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後，我又見到了徐蓓蕾。
這次是在警車上，警車開往郊外。駕駛警車的司機一臉冷峻，一言不發，目視前方，徐蓓蕾和我坐在後排。徐蓓蕾不斷地看著手機上的時間。我想，他們可能是去執行任務吧。
徐蓓蕾沒有繼續向我講述褚麗麗的案件，而是講起了另外一個案件。
前不久，法院審判了一起這樣的案件，一個農民殺死了自己的母親。從古到今，弒母一直是重罪，是被認為最大逆不道的罪行之一，可是這次，法官卻從輕判處，既沒有槍斃這名兒子，也沒有判處他無期徒刑，只是判處了他四年有期徒刑。針對這起案件，當地的報紙展開了討論，辯論雙方各執一詞，誰也說服不了誰。殺死自己的母親，從古到今都是最為人所不齒的行為，可是，為什麼法官和讀者還在替他辯白？因為這個做兒子的殺死母親，另有原因。
這位母親身患重症，家中無錢醫治，而自己又無法忍受疾病的折磨，一再要求兒子弄點老鼠藥，把自己毒死。兒子不忍心，母親就一再哀求，兒子看到母親這樣痛苦，也想讓母親一死解脫，終於有一天，兒子在母親的水杯中下毒，母親死了。
這個兒子的行為應該如何定罪？是不是謀殺罪？法官們被難住了，後來，院長力排眾議，從輕判處。而有些讀者認為，這個兒子的行為夠不上犯罪，應該無罪釋放。也有人說，無論怎麼說，他也不能殺死自己的母親，他是故意殺人。
我對徐蓓蕾說，確實應該無罪釋放這個兒子，判斷一個人是否構成犯罪，應該看他是不是存有惡意，如果沒有惡意，就不應該認為構成犯罪。
徐蓓蕾說，很多案件，不是那麼容易定罪的。我們刑警感到很多案件難以偵破，而法官也感到很多案件難以下結論。以前，我們總是說以法律為準繩，其實，有些案件當法律與道德交織的時候，就很難作出判斷。
徐蓓蕾接著又講了一個故事。
她說，有一個人是孤兒，一直夢想著能夠坐船遠航。有一次，他遇到了遠航的機會，有一艘貨輪要出海，孤兒纏著要登船，船員們不答應。可是孤兒一定要去，船員們沒有辦法，就帶上了他。
這艘船在海上行駛了一周後，遇到了風暴，桅桿折斷了，他們漂到了一座荒島上。
來到荒島上後，他們發現僅剩下了五個人，四個船員，還有那個孤兒。
荒島很小，他們尋找一切能夠果腹的東西，草根、蜥蜴、樹皮……這樣又維持了一周。
第八天，他們餓得都走不動了，也沒有力氣再去尋找食物，事實上荒島上再也找不到食物了。五個人就坐在一起，商量怎麼辦。有人提議，他們之中的一個人要充當食物，以挽救另外四個人的生命。也就是說，另外四個人吃其中的一個人。
可是，吃誰呢？
誰都不想被吃。
他們商量來商量去，就決定吃了那個孤兒，因為那個孤兒死亡時，無牽無掛，沒有人悲傷，沒有人想念。而另外的四個船員就不同了，因為他們上有父母，下有妻兒。
到了晚上，四個船員實在熬不下去了，就開始吃那個孤兒。他們的生命得到了延續，而那個孤兒卻死了。
第九天，海面上出現了一縷青煙，那是輪船上的青煙。他們欣喜若狂，急忙點燃篝火。輪船上的人看到荒島上的煙火，就派人救了他們。
他們回到家鄉後，受到了審判。
徐蓓蕾問我：「你說，他們該定什麼罪？」
我說：「肯定是故意殺人罪。」
徐蓓蕾說，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必須有一個人死亡，來給另外的四個人提供食物。如果這一個人不死亡，那麼五個人都要死亡。
我想了想後，說：「那就應該無罪。」
徐蓓蕾又說，每個人都是生而平等的，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剝奪另外一個人的生命。
我仔細一想，還真是這樣，孤兒無罪，船員殺死他，就是犯了故意殺人罪；可是，孤兒不死，五個人都要死，在當時那種情況下，兩害相權取其輕，既然有一個人必須死，那就只能選擇孤兒了。
可是，他們到底是有罪還是無罪？真的讓我很糾結。
警車開到了郊外的一座收費站旁，徐蓓蕾又看了看手機上的時間，然後走下了警車。我們也跟著下來了。我看到，在收費站前，排著長長的想要進城的車輛。那些排列整齊的車輛，就像甲殼蟲一樣。
