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華偽；禮者所以行恭謹，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眾異，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聖人措而不言也。
凡國之存亡有六征：有衰國，有亂國，有亡國，有昌國，有強國，有治國。
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強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妾媵，少子孫，疏宗族，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政行，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征，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強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征，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強，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
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奸。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奸私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眾，強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裡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語曰：『佞辨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辨之巧，靡不入也。
夫佞辨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間，承之於言行之先。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眾人之大情；有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為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也。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
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強。取強，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懼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
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
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裡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田子曰：「人皆自為而不能為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為用，而不使為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陣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
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為人上者，必慎所令。
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己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
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為治。無以為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鹹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為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
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概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蔽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惟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郵，亦君子之怒也。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己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猶可恕也；驕人者，無所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眾人見貧賤則慢而疏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己，疏之可也，未必損己而必疏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於己，親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為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
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與同苦樂故也。雖弗酬之，於物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斂，時其饑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故為人君，不可弗與民同勞逸焉。故富貴者可不酬貧賤者，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譯文】
仁、義、札、樂、名、法、刑、賞，這八種是五帝、三王治理天下的方法；所以用仁來引導百姓，用義來適應百姓，用禮來督促百姓施
行，用樂來調和百姓的性情．用名來糾正名不符實及名實相脫離的現象，用法來規範百姓的行為，甩刑罰來威懾百姓，用獎賞來勉勵百姓。因此，用仁可以廣泛地施惠於人，但也能使人產生偏愛之心；用義可以是人確立好的節操與品性，但也能使入產生浮華虛偽之心；用禮可以使人的行為恭敬謹慎．但也能使人產生懶惰怠慢之心；用樂可以調和人們的性情與心志，但也能使人產生淫亂放縱之心；用名可以端正尊卑貴賤的等級地位，但也能使人產生驕傲與篡權之心；用法可以統一眾多的分歧，但也能使人產生破壞名分之心；用刑罰可以威懾不肯順服的人，但也能使人產生欺上凌下之心；用獎賞能勉勵忠貞賢能的人，但也能使人產生鄙陋紛爭之心。這八種治國手段，對誰都毫無隱瞞，時常存在於人世之間，它並不因為有唐堯、商湯這樣的聖君當權而自動顯現，也不因為有夏桀、商紂這樣的暴君當權而隱匿逃蔽。能夠恰當地運用這八種方法，國家就會得到治理；不能恰當地運用這八神方法，國家就會出現混亂。除去這八種治國方法之外．即使有統括天地、駕馭萬物的本領，也是治國之外的方法，都不是百姓所需要的東西，聖人都會把它置之一邊而不予理睬。
大凡國家的存亡有六種徵兆：有衰敗之國，有滅亡之國．有昌盛之國，有強大之國，有太平之國，有混亂之國。所謂混亂和滅亡的國家，與統治者的凶殘暴虐沒有必然的聯繫；所謂強大和太平的國家，與統治者實行威力和仁義沒有必然的聯繫。君主年歲大，妻妾成群，子孫匱乏，宗族疏遠。這是衰敗的國家。君主寵信大臣．大臣奉承君主，國家的法律遭到廢棄，個人的私慾橫行，這是混亂的國家。國家貧窮弱小，個人富足強大，君主的權力太輕。大臣的權勢太重，這是滅亡的國家。凡具備這三種徵兆的國家，不必等待君主兇惡殘暴就會衰弱。儘管這樣的國家暫時還存在著，我敢斷言它必定會滅亡。宮內沒有獨寵之人，朝廷沒有親近之臣，子孫繁茂，長幼有序，這是昌盛的國家。農桑不違時令，國庫糧食充足，軍隊強盛，邊防鞏固，這是強大的國家。在上位的人不敢欺壓在下位的人，在下位的人也不敢冒犯在上位的人，上下各不侵犯，所以國家能做到令行禁止，人人都沒有私心，國家雖然遭到危險，但也不能受到侵犯，這是太平的國家。凡具備這三種徵兆的國家．不必依靠威力仁義也會強盛。儘管這樣的國家目前還比較軟弱。我敢斷言它必定會長久存在下去。
治理國家的君主在施政開始時，必定要先誅殺一些人。先誅殺的這些人，不是盜賊，也不是奸詐之人，這兩種罪惡之人，儘管是國家一時的大禍害，卻不是造成國家混亂的根本原因。造成國家混亂的根本原因，是在下位的人侵奪在上位人的權力，臣子竊用君主的統治手段。內心不畏懼當時的禁令，行為不遵守當時的法規，這才是造成國家混亂的禍根。
