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從自己曾經負責的崗位上退下來時還與曾經的團隊保持聯繫，並試圖保留自己當初握有的權力，這對於他的接班人來說是不公平的。你必須放手，讓這位新人和新的管理體制去做他們認為最應該做的事。
到來
一名新來的領導者總是熱切地渴望能在組織中處處都留下自己的印記。我知道有這樣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一名領導者證明自己存在感的機遇只有最開始的一百天，但是我並不贊成這一說法。在進入一個新環境時，分正確和錯誤兩種方式——尤其你是初來乍到的領導者。如果能有一支全新的自己信得過的團隊，並且火力全開，這是非常誘人的。但是在足球界，這些行為往往是因為太過重視短期成績。一位新來的教練明白，如果他不能取得短期成績，即使他兜裡揣著一份多年合同並且老闆也承諾會保持耐心，他的執教生涯依舊不會太久。
在我當上聖米倫隊主教練時就犯了這樣的錯誤。那年我32歲，僅有4個月的執教經驗，然而那時的我卻太過於自信，總想著改變些什麼。我帶著太多的先入之見來到了球隊，而並沒有先去熟悉環境，對每件事情進行評估。我當時非常急躁，對工作充滿熱情，不希望任何人愚弄我。我可以肯定部分原因是我缺乏安全感和經驗。我經常問自己：「他們在想些什麼？他們會怎麼做？他們會做何反應？」當然，自我懷疑時期接踵而至，那時我總會懷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確的決定，我非常渴望證明自己是領導，並且做出了很多草率的決定，也經常為自己做出的決定後悔。
史蒂夫·阿奇博爾德是阿伯丁隊的一名非常優秀的前鋒，在我來到球隊之初，他簡直令我抓狂。他對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意見，並且會毫不害羞地去分享。他也許更適合當一名教授，也確實給我找了不少麻煩。他能夠不斷地對任何事情提出問題。但是他也是個頑強的人，渴望勝利，後來我發現了與他的相處之道。
1986年11月，我來到曼聯時僅有阿基·諾克斯為伴。為了不影響孩子們的學業，凱茜和孩子們都留在了阿伯丁，某種程度上這對我來說是件好事，因為我只需要關注自己的工作就可以了。阿基跟我在阿伯丁一起合作了3年，我希望他能夠跟我在曼聯繼續合作，因為我們有著相似的價值觀，這讓我們在很多事情上能夠達成一致。他的工作做得很棒，吃苦耐勞，是一位可以信任的人。我並不認為跟我的前任主教練——羅恩·阿特金森的工作團隊一起合作會有什麼不利影響。我認為這對我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因為他們比我更瞭解球隊中的球員和我們當時在甲級聯賽中的對手。這有點兒像一位剛來到唐寧街的首相，他不會換掉行政部門的全部人員，但是他會確定自己的日程並且明確哪些事情是需要優先去做的。
來到曼聯時，我跟後勤人員和教練組成員相處得很開心，除了我來到球隊第一個賽季就開除的那個首席球探。這些人具有不錯的品格、踏實可靠，他們希望新的主教練能夠做出成績。這不僅關乎他們的個人利益，更是一種職業自豪感。
我知道要想對曼聯進行全面的觀察尚需時日，同時我也不會對可能取得的成績做出愚蠢的承諾。我知道很多事情都需要去解決，但是我也知道我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所有問題。我讓自己融入球隊，仔細研究他們過去的表現，查看他們賽季前的準備方式，調查他們的青訓系統和球探系統，並且逐步瞭解每一位球員。我後來發現曼聯隊是多麼依賴進攻的，這是球隊的一種傳承。在曼聯隊成立之初就採用了進攻足球的風格，這一傳統貫穿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很長一段時期。