在收費站的另一邊，也開來了一輛警車，警車停下來後，從裡面鑽出了我三天前在茶館門口看到的那名中年男子，還有三名看起來從警校剛剛畢業的年輕警察。他們向徐蓓蕾打了一個手勢，然後向排列得整整齊齊的、等待繳費的車輛走去。
他們走到了一輛黑色的桑塔納跟前，打開車門，低頭詢問著什麼。他們做著讓車子裡的人走出車廂的手勢，可是車廂裡的人就是不出來。徐蓓蕾和司機走過去，我跟在後面。走到桑塔納前一看，看到開車的是一個乾瘦乾瘦的男子，副駕駛位上坐著一個女人，後面坐著兩個女人，他們的懷中都抱著嬰兒。
雙方糾纏了許久，後面的車輛一直摁著喇叭，桑塔納這才開到了一邊，裡面的人走了出來。
三名年輕的警察從三名女人的懷中抱過了孩子，三名女人沒有掙扎，她們的眼中都是驚慌。
乾瘦男人質問：「憑什麼抱走我們的孩子？我們又沒有違反計劃生育。」
徐蓓蕾說：「你應該明白為什麼抱走嬰兒。計劃生育不屬我們管。」
一輛麵包車開了過來，三名女人和乾瘦男子上了麵包車，被拉走了；三名嬰兒被抱在三名年輕警察的懷中，也被拉走了；徐蓓蕾和我繼續坐上了我們來時的那輛警車，開往城裡。
在車裡，徐蓓蕾似乎是自言自語地說：「一個車子裡，居然有三名嬰兒，三個婦女，這絕對有問題。」
可是，這一男三女有什麼問題，徐蓓蕾沒有說。
在回城的車子裡，我問起了三天前徐蓓蕾講過的褚麗麗的案件。徐蓓蕾向我繼續講起來：
那年，張糰子早就注意上了褚麗麗，但是褚麗麗沒有注意到有人在注意自己。
張糰子在這座職工小區外的一家包子店裡打工，褚麗麗每次出小區進小區，都要經過那家包子店。褚麗麗衣著時尚，又喜歡在大街上打手機，很張揚，張糰子認為褚麗麗很有錢。
而張糰子沒有錢，他每月的工資只有幾百元，連租房子的錢也沒有，他夜晚就住在包子店裡。
有一次，張糰子跟蹤褚麗麗，知道了褚麗麗租住的房間位置。張糰子記住了褚麗麗的房間，此後他就謀劃著怎麼進入褚麗麗的房間裡偷東西。
這幢樓房裡，每家每戶的窗戶外都安裝著防盜網，而房門外還安裝著防盜門，要從門窗進去，是不可能的。
很多個夜晚，包子店關門了，張糰子就悄悄地從一處破損的圍牆鑽進來，偷偷地來到褚麗麗的窗戶外，尋找著進入房間的機會。他在這裡看到了、聽到了褚麗麗房間裡發生的一切，包括褚麗麗把不同的男人領進房中。
有一天夜晚，他意外地發現褚麗麗的房門外插著一把鑰匙，而且防盜門也沒有關閉。可能進門匆忙，褚麗麗先用鑰匙打開了防盜門，然後又打開進戶門，鑰匙忘在了進戶門的鎖孔裡，然後就走進房間關上了房門。
張糰子將鑰匙輕輕地抽出來，拿走了。
房門鑰匙弄丟了，褚麗麗應該更換門鎖。可是門鎖一直沒有更換，可能粗心的褚麗麗沒有想到會有人拿走了她的鑰匙。
此後，一有機會，張糰子就會偷偷潛入褚麗麗的房間裡，偷竊財物。張糰子並不貪心，他為了避免褚麗麗懷疑，每次只從褚麗麗放錢的抽斗裡拿走一兩張百元大鈔他偷竊了好多次，而褚麗麗一直不知道。
後來，張糰子膽子越來越大，他不再滿足於偷竊褚麗麗的錢，他要偷取褚麗麗的手機。因為一部手機可以賣很多錢。
那天晚上，包子店關門後，張糰子就偷偷地潛伏在了褚麗麗的窗外，他聽到房間裡褚麗麗和一個男人一直在爭吵，一直沒有入睡。將近午夜的時候，房間裡沒有了爭吵聲，而改成了褚麗麗的叫床聲。後來，那名男子離開了，房間的燈關閉了，聲音也靜下來。張糰子估計褚麗麗睡著了，就繞到房門前，輕輕打開房門，摸了進去。
房間裡，褚麗麗一直在睡覺，她根本就想不到房間裡會有人進來。張糰子的眼睛適應了黑暗後，看到褚麗麗的手機放在床頭櫃上充電。
張糰子把手伸向手機，拔下了牆壁上的充電器，突然手機響了一下。那時候的手機充電和切斷電源的時候，都會發出一聲輕微的聲響。聲音驚動了睡在床上的褚麗麗，她驚叫一聲：「誰？」
張糰子看到褚麗麗突然醒了，他擔心褚麗麗會叫喊，下意識地撲上去，卡住了褚麗麗的脖子。褚麗麗極力掙扎，張糰子越卡越緊，終於將褚麗麗掐死了。
褚麗麗不再掙扎時，張糰子才知道闖下了大禍，他不敢久留，把手機放進口袋裡，帶上門出去了。
回到包子店，張糰子左想右想，不敢再在省城待下去，黎明時分，他乘上了回家的長途汽車。
過了好多天，褚麗麗一直不交房租。房主就氣沖沖地上門催討，沒料想看到褚麗麗死在了床上。
張糰子離開省城後的好多天，人們才看到褚麗麗的屍體。沒有人把褚麗麗的死亡與張糰子的消失聯繫在一起。再說，誰會想到，一個包子鋪又黑又髒的小夥計，會和一名野模有關係。
