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以來《詩》學最大的貢獻是古韻和訓詁兩事，這都是語言學上的事，若在《詩》之作用上反而泥古，不及宋人。陳季立（第）顧寧人（炎武）始為系統的古韻學，以後各家繼起，自成一統系者十人以上，而江、戴、孔、段、王發明獨多。訓詁方而，專治《詩》訓詁者如陳奐、馬瑞辰、胡承珙諸家，在訓詁學第二流人物中；其疏通諸經以成訓詁公誼者，如惠、戴、段、二王、郝、俞、章等，不以《詩》學專門，而在諸經學之貢獻獨大。但談古音的人每不能審音，又少充分的認識方言之差別，聚周代漢初之韻以為一事，其結果分類之外，不能指實；而訓詁學亦以受音韻學發達之限制，未能建立出一個有本有源的系統來。這是待從今以後的人，用新材料，借新觀點去製造的。話雖這樣，諸代人對於《詩經》中訓詁的貢獻是極大的，至於名物禮制，既有的材料太紊亂，新得的材料又不多，所以聚訟去，聚訟來，總不得結論。
從孔巽軒、莊存與諸君發揮公羊學後，今文經學一時震盪全國，今文經學家之治《詩》者，不幸不是那位學博識銳的劉申受，而是那位志大才疏的魏默深。魏氏根本是個文士，好談功名，考證之學不合他的性質。他做《詩古微》，只是要發揮他所見的齊、魯、韓《詩》論而已，這去客觀《詩》學遠著多呢！陳恭甫（壽祺）樸園（喬樅）父子收集了極多好材料，但尚未整理出頭緒來，這些材料都是供我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