當今一代依舊知道博比·查爾頓、喬治·貝斯特和丹尼斯·勞的名字，但是像威利·摩根（Willie Morgan）、死於慕尼黑空難的大衛·佩格（David Pegg）、20世紀50年代早期的查理·米滕（Charlie Mitten）和20世紀初的比利·梅雷迪斯（Billy Meredith）這樣的球員只有曼聯的鐵桿球迷才知道。曼聯隊的這一傳統很適合馬特·巴斯比的風格，對我來說也像是量身定做一樣，因為進攻就是我的天性。
這一切都需要時間，然後還需要面對很多意外事件。比如，我萬萬沒想到老特拉福德球場的地熱設施會出問題。在足總杯第三輪中我們主場對陣曼城時，球場的地熱設施停止了工作，後來我們發現是老鼠咬壞了地下的電纜。我們及時修好了地熱設施，並在第四輪的比賽中投入使用。但是3周後，在對戰考文垂隊（Coventry City）的那天早晨，我們發現球場的一半已經凍結，另一半成了沼澤。這些事情都是你無法預計的，這表明在你試圖建立金字塔時，總會有人撤掉一些磚頭或石塊。我敢打賭任何一支勝利的團隊都不是在一百天之內打造出來的。如果你希望打造一支勝利之師，那麼必須做好每天都進行建造的準備。如果你停止建造，你就會停滯不前。我經常會說：「汽車一刻不停地行駛，確保你要待在車上，不要被落在後面。」曼聯隊就是這樣一輛不斷行駛的汽車。
突然改變球員們都習以為常的規則是沒有意義的，那樣做只會適得其反，降低士氣並且還會讓球員們懷疑你的動機。一位初來乍到或者承接重要崗位的領導需要克服自己展現大男子主義的衝動。
如果給我一次機會重新進入曼聯，我會在兩件事上做出改變，因為其中一件事我做得太快，另一件事則做得太慢。在我來到曼聯之前，就有人警告過我曼聯的很多球員有酗酒的問題。而我非常清楚酒精是影響球員發揮的一大敵人，我不會放任這種事情的發生，於是我決定在短期內解決球員酗酒問題。我帶領曼聯打完第一場比賽之後，在星期一早上把俱樂部中的所有人都召集到了體育館。當時來了大約40人，包括球員、教練組成員和後勤人員。我用很簡單的話告訴他們：「聽著，我聽說你們有酗酒的問題，你們必須改掉這個毛病。你們必須做出改變，因為我是不會做出改變的。」我可以肯定當時很多人都會默默地對自己說，這話我們早就聽過了。當時的情況是，球員們並沒有在我上任不久飲酒狂歡，我也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一名球員違反了規定。我只是道聽途說便做出了這樣的舉動，這是很不明智的。
如果以我今天的見識，當初就不會召開那次會議，我會在某一兩名球員觸犯規定之後拿出來單獨舉例，而不是對每個人都加以威嚇之詞。在這件事上，我太早地引起了正面衝突，但是長久看來這也無傷大雅。作為一名新來的領導者，給出自己的十條誡命也不為過，但是行動比言辭有效得多。如果我靜靜地開除一名繼續酗酒的球員，那麼這個問題處理起來將會更有效。結果我花了很長時間才解決球隊中的酗酒問題，但是當我賣掉了幾名罪魁禍首之後，人們開始意識到我不只是誇誇其談，球隊的各項事務也都有了進展。最後酗酒問題成功地得到了解決，球員們也只是偶爾喝一點兒罷了。
我犯的第二個錯誤是等了很長時間才對球隊進行改造。其中有些事情是我無能為力的，因為我們用於購買球員的經費有限，而且我們的天才年輕球員儲備也少得可憐。儘管如此，我還是讓那些有可能出現的前景困擾了自己的判斷，而並沒有想到可能發生的事情。我心裡很明白我永遠也無法把一些球員打造成那種能夠一直獲得獎盃的球員。由於缺乏足夠的證據證明他們不夠優秀，我給了他們太多的機會，我想如果當初我早點兒做出改變，那麼我們提前幾年就能成為一支常勝之師。
