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頌》大別分兩類：一、無韻的，二、有韻的。無韻的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此篇之禎字本祺字，故亦非韻），《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賚》《般》皆是，半無韻的如《我將》《桓》是，此外都是有韻的。這些無韻半無韻的，文辭體裁和有韻的絕然不同，有韻的中間很多近於《大雅》《小雅》的，若這些無韻的乃是《詩三百》中孤伶仃的一類。大約這是《詩經》中最早的成分了。
《國語》以其中之《時邁》為周文公作，大約不對，《昊天有成命》一篇已出來了成王。但這些和那些有韻的《周頌》及《大雅》總要差著些時期。近寫《周頌》說一篇，即取以代講義。
《周頌說》（附論魯南兩地與《詩》《書》之來源）
凡是一種可以流行在民間的文學，每每可以保存長久，因為若果一處喪失了，別處還可保存；寫下的盡喪失了，口中還可保存。所以有些並沒有文字的民族，它的文學，每每流傳好幾百年下去，再書寫下來，其間並不至於遺失。至於那些不能在民間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僅僅行於一個階級中的，一經政治的劇烈變化，每每喪失得剩不下什麼。這層事實很明顯，不用舉例。照這層意思看《詩》《書》，《詩》應比《書》的保存可能性大。若專就《詩》論，我們也當覺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變動而消失或散亂者，是《國風》；最容易受政治大變動而消失或散亂者，是《頌》。誠然不錯，在口中流傳並不若於竹帛之文詞，容易改變，但難得因一個政治大變化喪失得乾淨；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動改變固難，一下子掉了卻很容易。《周書》《周詩》現在的樣子好不奇怪！《周書》出於伏生者，只有號為「武王伐紂」的兩篇，即《牧誓》《洪範》，和關於周公的十多篇，從《金縢》到《立政》，成王終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還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東周了。何以周公的份量佔這麼大？宗周百年中《書》的分配這麼不平均？再看《周詩》，《大雅》《小雅》《頌》中兩個大題目是頌美文武，稱道南國，二南更不必說。何以南國的份量佔這麼多？宗周百年中《詩》的分配這麼不平均？這都不能沒有緣故吧？或者宗周的《詩》《書》經政治的大變動而大亡佚，在南、魯兩處，文之守獻之存獨多些，故現在我們看見《詩》《書》顯出這個面目來？
現在且就《周頌》說。《周頌》有兩件在《詩經》各篇中較不同的事：一、不盡用韻，二、不分章。王靜安君以此兩事為頌聲之緩，皆揣想之詞，無證據可言。且《魯頌》有摹《周頌》處，《商頌》（實《宋頌》）更有摹《魯頌》《周頌》處。《魯頌》《商頌》皆用韻，是「頌」之一體可韻可不韻。大約韻之在《詩》中發達，由少到多。《周頌》最先，故少韻；《魯頌》《商頌》甚後，用韻一事乃普遍，便和《風》《雅》沒有分別了。又《魯頌》《商頌》皆分章，且甚整齊，如《大雅》《小雅》；是《周頌》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緣故。若如王君聲緩之說，《魯頌》《商頌》之長又要怎麼辦？王君意在駁儀征阮君之釋頌義，所以把這兩事這樣解了，其實阮君釋頌不特「本義至確」（王君語），即他謂三頌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王君之四證中，三證皆懸想，無事實；一證引《燕禮記·大射儀》，也不是證據，只是憑著推論去，拿他所謂禮文之繁證其聲緩。《儀禮》各儀因說得每每最繁，不止於這一事，且由禮繁亦不能斷其聲緩，蓋《時邁》一章奏時無論如何緩，難得延長三十四節，若必有這麼一回事，必是夾在中間，或首末奏之。又由聲緩亦不能斷定它不屬於舞詩。阮君把頌皆看做舞詩，我們現在雖不能篇篇找到它是舞詩之證據，但以阮君解釋之透徹，在我們得不到相反的證據時，我們不便不從他。因為頌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樂並無容，何緣最早之「頌」即出於本義之外？所以若從阮君釋頌之義，便應從阮君釋頌之用，兩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頌》中，即頌體之開始中，不應有「觚不觚」之感。現在細看《周頌》，實和《大雅》不同，《大雅》多敘述，《周頌》只是些發揚蹈厲之言，只到《魯頌》《商頌》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敘述，舞容必取蹈厲。若是《周頌》和《大雅》在用處上沒有一個根本的分別，斷乎不會有這現象的。
《周頌》在用韻上和《魯》《商》兩頌的分別應該由於先後的不同，《周頌》在詞語上和《大雅》的分別應該由於用處的不同，若《周頌》的不分章又該是由於甚麼緣故呢？我想《周頌》並非不分章。自漢以來所見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舊章亂了，傳經者整齊不來，所以才有現在這一面目。有三證：《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本年。』」我們用《左傳》證《詩》有個大危險，即《左傳》之由《國語》出來本是西漢晚年的事，作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之說者，其有意把它們互相溝通，自是當然。但《國語》原書中當然有些論《詩》《書》的，未必於一成《左傳》之後，一律改完，所以凡《左傳》和《毛詩》《周官》等相發明者，應該不取，因為這許是後來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傳》和《毛詩》《周官》等相異或竟相反者，應該必取，因為這當是原有的成分，經改亂而未失落的。宣十二年這一段話和《毛義》不同，這當然不是後來造作以散入者。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證。現在看《周頌》各篇文義，都像不完全的，《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來像一事，合起來才和《顧命》所說的情節相合，此種嗣王踐阼之儀，不應零碎如現在所見《周頌》本各章獨立的樣子。