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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冶長第五

以上四篇是孔門學問之道的綱要,本篇是拿事例來說明孔門的學問,對話錄和討論集的味道更濃。

孔門學問之道多半是講“用”——作人做事的應用。下面記錄的都是孔子學生的故事,裡面談到孔子教育的方法,和在事實上面啟發教育的作用。

孔子選女婿

這一篇以公冶長為篇名,他是孔子的學生,在《史記》孔門弟子傳,乃至《孔子家語》中,對公冶長的資料都有限。不過散見其他雜學中的記載,公冶長是懂鳥語的。幾十年前聽到這種事還會哈哈大笑,現在並不稀奇了。因為現代研究生物科學的人,對於動物的語言和動作所表達的意思都懂了。所以科學發達以後,對古代人懂鳥語這種知識,反而並不覺得是笑話。所以我們的俗話有:“近水知魚性,在山識鳥音。”這是很普通的事,也可以說是生活習慣上體驗得來的。在現代來講,因為古人不大有研究科學的精神,所以對於公冶長識鳥語,簡直不相信。過去的儒家因此也就不敢說這個話,認為這是個笑話。但到現在由我們研究起來,它不會是笑話。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以其子妻之”的“子”就是女兒。古時候“子”字是男女通用的,所謂女子、男子,都用“子”。因此古代中國文化對自己女兒可以稱子;而兄弟姊妹之間,妹妹可以稱女弟;到後世反不大習慣用,也可說在另一方面看,中國過去是男女平等的。現在就孔子所講公冶長的資料,只知道他坐過牢,為什麼坐牢不知道,在歷史上查不出來。在另外的雜書上,有一則關於他的故事說,公冶長因為懂鳥說話,有一次對鳥失了信用,鳥就害他,所以他坐了牢。為什麼呢?傳說的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次鳥對他說:“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頭羊,你吃肉,我吃腸。”結果公冶長忘記了,把整隻羊連肚裡東西都吃掉了,鳥沒東西可吃,就想害他。後來又對公冶長說南山有隻羊,公冶長跑去,羊沒看到,而看到一個被害死的人,有口難辯,結果坐了牢。這是我們小時候聽過的故事。這種小孩子神話的傳說,大概有幾千年了,也是根據雜家的學問而來,當然這僅是傳說而已。究竟公冶長為什麼被關在牢裡?就不知道了。但是孔子認為公冶長坐牢,不是罪有應得,因此孔子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

由這件事看來,我們可以知道孔子的為人,絕對不是要選一個有財、有勢或有學位的人,才把女兒嫁給他。而且最妙的是,他把女兒嫁給坐過牢的公冶長,又把侄女兒嫁給南容——南宮適。為什麼呢?我們看下面的理由。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我們先要瞭解一個要點,孔子的出身很苦,他的生母是繼室,孔子的前娘留下來一個殘廢的哥哥,家裡很貧窮。孔子十一二歲間,就負擔起了家庭生活,一切艱難困苦他都嘗過,他是從艱苦中站起來的一個人。他的道德、學問、文章被後世尊稱為聖人,這聖者不是偶然的。他對哥哥留下來的這個女兒,也是盡心的照應,最後將這個侄女嫁給南容。

《論語》中好幾處提到過南容,下面還說到南容“三復白圭”,孔子才把侄女嫁給他。白圭是什麼東西呢?是白玉,“圭”就是做官的人上朝時手上拿的手版,秦漢以後又經改變形式為“竹簡”;所謂“朝笏”的便是它。這是幹什麼用的呢?第一是禮儀的規定;第二作為大事的記載。現在可以用日記本抄一下,古代沒有日記本,遇到朝政大事,像對皇帝報告,如果忘記了怎麼辦?就把重要事寫在朝笏上,這是它的第二個用處。所以我們看上古圖畫中的帝王,手裡也都拿一塊長型式的手版。

古人之所以重玉,是有其意義的,並不像現代人愛好寶石的心理,說它是稀世奇珍。古人重玉,是因為“玉潔冰清”,人品要做到像玉一樣潔白,拿玉來比自己人格學問的修養,所以重玉。後世相傳,才戴玉的戒指、手鐲。至於腰帶掛玉珮,這又是什麼意思呢?據說人跌倒了如會受傷,則所佩的玉會先代人受傷。玉碎了,人就可以免於損傷。這種迷信的傳說,是否真有其事?在力學上可能有這樣一個作用,並不是玉有什麼神靈。

我們知道,白圭就是一塊玉。上古有篇《白圭》,是專門讚歎玉的詩。讚歎玉,並不是因為寶石價值高,可值多少美金,而是讚歎它的“玉潔冰清”。玉的潔白,不能夠有一點瑕疵、污點。南容讀到這篇詩的時候,非常欣賞,再三地朗誦。孔子聽到他再三朗誦這首詩,就把侄女嫁給他。如果說這記載的內容就只這樣簡單,那麼我們年輕人看到哪家小姐漂亮,去她家門口唱幾支歌試試看,不把你趕出去才怪呢!孔子就那麼愛聽歌嗎?那為什麼孔子聽南容吟了三次詩就把侄女嫁給他呢?是因為孔子平日考察,如今日訓導處之有資料,南容非常注重品德的修養,因此他讀到這篇詩的時候,有特別的感慨,被孔子聽見,這時就決定了把侄女嫁給他。到底孔子對南容學問、人品等修養的考察有何觀感?一個時代——社會上了軌道的太平時代——就需要像南容這樣的人才。他不會埋沒,一定會出頭。南容的才具由此可見。但是,凡有才具的人,多半鋒芒凌厲,到不得勢的時候,一定受不了,滿腹牢騷,好像當今天下,捨我其誰?如果我出來,起碼可比諸葛亮。有才具的人,往往會有這個毛病,非常嚴重!南容的智慧、才具是不會被遺棄的,太平治世自然少不了他;一旦到了混亂的時代,才能越高的人,艱難險阻也越多,甚至生命也越危險,但南容不會。因為當社會亂的時候,也有善於自處、清以自守之道,他絕不會遭遇殺身之禍,可以免於刑戮。換句話說,他擅於用世。不但有用世的才具,也擅於自處之道。因此孔子把自己的親侄女嫁給他。

我們把這兩節合起來研究,就可見孔子處事有一定的原則。南容雖然善於自處,但公冶長在學問修養上,有更深的功夫,所以遭遇困逆還能夠不怨不尤,涵養得平平淡淡。事實上比起來,他認為公冶長比南容更了不起。但是假如孔子把侄女嫁給公冶長,很可能遭到社會的批評,說他沒存好心,把侄女嫁給坐過牢的公冶長,而把自己女兒嫁給世家公子的南容。可是他的做法,恰恰相反。在這些地方,我們雖有作吹毛求疵研究之嫌,但它是一個事實。重點在於“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這兩句話是孔子處世的原則。一個人如何做到治平之世,才具不被埋沒;混亂之際,不會遭遇生命危險,實在頗為不易。

第三個評論的學生為子賤。子賤姓宓,名不齊,子賤是他的號。這是年輕人,《史記》上記載他比孔子少三十歲,《家語》記載他比孔子少四十多歲,到底小多少歲?在這裡不是主題,反正這是孔子晚年所收的學生,以全部精神培植的年輕人之一。孔子對他的評語: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孔子大概在這裡對學生們有所感歎。他說,子賤真了不起,是一個君子。“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周公之後封於魯,魯國保存的文化風規,是周代文化的代表。從春秋戰國直到秦、漢之間,都是如此,也是中國文化中心的所在。但是從這一節上,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的人,對魯國文化也有感歎,指出文化要沒落了,至少一些人物已經沒有了。孔子特別提出子賤對同學們說,你們看,不論內在的修養品德,或者發揮於外的才能,宓子賤都可稱得上是一個君子;假使現在有人認為魯國沒有一個君子,那麼子賤這個人不就是君子嗎?如果說這人不是君子,還有什麼人可以說是君子呢?在此隱約透露出:第一,文化精神教育的目的,是在於培養承先啟後的繼起人才。第二,注意獎勵後起之秀,導之使他發揚光大。

以上是孔子對學生學問、德行的評論。講過了三個人,下面是文章中的一個插曲,也等於一個轉捩點。由此更顯得《論語》文章的活潑。

高高山頂立

子貢問曰:賜也如何?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看見老師評論了三個同學,自己忍不住了,突然起來發問,老師!你看我怎麼樣?孔子對他說,你是個東西。我們曾經提到過,中國人罵人的習慣,往往會說你是什麼“東西”?人要構成一個東西,可也真不容易,等於說你有什麼名堂?我自己想想,的確什麼名堂都沒有,只會吹牛。可是在這裡孔子等於說子貢,你已經成了一個典型了。子貢又再問,那我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孔子說,你是個瑚璉。“瑚璉”是古代的玉器,這個玉器,還不是民間普通老百姓可用的。是古代用來供於廟堂之上的,相當於中央政府、皇宮的佈置,擺在上面,非常一精一潔莊嚴。為什麼呢?它是“高”、“貴”、“清”的象徵。子貢形成這種精神的典型,未免有點太高、太貴、太清了。古代要在國家有大典的時候,才請出瑚璉來亮一下相。平常的時候,只好鎖在櫃子裡藏起來,保護起來。

一天,同學拿了張鈔票說:“好髒,要當心細菌。”我說:“這就是人生哲學的寫照。”人如果拿了一張新鈔票,喜歡它,總想多保留些時候;舊的鈔票,先拿來用掉,所以鈔票越破舊越容易流通。同樣道理,好的東西深藏不露,保存起來。子貢就是這樣一個被存起來,保護起來的人物。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後來孔子自己父母一之 國——魯國——有難,孔子想要自己出馬解決,同學們勸孔子,您老人家不要去,讓我們出去替國家辦外一交一 。孔子說,自己國家的事,不能不管了,還是要去。後來子貢來了說,老師!我去。孔子立刻答應由子貢去。子貢是政治、經濟、外一交一 、工商,樣樣皆通的大通才。國際上走一趟,遊說諸侯,就把魯國穩定下來了。我們知道吳越之戰等等大戰爭,最後的決戰,是子貢挑起來的。子貢為什麼要把戰爭挑起來?因為齊國要打魯國,他就吳齊之戰開始,一路挑下來,把越、晉也挑動了,這麼一來,於是魯國就泰然無事。他才具之高,本事之大,於此可見。但是後面還會講到子貢“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後來他官不想當,什麼都不想做,專門去做生意,而且做生意總發財,孔子晚年的生活好像都靠他照應的。子貢這個人就是豪邁慷慨,什麼都不能拘束他,但是他絕不驕傲。所以孔子說他形成了高、貴、清的風格。對低下的事情不屑去做,就成了這“瑚璉”的典型了。