如果你是一位新的領導者，初次登場時總會謹慎行事。你希望清除盡可能多的不確定因素，因為這些因素可能會讓一個團隊陷入癱瘓，然而你也不想許下你可能無法完成的諾言。在曼聯時，我希望大家明白，尤其是球員之外的工作人員，他們的職位是安全的，我也不會把他們推到行刑隊的槍口下。我只是希望能夠看到他們的表現，只要他們都盡職盡責地去做了，那麼他們都將是我們團隊未來的一分子。
有的球員後來當上了教練，執教之初他們會向我徵求意見，我通常會告訴他們不要主動引發正面衝突。每當你進入一個新的崗位時，用不了多久你就需要面對一些事情帶來的煩惱和衝突。而你率先挑起這衝突對自己並沒有什麼好處，麻煩事很快就會找到你頭上。
離開
離開絕非易事，幾乎沒有一種正確的離開方式。在大衛·莫耶斯從我手中接過曼聯隊的教鞭之後，各大媒體對他進行了濃墨重彩的報道。我理解那些批評家，尤其是在看到了2013—2014賽季曼聯隊的成績之後，他們說我們本應該更好地處理教練交接工作。那個賽季簡直讓人失望透頂，曼聯隊甚至沒資格參戰歐洲冠軍杯，這是1995年以來第一次發生這種事情。那是一段令人不愉快的日子。但是很少有人提起在頂級俱樂部中尋找一位教練是怎樣一種挑戰，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對於曼聯隊來說，由於我執教時間非常之久，這也讓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我並非自負，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還沒有哪個教練執教一支球隊的時間超過我執教曼聯的時間。馬特·巴斯比爵士執教曼聯24個賽季（分為兩個階段）、比爾·香克利執教利物浦15個賽季、阿爾塞納·溫格自1996年起開始執教阿森納。我可以肯定地說我那漫長的執教生涯肯定讓曼聯隊的教練過渡問題變得更加棘手。我知道這讓他們很難做。挑選一位繼承者永遠都不會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我可以肯定足球俱樂部能夠從那些有著成功管理轉型經歷的公司中學到一些經驗。比如，從來沒有人問過我這個問題，而很多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都被問過這一問題，那就是：「如果你出了車禍，那麼誰將接替你的職位？」這是個不錯的問題，因為它迫使人們去關注這一問題。但是我並不認為這個問題會對曼聯隊產生任何影響，我並非在找任何理由，但是在英超聯賽中挑選主教練確實有其獨特性。
跟很多其他正在尋找領導者的組織一樣，曼聯隊的董事會也擁有尋找的自由。我們既可以在俱樂部內部尋找人選，或者是把目光放得更遠。但是無論如何，與公司相比，我們的候選人要少得多。足球俱樂部，尤其是那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的頂級俱樂部，它們的問題在於很少有教練具備執教這些球隊的資格。球隊老闆和董事會經常會發現他們的選擇還受到另一方面因素的限制，那就是他們需要尋找那些不受其他合同約束的人。
英超球隊擁有成百上千的教練組人員候選人，但是主教練則不然。如果把曼聯主教練的選擇標準定為那些在最近5年執教過英超球隊的人，那麼大約有50位候選人；如果定為那些帶領球隊打進前6名的教練，那麼這一數字則降到了12名；如果你提出更為苛刻的要求——帶領一支常勝的球隊——那麼也就剩下3人可以入選了，而他們正在執教其他頂級球隊。那些保持著勝利紀錄的教練的日子並不好過。大衛·奧萊利（David O』Leary）於1998年至2002年執教利茲聯隊，當時他帶領球隊打進了歐洲聯盟杯和歐洲冠軍杯的半決賽，並且一度奪得了英超第4名的好成績。在那段時間裡，幾乎每一支球隊都把他作為最佳候選人。但是此後，利茲聯隊萎靡不振，大衛·奧萊利的光芒也不復存在。自2006年起，他就再也沒執教過任何一支頂級球隊。