又《載芟》《良耜》《絲衣》三篇也像一事，《載芟》是耕耘，《良耜》乃收穫，《絲衣》則收穫後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絲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亂，不過《七月》是民歌，此應是稷田之舞。又《清廟》以下數章，尤其現出不完全的樣子，只是它們應該如何湊起來，頗不易尋到端緒。此是二證。《魯頌》《商頌》雖然有演變，然究竟應該是繼續《周頌》者，果然《魯頌》《商頌》無不是長篇者，若把它們也弄得散亂了，便恰是現在所見《周頌》的面目。此是三證。外證有《左傳》宣十二年所記，內證有文義上之當然，旁證有《魯頌》之體裁，則《周頌》之本來分章，當無疑問。舞為事節最繁者，節多則章亦應多，乃反比金奏為短，不分章節，似乎沒有這個道理。至於在《詩三百》中《周頌》何以獨零亂得失了節章，當因《頌》只是保存於朝廷的，不是能「下於大夫」的，一朝國家亡亂，或政治衰敗，都可散失的。《國風》固全和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這樣專靠朝廷保存它的面目的。
如上所說，《周頌》不分章由於舊章已亂，傳它的人沒法再分出來，然則我們現在在《周頌》中可能找出幾件東西的頭緒來？可能知道現在三十一章原來是些什麼東西零亂成的？答曰：《周頌》零亂了，可以有三件事發生：一、錯亂，即句中之錯亂，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錯亂；二、次序之顛倒；三、章節之亡失。孟子引《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之下，尚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此語見《大雅·思文》篇中，「莫匪爾極」下乃「貽我來牟，帝命率育」兩句，不知誰是錯亂者，或俱是經過錯亂的。宣十二年傳，《武》之三章有「敷時繹思，我徂唯求定」，《武》之六章有「綏萬邦，屢豐年」，今《桓》在《賚》之前。至於各章不盡在三十一章，別有遺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這三十一章中尋出幾個整篇來，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雜錯在這三十一章中，還有幾個端緒可尋。
其一曰《肆夏》。《左傳》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時夏，允王保之。』」今在《時邁》，他章無可考。後來樂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傳》宣十二年記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語，今在《武》《賚》《桓》三章中，他章無可考。據《左傳》宣十二年語，《武》乃克殷後作，所紀念者為武成之義，故莊王於此推論出《武》之七德來——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武》為儒者所稱道，在儒家的禮樂及政治的理論中據甚高的地位。王靜安君據《樂記》所記之舞容，從《毛詩》之次敘，把《大武》六章作成一表，其說實無證據，現在先錄其表如下：
他事不必論，即就舞容與舞詩比較一看，無一成合者，王君於六成之數每成之容，是從《樂記》的，於次敘是後《毛詩》的，但《毛詩》《周頌》之次敘如可從，何以王君明指之六篇別在三處，相隔極遠？故《毛詩》次序如可從，王說即不成立，《樂記》的話如可據，則《武》之原樣作《樂記》者已不可聞，他明明白白說：「有司失其傳。」現在抄下《樂記》此一節語，一覽即知其不可據。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入，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武》謂周舞也，備戒擊鼓警眾，病猶憂也，以不得眾心為憂，憂其難也。）「詠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詠歎淫液，歌遲之也。逮，及也。事，戎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時至《武》，事當施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武》之事無坐也。致，謂膝至地也。憲，讀為軒，聲之誤。）「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言《武》歌在正其軍，不貪商也。時人或說其義為貪商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有司，典樂者也。傳，猶說也。荒，老耄也。言典樂者失其說也，而時人妄說也。《書》曰，王耄荒。）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也。」（萇弘，周大夫。）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遲之遲，謂久立於綴。）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像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居，猶安坐也。成，謂已成之事也。總干，持盾也。山立，猶正立也。像武王持盾正立待諸侯也。發揚蹈厲，所以象武時也。武舞，像戰鬥也。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像周公、召公以文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始奏象觀兵盟津時也，再奏象克殷時也，三奏象克殿有餘力而反也，四奏象南方荊蠻之國復畔者服也，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以為節也。駟當為四，聲之誤也。武舞，戰象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為一伐。《牧誓》曰：「今日之事，不過四伐五伐。」）分夾而進，事蚤濟也；（分，猶部曲也。事，猶為也。濟，成也。舞者各有部曲之列，像用兵務於早成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象武王伐紂，待諸侯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欲語以作武樂之意。）