深深海底行

下面再說一個孔子的學生冉雍,號仲弓,比孔子少二十九歲,是平民出身,但是孔子認為這個學生有帝王之才。顏回固然是道德學問都好,可以傳道,但並不一定能成帝王之才,或者做驚人的事業。這裡提到冉雍。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或,是不定詞。不知道誰看到孔子對冉雍太好,有點不服氣,就對孔子說,你經常說冉雍非常好,他人是蠻好,仁慈、愛人、寬宏、厚道,優點不少,就是有一點,說起話來不大動聽,態度上也不隨和。——“不佞”,這個佞字的意義,以現代話來解釋,就是既會吹牛又會拍馬。不佞就是口才不好,態度也不很隨和的樣子。孔子聽了這個人的話後,對他說:“焉用佞?”——一個人為什麼要耍嘴皮子呢?“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他說耍嘴皮子是最可怕的,會講話的人,常犯一個毛病,喜歡用嘴巴得罪別人或刻薄別人。說話刻薄別人的人,常常被別人討厭,有時言語給人的傷害,比殺人一刀還痛苦。所以“御人以口給”,用嘴巴和人家對抗的人,常被人討厭。於是他進一步說:“不知其仁,焉用佞?”假如一個人沒有做到仁的修養,光是利嘴有什麼用嗎?這一節首先講明人格修養的標準;其次說明了孔子再三強調以冉雍為榜樣的道理。

立己易 立人難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是孔子學生中專門研究歷史的,從《史記》上知道,他曾隨孔子學習 《尚書》。《尚書》就是現在說的《書經》,是孔子所整理中國上古的歷史資料。他年紀比較大一點,只少孔子十一歲。漆雕是姓,名開,字子若。

這裡提到,孔子有一天對漆雕開說,你的學養已經可以為社會服務了,出去做官吧。可是漆雕開說,老師,謝了!對這件事,我沒有自信。這句話蘊含的修養很高,他是說你讓我出去做事,我真能夠替國家,為社會做得了什麼事嗎?我的學問夠嗎?你吩咐我做什麼都可以,但是出來為別人擔當大事這一點,我沒有自信,我不想出去做官。孔子聽到他這樣的話,高興極了,因為在他的學生中,也有許多是急功好利的。

孔子周遊列國。自己儘管窮,儘管倒楣,但每個諸侯對於他的推薦,還是要買帳的。同時,孔子的學生在外面了不起的也很多,當軍事統帥的也有,當行政首長的也有,權位很高的也有。只是每一個諸侯都不敢用他,因為他的學生太多了,在當時那樣少的人口——大約幾百萬人口,他就有三千弟子。以今日人口比例來說,他該有多少學生?而且學生們對他都很忠實,他只要動一下,任何一個諸侯之國都可能會動搖,誰敢用他?但是他的學生一個個出來都吃香,因此有些孔門弟子,很可能也想走他們老師的路線。由少正卯的聚徒講學,拉走了孔子許多學生的例證,便可推想而知。但是漆雕開,聽到孔子叫他出來,他反而說對做官這件事沒有自信,由此可見他為學之誠,行道之篤。所以孔子聽了非常高興。

孔子要出國

老師論評學生的記載到這裡,又一轉,來一個輕鬆的題材。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這是孔子晚年感覺到,文化衰頹的振興以及社會風氣的挽回,有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所以他感歎地說,今日文教、德育的路是走不通了;世界變了,大家都現實,對於文化沒人講究了,還是出國吧!——這個出國,不比現在是好事,那時出國是很痛苦的,海外都還沒有開發,完全是原始狀態,那是去受罪。現在出國還了得,如果孔子要想為功名富貴而出國,就不是聖人,跟大家一樣了。他當時還不是坐船出國,而是乘桴。

古代一交一 通不發達,把一根大木頭中間挖空,就成為“桴”了。當時一江一 南一帶是用木筏、竹筏;在北方多半用桴。他感歎地說,萬一自己在中國無法傳道,無所作為,那只好做個獨木舟,到海外野蠻的地方歸隱,默默無聞以終此生。到那時候,大概子路還會跟我一塊兒走吧?(子路武功好,是弟子中軍事成就最大的,有統帥之才。)子路在旁邊聽了老師這句話非常高興,好像孔子馬上就準備出發的樣子。所以孔子說,子路的武功、勇氣都超過我,但是他的暴躁也超過我,對於事情,不知道仲裁,(無所取材的“取材”就是中肯的判斷。)不明斷,太過偏激了。

孔門弟子畫像

講到這裡,來一串總評。同時可看出孔子說話的藝術。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這個人,我們前面介紹過,是魯國一位大夫,當時的當政者,向孔子徵詢人才——要他介紹學生。因為孔子學問的最高境界是仁。所以他先就孔子學生中最出名的幾人問起,問他們有沒有學養到“仁”的最高境界。

首先他問子路的學問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也就是說是否達到以仁道入世的程度?孔子說:“不知也。”這個“不知也”的意思,我與古人的解釋又不同了。古人常解釋說,孔子答覆孟武伯,子路不知道仁。我認為不是這個意思。孔子說的是一句幽默的答辭,不肯定的話;等於有人來問我們說,你認為你的學生某某的能力,能不能當省主席?我們也許答覆他,這個我不曉得。也許我們的心裡認為這個學生的本事,還超過了這個地位,但口頭上不能這樣吹;也許我們認為這個學生當科員的本事都不夠,也不能說得他太難堪了,否則害他沒有前途、沒有飯吃,我只有說不知道。所以孔子說“不知道”這句話時,是帶著笑容說的,就是不作肯定答覆,當然語意中隱含了子路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的意思。這是我對這個“不知也”含義的看法。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看法?因為孟武伯的這個問題,得不到結果,沒有聽到肯切的答覆。所以下面又有“又問”的一層轉折,由此便可自得證明。因此孟武伯又向孔子追問子路的成就究竟到了什麼程度?孔子就具體介紹自己的學生,他說子路如在千乘之國——在春秋戰國時候,是一個大國——“可使治其賦也”,可以讓他當統帥。“賦”在古代,包括了軍事和賦稅的徵調,乃財、政、經,聯合為一的制度。所以賦有時可以代表三軍統帥中,後勤補給的聯勤總務。所謂千乘之國,上古是車戰時代,四匹馬拖一輛車叫一乘,車上是兵員、戰備、武器,千乘之國是最大的國家。他說子路是大將之才,前後方都可由他統領。至於學問修養是否已到仁的境界,這一點,在孔子的標準上來說,是很難通過的。

孟武伯又問冉求這個人怎樣?在《八佾》篇中曾提到過冉求,是在魯國的權門季孫家當家臣的,等於說他有行政的長才,所以孔子答覆孟武伯說冉求是最好的行政首長。以現在的官制來說,當一個相當於省主席的行政首長是沒有問題,而且足以勝任愉快。“千室之邑”的千室,不能和現在比,像台北市有百多萬人口,但是古代的“千室之邑”已經了不起,是很大的地方。“百乘之家”是古代宗法社會制度中的大家族,等於一個大的地方政治單位。冉求可以當這樣的地方官,至於學問上也還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孟武伯又問到一個人說:“赤也何如?”赤是孔子的學生,姓公西,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孔子說,你問到公西華,他穿起禮服,儀態非常好,學問也過得去,有外國的首長、大使來,他是最好的外一交一 官。“束帶立於朝”,我國古代衣服都捆腰帶,所謂錦袍玉帶,就是說衣冠楚楚、風度翩翩。現在外國的禮服也捆了腰帶。雖然在外一交一 應對上是上乘之選,但是談到學問、修養,也還是沒有達到仁的境界。

我們從這一節,看到孔子對於“仁”的要求,嚴格到這個程度,幾乎沒有一個學生可以達到這個標準。學問真正能夠達到“仁”的標準,只有一個顏回,但是不幸短命死矣。後來才傳道給曾參,前面講過:“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晚年了。歷史的記載,孔子三千弟子,優等的(賢人)有七十二人,但是見諸《論語》及《史記》所留下來的資料,出名的、有了不起成就的,一二十人而已。而且,這一二十個人,還是靠孔子宣揚出來的,都是孔子介紹學生,著書立說的也是孔子。我們怎麼知道顏回?顏回沒有寫過一篇文章,沒有作過一首詩,也沒有寫過一個字留下來,我們怎麼知道他的學問到了什麼程度?都是他的老師說他如何好、如何了不起。武才方面,子路可以當元帥,但他沒有像後來的孫子,還寫了一部兵法。子貢也是如此,這些學生們多半是孔子宣揚出來的。

由此可見人才之難,古今歷史上一個大問題,總有“才難”之感!真正的人才實在難得。同時我們可以瞭解一個有趣的問題:第一等人往往可以不寫文章,不講學;學問越好越不響。試看歷史上有好幾個真正了不起的人都如此。耶穌根本沒有念大學,但現在研究,耶穌講的話,拿幾百個博士學位也不止,但他沒有寫過一句話,都是他的門徒寫的;釋迦牟尼也沒有寫過一個字,所有的經典,都是弟子記載的;老子自己寫了五千字;孔子最可憐,都是自己寫,還是他反過來捧學生,學生無法捧他。所以我們當學生,最好找個像孔子一樣的老師,不但有學問聽,自己又省力氣,他來捧捧我們蠻好的。且看孔子這些學生,都是他捧出來的。雖然這是笑話,但事實是從他嘴裡講出來,我們才知道。所以從另一角度來看歷史,真正的人才的確是不易得的。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的弟子裡各種人才都有。軍事的子路、外一交一 的公西華、行政的冉求,至於子貢這一類,器也!有如廟堂上的瑚璉,一精一致高雅;乃至江湖上一諾千金,面孔難看的,各種各樣,無奇不有,無所不包,所以他真是叫做“有教無類”。

