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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

  且法術之士與當塗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一習一 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塗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一習一 朋一黨一 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述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述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一習一 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一習一 論其言,聽近一習一 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塗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逄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鏤。此三子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譯文:
    君主之所以會遇到身危國死的情況,是因為大臣過分顯貴,近侍過分逞威。所謂顯貴,就是無視法令而獨斷專行,掌握國家大權來謀取私利。所謂逞威,就是獨攬權勢而為所欲為。對這兩種人,不能不加以明察。馬之所以能負重拉車達到遠方,憑的是肌肉力量。大、中國家的君主之所以能統治天下討伐諸侯,憑的是威勢;威勢也就是君主的肌肉力量。如今大臣得勢,親信擅權,即是君主失去了威力;君主失去威力而仍能保有國家的,一千人中也沒有一個。虎豹之所以能勝人以及擒拿其他各種野獸,靠的是它有尖爪利牙,假使去掉尖爪利牙,人就一定能制一服 它了。現在,權勢正是君主的尖爪利牙,要是統治別人而丟失權勢,便同虎豹去掉尖爪利牙一樣。宋桓公把他的“爪牙”丟給了子罕,齊簡公把他的“爪牙”丟給了田常,又不早點奪回來,終致身死國亡。現在不懂得法術的君主都明知宋桓公、齊簡公有過錯,卻不能覺察他們失誤的根源,是不懂得君主失去權勢跟虎豹失去爪牙兩事相類。

    況且,法術之士與當權大臣是互不相容的。何以證明?君主如能任用法術之士,大臣就不能專制獨斷,近侍也不敢賣弄威勢;大臣和近侍的權勢消除後,君主的治國原則就得以體現。現在卻不這樣。那些當權大臣掌握權柄、把持政務來營求私利,左右親信結成朋一黨一 、緊密勾結來挾制關係疏遠的人,那麼法術之士何時能得到選拔任用,君主何時能加以論斷裁決?所以,法術主張不一定被採用,又與權臣勢不兩立,主張法術的人怎能沒有危險?所以,做君主的如果不能排除大臣的議論,摒棄左右的誣告,獨自作出符合原則的判斷,那麼法術之士哪能冒死亡的危險而向君主進說呢?這是國家得不到治理的癥結所在。英明的君主,按照功勞封爵賞祿,衡量才能進官任事。選拔的人必定有好的品德;任用的人必定有優秀才幹,賢能的人得以進用,私門的請托就行不通了。有功勞的人得到優厚的俸祿,有能力的人處在重要職位上,那麼寄養在私門的俠士怎麼能不拋掉私勇而去奮力抵抗敵人,靠遊說謀官的人又怎麼能不離開私門而務求保持高風亮節呢?這就是聚集賢能人才而離散私門一黨一 徒的途徑。現在的情形是:君主近侍不一定有智慧;而君主對於某人,有時欣賞他的智慧而聽取了他的意見,回頭又同近侍談論來者的言論。聽信近侍的話,卻不先衡量一下他的智力水平,這就成了同愚蠢的人論定有智慧的人。當權的人不一定賢良;而君主對於某人,有時欣賞他的賢良而加以禮遇,回頭又同當權的人論定來者的品行。聽信當權者的話,而不用賢良的人,這就成了同無德無才的人論定有德有才的人。所以有智慧的人,其主張倒要由愚蠢的人來決斷;有德有才的人,其品行倒要由無德無才的人來衡量。這樣一來,品德好、有智慧的人便沒有機會得到任用,而君主的眼睛就被蒙住了。過去關龍逢勸說夏桀,結果四肢都被肢解了;王子比干勸諫商封,結果心臟都被剖開了;伍子胥忠誠吳王夫差,結果死於屬樓劍下。這三個人,做臣子不是不忠,建議不是不恰當,但是最終不免於死亡的禍患,原因就在君主不明察賢士和智者的主張,而受蠢才和惡人的蒙蔽。現在,君主如果不肯任用法術之士,而要聽從沒有智慧、沒有德才的臣子的話,那麼品德好、智慧高的法術之士,誰還敢冒著關龍逄、比干、伍子胥三個人那樣的危險,去進獻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呢?這就是社會動亂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