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反商，當為及，字之誤也。及商，謂至紂都也。牧誓曰：「至於商郊，牧野。」封，謂故無土地者也。投，舉徒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積土為封，封比干墓，崇賢也。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弛政，去其紂時苛政也。倍祿，復其紂時薄者也。散，猶放也。桃林，在華山傍。甲，鎧也。釁，釁字也。兵甲之衣曰櫜，鍵櫜，言閉藏兵甲也。《詩》曰：「載櫜弓矢。」《春秋》傳曰：「垂櫜而入。」《周札》曰：「櫜之欲其約也。」薊或為續，祝或為鑄。）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郊射，為射官於郊也。左，東學也，右，西學也。《狸首》《騶虞》所以歌為節也。貫革，射穿甲革也。裨冕，衣裨衣而冠冕也。裨衣，袞之屬也。搢，猶插也。賁，憤怒也。文王之廟為明堂制。耕藉，藉田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道，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此節明明是漢初儒者自己演習武舞之評語。《牧誓》雖比《周誥》像晚出，卻還沒有這一套戰國晚年的話，後來竟說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秦爵三老五更都出來了，則這一篇所述武容之敘，即使不全是空話，至少亦不過漢初年儒者之武。且裡邊所舉各事，如「聲淫及商」，可於《大雅》之《大明》《蕩》中求之；「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在《大明》裡；「北出」在《篤公劉》《文王有聲》裡；「南國是武」在《崧高》裡，其餘詞皆抽像，不難在《大雅》中尋其類似。這樣的一篇《大武》，竟像一部《大雅》的集合，全不合《周頌》的文詞了。大約漢初儒者做他的理想的《大武》，把《大雅》的意思或及文詞拿進去，《樂記》所論就是這。不然，《武》為克殷之容，而「南國是式」，遠在成康以後，何以也搬進去呢？
其三曰《勺》。現在《毛詩》裡還有《酌》一篇。酌本即勺字之後文，猶裸之本作果，醴之本作豐，漢儒好加偏旁，義解反亂。《酌》篇即《勺》，歷來法家用之，勺字見《儀禮·燕禮》「若舞則勺」，《禮記·內則》有「十三年學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則御」，熊安生謂即《勺》篇。
勺、韶兩字在聲音上古可通。勺與今在平聲之韶同紐，與在去聲之召小差，而此差只是由
到
，珂羅倔倫君證此差通例在古代無有。勺以k收聲，韶以u，漢語及西洋語為例不少，珂羅倔倫君亦曾證宵藥等部乃去入之對轉（見他所著《漢語分析字典序》），我們試看以勺為形聲之字，多數在入，而約釣尥諸字在去聲，約且在《廣韻》與召同部。召與勺在聲音上既可同源，我們現在可假設召、勺之分由方言出，因韶之錯亂，而勺韶在後來遂為實有小異之名，蓋同源異流，因流而變，而儒者不之知也。今先看古書中韶、勺相連處，《荀子·樂論》：「舞韶歌舞。」孔子時尚未以歌舞為《武》《韶》之對待。（樂則韶舞四句，乃後人三代損益之說，決非《論語》舊文，別處詳論之。）而後人謂勺乃但雲舞，是舞韶者舞勺也。又《春秋繁露·質文篇》，以《勺》為周文公頌克殷之事，顯見《勺》與《武》關係之密切，唯《韶》可如此來源。與《武》為比，若果如《內則》所記為小舞，則不當屍此大用。又《漢書·董仲舒傳》引武帝詔，以為在虞莫盛於《韶》，在周莫盛於《勺》，此雖言其異，實是言其同類。大約《召》樂在魯地者，失而為不完之《勺》，遂有小實，然仍不忘其為周物，其流行故虞地者，仍用「召」名，遂與虞舜之傳說牽連，然仍可見其與《勺》同類，此例實證其通也。再看其相異：《周禮》韶、勺並舉，然《周禮》舉事物儘是把些不同類且相出入的事湊成者，如六書六詩，原是不別擇的大綜合，則一物在後來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盡同實者，被它當做兩事，初不奇怪。《荀子·禮論》亦雜舉韶、武、勺、濩、象、箭及八種樂器，然《荀子·禮論》類漢儒敷論，故多舉名物，不若《樂論》純是攻墨者之言，較為近古。《呂氏春秋·古樂》《音始》兩篇舉樂舞之名繁多，獨不及《勺》，而舉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為勺看，在魯失其用而有大號，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樂舞唐大，而被遠稱。這個設定似乎可以成立。加偏旁既多是漢儒事，則韶之原字必為召，招更是後起之假借字了。此說如實，則今《詩》中至少尚有《韶》之一章。召字為樂之稱，准以夏頌文王，武頌武王，舞名皆是專名之例，得名當和召公為一事。孔子對於《韶》《武》覺得《韶》能盡美盡善，《武》卻只能盡美，未能盡善，當是由於《韶》之作在《武》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且《武》紀滅商，陳義總多是些征伐四國、戎商必克的話，《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時候，當是較和平的舞樂，用不著甚多的干戈戚斧。《內則》鄭註：「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雲，言十三之時，學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舞武也。熊氏雲，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對此文舞遂稱曰盡善，對彼武舞還以為不能盡善。《雅》《頌》在孔子時之魯國本已亂了，大約由於喪失、改作及借用。《論語》：「子曰，吾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必以先已經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則已把《周頌》借用到他事。《韶》並已亡於魯，《論語》：「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孔子適齊在年三十五以後，見《孔子世家》，若《韶》還存在魯國，孔子不會到了齊始聞到，樂得那樣。《韶》之大體及本體雖早亡，但從這一個名字流行下來的卻不少。