吾愛吾師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子路是孔子喜愛的兩個學生。我們可以看到,子路有時拳頭一揮,是最沖的;子貢是什麼話都講的。他們對老師特別一點,孔子對他們倆也特別一點。

所以有一天孔子就問子貢:“女與回也孰愈?”孔子最欣賞的是顏回,這次他對子貢說,你講老實話,你自己與顏回比比看,哪一個好?哪一個了不起?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子貢說,老師,謝了!我實在沒法跟他比。“回也聞一知十”,顏回嘛,老師講出一分,他懂十分。從子貢的答覆,可見學問之難,所謂啟髮式教育也真不容易,告訴了他這個角,另三個角都懂了;告訴他那邊有煙了,他便知道是起火了,如此才是英才。有的則是反應遲鈍地還反問道:“那邊有煙嗎?”等到都燒光了,他還不知所以然呢!這就是智愚的差別了。子貢回答說,老師告訴顏回一分,其他九分他都知道了,不需要老師再教了。至於我——“賜也聞一以知二”,老師講了一步,我頂多知道兩步,第三步就不知道了。這是老實話,可見子貢很坦然,很誠懇。再看孔子的態度:“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這多謙虛呀!他說:“是的,你不如他,不但你不如他,我和你一樣都不如他。”孔子那麼欣賞顏回,這也不是過分,有一種人的頭腦,特別聰明,品德又好,才具又高。後來的孟子認為天下有三件樂事,第一是父母具存,兄弟沒有什麼事故,盡到了孝道和友愛;第二是胸襟光明磊落,沒有對不起人,沒有對不起天地鬼神的事;第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這點孔子就得到了。不過有時得天下笨才而教育之,實在是一大苦事也。孔子對於顏回,他認為是得英才而教育之,是快樂的。由孔子對子貢說的這段話,可見孔子的教育和他的為人,是如此地謙虛,能夠把握機會啟發人,一點都不呆板。

手倦拋書午夢長

下面一個大問題來了: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宰予是孔子的學生,四科高弟之一。孔子說的言語、文學、德性、政治這四種才學分類,宰予等於是孔門那個“學府”裡的後起“語文系”的系主任呢!言語嘛,宰予的長處就是“利口”。“宰予晝寢”據古人的解釋是白天裡睡覺——大概睡午覺,或睡懶覺。被孔子看到了,就罵他:“朽木不可雕也”。這個爛木頭無法雕鑿。“糞土之牆不可杇也”,這個爛牆去粉刷也粉刷不好。“於予與何誅!”該死!該死!

因此中國過去守老規矩的讀書人,不敢睡午覺,都是受這一段話的影響。我們知道,歷史上清朝中興名臣曾國藩,也是有名的理學家,他就不敢睡午覺,儘管忙成那個樣子,還是不敢睡午覺,怕孔子會發牢騷“——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所以曾國藩改成睡晚覺。早上起得早,公事又多又忙實在受不了,沒有辦法,只有在吃晚飯以前,睡一下,然後夜裡精神又好。這個晝寢的教訓,在古人是這麼嚴重的事。

後來到了民國初年,洋學堂是學的西方文化,新的規矩一定要睡午覺,尤其那個時候,德日式的訓練風氣來了,早起有朝氣,補充的休息時間便靠午睡,否則不合乎衛生。那麼“宰予晝寢”的問題怎麼辦呢?有人便提出如康有為、梁啟超他們的意見,說這個不是“晝”寢,是“畫”寢的錯誤。因為宰予沒有事,常常在寢室裡頭“畫”壁畫。除非幼稚園的學生,可能偷偷地在牆上亂畫,宰予又不是小孩子,為什麼要在牆上亂塗。讀書不多真難,後來才知道受了康有為他們的騙。這個“畫寢”的問題,最先提出的是梁武帝,後來宋代也有個人照此講過,說宰予並不是白天睡覺被罵,而是他在寢室的牆上亂畫,所以孔子罵他。康有為他們的說法,並非創見。

然而,據我們的瞭解,古人對孔子這兩句話,似乎都曲解了。據我的研究,這兩句話的真正意思是說,這根木頭的內部本來就已經腐壞了,你再去在他外面雕刻,即使雕得外表很好看,也是沒有用的;“糞土之牆”,經螞蟻、土狗等爬鬆了的泥巴牆,它的本身便是不牢固的,會倒的,這種裡面不牢的牆,外表粉刷得漂亮也是沒有用的。等於房子爛了,你把他整理起來,像用現代的三夾板、甘蔗板、壁紙一敷,走進去看看很漂亮,但架子鬆散,這是不對的、靠不住的。

這兩個問題解決了,就懂得他是說宰予的身體不好。只好讓他多休息一會,你們對他不要有太過的要求。這個道理,我是從學生中體會出來的。因為我有幾個學生,能力好、智慧高,他的才能見解,老實說我都佩服他。但要命的是,一交一 給他一件事情,一個月都沒有消息。罵他嗎?不忍心。實際上他三天兩天就患感冒,一天到晚都必須與床 為伍,沒有精神,只好躺下來睡覺。我才發現“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不是說他壞,而是他的底子太弱了。但是人很奇怪,身體弱的人頭腦都好,試看《孟子·盡心章》裡:“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一個有病的人,因為經常在病苦中,身體沒有其他的活動,所以會多思想、會搞學問。體力好的人,運動得錦標的,要他寫兩篇,他很吃力。這兩件事,不可得兼;體能好,智慧又高,文武具全的人太少了。學問、德業好的人多半體弱多病,這是事實。所以孔子說:“於予與何誅?”對於宰予不必過分誅求了。“誅”者求也,在此不可當殺人的“殺”字用。“誅”也是要求的“求”,這裡“於予”的“予”就是宰予。換句話說,你們對於宰予,何必要求太過呢?就讓他睡個覺吧!

接下來: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孔子說,從前我聽了一個人的話,就相信他的行為。現在我年紀大了、人生經驗多了,聽了一個人說的話,還要觀察觀察他的行為。這個改變,是宰予給我的啟發。

古人根據這些話解釋說,孔子對宰予恨極了。事實不是這樣的。我們從生活和教學的經驗中體會,便可知孔子這樣的話,是說他從前看到一個人,有思想、有才具,便相信這個人將來一定有成就——“聽其言而信其行”。後來他發現並非如此,一個人即使有才具、有學問,但沒有良好的體能、沒有充沛一精一力,也免談事業。一個人做事業,必須要強健的體力,飽滿的精神。所以孔子說,我看了宰予,對人生看法有了改變,天下事實在並不簡單。有人有思想、有能力、有才具,他卻一輩子做不好事業,因為他的一精一力不足、精神不夠。所以曾國藩的相法便說:“功名看器宇,事業看精神。”有道理!所以我認為這一節是這個意思,對與不對,還待大家再研究。不過我個人至少到今天為止,認為是這樣的。只是古人把孔子描寫得太古板、太迂腐了,其實孔子非常通人情。

人到無求品自高

這裡講到另外一個人了。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

孔子有一天在感歎,他說我始終沒有看見過一個夠得上剛強的人。要注意這個“剛”字,脾氣大不算剛,那是脾氣大。剛的人是方正,並不一定脾氣大,普通講這個人很蹩扭,高帽子戴不上,罵他也不改變,這差不多有點像剛,但還要看他的品德、智慧、修養。前面我曾經提到有一個人講過,他說上等人有本領沒脾氣,中等人有本領有脾氣,下等人沒本領脾氣大。孔子這裡的剛是指有本領沒脾氣的上等人而言。

孔子講了這句話,有一個人說,有嘛!申棖,他不是很剛嗎?“子曰:棖也欲。焉得剛?”他說申棖這個人有欲一望 ,怎麼說是剛呢!一個人有欲一望 是剛強不起來的,碰到你愛好的,就非投降不可。人要到“無慾”則剛,譬如說,這個人真好!真了不起!就是一點毛病,愛錢。既然他愛錢,你拿錢給他,他的了不起就變成起不了。你說這個人品德樣樣都好,就是有一個毛病愛讀書,遇到懂得手段的人就利用他了,什麼都不和他談,專談書,他就中計了。歷史上有些人,“天子不能臣,諸侯不能友。”請他出來做官,他不幹;任何權勢拉攏他,理都不理。但是中國政治上有一個傳統的手法,只要在人上者,肯“禮賢下士”,管你什麼人,都要吃癟、投降。有人認為你是天下第一人,你不出來,奈天下蒼生何?這時候你想想,覺得還不錯,不妨出來試一試。功名富貴什麼都可以不要,就怕“禮賢下士”。只要以禮下人,任何英雄都不免來入彀中。不過要有道德作背景,如果沒有道德的基礎,僅是這樣亂用,禮也是一把刀,有時要把自己殺掉的,這要特別注意!

