麼能夠跑到山西去？陝西和山西中間隔著一座中條山，還隔著一條黃河，依靠憨子一個人絕對是不能夠去往山西的，他連怎麼買票，怎麼乘車乘船都不知道。那麼，陝西的憨子在山西出現，說明他是被人帶往山西的。
誰把他帶到了山西？是他的父母嗎？應該不是的。因為父母一般是不會帶著憨子出遠門的，一是害怕跑丟了，二是嫌丟人。那麼，會是誰帶著陝西的憨子去往山西呢？
帶他去往山西的人，很可能就是我們要找的犯罪團伙。
接到山西警方的電話後，我興奮不已，立即和譚警官買了火車票去往山西那座城市，找到了那家給我們提供線索的派出所。
我和譚警官，還有憨子，面對面坐在派出所的一個房間裡，我們仔細地詢問憨子，可是憨子連一句完整的話也說不清楚。我們從他口中問不到一句有用的信息。我們又拿著當初那些報案人提供的失蹤憨子的照片比對，發現這個憨子也不在失蹤者之列。
一些生了憨子的父母，不願意給憨子照相，覺得憨子丟人。這次，還有三個失蹤的憨子沒有照片，眼前的這個憨子是不是就在那三個人之列？可是沒有照片比對，怎麼辦？
後來，我想出了一個辦法，把那三個憨子的父母姓名逐一說出，觀察憨子臉上的神情變化。可是，無論我說出誰的名字，憨子都在齜牙咧嘴地笑。後來，我說出了「趙本山」，他還在笑。
沒辦法，這招不管用。
憨子的身份不能確定，這個案件就無法找到突破口。
我仔細觀察坐在對面的這個憨子，看到他衣衫襤褸，頭髮髒亂，散發著一股酸臭味。他的指縫間又黑又髒，藏滿了黑色的煤末；他的頭髮裡也藏著煤末。我讓譚警官脫下憨子的衣服，看到憨子肩膀上有一處新鮮的傷痕，傷痕裡居然也是煤末。
山西的這座城市，多年來都被聯合國評為環境最差城市，空氣中也飄蕩著黑色的粉末，坑坑窪窪的馬路邊，全是一層一層的煤末，去飯店吃飯，飯碗端上來，你還沒有顧得上吃，飯碗裡已經落了一層煤末。這座城市的經濟依靠煤炭支撐，而多年的過度開釆，對環境的破壞相當大。
憨子的手上有煤末，頭髮裡有煤末，這不奇怪，居住在這裡的人，很多人都是這樣，即使剛剛洗過的臉，時間不長，臉上就落了一層煤末。奇怪的是，他肩膀上的新鮮傷疤，傷疤裡居然有煤末。肩膀外穿著衣服，衣服阻擋了他的身體，可是他身體上的傷疤裡怎麼會有煤末？又是誰打傷了他？
從憨子的身體特徵中，可以斷定，他是在煤礦裡做工。
當時，我的第一判斷是，這個憨子被人控制，在小煤窯裡打黑工。黑心礦主喜歡僱用憨子，因為憨子幹活下死力，還不需要支付工資。用書面語言來說，憨子就是小煤窯的包身工。
不久後，山西洪洞縣發現了大量的現代包身工，這些包身工以憨子居多，在黑磚窯裡幹活，忍受著極度的摧殘。黑磚窯的老闆和打手，動輒對他們毒打，還放狼狗咬他們。至於他們的居住環境和飲食，那更沒法提了。他們的生活不如豬狗，而每天還要進行超負荷的勞作。黑磚窯出現的包身工，證明我那時候的判斷，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可是，我沒有想到的是，黑磚窯已經夠殘忍了，而這些憨子的遭遇，比黑磚窯還要悲慘。悲慘的程度，超出了我的想像，也超出了任何一個正常人的想像。
如果能夠找到憨子打工的那家小煤窯，憨子的身份可能就會知曉。可是，山西這座城市的各種小煤窯、黑煤窯有多少？絕對是一個龐大的數字，可能連煤炭管理部門都無法統計。所以，要通過小煤窯找到憨子的身份，是不可能的。
