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併吞六國以後，設博士官（和今日的參議相似）保存並傳習詩書，禁止民間私自講學，後來因博士淳於越議論不合時宜，丞相李斯主張燒百家書，始皇採用他的提議，次年又坑儒生四百六十餘人。因此陳涉起義時，魯諸儒生帶著孔氏的禮器，前往參加。漢高祖初起兵，還看不起儒生，取儒冠以盛便溺，後來天下平定，方才領悟思想問題的重要性，於是以太牢祀孔，用秦博士叔孫通、張蒼釐定法制。惠帝繼承他，廢除民間挾書的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設博士，但人數不多。到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學術乃定於一尊，設置完備的五經博士，以通經為登進人材的標準，於是經之官學，成為富貴榮顯的捷徑。
漢因秦以純法治主義而失敗，所以一反秦的所為，而崇尚儒家的德治主義來拉攏人心，這就是以利祿提倡經學的由來。所謂經學，和戰國時代的儒學不同，經生不自創學說，而只是從事經書的傳習與註解。所以經學的發展，便是學術思想停滯不進的徵象。
在西漢官學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今文學派，即所謂十四博士（宣帝元帝時）的經學，十四博士是：《易經》有施、孟、梁丘、京；《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經》有齊、魯、韓；《禮》有大小戴；《春秋公羊傳》有顏、嚴，共十四家。他們的師承，列簡表如下，其中不著名的人名略去：
上表中穀梁未立學官，又，何休不屬於西漢。但現在流傳的今文學派書籍，何休《公羊傳注》很重要。此外伏生的《尚書大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兩種書雖還存在，但還是後人輯本。
西漢末年，古文經傳陸續出現，古文學派因而產生。劉歆繼承父業，校秘府藏書，將費氏（直）《易》、孔氏（安國）《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周禮》等古文經傳，一一加以研究整理，古文學於是獲得發展的基礎。
近人康有為氏指斥劉歆偽造古經，幫助王莽。當時王莽以復古名義行新政，劉歆在學術上贊助他，大概是事實，但他不可能一手偽造那許多古經。不過古文派傳授不大可考，我們不得不把劉歆當開派大師看。
古文經學雖未能成為官學，僅流傳民間，但因有服虔、馬融、許慎、鄭玄等大師的努力，勢力漸盛。他們與今文經師不同，都能兼通群經，把訓詁工作做得切實。鄭玄作《毛詩箋》，注《周禮》、《儀禮》、《禮記》，兼采今古文經說，雖被認為混淆家法，但因此卻集了經學的大成，而使今文派消沉下去，並且他注重名物訓詁，開了考證學的先路。古文派現存的書，除上述鄭氏數種外，還有許慎的《說文解字》及《五經異義》（後人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