在魯儒家有《勺》舞，在齊有《徵招》《角招》之樂，《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說，大成於國，出捨於郊，召大師曰，為我作君臣相樂之樂，美《徵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稱道召公，則此處《徵招》《角招》為君臣相樂之樂，去初義還不遠。召公之後召虎戡定南國，《韶》樂當可行於南國，後來《韶》既與南國有相干，則南國或有此名之遺留；果然《楚辭》中存《招魂》《大招》兩篇。這裡這個招字當即是《徵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詞。《招魂·敘》上有「乃下召曰」，遂把《招魂》之招作為動字，不知《敘》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勸魂歸家，東西南北俱不可止，《敘》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將這一篇固有之禮魂之歌，硬加在屈原身上，遂造作這一段故事作敘（楚賦中如此例者不一，《高唐》《神女》之敘與本文都不相干）。《呂覽·古樂篇》《周禮·春官·大司樂》，皆載《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在戰國至漢初年多得很了。至於後人何以把《韶》加在虞身上，大約由於虞地行《韶》之一種流變，遂以為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書》「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指明了它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詩序》在《頌》一部分，雖然說得不大明晰，但還沒有甚支離的話，且頗顧到詩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師說尚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為古文學一套中物而抹殺（《毛詩》實是古文之最近情理者，不泰不甚，或本有淵源，為古文學者竊取加人其系統內，說別詳）。我們如用毛說，則《維清》為象舞之一章。《呂覽·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周公遂以舞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舞，近人已得證據，像舞應是商國之舊，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時取之，熊安生以為即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時有萬舞，《左傳》記其行於楚：「子反欲蠱文夫人，為館於其倜，而振萬焉。」《詩經·邶風·簡兮》記其行於衛：「簡兮簡兮，方將萬舞。」《商頌》記其行於商：「萬舞有奕。」或亦是商國之書，遠及南服，未知和象舞有關係否？
其五曰嗣王踐阼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於傳記中得到。《閔予》《訪落》《敬之》三篇及《烈文》，均應是這個作用。我不是說這四篇應該合起來屬一篇，但這四篇中必有如何關係，這四篇都不是單獨看便能完全了意思的。現在把《書·顧命》及《詩·閔予小子》《訪落》《小毖》《烈文》《敬之》抄在下面，一校便知嗣王踐祚之容，當甚繁長。
唯四月，哉生霸，王不懌……王曰：「烏乎，疾大漸唯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女：昔君文王武王，宜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御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於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於威儀，爾無以釗冒贛於非幾。」茲既受命，還出，綴衣於庭。越翌日，乙丑，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官髦、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送子釗於南門之外。……越七日，癸酉……王麻冕服裳，由賓階躋。……太史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幾，道揚末命，命女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宅，上宗曰饗，大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大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大保率四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大保及芮伯成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唯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唯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以下《康王之誥》（《康王之誥》是報書，然詞義同上）。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唯予一人釗報告，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於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明保其身。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峰，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於國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唯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予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以上的排列，並非說《周頌》這幾篇便是可以釋《顧命》的，也不是說這幾篇是和《顧命》同一事，也不是說《周頌》這幾篇原來是一件，不過把這兩事列在一起看，《周頌》這幾篇的作用才更明白。