然而，這個說不出一句完整話的憨子，又是當時案件的唯一突破口。
我們把憨子送到了附近的康復醫院裡，期盼著奇跡會發生，憨子的大腦如果能夠進行正常思維，說出自己遭遇的一切，那案件就迎刃而解了。
半個月後，從康復醫院傳來的消息是，憨子無法正常回答問題，他總是所答非所問。有些智障人士可以通過康復治療恢復一些記憶，這主要是指後天的智障人士；而對於先天的智障人士，則就無能為力了。
沒辦法，我們只好把憨子送到救助站。一旦憨子能夠說出他的家庭地址，救助站就能夠把他送回家。如果憨子一直說不出他準確的家庭地址，救助站就一直養著他。這是全國各地救助站的職責。
又過了半個月，救助站傳來消息說，憨子總在說一個名字，這個名字似乎是孫海莊，因為憨子的發音很不准。問他父親叫什麼名字，他說孫海莊；問他母親叫什麼名字，他還說孫海莊；問他家住在哪裡，他依然說孫海莊。孫海莊到底是一個人名，還是地名，不得而知。
我和譚警官反覆分析憨子的口音，他的口音應該是秦嶺山中安康地區一帶的，他說的每句話最後一個音都會上翹，安康一帶的人說話都是這種口音。憨子應該是安康一帶的人。而更讓我們振奮的是，這一年來神秘失蹤的智障人士和少年，也都是安康人。
我們找到安康地方志辦公室，請求他們幫忙查找是否有一個名叫孫海莊的村莊，還真的找到了，是一個只有十幾戶人家的小自然村。我們又詢問村莊是否有一個二十多歲的憨子，村長說，村子裡有近百口人，但是沒有一個是憨子。
我們又讓安康地區的戶籍警幫忙查找是否有孫海莊這樣一個人，結果查找到了八個，其中七個人都健在，他們的家庭中沒有一個人是憨子，而那個去世的人，死的時候都已經五十多歲了。
僅僅憑這些，是完全無法斷定憨子的身份的。而且，憨子吐字不清，他到底說的是孫海莊，還是孫海光，還是宋懷壯，還是蘇海壯，我們都沒法判斷。
僅有的一條飄忽不定的線索中斷了。
當時，我們只是從生者中尋找與這個憨子的關係，完全沒有想到這個死者居然與憨子有關係。這個案件的偵破，我們從一開始就走了彎路。但是，誰又能想到，一個死去多年的人，會和一個神志不清的人有關係。如果你不瞭解案件的整個經過，你是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他們之間那種微妙的、如絲如縷的關係的。
截至目前，這個案件已經有了很多疑點。那麼多的智障人士在一個集中的時間段裡消失，也都是在安康的兩個縣裡消失，為什麼犯罪分子專門盯上智障人？他們偷搶，或者誘騙這麼多的智障人士做什麼？他們為什麼要長途奔波，把智障人帶到千里外的山西？他們到山西來做什麼？這個被發現的智障人士是從事與煤炭有關的工作，很可能是井下挖煤，那麼是誰在控制他？他又是如何能夠從井下逃脫的？
把這些疑點歸納起來，我們可以總結出一條犯罪鏈條：有一夥犯罪分子，搜羅陝西安康的智障人士，也包括還在上中學的學生，用誘騙的方式帶著他們上火車，來到山西的這座城市，將這些智障人士和中學生，賣給小煤窯主，從事井下挖煤工作。因為這些人是買來的，所以煤礦主可以不支付他們工錢，而讓他們沒黑沒白地幹活。如果這些被買來的商品不聽話，他們就毒打。如果這些人被打死了，或者累死了，在八百米深處的井下，挖個坑掩埋了，沒有人會知道這些罪惡。