所以真正剛強的人是沒有欲一望 的——無慾則剛。有一個學生要我寫一副對子,我送他八個字。上聯是佛家的思想,下聯是儒家的思想:“有求皆苦,無慾則剛。”如果你說什麼都不求,只想成聖人、成佛、成仙,也蠻苦的呀!所以有求就苦,人到無求品自高,要到一切無慾才真能剛正,才可以作頂天立地的人。

孔子說申棖還有欲一望 ,怎能算得剛?因此,引出了另一個人的話。

推己及人難又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這是子貢很得意地講自己學問修養的心得。他說,我不喜歡人家加到我身上的那些事,我也不想有同樣的情形加到別人身上。譬如有人罵我,我會覺得不高興,因此我也不罵任何人。換句話說,別人給我的痛苦、煩惱,我不喜歡,因此我也不願加給任何一個人痛苦、煩惱。你說一個人能夠做到這樣的修養,多了不起!他向孔子報告了自己這個做學問的可貴心得。“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孔子聽了便說:子貢呀!這是你做不到的呀!再下一句雖然沒有寫出來,但隱約中包涵有孔子自謙的意味,等於說,就算我為師的也不能完全做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為什麼呢?世界上任何一個人,只要是活著,一定煩惱了別人,這是必然的道理。譬如我們大家在這裡研究《論語》,蠻輕鬆的,等會兒回家一看:“太太!你怎麼搞的?飯沒做好!”我們在這裡享受,那個煩惱是加在太太身上的。人活在世上,都是把自己的痛苦加在別人身上,然後自己得到一點所謂“享受”,所謂“幸福”。所以子貢說了這些話以後,孔子說他做不到,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人活在世界上是互助的,我們的幸福享受,一定有賴於人,甚至妨礙了別人。不過,如能常生警覺,想到妨礙了別人時,盡量少妨礙一點,已經是最好的道德了。所以說,絕對無私,絕對無慾,是做不到的。

老子也認為絕對無私是不可能的,做到“清心寡慾”、“少私寡慾”,已經很了不起。少私就公了;絕對無私行不通;絕對無慾做不到;少欲就是了不起。所以替自己想時也能替別人想,就是很了不起的公德。當我想到需要拿扇子的時候,也問問他:“你要不要?”就了不起。假如說當我拿扇子的時候,我買扇子送給天下所有需要扇子的人,是做不到的,不但沒有這個財力,而且也缺乏這種能力。況且世界上有些人,你給他扇子,他拿了丟掉,為什麼?他有病還吹不得風呢!由此可知作人之難,道德修養之難。

有人說,我們後世的人景仰孔子,知道他了不起,那都是子貢的功勞。為什麼?孔子晚年的生活,很可能都靠子貢維持的。乃至揚名天下,子貢也大有功。當時國際之間,不論外一交一 策劃,工商界的聲望,戰略政略的顧問,子貢樣樣都行。而且子貢對孔子的認識非常夠,孔子死後,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大多都服心喪三年——就是對老師像對父母一樣,內心服孝三年。只有子貢廬墓三年——守孔子的墳墓守了三年。中國人講究看風水的“堪輿”學中,相傳孔子在曲阜的墳墓也是子貢勘定的。起先孔子死後,同學們先看中了一個墳地,便是後來葬漢高祖的地方,但是子貢認為這個地方用來葬我們的夫子,是不夠的,因為那只能算是一個帝王之地,我們夫子是千古聖人,這個地方是不夠格的。因此子貢決定葬在曲阜,這是風水家的相傳,事出有因,查無實據。

孔門文武事功的二子

子貢如何的捧孔子,下面便是明證: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以子貢的學問與成就,終於說出孔子的偉大來。他說,我們跟了夫子這麼多年,所曉得的,只是他的文章。說到“文章”一詞,我們要注意,在這裡並不是寫稿子的那種文章;古人的所謂文章,包括美好的言語、思想、行為、舉動、待人、處世等表之於外的都叫作文章;事理成了一個章法,蘊含藝術的氣氛,就叫文章。後來變成狹義的文章,寫成某些形式的文字才叫文章。子貢在此說,老師的學問文章,我們都常聽到;可是老師有關於人性的本源,與形而上生命的來源的本體論,以及宇宙最初是怎樣開始的?究竟誰造的?是唯物的或唯心的?這個天道——哲學的問題,因我們的程度還不夠,老師也就沒有跟我們提。所以我們後世只有研究《易經》,才看出孔子談形而上道的哲學和科學問題,四書中關於形而上道的闡述非常少。因此,後世研究孔子的學說,如果有人提出孔子對於形而上的觀念是如何如何的,多半是他的孔子如此認定,難為篤論。譬如我們寫了一篇文章,內容上說孔子認為如何,如何;多方引證一番,那只能說是我們的孔子,並非孔子的我。這是什麼道理呢?根據子貢的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可見他因這班弟子的程度還不夠,所以很少跟他們提到。

本篇到此,話題一轉,這裡說子路的好處了。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路儘管那麼粗暴,那麼衝動,但子路的品德特別好,武功也好,孔子的確喜歡他。他是後來在衛國出大亂的時候戰死的。衛國發生變亂時,他剛從外面回來,原來他可以躲開這場禍亂的,但他沒有逃避,他聽到消息認為“見危授命”,更應該前去,不能逃避。他進去以後,正在戰亂,他參加作戰而死亡,臨死時一身都是創傷,但他認為儒者之死,應該整其衣冠。所以臨命終時,抱著重傷,戴上帽子,整理好衣服,端端正正,然後才斷氣。一個人一身創傷,還如此從容,知道大限已至,整理衣冠,扣好扣子,死得端正,這種精神修養,太不容易,他能如此,決非偶然。所以這裡說子路最怕聽見孔子講話,為什麼?因為他怕聽了做不到,有愧於為學。道理明白了,行為要配合得上,此即所謂“履踐”的工夫。他因為怕做不到事理合一之境,等於是自欺,所以他最怕老師的教誨。

蓋棺成定論

本篇這一節之前,都是講學生的故事。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這節開始講到孔子對於當時及其前後時代人物的評論。這個人物的評論,包括了如何作學問與整體的文化精神。

現在這裡先介紹一個人。他就是孔文子,姓孔名圉,是衛國的大夫。文子的“文”的來源,是中國古代的謚法,從周朝開始,一直流傳下來的,民國以來,因為幾十年都在戰亂之中,國家多故,我們文化中的這一點還沒有恢復。

什麼是謚法?簡單一句話,就是一個人死後的定論。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只有中國歷史文化才有的,連皇帝都逃不過謚法的褒貶。我們要曉得,這一點便是中國文化春秋大義的精神所在,同時更應該使下一代記取這具深義的特點。中國古代做皇帝、做官的最怕這個謚法,怕他死後留下萬世的罵名,甚至連累子孫抬不起頭。因此他們為國家做事情,要想爭取的是萬世之名,不願死後替子孫留下臭名,更不願在歷史上留個罵名。這個就叫謚法——也就是死後的一字之定評。皇帝死了就由大臣集議,或史官作評語,像漢朝的文帝、武帝,稱謂“文”、“武”,都是謚法給他們的“謚號”。“哀帝”就慘了,漢朝最後那個帝為“獻”帝,也含有奉獻給別人,送上去的悲哀。可見這個謚法很厲害。王陽明,是他本人的號,後來加謚為“文成”。曾國藩,後人稱他曾文正公,“文正”兩字是清朝給他的謚號。死後的評語夠得上稱為“文成”、“文正”的,上下五千年歷史,縱橫十萬里國土,雖然有幾億的人口,其中卻數不出幾個人,最多一二十人而已。這是中國文化中謚法的謹嚴。所以中國人做官也好,做事也好,他的精神目標,是要對後代負責;不但對這一輩子要負責任,對後世仍舊要負責任。如宋代的名臣,也是理學家的趙卡,他一度放到四川作“省主席”——比擬現代的官位來說。他自己騎一頭跛腳騾子,帶了一個老僕人、一琴、一鶴去上任,到了省城裡,全城的文武官員,出城來接新主席,卻看不到人,誰知道那個坐在茶館裡面,一琴、一鶴相隨的糟老頭子就是新上任的主席。當然他不止是當主席,也當過諫議大夫,是很有名的名臣——歷史上成為名臣不容易。有所謂大臣、名臣、具臣、忠臣、功臣、奸臣、佞臣等等。所謂忠臣、奸臣,看小說都知道,不必細說了。要夠得上成為一個名臣,很不容易,夠得上一個大臣,更難。大臣不一定在歷史上很出名,可是他一定有安定天下後世的功業。我們不希望看到奸臣,也不希望看到忠臣,這話怎麼說呢?我們曉得文天祥是忠臣,岳飛也是忠臣,但是我們不希望國家遭遇到他們當時那樣的時代。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名臣、大臣,像趙卡就是名臣、大臣。他最後退下來,回到家裡,寫了一首詩:“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只是柯村趙四郎。”不要看錯了,說他腰裡都是黃金美鈔所以退休了。這個黃金不是黃金美鈔,看京劇就知道,所謂“斗大黃金印,年高白玉堂。”古代方面大員的印信,實際上是一顆銅的大印,叫作“黃金印”,有如現在中央部會的印,鑄印局用銅鑄的,也可叫黃金印。“腰佩黃金已退藏”,是說退還了那顆黃金印。“個中消息也尋常”,一生風雲人物,其實很平常。“世人欲識高齋老”,他下來以後所住的地方叫高齋,他說你們以為住在高齋的這個老頭子有什麼了不起,而想認識認識他是何等樣的人嗎?“只是柯村趙四郎”,其實還是當年住在柯村的趙老四啊!他是那麼平淡,那麼平凡。所以一個最了不起的人,是最平凡的人。真做到平凡,才是真了不起。而趙卡最後的謚號是兩個字“清獻”,歷史上的趙清獻公,就是趙卡,他一生都奉獻給國家,而一生清正,到達這個程度是很難的。其他的名臣很多,在這裡一時也說不完。

總之,中國過去的歷史文化,非常重視這個謚法,而我們現在呢!大有陸放翁詩的:“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管他的!死了就拉倒,老子死後,你要罵就罵吧!只要我現在活得舒服就對了。我們不要忘記了,謚法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等到邦有道時,這些東西仍然要恢復起來才對。試看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精神,不管文人、英雄,死了就死了。像法國人,一提到就只有拿破侖。拿破侖又有什麼了不起,崛起只有二十來年,五十多歲就死了,而且是個失敗的英雄,比楚霸王還差勁,什麼拿破侖的!在中國歷史上這種英雄多得很,只因為歷史上多是同情失敗的英雄,所以“徒使豎子成名耳”。現在的西方文化更搞不清楚,“死後是非誰管得,生前拚命自宣傳。”可是我們中國人要懂中國文化謚法的道理和精神。

同時我們也要知道,像日本明治維新的幾個重要人物之一——伊籐博文的名言:“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吸收中國文化的東西,日本人自稱東方文化,其實都是道地的中國文化。我們這一代青年,那種短見,那種義利之不分,實在“匪夷所思”。剛才我們幾個人談到現代青年對現代知識的貧乏,什麼都沒有,一談就是考什麼學校,為了待遇多少,為了求生活,這些是從前我們從來不考慮的。現在搞成這個樣子,真是文化精神的衰退,實在值得我們多加注意。這是談到謚法引出來的題外感想。