其六曰稷田之舞。《載芟》《良耜》《絲農》三篇屬之。《絲衣》一篇尤像《豳風·七月》末章。稷田是當時的大事，自可附以豐長之舞容。
此外必尚有其他殘篇在《周頌》內，只是此時，或者永遠，尋不出頭緒來了。
約上文而言之，《周頌》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後零亂得不分章。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獨遭這個厄運者，由於這些事物的本體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變動便大受影響。只剩了些用舊名而變更成了新體的各種舞樂在民間了。東漢末年文化遠高於西週末年，然靈帝以後之大亂，弄得中原眾樂淪亡，魏武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為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為軍謀祭酒，使創定雅樂。東漢之亂尚至如此，遑論西周之亡？
大約《周頌》可分三類，一無韻者，二有韻之短章，三有韻之長章，文辭各不同。
上文中涉及兩事，心中尋繹起來覺得關涉頗大者：一、西周亡時是怎麼個樣子？二、《風》《雅》《頌》中關係南者何以這樣大？西周亡時，大約是把文物亡得幾乎光光淨淨。因亡國而遷都，都不是能搬著文物走的，永嘉之亂，沒有搬出什麼東西到建業來；靖康南渡，沒有搬出什麼東西到臨安來。東晉文化只靠吳國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諸軍內的底子。照例推去，則宗周之亡，至少應該一樣損失文獻，遑論平王以殺父之嫌，申侯以弒君之罪，自取滅亡之後，更不能服人的。《小雅·正月》《雨無正》兩篇，記載周既東之初年景況，一望而知當時的周王竟成流離之子，則《詩》《書》《禮》《樂》帶不出來，是當然的。而據周故地者，先是野蠻的犬戎，後是稱中國為蠻夏的戎秦，其少保存勝國文物更不必說。所以現在所見《詩》《書》關於西周者，應該別有來源處，斷不能於既東之周室求之。那麼。來源處在哪裡？我想，一是南國，二是魯。
先說南國。照上文說，韶樂與召公當有一種關係，如《武》之於武王。
《頌》中既有勺一章，則《頌》和南國當不是沒有關係的。
就《小雅》論，說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國者不少。《出車》所記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詩是「
狁於夷」後「薄言旋歸」者，彷彿當時移鎮南之師以為北征。《六月》之尹吉甫不知即是《大雅·常武》之尹否，若是，則伐狁至於太原之人，也曾有事於東南。方叔之方應在西周境內，故狁來侵，則侵鎬及方，薄伐狁，則往城於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師以為平南。《四月》所記又是「滔滔江漢」，《瞻彼洛矣》亦是東都之詩，《鼓鍾》又有「淮水湝湝」之語，《魚藻》有「王在在鎮」之文，然這可是遙祝之語。《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詩，只伐狁涉及西周，其餘皆在南國，或東周區域之內；所記之事，除燕享相見的禮儀外，幾乎大多數是當周室之衰，士大夫感於散亡離亂之詞。《大雅》稱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頗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關涉南國及東周諸侯者。《崧高》之中伯，《江漢》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東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國重要人物；即《韓奕》之韓侯，雖未記其涉南國事，但韓亦近洛，只到《召旻》，宗周既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無不涉南國者。如此看來，《大雅》《小雅》之流傳和南國當有一段因緣。
《大雅》《小雅》不儘是西周詩，有確切之內證。《正月》「赫赫宗周，褒姒滅之」；《雨無正》「周宗既滅」，猶雲宗周既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從此可知《大雅》《小雅》決不是全數出自西周的。又如上節所舉事實，南國成分佔這麼多，若是出於西周，不會如此偏重南國。宗週三百年間文獻，為什麼要偏於厲、宣兩朝之一隅？又《大雅》《小雅》之記喪亂，就辭義看去，許多已是「亡國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於兩代的政景，故這些雖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於南國或東周之初。從這些事實上我們可以斷定《大雅》中總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國傳下的。至於《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記禮樂，也許是從南國出來，也許是從東周保存故周禮樂最多的魯國出來，也許春秋初其他列國中還有些保存的，現在未能決定；不過《鼓鍾》明言「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則其中關係之大，恐有過於我們上文所敘者。《大雅》《小雅》各篇，以時代論，集在宣、幽、平時代如此多；以地方論，集在南國徐、淮如此多；以事跡論，集在南國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論，集在政亂國破上如此多，若把這麼一套作為宗周遺物，則由文王算起，大約宗周有三百年，即令前半詩體不發達，也何至有這樣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國出，這樣時代地方事跡分配不平之怪狀，都可釋然了。