顯然我們更偏愛那些具有在頂級俱樂部執教經驗的教練，那些經歷過艱難時期並且證明自己可以應付媒體的壓力和經紀人無情的詭計的教練。以我個人來說，我更喜歡那些真正當過職業球員的教練。雖然有很多教練並未踢過職業足球或僅僅在普通球隊效力過（何塞·穆裡尼奧和吉拉德·霍利爾就是兩個最為突出的例子），我更喜歡那些在球場上有過優異表現的教練，他們的經驗更為豐富，在球員當中也更具說服力。
在曼聯隊中，我們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內部教練繼承者，雖然這並非我們故意而為之。早在格雷澤家族買下曼聯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我的繼承人的問題。在我執教曼聯的這段歲月裡，真正的教練候選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卡洛斯·奎羅斯。但不幸的是，他錯失了良機，兩次離曼聯而去，第一次是去了皇家馬德里，第二次是回到葡萄牙執教國家隊。我經常會鼓勵那些最優秀的曼聯球員：瑞恩·吉格斯、加裡·內維爾、達倫·弗萊徹、尼基·巴特、德懷特·約克和安迪·科爾——去拿下教練資格證書，但是讓他們在剛退役不久就來老球隊當主教練也是不現實的。
曼聯隊也確實做過這樣的嘗試，威爾夫·麥克吉尼斯從1959年開始效力於曼聯隊，退役後於1969年接替馬特·巴斯比成為主教練。那簡直就是一場災難。姑且不論巴斯比爵士還保留著自己的辦公室，並且每天都會出現在俱樂部裡，麥克吉尼斯或者任何面對這種處境的人，他們的日子都不會好過，因為他們管理著自己曾經的隊友。瑞恩·吉格斯終將成為一名偉大的教練，他具有教練應有的智慧、氣質和知識，但是我絕不會在他或者任何其他球員還能踢球時勸說他們來當我的繼承人。任何一名足球運動員都應該充分利用自己最後的職業生涯，因為在退役之後有大把的時間可以去當教練。如果吉格斯在他30多歲而不是40歲時退役，在我執教曼聯的最後5年裡，他有很多機會能夠和邁克·費蘭一起成為我的助理教練。他可能會從較低層的教練團隊職位做起，但是他絕對可以和我還有邁克一起學習教練知識。
但是助理教練們往往會很不安分，你很難把他們留住，尤其是他們知道主教練沒有退休意向時。如今到處都可以看到曼聯隊曾經的教練們和球員們的身影。馬克·休斯發展得不錯，雖然他是一個不善交際的安靜的男人，我一直懷疑他的性格是否能夠當教練。他執教威爾士國家隊期間有著不錯的成績，此後他曾短期執教過布萊克本，之後又去了曼城，這兩支球隊的老闆解雇了馬克·休斯，我認為這很不公平。現在他執教於斯托克城隊，堪稱如魚得水。
助理教練們確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因為他們不適合去做主教練。2001年至2006年，曼聯青訓隊曾經的技術教練雷內·穆倫斯丁希望執教一支球隊，他沒有聽從我的意見，去了丹麥的布隆德比隊。但是6個月之後，他做得並不成功，於是我把他請回來做一線球隊的教練。後來他又離開了曼聯，先後執教安郅·馬哈奇卡拉隊（Anzhi Makhachkala）和富勒姆隊，但結果都很糟糕。我想他現在應該明白自己的天賦更適合去做一名優秀的一線球隊教練。
同時我們也會密切關注其他球隊管理圈發生的事情。比如，2012年我跟佩普·瓜迪奧拉在紐約共進晚餐，但是我無法對他發出直接的邀請，因為當時我還沒有把退休排上日程。那時候他已經帶領巴塞羅那取得了數量驚人的獎盃——2次歐洲冠軍杯冠軍、3次西甲冠軍、2次西班牙國王杯冠軍（西班牙杯）、2次歐洲超級杯冠軍和2次國際足聯世界俱樂部杯冠軍，我對他也是欽佩有加。我告訴他在接受其他球隊的任命之前先給我打個電話，但是他並沒有這麼做，而是在2013年7月去了拜仁慕尼黑。