現在回到原文。衛國的大夫孔圉,死後謚作文。子貢問孔子“何以謂之文也?”一個人一生作人做事,要怎麼樣才夠得上稱作“文”?“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一個人聰明——聰明的人不大好學的,而且聰明的人往往以為自己的學問夠了,尤其我們現代人,容易犯這個毛病,好像自己什麼都懂;而且現代人犯一個更大的毛病,地位越高了,好像自己學問也隨之而越高深了,這是很成問題的。要敏而好學,越聰明越好學,為自己,為事業都好,這才是了不起的人物。第二點更難了:“不恥下問”,什麼叫下問?比我不如的人,也要虛心向他請教求證。人要有自知之明,那樣行就是行,即使行了,也能問於不能,作為參考,這才叫能夠集思廣益。孔子說一個人能夠敏而好學,再加上不恥下問的謙德,才符合“文”這個字的內涵。曾國藩的了不起,就是幕府中的人才多,他的智囊一團一 組織大,第一流的人才都參加,大家的智慧變成他的智慧。諸葛亮的了不起,也是幕府人才非常多。所以要“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才叫做“文”。

名臣的典範

孔子又批評一個人,是當時春秋時代,比孔子稍稍早一點,鄭國有名的首相,對鄭國有了不起的貢獻的,名叫子產。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是歷史上有名的好宰相,好政治家,孔子非常佩服他,說他特別有四點君子之道,不是普通的常情、德業、修養等等可比。因此孔子對他四個長處,在歷史價值上加以評論。他說子產自己嚴肅得很,管理自己非常恭謹,不馬虎,這是很難得的。一個人對自己最易放鬆,往往認為錯處總是他人的,很少對自己的錯失反省,而子產做得到“行己也恭”,實在難得。同時又“事上也敬”,子產做首相,對於主上非常恭敬。恭是自己內心的肅誠,敬是對人對事態度上的嚴謹。換言之:對上接受命令時,不只是服從,有好的意見時要提出力爭。執行命令,要盡心,不只是敷衍了事。最怕的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你要他提意見辦法,他表示沒有異議,你教他執行,他又呆在那裡。而子產對上對下都能敬於其事。“其養民也惠”,他能促使經濟繁榮,對於社會百姓,大家能得其所養,安定生活,對於社會有貢獻,有恩惠給人民,因此老百姓感恩於他,他有命令下達時,個個服從。但是“其使民也義”,他又非常合理、合時、合法,人家樂意聽他用,的確是大政治家的風範。所以鄭國有子產才能興起來,因為他有四點君子之道。這四點長處並不僅是政治家才應該具備,而我們不是政治家就用不著,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拿這四點來作人處世,就是成功的一半,所謂君子之道,大有可望了。

孔子講到另外一個人,就是晏平仲。齊國人,曾任宰相,年紀比孔子大一點,但與孔子同時。孔子到齊國所以不得志,就是小矮子不讓他去,齊國本來想請孔子去,小矮子告訴齊王:“你能有這度量,可以請他來嗎?”這個話皇帝一聽,心裡有數了,就不敢請孔子去。但是孔子對於晏子很佩服。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一交一 ,久而敬之。

他說這個人作朋友了不起,歷史上有他的專門著作——《晏氏春秋》。晏子是大政治家,可說是孔子前輩,年齡雖然差不多,但比孔子出道早。《古文觀止》上有一篇,輯自《史記·管晏列傳》,提到晏子的車伕,一天回家時,太太要求離婚。車伕問什麼原因,他的太太說,我今天在門縫中看到你駕車載晏子經過門口,晏子那麼矮,做了宰相,名震諸侯,還是簡樸無華,自居人下的樣子。而你身高八尺,只是他的僕役,卻顯得意氣揚揚、自足自滿的樣子。你竟是這樣沒有出息,不長進的人,所以我要離婚。晏子的車伕聽了這番話,就馬上改過,力學謙卑,第二天駕車都變了。晏子看見他突然一反常態,樣子變了,覺得奇怪,問明了原因,晏子就培養他,從此立志讀書,後來官拜大夫。從這個故事可知晏子有他了不起的地方,孔子尤其佩服他這個人對於一交一 朋友的態度。他不大容易與人一交一 朋友,如果一交一 了一個朋友,就全始全終。我們都有朋友,但全始全終的很少,所以古人說:“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到處點頭都是朋友,但不相干。晏子對朋友能全始全終,“久而敬之”,一交一 情越久,他對人越恭敬有禮,別人對他也越敬重;一交一 朋友之道,最重要的就是這四個字——“久而敬之”。我們看到許多朋友之間會搞不好,都是因為久而不敬的關係;初一交一 很客氣,三杯酒下肚,什麼都來了,最後成為冤家。

講到這裡,我們想到中國人的夫婦之道——“相敬如賓”——賓是客人,對於客人無論如何帶幾分客氣,如果家人正在吵架,突然來了客人,一定暫行停戰,先招待客人,也許臉上的怒意沒有完全去掉,但對客人一定客氣有禮。夫婦之間,在最初談戀愛時,西門町電一影 院門口等了兩小時,肚子裡冒火,對方來了,還是笑臉迎上去,並且表示再等兩小時也沒關係。如果結了婚,再這樣等兩小時,不罵一頓才怪!因為是夫婦了嘛!所以夫婦之間,永遠保持談戀愛時的態度——相敬如賓,感情一定好。不但夫婦如此,朋友也如此。擴而大之,長官對於部下,部下對於長官,也是這個道理。

這個“敬”的作用是什麼?好像公共汽車後面八個字的安全標記:“保持距離,以策安全。”少碰為妙。

普通人一交一 朋友,恰恰與晏平仲相反,時間久了,好朋友變成冤家,這對五倫中的友道,實在有虧。尤其是我們這一代青年,對任何人都不大相信,友道根本上已成了問題。必須急圖匡正。以便維繫“久而敬之”的一交一 友原則。

玩物喪志

接下去,談到了臧文仲。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我們首先要瞭解的,臧文仲是孔子父母一之 邦——魯國的大夫,為臧孫氏,名辰。“居”字在這裡,和“囤積居奇”這句成語中的那個“居”字的意義相同。“蔡”是大烏龜,就是在街上特產店中可買到的玳瑁。講到烏龜和狗,在中國上古的文化中,都是很受重視的東西。平常碰到廣東朋友,就往往會談到吃狗肉。為什麼廣東朋友喜歡吃狗肉?因為廣東、福建一帶,直到現在還保存了不少唐代以前的文化。同時在中文音讀方面,廣東、福建的語系,很多地方還保有唐代的中州音。我們研究詩詞、讀古文、講音韻平仄。假使用現在的國語發音,有時候會有很大的困惑;我們如用國語來朗誦古詩詞,就會常常讀錯音的。例如一個字的平、上、去、入四聲,現代改為第一聲、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但第四聲(入)往往和平聲沒什麼分別,所以原來的四聲等於只有三聲。原來的上、去、入等三聲都是仄聲,但現在聽見有人用國語朗誦詩詞,對入聲字就念成了平聲,這就是因為現在的國語,一、四兩聲不容易分而發生的毛病。

我們中國字的念法,不但有平、上、去、入四聲,事實上以中原音為準,有宮、商、角、征(知矣切)、羽、變宮、變徵等七音。(笛譜上有合、四、一、上、尺、工、凡等七個音階。)所謂中原是古南陽,現在的河南、鄂北一帶,為中原的中心地帶。京戲中皮黃的黃,就是指湖北黃陂、黃岡一帶而言,如“大王”這個名詞,在京戲裡念成“代王”的音,廣東話的“大佬”也念成“代佬”,這就是古音。所以現在要研究中國的文學、文化,都必須懂得廣東話,乃至福建話(包括台灣話)。因為廣東話、福建話有七個音,尤其閩南話到了八音,它的鼻音非常多,有些是國語沒有的音。

為什麼我們說廣東人的吃狗肉,也是來自上古的文化?我國自古以狗作祭品。自三代以來,差不多到商周時代,祭品中才取消狗,改用牛、豬、羊等作祭祀的犧牲。老子《道德經》有:“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話——一般人批評老子這句話為陰險、刻薄,看事情太透徹。因為他們解釋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天地無所謂仁不仁,生了萬物,又把萬物當芻狗來玩弄。這是對老子思想的誤解,或者故意曲解來作幽默用的。老子“芻狗”的本意,就是草做的狗。狗在古代本來是作祭祀用的犧牲,在祭祖宗、祭天地等典禮中,如現在的冷豬頭、牛、羊等。後來由於社會風氣的演變,不再用真的狗,而用草扎一隻狗形來代替。相當於後世在拜拜的時候,用面做的豬頭來代替真的豬頭一樣。芻狗做好以後,在還沒有用來祭祀之前,大家對它都很重視,碰都不敢隨便碰;等到舉行祭祀以後,就把它丟到垃圾堆裡去了。

儒家常說天地有仁心,滋生了萬物;老子則說天地無所謂仁,也無所謂不仁。天地生了萬物,並沒有想取回什麼報酬。人幫助了人,都往往附帶了條件,希望有所回報。於是老子說人要傚法天地。天地生了萬物,他沒有居功;天地給萬物以生命,他沒有自認為榮耀;天地做了好事,使萬物生生不息。凡是能做的,做了就做了,沒有條件。所以真正要成為聖人,就要傚法天地的這種精神,養成這樣的胸襟。所以老子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真正意思是:天地看萬物和那個丟掉的草狗一樣,並沒有對人特別好,對其他的萬物特別差。人之所以對萬物差,是因為人的主觀,人的自私的觀念;這是老子的本意。

總之,這是說明上古把狗肉看得很重要,同時也把烏龜看得很重要。剛才說過了,研究古代文化,比較接近的,要從廣東、福建兩省的文字、語言、風俗、習慣著手。本省同胞的祖先,都是來自閩粵的,他們祭祀時用米做的烏龜很多。而在大一陸 其他各省,對烏龜就很忌諱。實際上烏龜在唐代以前都是好的象徵。認為它的壽命很長,又代表了厚道、富貴,所以本省現在還保留這個風氣。

