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講古文義法，系受唐宋人理論，特別是明代人評點古文的影響。方苞曾說語錄中之語，漢賦中板重字法，魏晉六朝人之藻麗俳語，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皆不宜入古文，這就是消極方面的義法。
姚鼐編了一部《古文辭類纂》（王先謙、黎庶昌各編有《續古文辭類纂》），他在序文中間說：「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而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劉大櫆說：「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姚、劉所說，是積極方面的義法。曾國藩更說得清楚，他認為作文以「行氣」為第一條件，其次為「造句」，再次為「選字」，至於這三件事的標準則有兩個，一是要「雄奇」，一是要「古雅」。他又指出三個條件的連貫性，說「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氣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氣能雄奇者」。
我們再從古文評點家所指出的古文筆法看，在篇章結構或修辭上有所謂起、承、轉、合，有所謂起、伏、照應；有所謂抑、揚、頓、挫；並且定出了許多公式。章太炎是鄙視唐宋古文及桐城派，而提倡魏晉文的，但他的「古雅」主義比姚、曾還徹底，他寫字必依《說文》，曾說作古文方法，是將可以省略的字盡量刪削或改用最簡單的字，最後必得高古的句法。
這種種的義法，都是束縛人們的思想情感，使之不能自由發揮的桎梏，特別是因為近代社會事態的空前複雜，與歐美學術的輸入的緣故，非打破古文義法的重重限制，採用活潑自由的文體，不能適應事實上的需要。古文在唐朝，原本是一種新鮮活潑的文體，但發展到桐城派，又變成了一種形式主義的僵硬物，成為文學革命的對象了。（按曾國藩也說過「古文不宜於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