那些最好的理論或是最美好的打算總是無法付諸實踐，生活就是這樣。相信我，曼聯隊無非是想要找一位能夠長期留在球隊的教練而已。因為我們都知道球隊的歷史、取得的成功和收益都來自穩定的領導。當我們開始著手尋找我的接班人時，我們發現幾位非常理想的人選都不能來曼聯。何塞·穆裡尼奧承諾羅曼·阿布拉莫維奇會返回切爾西，卡爾洛·安切洛蒂將接任他成為皇馬主教練。我們還得知尤爾根·克洛普（Jurgen Klopp）在多特蒙德很開心，即將簽署新的合同。而那時路易斯·范加爾正在忙著帶領荷蘭隊爭奪2014年世界盃的冠軍。
顯然我們可以冒險嘗試讓一名年輕的、未經受考驗的教練接替我的職位，但是最後，眾所周知我們選擇了大衛·莫耶斯。很多人似乎已經忘了他在埃弗頓的表現，那時球隊雖然資金短缺，但是他依舊取得了很好的成績。
不幸的是，事情並非像大衛和我們憧憬的那般順利。無論人們怎麼想，曼聯的董事會只是希望自己的主教練能夠取得成功。如果教練成功了，那麼俱樂部也就成功了，一個新的良性循環就又開始了。當初大衛簽下那份為期6年的合同時，俱樂部做出了最好的打算。每個人都希望他能夠長期執教曼聯，但是事與願違。我非常瞭解格雷澤家族，知道他們最不願意做的事情就是解雇大衛·莫耶斯。
我可以肯定，如果再給大衛一次重新執教曼聯的機會，很多事情上他都會有不同的做法。比如，他會把邁克·費蘭留下來，他能夠就球隊的情況提出非常有價值的指導，正如瑞恩·吉格斯今天能夠幫助路易斯·范加爾。結果顯然是令人失望的，但是當走出球員通道時，心裡已經很明白球場中坐滿了那些質疑你未來的人，那時候心中是怎樣一種滋味，別人是很難體會到的。我曾經體驗過這種感覺，那是一種非常孤獨的感覺。當初曼聯隊是否能夠將主教練過渡這件事情處理得更好，這顯然是一個合理的問題。但是曼聯確實做得不錯，以專業的方式謹慎地完成了這一過渡。現在我希望路易斯·范加爾能夠長期執教曼聯，顯然在吉格斯的輔佐下，一定會有一個健康、長期的繼任計劃。
在英格蘭頂級球隊中，主教練的繼任工作只有一次是順利進行的，那就是鮑勃·佩斯利（Bob Paisley）繼比爾·香克利之後成為利物浦的主教練。當年比爾·香克利對俱樂部進行了重建，讓球隊重新晉級頂級聯賽並贏得了3項頂級賽事的冠軍、2次足總杯冠軍和1次歐洲聯盟杯冠軍。1974年至1983年，佩斯利在執教期間帶領球隊達到了巔峰，贏得了3次歐洲冠軍杯冠軍。作為一名局外人，我萬萬沒想到佩斯利能夠取得這樣驕人的成績。事實上當初香克利推薦給佩斯利這份工作時，他最開始拒絕了香克利的好意。在他成為利物浦隊的教練之前是球隊的理療師，後來成為一線球隊教練。他是一個很安靜的人，而香克利則是一個熱情洋溢的人。在他繼任後並沒有對香克利的隊伍進行改動，他知道球隊的體系，並通過添加優秀球員逐步增強球隊的戰鬥力，而且始終保持著香克利制定的那些原則。當初選中佩斯利的那個人真是慧眼識珠。
我曾經有兩次想要辭去主教練一職，過退休的生活。第一次被我搞砸了，這也許正是我第二次成功退休的原因所在。我第一次試圖退休可謂是一本反面教材。當時我快60歲了，在我父親的那個年代這是一個分水嶺，但是在這個年代則顯得沒那麼重要。不管怎樣，我開始思考自己的年齡。曼聯回應媒體採訪時宣稱，在我退休後將不會在球隊中給我留一席之地，因為害怕馬特·巴斯比當年退休的悲劇會重演，這種答覆讓我很懊惱。
我不禁想到了喬克·斯坦和比爾·香克利從凱爾特人和利物浦隊退休後的遭遇，我下定決心不讓這悲劇發生在我身上。更糟糕的是，當時我甚至沒有打算好退休之後去幹什麼，並且在2001—2002賽季伊始就向球員們宣佈了我退休的想法，在場的球員聽得昏昏欲睡，就好像我把三氯甲烷捂在了他們的嘴上。在我下決定並向球員們宣佈退休的想法時，我便意識到自己犯了一個錯誤。