孔子代理魯國相國職務，七天後便誅殺了少正卯。孔子的弟子進門問孔子說：「少正卯是魯國很有名望的人．先生執政後首先就誅殺了他，恐怕有些失當吧?」孔子說：「坐下來，我告訴你們這裡面的原因。人有五種罪惡，不包括盜竊奸私之類。一是通曉事理但居心險惡，二是行為怪僻而本性固執，三是言辭虛偽而善於詭辯。四是記憶力極強且廣聞博見，五是順應錯誤並從中得到好處。這五種罪惡，只要有人犯了其中一項，都不免遭到君子的誅殺。而少正卯卻兼有這五種罪惡，所以他能在自己周圍聚集成群的門徒，言談話語足以掩飾邪惡、蠱惑民眾．良好的記憶力足以能標新立異。他是小人中最為突出的一個，不可不誅殺。因此．商湯誅殺尹諧。周文王誅殺潘正，姜太公誅殺華士，管仲誅殺付星乙，子產誅殺鄧析、史付。這六個人雖然處在不同時代，但思想卻是一致的，所以不能不誅殺他們。《詩經》說。『心中憂愁呀．這些小人實在可惡。「小入成群。這足以使人畏懼害怕。」
俗話說：「巧辯可以迷惑鬼神。」有人問：「鬼神耳聰目明，正直無私，誰能迷惑住鬼神呢?」回答說：鬼神確實是不能受到迷惑的，這不過是強調巧辯的迷惑作用，達到了沒有人不被迷惑的程度。那麼善於巧辯的人。雖然不能迷惑鬼神，似能迷惑一些人確是非常明顯的。他們探究人們的心理。揣度人們的慾望，順應人們的愛好而不敢違背，把人們引向邪惡的深淵．以便求取個人的私利。人們都喜歡聽別人讚美自己好。並喜歡向別人宣揚；都討厭聽別人說自已的過錯．並善於掩蓋修飾自己。而巧辯之人能從人們眼神的細微變化中探知人們的心意．能在人們的言行之前對人進行諂媚奉承。
世上的一般人，聽到別人讚譽自已就高興。聽到別人批評自己就悲傷．這是多數人的常情。別人的意見與自己相同就高興．別人的意見與自己相異就惱怒．這也是一般人的常情。所以奸邪之人都善於說別人的好話。都善於順從別人。別人說正確．他也說正確；別人說錯誤，他也說錯誤。順應別人的愛好。隨和別人的憎惡。所以賢明的君主雖然能接納正直無私的人，但不一定內心親近正值無私的人；雖然能不用奸邪之人．但不一定內心疏遠奸邪之人。因此，即使像虞舜、夏禹這樣賢明的君主。也只能做到不用奸邪之人，卻不一定做到憎惡奸邪之人。俗話說：「巧辯能夠迷惑眾人。虞舜、夏禹卻不能憎惡奸邪之人。」對此不能不認真加以考察。
俗語說：「最可惡的是紫色奪去了大紅色的光彩，最憎惡的是花言巧語顛覆了國家。」這話足以使人感到可怕．然而有的人一輩子都認識不到這一點，國家的危難滅亡就會接踵而來。
老子說：「用清明的政治治理國家，用權變的奇術指揮打仗，用不攪擾人民的作法奪取天下。」所謂清明的政治，就是指確定名分和實行法治。用名分和法制治理國家，萬事萬物就不會發生混亂。所謂權變的奇術，就是隨機應變的戰術。用隨機應變的戰術指揮打仗，任何敵人都無法抵禦。如果能用名分、法制、權術來糾正、抑制人們的殘暴心理，那麼在人民之中就不會發生什麼壞事。人民之中不會發生壞事，那麼就能取得天下。國家得不到治理就使用法制，法制不靈就採用武力。雖可求得國家無事．但不能用來征服逞強之人。如果能征服了逞強之人，那麼軟弱之人反而能夠制服逞強之人。」
老子說：「老百姓不害怕死亡．怎麼能用死亡來威脅他們?」大凡老百姓不害怕死，是因為刑罰用得太濫。刑罰用得太濫，那麼老百姓的生存就沒有保障。老百姓的生存沒有保障，就會把君主的權威看作像草芥一樣。如果刑罰適當，老百姓就會怕死。老百姓怕死，是因為老百姓知道活著是件快樂的事。老百姓知道活著是件快樂的事，君主就可以用刑罰處死來恐嚇他們。這是君主應當掌握的治國方法，也是臣子應該慎重對待的大事。
田駢讀著書，說：「唐堯時代真是太平盛世。」宋鈃說：「聖人治理國家。都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嗎?」彭蒙在一旁搶著回答說：「這是聖法治理國家的結果．並不是聖人治理的結果。」宋鈃說：「聖人與聖法治理國家有什麼區別?」彭蒙說：「先生把名搞得太混亂啦。聖人是從個人的角度著眼，聖法是從事理的角度著眼。『事理雖然出自個人之手．但個人之見並小等於事理；個人之見儘管能反映出事理．但事理並不等於個人之見。所以，聖人治理國家。是個人獨自治理國家；用聖法治理國家，那麼國家沒有不被治理好的。這對萬事萬物都有利的聖法，只有聖人才能制定它，完善它。」宋鈃聽後仍然迷惑不解．就質問田駢。田駢說：」彭蒙說得很對。」
有個鄉村的老人．給大兒子起名叫盜，給小兒子起名叫毆。一天盜出門遠行。他父親在後面追著喊他：「盜!盜!」官吏聽到後，就把盜給捆綁起來。他父親讓小兒子毆來向官吏解釋清楚，但著急之中說話不會表達．直叫「毆」、「毆」。宙吏因此就打起名叫毆的人，幾乎把他打死。
康衢有個年長的人．給他的僕人起名叫善搏，給他的狗起名叫善噬．結果賓客有三年不敢到他家登門拜訪。長者覺得很奇怪，便詢問周圍的人，周圍的人就把實情訴了他。他便把僕人和狗都改了名字，賓客又與他恢復了往來。