後來的偵破結果出來後，證實我們的猜想和事實有部分吻合，但是，事實上，這些犯罪分子比我們猜想的還要罪惡得多。
我們也曾想過通過煤炭管理部門，在一家家煤礦進行排查，看看是否有智障人士。可是，那些黑煤窯，一看到有穿制服的人來了，馬上就蓋上礦井，逃之夭夭。還有的煤礦主，與執法人員沆瀣一氣，執法人員通風報信，他們會提前把智障人士藏匿起來，我們怎麼排查？再說，這個地區挖煤的農民工，少說也有十萬人，這十萬人如果一一排查，要排查到猴年馬月。而如果僅僅詢問煤礦主，他們肯定都會說自己守法經營，沒有僱用智障人士。
還有，我們兩個外地人，又如何能夠讓這個地區的執法人員在煤礦來一次大檢查，他們怎麼會聽我們的呢！
所以，要破這個案子，還得依靠我們自己。
譚警官有一個同學，在當地勞動局工作，負責勞動仲裁。我們想從熟人入手，瞭解煤礦特別是黑煤窯的情況時，譚瞽官突然想起來他還有這麼一個同學，當初在警校的時候，他們是同一寢室的。畢業後，這位同學在警察行業幹了幾年，就轉行到了勞動部門任職。
我們找到譚警官的這名同學，他叫戴冠全。
多年的同學湊在一起，肯定要喝酒吃飯。那時候針對公安部門的五條禁令剛剛頒布，其中有一條是「嚴禁飲酒」，所以我們都不能喝酒。戴冠全有一個碩大的肚子，應該是長期應酬後酒足飯飽養成的。而當時的同學譚警官依舊「煢煢孑立，形影相吊」，沒有一個凸出的大肚子，可見在一些地方實權部門的油水會有多豐厚。
戴冠全聽我們說想打聽煤礦方面的糾紛，就說了一長串工資方面的問題，井下挖煤的基本上都是農民工，農民工的工資不能得到保障，煤礦一轉手，農民工就拿不到工資。煤礦主都沒有給農民工買三險一金，農民工的權益不能得到保障。那時候還是三險一金，現在是五險一金。
這些都不是我們關心的，但是我們又不能準確地說出想從戴冠全口中得到什麼，所以，我們只能一再地問：「還有呢？還有呢？」
戴冠全說了半個小時後，突然不經意地說到了一個我們感興趣的案件。
他說：「煤礦主的能耐都很大，有的人甚至是手眼通天。有一次，一個煤礦上發生了一起死亡事故，死者家屬向煤礦主索要50萬，他們認為是罐車剎車失靈，導致死亡事故；但是煤礦主認為死者違反了安全措施，是自己撞上了罐車，只賠償兩萬元。雙方為此爭執不下。因為賠償數額相差太大，煤礦主就托人找到我，讓我出面，把索賠價格往下壓一壓，這個煤礦主是我一個朋友的親戚開辦的。我去了以後，就發現有問題。如果是剎車失靈，死者身上只會有一處致命的傷痕，可是這個死者頭上、身上有多處傷痕，於是，我判斷，是有人先把這個人打死，然後把他放在罐車軌道上，偽造罐車剎車失靈，撞死了他。我向煤礦主提出了自己的疑問，並當即報警。可是，事情的處理經過完全超出我的想像。」
我急切地問：「怎麼了？」
戴冠全說：「我報警前和煤礦主溝通過，他堅決不讓我報警。這個我能夠想到，煤礦主擔心自己的煤礦出了刑事案件，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就有可能會引發很多問題。這些小煤窯的問題太多了，只要你去找，就到處都是問題。可是，出了人命關天的事情，我不能隱瞞不報啊，我是從警校畢業的，這點警惕性還是有的。可是，我沒有想到的是，報了警也沒有什麼作用，煤礦主把法醫買通了。法醫查看了死者後說，煤礦安全沒有問題，死者是自己喝醉了酒，撞上了罐車。罐車安全設施沒有問題，此事故與煤礦無關。後來，煤礦主本著『人道主義』的原則，只給死者家屬賠償了兩萬元。」