直到2001年聖誕節，凱茜和我的兒子們都勸我回心轉意。我很感激他們當初的做法，因為如果讓我自己做決定的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勇氣撥通球隊律師莫裡斯·沃特金斯的電話，告訴他我改變了想法。他當時只是對我說：「我都告訴你了這個做法很愚蠢。」現在回想起來，當初這件事解決得還是很不錯的，就好像我無意識地給了自己一次中場休息，而15分鐘後，又渴望再次回到賽場上去。
如果凱茜的姐妹布裡奇特·羅伯特森沒有在2012年10月去世，我還會繼續執教曼聯。我真的很想再贏得一次歐洲冠軍杯冠軍，而且我也有更長遠的打算。在我執教曼聯的最後一年的那個夏天，在球隊從阿森納簽下范佩西時，他曾經問過我一個問題：「你還會執教多久呢？」我如實答覆了他。我還沒有打算退休。我們與球隊中的很多球員續簽了合同，同時為了俱樂部的未來著想，還簽下了18歲的鮑威爾（Powell）、18歲的亨裡克茲（Henriquez）和20歲的扎哈（Zaha），並且承諾會跟很多頗具潛質的年輕球員簽約。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與此同時，我已經開始著手第二年夏天簽約球員的準備工作了。如果我繼續執教，那麼這些球員是否能夠成功簽下來呢？這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但是布裡奇特的死是一個分水嶺，我從來沒有那麼真切地感受到死亡，我感覺這些年凱茜都把我放在了第一位，也輪到我去照顧她的需要了。布裡奇特不僅是她的好姐妹，更是她最親密的朋友。當我決定退休時，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本能。
在我心中從未因為不能去工作而產生恐慌，我甚至已經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列成了一份清單，因此我很難想像自己會感到無聊。也許事情只是順其自然地發展，39年的執教生涯對我來說足矣。我感覺是時候離開了。我知道自己會想念那些球員和工作人員，我也不確定自己是否能適應那種不用全力以赴的生活，但同時我也得到了極大的解脫，因為我再也不用去應付媒體和經紀人了。在我下定決心時，我才發現自己是那麼渴望退休。
我是很幸運的，因為我能夠以一名足球教練的身份退休，大部分的足球教練是沒有這樣的機會的。他們中的有些人輸掉了幾場比賽就被炒了魷魚，從此再也找不到教練的工作了。他們就此消失了，從此杳無音信。也有一些教練像比爾·香克利一樣，從利物浦退役後他發現那些對他的故事洗耳恭聽的人都消失了。那時的他就像一個失落的靈魂，他經常會去特蘭米爾流浪者隊（Tranmere Rovers）和埃弗頓隊看球隊訓練。他逝世時年僅68歲。
我想有些人會認為我放棄自己享有多年的權力會給自己帶來麻煩，但是我非常清楚曼聯隊的董事、形象大使和教練之間的區別。如果一個人從自己曾經負責的崗位上退下來時還與曾經的團隊保持聯繫，並試圖保留自己當初握有的權力，這對於他的接班人來說是不公平的。你必須放手，讓這位新人和新的管理體制去做他們認為最應該做的事。
我聽過一些關於馬特·巴斯比退休之後的故事。他在退休後還留在老特拉福德球場的辦公室裡，幾乎每天都出現在球隊中，成為球隊幕後的操縱者。這些故事都有點兒牽強附會，但是我不希望自己每天都出現在我的繼承者的工作環境中，這樣會嚇壞他的。因此，我很快就收拾乾淨了卡靈頓的辦公室，除了去看球隊比賽和參加贊助商舉行的活動，我都會跟球隊保持距離。卡靈頓訓練基地是不對外開放的，因此我不會在比賽結束時跟其他董事會成員一起進入球員們的更衣室，我至今仍是這樣做的。我不會去干涉其他人的工作。我發現在我觀看曼聯隊的比賽時，電視導演總會讓一台攝像機瞄準我，來捕捉我的表情。我知道他們希望我表現得像木偶大電影裡面脾氣極壞的斯塔特勒（Statler）或瓦爾多爾夫（Waldorf），這二位總是對台上發生的事情品頭論足。