現在講到“蔡”,就是大龜——玳瑁,是龜中特別好的一種。戰國時代,對大龜看得很珍貴。如果現在有人以此為題寫博士論文,一定也可以拿到一個學位。司馬遷在《史記》中寫了《日者列傳》、《龜策列傳》,就提到過烏龜。所謂“日者”在古代包括了天文學家、氣象學家、占卜、算命等都在內。過去對於這些像科學,又像哲學,又像玄學的東西,都歸“太史公”掌管。所以當時太史這個官,就是專管歷史和這些事情的。司馬遷的《史記》中,常有“太史公曰”,因為他是歷代世襲的太史,他是把父親捧出來:“我爸爸說的。”後來司馬遷承襲父職也做了太史公。他自己要罵人的時候,不好意思直罵,就說“太史公曰”——“我爸爸當年說的”,這是司馬遷寫文章調皮的地方。

司馬遷在《日者》、《龜策列傳》中,寫到卜卦用烏龜的事。古代認為烏龜有神靈,卜卦要用烏龜的殼。卜卦的人如何找得到那麼好的烏龜殼?古代的情形不知道,據我們所看到的,就很殘忍了。是把烏龜上下夾住,然後在烏龜後面用火一燒,烏龜被燒痛了,拚命想逃走,可是殼又被夾住了,最後向前猛竄,龜肉飛了出去,殼就留下來,所謂“脫殼烏龜”就是這情形。這種龜殼,就被認為有神靈,拿來作卜卦之用。

司馬遷因為世代研究這類東西,天文、氣象、卜卦等等都會,因此他在《龜策列傳》中,對這件事寫得很妙。他說烏龜如何如何靈,如何如何神。在春秋戰國以前,遇到國家大事,連大臣們都不能決疑的時候,就用卜卦來決定。他還舉出了許多例子,來證明烏龜如何靈驗,但寫到最後,妙了!他寫道:“一江一 淮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最後這麼一句,意思是說:據小子我遍游名山大川,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到了南方一看,一江一 淮之人,長一江一 以南,湖南、廣東一帶的人,他們還吃烏龜的肉呢!這篇文章到此就完了。你說他迷信不迷信?這可不知道了,也許這是他的歷史哲學。上面說了烏龜很靈驗,既然很靈驗,又自己保不住,一江一 淮的人還吃烏龜肉,就可見不靈驗。假如不靈驗,又何必去迷信?但一定說是迷信,上面又舉了很多靈驗的事實。由此我們知道古人寫文章,不像現代的人寫文章沒有根。古人寫文章不但有根有據,而且不輕易下結論,非常客觀。

現在回到本文。如上面所說的,因為古人對於烏龜非常重視,魯國的大夫臧文仲居蔡,把一個玳瑁藏起來。當年沒有博物館,臧文仲是一位大夫,在自己家裡,修了一間房子,把這個玳瑁供起來。這間供玳瑁的房子,漂亮極了。“山節藻梲”,就是古代木質的建築物,在樑柱上雕刻有山水。“藻”是海藻形的花紋浮雕。“梲”就是接梲的地方。為了供一隻烏龜,特別在家裡修一棟建築物,又修得那麼漂亮、華麗、奢侈。一般人都認為臧文仲很有智慧,很有學問。孔子就說:“何如其知也?”——這個“知”讀“智”——像他做這樣事情的人,為什麼一般人說他很有智慧呢?孔子認為臧文仲做這件事,太不懂事,幾乎是近於無知。他相信一個人到了某種地位時,在言行上,一舉一動,一句話,都會影響到社會風氣。以現代社會而言,如果一個有權位的人家,養一隻小狗,給它蓋棟小洋房,就未免太過分了。當一個社會艱難困苦的時候,這樣做是不應該的,這不能算是智。

進退揖讓之間

這裡又批評當時歷史上另外一個人——令尹子文: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子文是春秋戰國時代,楚國的名宰相。姓鬥,名谷於菟。楚國是當時南方新興的國家。研究春秋戰國的歷史文化就知道,北方大概偏重於傳統守舊;到了南方,楚國是後起的國家,氣象就不同,文化思想都有新興開展的現象。同時他也有很好的政治家。

令尹子文,令尹是官名,等於後世所謂的宰相、首相。子文是封號。他的道德、學問都很有修養,而他當時在國際間的聲望,大致相當於近代日本明治維新的名相伊籐博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他三次上台做首相,並沒有覺得了不起,一點也沒有高興過。“三已之,無慍色。”三次下台卸官,他也沒有難過。人在上台與下台之間,儘管修養很好,而真能到淡泊的並不多。一旦發表了好的位置,看看他那個神氣,馬上不同了。當然,“人逢喜事精神爽”,這也是人情之常,在所難免。如果上台了,還是本色,並沒有因此而高興,這的確是種難得的修養。下台時,朋友安慰他:“這樣好,可以休息休息。”他口中回答:“是呀!我求之不得!”但這不一定是真心話。事實上一個普通人並不容易做到安於下台的程度。所以唐一人的詩說:“逢人都說休官好,林下何曾見一人!”這是描寫當時在朝做官這種情形,古今中外都是一樣,不足為怪。不但中國,外國也是一樣。“不喜不慍”,這是很重要的修養。此其一。

其次,上台終有下台時。爬山的朋友就知道,爬上去時固然很難,下山的時候更危險。因為向上爬很費力很痛苦,一定會小心。走下坡的時候,就滿不在乎了,但往往在這時出毛病。我們可以從爬山體會人生。人“上台終有下台時”,而且老是站在台上,永遠演下去就沒有意思了。和電一影 、電視界的人一接觸就知道,再好的明星,演上十年,也就不再受歡迎了。大家看慣了的面孔,就會生厭,必須要換新人。所以有時下來,換個面孔,蠻好!同是一個人,到別的地方站站,蠻好!此中也頗有人生哲理。此其二。

在權位、名利之間,大家都說對富貴功名不在乎,但有人問我喜歡什麼?我一定說喜歡錢。問我有錢沒有?我老實回答沒有錢。當然,不應該要的錢不會去拿,危險的錢不敢去拿,所以一輩子也沒有錢。但錢是人人喜歡的,所以要講老實話。如果說“我絕不要錢”,這個話真不真?很難說了。同樣的說“我絕不要做官”,這個話是不是真心的,也很難說。富貴功名我很喜歡,可是絕不亂來,絕不幸致。這是坦白話、良心話,我喜歡,但不苟取、不亂來,這已經了不起,是很好的素養了。如果說我絕對不喜歡,那是假話。人要誠懇。所以做官,必須要學學令尹子文,三次上台,不喜,三次下台,不慍。我們看書時往往把這種地方很輕易帶過了,如果自己切實一體會,才知道他真是了不起。上台,應該的,你一交一 給我做,只要能夠做的我盡力去做;下台,最好,我休息休息,給別人做,心裡無動於衷。這還不怎麼難,最難的是:“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自己所做的事情,一定詳詳細細告訴後面接任的人該怎麼辦。普通一交一 接,只說:“這事我辦了一半,明天你開始接下去。”就這樣了事,令尹子文,則把事情的困難、機密,全部告訴來接印的新人。多數人都會有經驗,新舊任一交一 接,在一交一 印時總不是味道,多半不願把困難的所在告訴新任的人。即使雙方是好朋友,也是一樣。甚至原來兩個好朋友,一個在台上的病危了,另一個到醫院去探望,關心的是哪一天可以去接他的印,而不是病情何時好轉。看了幾十年人情,頗恨眼睛還很亮,不太老花,耳朵也頗靈光,這真不是件快樂的事!

這裡是說令尹子文對國家的盡忠負責。對來接任的人,看成是工作的接班人。他這種態度,在表面上看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在外面做事的人,對這些要牢記,這是對國家盡忠,對自己盡職。在一個一團一 體,就為一團一 體盡忠,不為私事。所以子張問到令尹子文時,孔子便說:“忠矣。”指出令尹子文是國家的忠臣,因為他把私人的利害得失丟開了,完全為國家盡忠。“曰:仁矣乎?”子張又問到像令尹子文這樣的做法,他的學問修養,有沒有達到“仁”的境界?“曰:未知,焉得仁?”孔子說,“仁”是什麼他還不知道,他怎麼能算得“仁”者?他只是忠臣,仁還不夠。

對於孔子說的仁,我們在《裡仁》篇中曾提到過的,這裡不再重複。

濯足滄浪哪得清

崔子弒其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這是歷史上有名的事情。齊國是魯國的鄰邦,當時有一大臣崔杼叛亂,殺掉了齊國君王莊公。孔子寫《春秋》的微言大義,前面已經說過,他常用一兩個字標明,衡論是非。這裡的“弒”字,就是《春秋》大義的微言。凡是叛變的人殺了上面的都稱為“弒”,所以在歷史上看到弒,就知道是叛變殺了上面,在歷史上永遠留下叛變的罪名。這是中國歷史哲學的精神,也是歷史的道德觀。無論怎樣成功,如果做了不對的事,千秋萬世都要負這個歷史道德的罪名,弒就是弒,殺就是殺。對敵人打勝仗就是克,不是敵人就不能用克。這是一定的、刻板的,所以崔子叛變殺了齊君就是弒。

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和崔子是同事,地位相當。古代的一交一 通工具,一部車子為一乘,用四匹馬駕駛。有馬十乘,就是有十部馬車,一共四十匹馬。以現在來說,小轎車就有十輛以上了,直升飛機幾架不去說他。“棄而違之”,對崔子的叛變看不下去,把自己的偌大財產都丟掉不要,逃離了齊國。“至於他邦”,又流浪到別的國家。春秋戰國時,每個國家都很亂,到別的國家一看,“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他說,這個國家的大臣們,也都是混蛋,和齊國的崔子一樣,都不是好東西。“違之”,因此又走。周遊列國,到處走。“之一邦”,又到了另外一個國家,“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又是感歎!整個世界都是一樣,都在混亂,大臣們和崔子一樣,沒有好東西!“違之”,離開了。這個陳文子,後來不知到瑞士或者非洲的什麼國家去了(一笑)。子張就問孔子,老師,像陳文子這個人,你看,了不起吧?“子曰:清矣。”孔子說,好!很清高。清高的人往往比較自私,只顧自己,不能算是忠臣。否則,為什麼自己國家有難,棄而不救,到處亂走?這裡看不慣,那裡看不慣,難道國家太平了,就非要你來住嗎?