我氣憤地說：「這些煤礦主真黑啊。」
戴冠全說：「死者是個陝西人。」
我猛然震驚，又是一個陝西人。
失蹤案的偵破絲毫沒有進展，我們就想去煤礦看看，說不定還能夠發現點有價值的線索。戴冠全一再給我們說起煤礦的罐車、巷道、風井、絞車等等，我們一點都不熟悉，我隱隱約約覺得這些失蹤案，可能與煤礦有關，譚警官也是這樣推斷的。可是，如果不熟悉煤礦和礦井，又如何能夠破案？
我們決定就去戴冠全所說的那家發生過兇殺案的礦井。可是，戴冠全不同意，他說那次因為執意報案，得罪了那家煤礦主，也得罪了他那位朋友，他們都不再和他來往，他可以另外介紹一家煤礦，讓我們去。
戴冠全負責當地的勞動仲裁，認識很多煤礦主。
在以後的時間裡，我們一共去過三家小煤礦。最後一家小煤礦讓我們心存疑竇。
煤礦主對我們很熱情，但是我能夠看出來，那種熱情是表面上的，內心裡很拒絕我們。他不想答應戴冠全，但是又不敢得罪戴冠全，於是只好答應。我們的身份是作家，來到礦井釆風，想寫一部反映礦工生活的小說。煤礦主沒有懷疑，他派人帶著我們下到礦井。在暗無天日的八百米井下，我才真正體會到了什麼叫作人間地獄。一群礦工穿著褲衩，赤裸著上身，全身大汗淋漓，掄起鐵鎬在井下挖煤。他們全身烏黑，只有眼白和牙齒是白色的，笑一下，感覺異常恐怖。我們想和礦工聊幾句，但是，帶我們下井的那個人禮貌地拒絕了，他說這樣會耽擱生產。
他為什麼害怕我們與礦工接觸？
回到井上，我們再與煤礦主交談，發現煤礦主的目光躲躲閃閃，游移不定。多年的辦案經驗告訴我，面前的這個煤礦主，一定心懷不可告人的心思。至於什麼心思，我們暫時不知道。
離開煤礦的時候，煤礦主把兩條中華煙和一個厚厚的信封，硬往我們手中塞。我們推辭不掉，回到賓館後，一打開，裡面居然是2000元錢。我們就這件事情詢問戴冠全，戴冠全說：「只要是有單位有身份的人去煤礦，不管幹什麼，煤礦主都會給錢的。不同的單位，給的信封不同，那些實權部門，比如安全檢查部門，煤礦主直接給的就是銀行卡，卡裡面少說也有幾萬元。煤礦主把這叫作捨財消災。」
戴冠全又說：「煤礦主的錢多得是，他們把全民資源佔為己有，拿他們的錢是應該的，你拿的是應該屬於你的那一份，沒有什麼不好意思。」我心中想的是，最後一個煤礦主為什麼和我們交談的時候，神色不寧，他又為什麼不敢讓我們和礦工接觸？
他不讓我們與礦工接觸，我們偏要與礦工接觸，看看這個煤礦主心懷的是什麼鬼胎。
我們在這個小煤窯的附近溜躂，觀察那些礦工，實際上也就是農民工。一些礦工住在煤礦主提供的條件簡陋的集體宿舍裡，一些礦工拖家帶口，在外面租房住。有一天，我們盯上了一名剛剛從井下升上來的老礦工，他滿臉的皺紋，頭髮花白，牙齒也掉了好多，一說話就會漏氣。他和妻子租住在附近的村莊裡。
老礦工租住的房屋異常殘破，坐在地面上，抬起頭來，能夠看到屋頂上的星星。為了省電，這一對老夫妻只安裝了一個十五瓦的小電燈泡，因為電量不足，燈泡太小，房間裡昏黃一片。我們把煤礦主塞給我們的一條中華煙送給老礦工，老礦工看到這麼好的香煙，嚇得不敢接。我們就把香煙放在床頭。