張糰子回到家鄉後，很長時間不敢露面，他擔心警察會找上門來。可是過了半年時間，平安無事，張糰子就認為沒事了。褚麗麗的那個手機，張糰子一直不會用，他連怎麼開機都不知道。
春節臨近的時候，有小時候的同伴從廣州回來，說起南方的大老闆有手機，張糰子就炫耀地拿出手機，說：「我也有手機。」
同伴看到過老闆開機關機，他接過張糰子手中的手機，就打開了。可是這個手機能不能使用，同伴表示懷疑。張糰子就說：「你要不相信，就撥打村口小賣部的電話，聽聽有沒有聲音。」
那半年時間裡，張糰子閒得無聊，經常去村口的小賣部玩，他知道小賣部的電話號碼。同伴撥打了小賣部的電話，果然在手機裡聽到了小賣部老闆的聲音。
張糰子謊稱這部手機是省城的老闆拖欠他的工資，便用手機充當工資的。
春節過後，張糰子跟著同村的夥伴來到廣州打工，租住在廣州最大的城中村冼村。連續幾天，張糰子在廣州找不到工作，身上沒錢了，就在天河電腦城外把手機變賣了。
賣掉手機後，張糰子也找到了一份在飯店打工的工作。沒想到，幾個月後，因為參與打架，他被帶到了派出所，身份暴露了。
徐蓓蕾說：「其實很多大案要案，都是靠一個偶然的契機才偵破的。」
模特被殺案，原來是這樣的經過，我真沒有想到。這樣看似簡單的案件，居然是女刑警徐蓓蕾耗時最長的一個。記得徐蓓蕾上次說過，有兩種人的作案，一般都會成為懸案，一種是兇手作案後，突然死亡了；另一種是兇手屬於過路客，殺人後就立即遠走高飛，永遠也不出現在案發現場。這兩種人的作案，確實是難以偵破的。而張糰子殺害女模特，就屬於後一種情況。
在徐蓓蕾偵破的那麼多案件中，一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匪夷所思的案件，我想繼續聽她說。
我問：「在你的職業生涯中，你覺得最恐怖、最殘忍的案件是什麼？」
徐蓓蕾說：「每個兇殺案都是很恐怖的，也都是很殘忍的。只要是兇殺案，總會有一些線索，即使是蛛絲馬跡，通過分析推理，找到兇手的概率就會增加。兇殺案也有一些定律，我們叫作鐵律。比如結過婚的人，丈夫被殺，第一個被懷疑對像一定是他的妻子；妻子被殺，第一個被懷疑對像一定是她的丈夫。因為結婚後的人，情殺的可能性比較大。但是不是說妻子死亡了，就一定是丈夫殺害的？如果一定要按照這個邏輯推理，那就會造成冤假錯案，比如佘祥林殺人案，這就是轟動全國的大冤案，最後將被關押八年的佘祥林放出來，國家進行了賠償。」
我問：「那麼最難破的是哪類案件？」
徐蓓蕾想了想說：「最難破的是失蹤案。失蹤案，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比兇殺案難破得多。」
我接著問：「你有沒有破獲過失蹤案？」
徐蓓蕾說：「當然有過……有這麼一件失蹤案，比兇殺案更為恐怖，也更為殘忍。」
徐蓓蕾說，有一年，我接連接到好幾個失蹤案，失蹤者都有這樣幾個特點：智力有缺陷，男性，年齡在十多歲到三十多歲不等。
在西北，智力有缺陷的人，被稱為憨子，他們儘管成人了，但是智力還相當於三四歲的兒童。現在的孩子都很嬌貴，能夠把一個孩子養大到十幾歲，很不容易；而把一個憨子養大到十幾歲，甚至養大成人，就更不容易，他的父母不知道付出了多少心血。所以，父母愛護憨子，勝過愛護正常的孩子。
因為憨子智力有缺陷，到處亂跑亂竄，所以走失了就沒有什麼奇怪。可是，這麼多憨子集中走失，時間相隔如此緊密，就有些奇怪了。
而在憨子失蹤案的前後，還有三起少年走失案，這三個少年都是農村初中的住校生，都是在上學路上走失的。也就是說，在一個相對集中的時間段裡，有十來個人走失了。
如果你覺得這些失蹤案奇怪的話，那麼還有更奇怪的，這些少年的家庭地址都在秦嶺山中。相同的地點，相同的時間段，有十來個人失蹤，稍有辦案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這裡面肯定有犯罪分子在操縱。
這些少年在哪裡？這些犯罪分子在哪裡？他們是用什麼手段犯罪？我們一無所知。犯罪分子像空氣一樣無聲無息，無影無蹤，我們是在和空氣作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