《風》中之《周南》《召南》同明指南地，且看它是何時詩，何地詩。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漢，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當是黃河南，長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帶。二《南》中之時代，有《何彼穠矣》篇中「平王之孫」一語，證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語，證其後於《召虎》多少年，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喪亂而思先烈；又《汝墳》一篇也言「王室如毀」，恰是在《風》中對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無正》等篇者。《南》《雅》之相對已如此合符，至於詞句中相同處更多，不待盡舉，且有連著幾句同者，如「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同見《小雅·出車》《召南·草蟲》。又《毛序》論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實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衛、王、鄭、齊、陳都包括很多並沒有節制的情詩。二《南》之作用實和其他《國風》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詩除《野有死麇》一篇都是有節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詩，已經上及士大夫的環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關雎》為結婚之樂，《樛木》《螽斯》為祝福之詞，《桃夭》《鵲巢》為送嫁之詞，皆和當時體制有親切關係，不類其他《國風》詠歌情意之詩，多並不涉於禮樂。《小雅》的禮樂在燕享相見成室稱祝等。二《南》的禮樂在婚姻備祀（《采蘩》《采蘋》）成室稱祝等，禮樂有大小，而同是禮樂。《南》之不同於《風》而同於《雅》者既如此多，則說《南》《雅》當是出於一地之風氣，可以信得過去了。
說到此，不由不問南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了。周室之興，第一步是征服了西方，所謂伐密伐崇戡黎者。這時候文王對於諸夏，僅做到斷虞芮之訟而已。第二步是東出，武王只做到了誅紂，祿父還是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監著罷了。到周公乃真滅商，以封曹、衛、魯、燕等國。成王時又北出滅唐，以封唐叔。記南國開闢事最早見者是「昭王南征不復」，其前在成康時如何形狀，現在全無明文可見。《大雅》《小雅》開闢南國各詩，《毛序》皆歸之宣王時，但《國語》載宣王事多非善歌，既敗於姜氏之戎，又喪南國之師，又興魯難。厲王和幽王並稱，當是戰國時事，厲王只是嚴厲，為國人所逐，彼時之周尚強大，能將熊渠之王號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厲王，也甚可能者。周之開南國當是很長久的事，南至江漢，封建諸姬，至楚興乃盡滅之（《左傳》：漢陽諸姬，楚實盡之），這樣子決不是一時的事。在周朝最盛的時代開闢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軍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發達文化。這一片地有直屬於王室者，有分封諸侯者，直屬於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諸侯統於召伯者曰召南，在這一片地殖民之士大夫所用禮樂，自然可以來自宗周，也可出於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製作。及宗周政變，這些地方大約也很受些影響，平王帶著弒父弒君的罪名來居雒，實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來，這些文物的南國，當不能如厲、宣時之盛。不過在楚未大時，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莊王末年，楚始強大，伐申成隨，弄得周人戍申責隨，從此不久，楚武文兩世幾乎把南國盡滅了，江漢間姬姓的勢力完全失了。成隨後四五十年間，楚逼中國之勢更大，齊桓公遂稱伯伐楚，宋襄、魯僖、晉文繼續對付南來之逼迫，為春秋之最大事件，晉兩次受伯，一次以義和輔周之東遷，一次以重耳城濮之敗楚，兩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周之宗亡於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國滅於楚，所謂南國之壽命大約從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後六七十年間，總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歷史。
以上一段不是牽引的話，乃就《史記·周本紀》《楚世家》《十二諸侯表》《左傳》《國語》及《詩》之本文輯合起來的。南國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謬說可藉以掃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陝西陝東之論。周公稱王滅殷，在武王成王間，其時之召公奭只是一個大臣，雖《君奭》篇中亦不見它和南國有何相干。開闢南國是後起事，那時召伯虎為南國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幾世了。周室既亂，南國既亡，召伯之遺愛猶在，南國之衰歷歷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見之。亡於楚後，南人文化尤為中原所稱，如《論語》：「南人有言，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強也，而君於居之。」到孟子時才以南為楚而詆之，忘其為文物之遺，猶之東晉人仍謂中原人士為「先帝遺民」，宋齊以後並北地漢人亦稱為索虜矣。南國之孑遺，他的功烈也在人口及詩中。秦時始以陝分中國為二。儒者忘了歷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為一人，以至於東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為同時，更從秦人關內關外之觀念，以陝分二伯。漢初儒者實不知史事，司馬遷說：「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邑。」西周東周且不知，自然會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戰國人造《牧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蠻族加入師中，不知周人自讚他的文王之詩，也不敢說這些大話，只舉他伐崇懷虞芮而已。