絕大多數清廉之士,最高的成就只到這個地步。他們清,很清。他們批評什麼事情,都很深刻,都很中肯,很有道理。但是讓他一做,就很糟糕。高尚之士談天下事,談得頭頭是道。不過,天下事如果一交一 給他們辦,恐怕只要幾個月就完蛋。國家天下事,是要從人生經驗中得來。什麼經驗都沒有,甚至連“一呼百諾”的權勢經驗都沒有嘗過,那就免談了。否則,自己站在上面叫一聲:“拿茶來!”下面龍井、烏龍、香片、鐵觀音,統統都來了,不昏了頭才怪,你往地上看一眼,皺皺眉頭,覺得不對,等一會就掃得乾乾淨淨。這個味道嘗過沒有?沒有嘗過,到時候就非昏倒不可。頭暈、血壓高,再加上心臟病,哪裡還能做事?一定要富貴功名都經歷過了,還能保持平淡的本色,最了不起時是如此,起不了時還是如此;我還是我,這才有資格談國家天下事。不然去讀讀書好了。至於批評儘管批評,因為知識分子批評都很刻骨,但本身最了不起的也只能做到清高。嚴格說來普通一般的清高,也不過只是自私心的發展,不能做到“見危授命”,不能做到“見義勇為”。所以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也是從人生經驗中體會得來,的確大半是如此。屠狗輩就是古時殺豬殺狗的貧賤從業者,他們有時候很有俠義精神。歷史上的荊軻、高漸離這些人都是屠狗輩。雖說是沒有知識的人,但有時候這些人講義氣,講了一句話,真的去做了;而知識越高的人,批評是批評,高調很會唱,真有困難時找他,不行。

講到這裡,想起一個湖南朋友,好幾年以前,因事牽連坐了牢。三個月後出來了,碰面時,問他有什麼感想?他說三個月坐牢經驗,有詩一首。是特別體裁的吊腳詩,七個字一句,下面加三個字的註解。他的詩是:“世態人情薄似紗——真不差,自己跌倒自己爬——莫靠拉;一交一 了許多好朋友——煙酒茶,一旦有事去找他——不在家。”我聽了連聲讚好。這就和“負心多是讀書人”一樣,他是對這個“清”字反面作用的引申;對社會的作用而言,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孔子對於陳文子這種人的評論只給他一個“清”字。總之,“水太清則無魚,人太清則無福。”這話很有道理。子張又問陳文子這個人,夠不夠得上“仁”的程度?孔子就說,他對仁的觀念都還沒有,怎麼可能達到“仁”的修養?

想得太過了

上面列舉出“忠”的榜樣和“清”的榜樣,接著講一個道理。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季文子姓季孫,名行父,謚文,是魯國的大夫。做事情過分的小心,過分的仔細。“三思而後行”,一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再想叫“三思”。孔子聽到他這種做事的態度,便說:“再,斯可矣!”這句話有兩種解釋,從前老學究們的解釋認為:“做事情要特別小心,孩子們,想三次都不夠,孔子說‘再斯可矣!’還要再想一次哪!”這種解釋是不對的。其實,孔子認為他想得太多。作人做事誠然要小心,但“三思而後行”,的確考慮太多了。學過邏輯就知道,學過《易經》的道理更懂得。世界上任何事情,是非、利害、善惡都是“相對”的,沒有“絕對”的。但是要三思就討厭了,相對總是矛盾的,三思就是矛盾的統一,統一了以後又是矛盾,如此永遠搞不完了,也下不了結論的。所以一件事情到手的時候,考慮一下,再考慮一下,就可以了。如果第三次再考慮一下,很可能就猶豫不決,再也不會去做了。所以謹慎是要謹慎,過分謹慎就變成了小器。大家都有幾十年的人生經驗,過分小心的朋友,往往都犯了這個小器的毛病,小器的結果,問題就多了。所以孔子主張,何必三思而後行,再思就可以了。

難得糊塗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寧武子是春秋時代,衛國很有名的大夫,姓寧,名俞,武是他的謚號。經歷衛國兩代的變動,由衛文公到衛成公,兩朝代完全不同,寧武子卻安然地做衛國的兩朝元老。“邦有道則知”,這個邦就是古時國家的別稱,國家政治上了正軌,他的智慧、能力、才具發揮出來,了不起!可是後來到了衛成公的時候,政治、社會,一切都非常混亂,情況險惡,他還在朝,也參加了這個政治,可是他在“邦無道”的時候,卻表現得愚蠢魯鈍,好像什麼都很無知。但從歷史上看出他並不笨,他對於當時的政權、社會,在無形之中,局外人看不見的情形下,在努力挽救。表面上好像他碌碌無能,沒有什麼表現,可是他對於國家、社會真的做了事。所以孔子給他下了一個斷語:“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他說寧武子那種聰明才智的表現,有的人還可做得到,但處於亂世那種愚笨的表演,就難以學到了。

人們到了社會歷史發生變動的時候,尤其是古代帝王政權變亂時,在前一個君王手上,充分表現了政治才能的人,本來是很容易遭忌的。這是政治上千古以來不移的定例。何以如此?有點莫名其妙的,也許是人類心理的通病,能幹了會有人妒忌的。為什麼妒忌?只能說是人類天生的劣根性,我們必須以學問、道德來消磨它。這種妒忌心理,到了事業或利害相對的時候,就忌刻別人。所以學問之道,就要瞭解自己的心理,把這些罪惡的心理,消磨了、轉化了,那才是真正“仁道”之“仁”。所以孔子說到寧武子,當初他的才能表現得那麼高,應該遭人家的妒忌;但是到了變亂的時候,他表現很碌碌無能,沒人打擊他,也沒有人仇恨他,這一點修養是別人做不到的。人在得意時,聰明才智很容易露鋒芒;“其知可及也”,這點大家還可以做得到。但是樸實無華、老實平淡、笨笨無能的樣子,“其愚不可及也”,這就很難做到了。

這裡我們就想到清朝名士鄭板橋,說過幾句很了不起的話:“聰明難,糊塗亦難,由聰明而轉入糊塗更難。放一著,退一步,當下心安,非圖後來福報也。”絕頂聰明的人,不是故意裝糊塗,而是把自己聰明的鋒芒收斂起來,而轉進糊塗,這就更難了。下一句話說待人接物,遇事退一步,把利益權位都讓給人家,心裡很舒服,並不希望人家事後報答,只要當時心裡舒服就好。這也是孔子說寧武子的“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的另一引申。

不如歸去

下面講到: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一黨一 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歸與的“與”字是驚歎詞。這一節等於孔子的一段傳記。這是孔子周遊列國,到晚年的時候,要想回來講學的自白。這裡談到學問之道。我們要特別瞭解的是,孔子在這段時間周遊列國,對於國家天下大事,瞭然於心。有很多很多拿到政權的機會,但是他不要,他認為國家天下所以安定,必須要以教育文化為基礎,於是他決心回到自己的國家講學去。此時他很感歎地說:回去吧!回去吧!

“吾一黨一 之小子狂簡”——小子是年輕人。一黨一 是指古代的鄉一黨一 ,也就是魯國這一些跟隨他的學生們。“狂簡”是兩個典型。豪邁、慷慨,多半年輕人喜歡的個性和作風就是“狂”。輕易、草率,對國家天下事掉以輕心,就是“簡”。我們知道宋代的名詩人陸放翁,(在清末民初,有更多的文學家喜歡捧陸放翁,譽他為愛國詩人。)他的一首名詩:“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州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與伯仲間。”這是他當時的自述。他在少年時代,希望帶兵打仗,把金人趕出去,那種幻想中的氣魄,非常可愛可嘉;後面四句則說到年紀大了,頭髮白了,一無所成的感慨。現在引用他的詩“早歲那知世事艱”,說明年輕人雖然富有衝勁,但容易犯輕狂的毛病,太過衝動,這就是“狂簡”的狂。第二種典型“簡”,把天下事看得太容易了,自己想到就好像做得到一樣,年輕人也容易犯這個毛病。“吾一黨一 之小子狂簡”,是說跟自己的這班年輕人,蠻有豪氣,看天下事太容易了。雖然文采不錯,“斐然成章”地議論紛紛,畢竟還未成器。像現代許多年輕人搞的書刊著作,大談國家天下事,頭頭是道,但文章是文章,天下事是天下事,這完全兩回事。要做到事理合一,非有幾十年親身艱苦的經歷,是不會瞭解的。所以孔子認為,必須要回國教育後一代,決心把精神放在教育上,培養國家的根本。“不知所以裁之”這句話,是說年輕人有夠狂的豪氣,凡事看得太容易太簡單。文章見解固然有,卻不知道仲裁,不知道裁取。如何是該不該?怎樣是能不能?都不考慮。學問之道,最難的是如何中肯仲裁。像做衣服的技一師一樣,要把一塊布裁剪成一件合身而大方的衣服,這是一門不簡單的學問。所以他一心要回到魯國,獻身於文教的千秋事業。

這一段,在時間上說,很可能是孔子晚年回國講學的情況。為了整篇《論語》的行文,特地安排在這一篇。也很可能是孔子在陳蔡之間,遭遇困難以後,決心要回國講學了,於是發出了這個“宣言”說明他回國講學,對一些人或事,所採取的態度。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孔子對於伯夷、叔齊、吳泰伯三個人是非常佩服的。關於吳泰伯,在下面還有專篇。中國歷史上這三個人,都是薄帝王而不為的人,他們本該當君主的,可是他們都謙讓了,自己不要。伯夷是老大,叔齊是老三。老大讓位給老三,老三也不幹,結果兩人都逃掉了,只好由老二勉強擔當政權。伯夷、叔齊這樣讓國,吳泰伯也是這樣的人。孔子到處提到他們,非常尊敬他們、崇拜他們。在這裡又提到伯夷、叔齊有不念舊惡的美德。過去有人對不起他的,過了就算了,不懷恨在心。這有什麼好處呢?有!“怨是用希”,能夠不懷恨別人,寬恕了別人,所以和別人之間的仇怨就沒有了,而壞人漸漸也會被他們所感化。

為什麼《論語》編到這裡,把這句插進去呢?因為孔子在魯國做過一任司寇,至少也有現在電視上《包青天》節目中,包公的那種政風。上了台就把少正卯殺掉了,雷厲風行的作法,不免在政治上有些恩恩怨怨。不過他走的是正路,所以大家也拿他沒辦法。既然要回國講學,政治上的恩怨可以拋諸腦後了。過去有人對我不起的,不要放在心上,隨他去。我們回去教學吧!