鄭國人把沒有雕琢加工的玉叫作璞，周地人把沒有曬乾的老鼠叫作璞。一次周地人懷裡揣著朱曬乾的老鼠，對鄭國商人說：「想買璞嗎?」鄭國商人說：「想買。」周地人拿出璞讓鄭國商人看，原來是未曬乾的老鼠。鄭國商人便道歉說不想買啦。
田子說：「現在人們做事情都是為了自己，而不能為了別人。所以君主在使用人方面，要使他們懂得是為自己做事情，而不使他們只曉得為我所用。」稷下先生說：「田子說的話太好了。古代君主使用大臣，不要求他們只偏愛君主。也不要求他們明顯地忠於君主，這樣做官的人一定會盡職盡能，在軍隊中打仗的人一定會勇敢作戰。這是因為俸祿和獎賞在勉勵他們，名分和法制在監督他們，這樣做並不是出於個人的私心，也不是專門對自己有利。俗話說：給的俸碌太微薄就不可能與臣下共同治理混亂，給的獎賞太少就不可能與臣下共赴危難。這是處在上位的人所應當慎重對待的大事」
父親對兒子下的命令，_有些一定要施行．有些一定不能施行。休去貴妻，賣掉愛妾，這樣的命令兒子一定要遵從。由此再命令說：你心裡不能有怨恨之情，不能有思念之情，這樣的命令一定不能遵從。所以作為上層的統治者，一定要慎重對待自己所頒布的命令。
大凡人們富裕了就不會羨慕官爵、俸祿，貧窮了就不會畏懼刑罰。不羨慕官爵、俸祿的人．是因為自已已經有了足夠的錢財；不畏懼刑罰的人，是因為他們沒有依賴保存自身的基本生活條件。這兩種人都會給國家造成極夫的危害，由於不知道防範這兩種人的方法，所以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那麼君主就沒有辦法治理國家。君主如果沒法治理國家．那麼君主的統治地位就是虛假的，駕馭臣民也是徒有虛名，圈家的危難與混亂就會馬上降臨。現在讓人們追求爵位俸祿然後才能富裕，那麼人們一定會爭著為君主竭盡效力；人們由於犯罪受到刪罰而後貧窮，那麼人們都會畏懼犯罪而改惡從善。所以古代治理國家的君主，不讓人民自然而然地貧窮與富足。人民的貧窮與富足部m都由骨主賜給，那麼君主就會了獨自腎掌握國家大權，人民就會知道如何歸順君主了。
人貧窮了就埋怨別人，卑賤了就抱怨時世，卻沒有人埋怨自己的．這是人之常情。然而不能認為這是人之常情，便一概加以否定。它也有可以同情的地方，不可不加以審察。現在有兩個人能力相同，計謀均等。卻造成你富裕我貧窮的結果，這樣能做到不抱怨固然很好，即使抱怨也無可厚非。兩個人才華均等，智力差不多，卻造成你尊賈貴我卑賤的結果。這樣能做到不抱怨固然很好，即使抱怨也無可厚非。這樣做的弊病在於不知道利用機遇和形勢的發展變化，而只強調兩個人的智力、才能相同的因素，這是不通曉事理的過失，這雖然是君子的過錯．也會得到君子的寬恕。
人貧窮_了就抱怨別人．富裕了就高傲自大。抱怨別人的人，總是苦惱圳別人不把俸祿錢財施捨給自己，這種怨恨之情產生於他們的生活處境確實難於安定而事實上也不能安定的狀況，這還是可以寬恕的。驕傲自滿的人，沒有任何痛苦卻無緣無故的高傲自大，這種情緒是很容易控制卻不去控制，這是不能寬恕的。
多數人見到貧窮卑賤的人，就容易怠慢並疏遠他們；見到富裕尊貴的人．就容易尊敬並親近他們。貧窮卑賤的人有求於自己，而疏遠他們可以理解；雖然他們不一定損害自己，而卻要疏遠他們，是因為他們對自已沒有任何好處的緣故。富裕尊貴的人對自己有施捨，而親近他們是可以理解的；富裕尊貴之人對自己不一定有益處卻要去親近他們，那是為讓人們不敢輕視自己。我與富貴之人和貧賤之人三者各自獨立，本來沒有親近、疏遠的理由。但人情終究不能不以別人的貧賤富貴來確定自己的親疏態度，所以這實在是世人的一大迷惑呀。
窮困、貧賤的人。在國家得到治理的時候，人們都同情憐憫他們；在國家遭到混亂的時候．人們都欺凌他們。治理國家並非是為了可憐窮困、貧賤的人才治理國家，而是說同情窮困、貧賤的人只是治理國家的一個方面。國家遭受混亂也並非是因為欺凌窮困、貧賤的人才混亂，而它也是造成國家混亂的一個方面。大凡每件事治理好了就不混亂，混亂就是沒有治理好，只要看一下夏朝、商朝的昌盛與衰敗的事實，就得到了驗征。
貧窮卑賤的人對富裕尊貴者期望非常微小，但富裕尊貴者都不能滿足他們很微小的期望。富裕人所厭惡的，正好是貧窮人所讚美的；尊貴之人所輕視的，正好是卑賤之人所引以為榮的。然而富貴之人不能滿足貧賤之人的澈小期望，根本原因是富貴之人不願意與貧賤之人同甘共苦的緣故。雖然富裕之人不能滿足貧賤之人的微小期望，但對富貴之人並沒有什麼傷害。如今老百姓對君主的期望，也同貧賤之人對富貴之人的即望一樣。老百姓所期望的無非是養老哺幼，均平賦稅，遇到飢餓寒冷時，減少苦難和病痛，獎賞和懲罰都適當．按時服勞役，僅僅如此罷了，滿足百姓的這點期望對君主並沒有什麼損害。然而君主都不答應。這是因為君主不願與百姓同勞共逸的緣故。所以作君主不願與百姓同勞共逸。因此，寓貴之人可以不滿足貧賤之人的期望，但君主則不能不滿足百姓的期掣。不滿足百姓的期望，那麼百姓就不會擁護愛戴君主。如果百姓不擁護愛戴君主．那麼君主的地位就該更替了。危難就加重了，禍患就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