《書》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書都不是一類，且時代前邊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後邊接不上文侯之命，來源頗可疑。《詩》中有「生甫及申」語，皆「南國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國之一，《甫刑》又記苗事，當亦是南國典書之孑遺者。
南國而外，《詩》《書》從魯國出來的必很多。魯國和儒者的關係，儒者和六藝的關係，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戰國初年的儒學，多是由所謂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佈，漢初年的儒學，幾乎全是從齊魯出來，這些顯然的事實還都是後來的。我們且去看《詩》《書》在早年如何流行。《左傳》昭二年，晉侯使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這句話裡有一矛盾處，《書》之用為泛名，《經》傳皆曰書，是甚後的事，襄昭之世尚不至此。《論語》中尚且以《書》為今所謂《尚書》之專名，則觀《書》只能觀出所謂《周書》者來，不能觀出《易象》與《魯春秋》來。又《易》和儒學、魯國之關係最淺，《論語》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學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從下讀，引見《經典釋文》），而《易》之傳授見於《儒林傳》者，和《易》之作用見於《左傳》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當為漢代事（另論），和周公無干。《春秋》比附於周公，又是古文學之偽說，前人辨之已詳。此處「見《易象》與《魯春秋》」，顯是為古文學者從《國語》裡造出《左傳》來的時侯添的，以證其古文說，而不知和上文觀《書》之書字矛盾。這樣看來，見《易象》與《魯春秋》，應是為古文學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觀《書》於太史氏，遂感於《周禮》盡在矣。伏生所傳《周書》有《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雒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牧誓》《洪範》出來應甚後，文詞甚不合，《牧誓》已是弔民伐罪之思想，和《詩》所記殷周之際事全不同，《義解》當和《湯誓》《甘誓》同出戰國，為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弔民伐罪之論。《洪範》更是一套雜學，有若《呂氏春秋》之目錄。《周書》的前端兩篇如此，後端則《費誓》已經余永粱先生考證其非伯禽時物，應和《魯頌》同涉僖公；《呂刑》一篇，上文已說其可出於南國；《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春秋時物，當另有來源。且以秦之介乎蠻夷間，斷難流傳其文書於河山以東，恐怕這是伏生故為秦博士，由他傳《書》的痕跡。至於中間由《金縢》《大誥》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說周公成王間事，誠可由此感覺到「《周禮》在魯，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則韓宣子之言，即《周書》大部分出於魯國之證。又《大誥》乃周公稱王東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將老歸政成王之書，周公佔這麼大的成分，《周誥》幾乎全成了周公之誥，《周書》幾乎全成了周公之書。《周書》中這樣德重周公，何以《雅》《頌》中不及周公一字，《詩》《書》相反若此？且《金縢》裡邊的話，只有周公之黨與裔可以這樣說，宗週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獨有周公居東數年的話語為大典章，則今伏生所傳《周書》之不能出於宗周，可以無疑；而伏生所傳《周書》大部出於魯，即出於周公之黨與裔，亦可信矣。然則《周書》只是魯書，入戰國而首尾附益了幾篇，有來自別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漢所傳。
《詩》中可疑為魯者，為《豳風》。我一向相信豳應在岐周，但現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風》是魯傳出。一、《金縢》既不能不信其為魯國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釋《鴟鴞》之文，異常不通。《鴟鴞》本是學鳥語的一首詩，在中國文學中有獨無偶，而《金縢》中偏把它解作周公管蔡間事，必是《鴟鴞》之歌流行之地與《金縢》篇產生之地有一種符合，然後才可生這樣造作成的「本事」。二、《左傳》襄二十九：「吳公子札來聘……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詩中只見於此處，而《東山》征戍之歎音，「無使我公歸兮」之欲願，皆和周公之東情景符合。至於《七月》中詞句事節頗同《雅》《頌》，亦可緣魯本是周在東方殖民之國，其保有周之故風，應為情理之常。三、《呂氏春秋·音初》篇：「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今《破斧》正在《豳風》，雖附麗之事，不與《呂覽》所記者同，然調子卻是那個調子。有此三證，則《豳風》非出於豳，乃出於宗周在東方殖民之新豳，當是可以成立的了。至於《雅》《頌》中有專自魯國出來者否，未可知。