雖然如此,他又講了一件事。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微生高,姓微生,名高,是一個魯國人,人家說微生高這個人很直爽、坦率,但是孔子認為大家的話說過分了,他並沒有符合這種修養。“或乞醯焉”,有人向他要一杯醋漿。他沒有,自己便到別一家去要一杯醋來,再轉給這個要醋的朋友。孔子認為這樣的行為固然很好,很講義氣,但不算是直道。直道的人,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不必轉這個彎。微生高轉了這個彎,就不能算是直。

這一點值得我們研究了。我們要注意,孔子的思想——在下面還會講到——是“以直報怨”,這也就是後世儒家思想的爭論點。什麼是“以直報怨”呢?你打我一記耳光,我不打你一拳,但吐你一口唾沫,不過分吧!總可以吧?因為你打我,我實在生氣。至少,你罵了我,我可以不恨你,但我不理你,這總可以吧?這就是“以直報怨”的道理。孔子一直是這個主張。“以德報怨”是老子的思想,後世也把它代表了道家的思想。就是說,你對我不起,我不恨你,不報復你,反而對你好,乃至把你感化了。孔子“以直報怨”的思想,在中國文化中,和墨子思想以及俠義思想,有相同看法,都主張“直”。所以中國俠義的思想和墨子的思想,普遍流傳於民間,所謂“睚眥必報”,所謂“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就是由這種精神演變而來。那麼孔子這個思想對或不對呢?我們不管他聖人不聖人,“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先把聖人這頭銜供到上面去,問題則要討論。

拿中國傳統的俠義思想或道家的思想來說,對於一個有困難,有急用而來借錢的朋友,正好自己沒有錢,於是轉向他人借來,給這困難的朋友,這是義所當為的事。但孔子在這裡卻並不以為然,他認為這不是直道的行為。

就我們現在研究的方法,《論語》是整篇連貫的,不能一節一節拆開來看。而且二十篇《論語》,也可說是全部連貫的一篇大文章。那麼在這一個基本觀點上,來看這一句話的含義。正如我剛才所講的,孔子晚年周遊列國後,要回國講學了。他發表“宣言”,首先提出來“不念舊惡”,過去的都過去了,所有恩恩怨怨,大家都不必去說他。現在應該回去,為自己國家、為天下人,打一點文化的基礎,來教育後代。第二點他也說明,雖然過去不問,但好的還是好,壞的還是壞。並不因為既往不咎,壞的就一下子變好了。這裡不過借用這個“直”字來作說明而已。如果一定要說這一點,是孔子解釋直道行為的要點,那麼,後世的儒家就發生問題了。漢、唐、宋、元、明、清以來,所有讀書稱儒家的人,都變成胸襟狹窄,結果就成為剛才所例舉過古人的詩說:“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了。難道說讀書人多半不管別人,不能具有這種俠義的精神?這是誤解了孔子這句話的意思。就我的觀點,連貫全篇的思想看起來,孔子是故意向當時魯國一些因政治上恩怨而怕他回國的人,透露了一個消息——雖然對於你們,在我心裡並不同意,但是各走各的路,你們不要害怕,我要回來了。

何以見得是這樣的呢?下面孔子還有一句話。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個丘是孔子的名字。我們過去老式的唸書,念到這裡不稱丘,不敢念,念了犯忌諱,要挨揍的。於是另外拿一個字來替代,而念成“某亦恥之”。現在時代的忌諱不同了,無所謂。這裡孔子又說,一個人講一些虛妄的、好聽的話;臉上表現出好看的、討人喜歡的面孔;看起來對人很恭敬的樣子,但不是真心的。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左丘明就是寫《春秋左傳》的左丘明,古人認為左丘明是當時的聞人。古代所謂的聞人,就是名氣非常大,可並不是官,也不是一個固定型的人,所以稱聞人。後世對幫會領袖稱作聞人,這個觀念,古今是有出入的。)孔子這句話是說,左丘明討厭這種說假話做假事的人,我也和左丘明一樣,討厭這種人。

“匿怨而友其人”,明明對人有仇怨,可是不把仇怨表示出來,暗暗放在心裡,還去和所怨恨的人故意周旋,像這樣的人,他的行徑就太不對,用心也太奸險了。左丘明作人的態度不屑於這樣,我也不屑於這樣。

把孔子這兩句話,和對微生高的話連在一起,再把上面“歸與……歸與……”連貫起來,如我剛才所說的,是孔子歸國辦教育前的“宣言”。等於是對魯國政治上這班怨恨他、怕他回來的人說,我對你們是不同意的,但沒有仇恨,我要回來了。一連串貫通起來,便成了這個意思。但非定論,我只是作如此說而已。對與不對,另俟高明。

下面接著孔子回到魯國了,我們把它連起來,就像是孔子的一段傳記歷史。也可當一部小說,也可當一部電一影 看。

一樂也的對話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有一天,顏淵和子路站在孔子旁邊閒談,孔子就說:“盍各言爾志”。“盍”是一個虛字,中國古文裡經常有“盍”“夫”這類虛字,等於我們現在的“嗯”、“那麼”。他說,:你們年輕的一代,把你們的願望、志向講出來聽聽看。在這裡,我們等於在看話劇,台詞中表現了孔子學生的個性,也烘托出孔子的教育手法。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這完全代表了子路的個性。子路是很有俠氣的一個人,胸襟很開闊。他說,我要發大財,家裡有幾百部小轎車,冬天有好的皮袍、大衣穿,還有其他很多富貴豪華的享受。但不是為自己一個人,希望所有認識我的人,沒有錢,問我要;沒飯吃,我請客;沒房子,我給他住。氣魄大!唐代詩人杜甫也有兩句名詩說:“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就是子路這個志願的翻版。他說修了千萬棟寬敞的國民住宅,所有天下的窮讀書人都來找我,這是杜甫文人的感歎。而子路的是俠義思想,氣魄很大,凡是我的朋友,衣、食、住、行都給予上等的供一應。“與朋友共”的道義思想,絕不是個人享受。“敝之而無憾”,用完了,拉倒!

顏淵卻是另一面的人物,他的道德修養非常高,與子路完全兩個典型。他說,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為、最好的道德成就,對於社會雖有善行貢獻,卻不驕傲。“伐善”的伐,就是誇耀。“無伐善”,有了好的表現,可是並不宣傳。“無施勞”,自己認為勞苦的事情,不一交一 給別人。“施勞”的意思,我主張這樣解釋。在上面也提到過,聖賢與英雄的分野: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克服自己;聖賢不想征服天下,只想征服自己。所以聖賢比英雄還要難。換句話說,英雄可以施勞,把自己的理想,建築在別人的煩惱、痛苦上。聖賢則不想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的肩膀上,而想擔起天下人的煩惱與痛苦。所以顏淵講“無施勞”,就是說不要把自己的煩惱痛苦放在別人身上,這是顏淵的所謂“仁者之言”。

一文一武這兩學生的理想志願完全不同,都報告完了。孔子聽了以後,還沒說話,我們這位子路同學,可忍不住,發問了,老師!你先問我們,你的呢?也說說看。孔子說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就是《禮運篇》中大同思想的實現,這是最難做到的了。這三點一看就與眾不同。孔子之所以為聖人,成為了不起的教育家、哲學家……總之什麼家都被他“家”上了,了不起就是了不起。“老者安之”,社會上所有老年的人,無論在精神或物質方面,都有安頓。“朋友信之”,社會朋友之間,能夠互相信任,人與人之間,沒有仇恨,沒有懷疑。“少者懷之”,年輕人永遠有偉大的懷抱,使他的精神,永遠有美好的理想、美麗的盼望。也可以說永遠要愛護他們,永遠關愛年輕的一代。我們仔細研究,如果這三點都能做到,真是了不起的人。這樣的人,如果要為他加一個頭銜,就是聖人,或者神仙,或者如來。因為這三點,對上一代,自己這一代,以及下一代都有交代。此即所謂聖人境界,是很難做到的一件事。

講到這裡,這篇對於學問之道實際的討論,引用孔子的話,作個結論。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這就是學問之道的點題。主要的要與第一篇《學而》連起來。孔子這幾句話,用白話文翻譯過來是:算了吧!我從來沒有看到過一個人,能隨時檢討自己的過錯,而且在檢討到過錯以後,還能在內心自我審判。怎樣受審判呢?就是自己內在打天理與人欲之爭的官司,就是如何善用理智平衡衝動的感情。這是學問的基本;也是中國文化儒家情操的中心;也是我們每一個人,隨時會碰到,而無法避免的事。例如吸煙的人,戒煙非常難,看見了煙,理智告訴自己要戒,然而手下意識地會伸出去取煙。其實人生隨時隨地都是如此,每個人都有理智,都很清醒,有的事不願做,但欲一望 一起,就壓不下去,理智始終克服不了情慾。所以孔門儒家的學問重點,在於內訟和自省,自己在肚子裡審察一番。孔子在這裡就講到,他從來沒有看過一個人,可以隨時自己反省、隨時檢討自己、責備自己的。這是特別提出孔子講作學問的重點所在。

在下面還補充一句。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根據孔子上面所說,以他活到六七十歲的年紀,周遊世界各國,竟然沒有看到過一個隨時反省的人,頂多只有一個,是他的學生顏回。似乎抹煞了天下人,但是孔子並沒有那麼偏激的思想。十室之邑——等於我們說在三家村裡。(古代的“邑”,等於現代的鄰或裡。漢唐以後,“邑”的觀念又不同了,相當於現代的縣。如果把漢唐以後的“邑”的觀念,拿來看春秋戰國時的“邑”,那就錯了,這是研究學識上要小心的地方。)所以他接著補充說,就是在十戶人家的三家村裡,也一定有講學問道德的人。對事的忠、對人的信,都像我一樣,只是不像我一樣肯努力去多方學習 而已。孔子認為許多人有天才,但沒有加上學識的培養,因此不能成就。就道德心理而言,問題也是一樣。任何人都有道德的基本因素,只是因為沒有學養,不知道把這種道德心理的基本因素培養出來。要使這種心理上善良的本質見之於行為,就必須加上學問的陶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