我和老礦工拉了幾句家常，然後問：「叔，你這家煤礦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老礦工悄聲說：「死了人了，老闆不讓給人說。」
我問：「死的是哪裡的人？」
老礦工說：「陝西人。」
我異常震驚，死的還是陝西人！
我問：「怎麼死的？」
老礦工說：「半個月前來了一個瓜子，在井底下挖煤，挖了三天煤，就死了。」山西人把智障人士叫瓜子，陝西人叫憨子，都是一個意思。
當時，我的心中就像雷鳴電閃一樣，可是外表還要裝著很平靜的樣子。又是陝西人！又是智障人！世界上的事情怎麼就這麼巧！我感覺到這起礦難事故絕對和我們要調查的失蹤案件有關係。
我不動聲色地問：「您知道他死的時候的情景嗎？」
老礦工說：「被炸藥炸死了。」
我繼續問：「你怎麼知道他是瓜子？」
老礦工說：「這個人和我們在一起吃過飯，吃飯不知道饑飽，那些人給他碗裡盛多少，他就吃多少；那些人不盛飯了，他也就不吃了。」
我問：「那些人是誰？」
老礦工說：「和他一起來煤礦的人，都是陝西人，都說的是陝西話。」我極力壓抑著心中的狂喜，繼續問道：「和這個瓜子一起來煤礦的，有幾個人？」
老礦工說：「五個。他們在一起很熟悉，應該認識時間很長了。」
譚警官聽到這裡，霍地站起身來，我也站起身來。這些天我們一直在琢磨這些智障人為什麼會被人帶到山西，原來是帶著來山西一起挖煤的。智障人挖煤，肯下死力，但是不知道工資多少，不認識錢，他的工資肯定是被和他一起來的這些人領走瓜分了。
我們奔波了這麼久，調查了這麼久，這些失蹤案，終於看到了偵破的曙光。
我問：「你帶路，我們去煤礦，我們想找那五個和瓜子一起來煤礦的陝西人。」
老礦工說：「他們已經走了。」
我大惑不解，問道：「怎麼走了？」
老礦工說：「瓜子死後的第二天，他們就走了，離開了。」
這五個陝西人帶著智障人來到煤礦，僅僅干了三天，智障人就被炸死了。智障人死後，這五個人也離開了，聽起來好像是不願再待在這個傷心之地。這件事情看起來很不符合常理，一個智障人的意外死亡，難道就對他們這麼重要？那些年，要找一份工作也是比較難的，難道他們就這樣輕易放棄了工作？何況，只干了三天，煤礦主也是不會給工資的，難道他們願意白白給煤礦主幹三天活？」
我問：「你知道這些人叫什麼名字嗎？陝西哪裡人？」
老礦工說：「只干了三天，都不曉得他們的名字，也不曉得是哪裡人。」我說：「煤礦老闆那裡應該有合同吧。」
老礦工說：「我們這裡是小煤礦，一切都不正規，進煤礦不看身份證，不簽合同，干夠一個月，老闆給一個月錢。想來就來，想走就走。」譚警官頹然坐在小凳子上，我的心情也失落到了極點。總以為柳暗花明又一村，誰知道是山窮水盡沒有路。這個案件讓我們很費解，從開始偵查到現在，我們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一樣。犯罪分子在哪裡？不知道。犯罪分子是誰？不知道。犯罪分子怎麼犯罪的？還不知道。作案現場在哪裡？依舊不知道。我們唯一知道的，就是那麼多智障人和少年被從陝西拐騙到了山西，在井下挖煤。
其實，後來的偵破證明，我們所推斷出的這「唯一知道的」，也是錯誤的。我們低估了犯罪分子的殘忍和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