除南魯兩地而外，為《詩》《書》之出產地者，尚有宋。箕子之守朝鮮，實以相土時即有遼東（《商頌》：「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故宗周雖亡，猶可保守東疆，如晉宋南遷，只以遼東文化不發達，後來乃忘了這一段故實。微子朝周，實等於劉姓宗室向王莽獻符命，所謂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來陪襯比干箕子，當是他的後代宋國的話。殷在亡國時，疆土大，勢力也大，牧野之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雖把紂殺了，武庚猶在商國。及周公居東，三年經營，才能滅商。遷商頑民，到底不能絕殷祀，並用些恭維話，稱商之德，安諸夏之心。宋不用姓，亦無封爵之號。周朝的習慣，男子稱氏，女子稱姓，然子並非姓，宋國女子以子為號，與箕子之子，公子之子，當是同源。至於公之一辭，本是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稱，《詩》《書》所記都這樣，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號（此一說別詳）。所以宋在立國上本有些不同於諸侯者，在遺訓上當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數次被周人掃蕩一空，宋在初年當沒有若何的事物可記。到春秋時，中國之局面大變，周室等於亡國，中原無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於鄭衛，荊楚北窺，盡有南國，諸夏文化幾乎又要遭一場大厄，齊桓拿這些號召做了一番霸業，宋襄公跟著又恢復他的國族主義了。《商頌》即成於此時，若末篇《殷武》，直說襄公伐楚的事業，這本是三家舊說，趙宋人有信之者，而羅泌考證，以荊楚一詞並非商舊，更是明切。《商頌》既為《宋頌》，則《商頌》必自宋出，若《書》中之宋國成分，則當於《商書》中求之。《湯誓》疑是戰國時為弔民伐罪論者做的，可別論；《盤庚》三篇文詞不如《周誥》古，而比其他虞夏商周書都古，疑是西週末宋人所追記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詞論，當更後。高宗是儒者所稱「三年之喪」一義之偶像，西伯之稱當是宋人之稱文王者，周人自稱曰文王，商宋人稱他曰西伯，《詩》《雅》《頌》絕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斷無稱他這一號之理，猶滿州決不會稱他的先世為建州衛都指揮。殷周之際恐很像大明與清廷之關係，明已亡其半，猶對清說：「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寧不聞乎？」（《史閣部答多爾袞書》）清虜在初步雖和中國已動干戈，還並不敢對明有貶詞（《皇太極侵明告示》中可見），直到其帝玄曄才為詭辯，說「得國之正無過本朝」，謂本是異國也。此可解釋文王西伯之稱，實因周宋而異，然則《西伯戡黎》又是《宋書》了，《微子》一篇說得微子不是降周為山陽公，崇禮侯，而是遁世，這也很像宋人曲為其建國之君諱者。就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書》大都分是《宋書》。
此外尚有一國恐怕和儒者所傳之《詩》《書》有不小關係者，即衛國。衛國所據本紂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國。《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時代魯國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徹」，竟須借衛國所存以正魯國了。《風》中亦以衛詩為最多，而《衛風》即是北音。《呂覽·音始》篇，北音之始為燕燕往飛，今燕燕于飛，在《邶》《鄘》《衛》。
西周亡，文物隨著亡，南亡而「《周禮》盡在魯矣」。「詩三百」，孔子時已經成了一個現成名詞，則其成立必在孔子前。「三百」之名稱雖成，然孔子所見《詩》和我們所見還有些甚不同處，「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已不在《詩經》，猶可說孔子嫌它不通，「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而刪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見《碩人》，下邊並沒有「索以為絢兮」，這是孔子注意的話，也不在了。《左傳》襄二十九年所記吳季札語，不知有沒有古文學者改動，若不是改動過的，則魏文侯時，《詩》之次敘已和現在所見者大都同了。《孟子》《荀子》《禮記》引《詩》分合處常和現在所見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見者，不知是名稱和今見《毛詩》不同或是遺失。《大戴記·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鳴》《狸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好幾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風》，甚可怪。王靜安先生以為《詩》《樂》早已分傳，恐是。果然這樣，則《雅》《南》關係之切，上文所舉外，又得一證。總而言之，《詩》各部分之集合，應當成於孔子之前，雅、頌、南、鄭之名均見《論語》，其後流傳上大同小異，入漢才有現在所見的「定本」呵。
《論語》說《書》處較少，恐怕孔子所見只是些魯國所傳的周公之書，也許有些宋國所傳殷家之書，「諒？三年」，「孝乎唯孝」，恐皆出自《商書》。戰國時大約《尚書》大擴充了一下子，虞夏傳說，弔民伐罪，各種理想，一齊搬進。《大誓》總是戰國時儒者所傳一篇重要書。入漢而伏生為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真書假書永是鬧個不已，只鬧到齊梁人大航頭上二十八字。《詩》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後不過是些少出入，《書》之集合在孔子後，眾來鬧著大變動，《詩》《書》在傳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們上文所敘可供人設想《詩》《書》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證其時代，我也斷定儒者所傳六藝都是和十二諸侯年表一樣，不上於共和的。杞不足征夏，宋不足征殷，雒京不足征周。
附記：以上匆匆論《詩》《書》之成分，只談到輪廓，其詳細的問題待繼續考核材料，搜集證據。我的朋友余永粱先生近謂方言頗和《詩》《書》中語有可比較處，正作這番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