我只是希望大衛和曼聯能夠贏得比賽——對於今天的范加爾，我也持同樣的態度。當球隊決定解雇大衛時，有些人希望我回來繼續執教，但是我毫不猶豫地拒絕了，我已下定決心退休，我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顯然我在曼聯的執教經歷是成功的，也贏得了不少的獎盃，但是每當我在老特拉福德球場對面的看台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時，我總會問自己：我是否配得上這一榮譽？這絕非虛偽的謙虛，但是有時我想，鑒於我擁有這樣一支出色的球隊，我們本應取得更輝煌的成就。
最令我感到失望的是我們在歐洲冠軍杯上取得的成績。在我執教期間，歐冠上曼聯總共輸了三場半決賽和兩場決賽。截至我退休，曼聯總共贏得過3次歐冠冠軍，而我們本應贏得5次冠軍的。皇家馬德里拿過10次冠軍（其中5次是連續獲得的）、拜仁慕尼黑拿到過5次（其中3次是連續獲得的），巴塞羅那、AC米蘭和阿賈克斯隊也都比曼聯奪冠的次數多。但是最令人傷心的還是跟利物浦的比較，他們贏過5次冠軍。雖然在我執教期間，他們僅贏得過1次，但這並不能令我感到慰藉，我的心還是很痛。
我可以爭辯說其中3年的規則對我們是很不利的，但是各個俱樂部面對的是同樣的限制，即關於外籍球員數量的限制。1994年我們奪得雙冠王時，我們擁有一支非常強大的陣容，但是當時的比賽規則——直到1995年末才做出變更——只允許球隊派上3名外籍球員，加上2名來自青訓隊的「同化的球員」。不幸的是我們當時的陣容中包括布萊恩·麥克萊爾（來自蘇格蘭）、丹尼斯·埃爾文（來自愛爾蘭）、彼得·舒梅切爾（來自丹麥）、安德烈·坎切爾斯基（來自烏克蘭/俄羅斯/蘇聯）、埃裡克·坎通納（來自法國），還有馬克·休斯和瑞恩·吉格斯（來自威爾士）。
有幾次，我們確實很不走運，但這就是足球（生活也是如此）。1997年歐冠半決賽上我們本來能打敗多特蒙德，但是我們在比賽前一天的晚上失去了門將。2002年我們又在歐冠半決賽階段因為客場進球制度輸給了勒沃庫森隊，因為我們主場的比分是2:2，而客場的比分是1:1。在2009年和2011年的歐冠決賽上我們本能夠擊敗巴塞羅那的。2009年那場決賽在羅馬舉行，由於安排不周，我們下榻在了一家非常破舊的酒店裡，第二天好多球員都感到頭暈眼花。2011年的決賽是在溫布利球場舉行的，巴塞羅那踢得非常聰明，他們通過保持控球權讓我們備感慌亂。我們本應該保持耐心，按照原計劃行事，但是一種恐慌的情緒蔓延開來，我們渴望進攻的衝動也成為我們的失敗之源。我們是被自己的原始本能所打敗的。
新的節奏
但那都是過去的事了，現在情況不同了。我這一輩子都是早上6點起床準備工作，現在我喜歡8點起床，跟凱茜一起吃早餐（最近30年來，我一直都沒有這樣做過）、看報紙，然後去購物區吃一頓午飯。我想對於一些人來說退休就好像喪親了一樣。在你退休之後會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會有很多人圍在你的身旁。通常情況下，在賽季末球員們都離去之後，我每天還是會去卡靈頓的辦公室，直到 6月初我們去法國度假。2013年我發現還有很多其他事情能夠佔滿我的時間。在我退休之後得到了大量媒體的關注，同時我還要對自己的自傳進行最後的潤色。在那個夏天快要結束時，我經歷了兩次人生中的第一次，其中一件事比另一件要美好得多：乘船沿著蘇格蘭西海岸北上，在醫院做髖關節置換手術。
我最初意識到自己已經退休是在6月份去法國度假時。此前，在度假期間，我每天也要打好幾通電話，通常是忙於處理我們買賣球員的事宜。大衛·吉爾也會多次來拜訪我，球隊的事總是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還會在度假時與球員及其父母見面，說服他們選擇與曼聯同呼吸共命運。如果在度假期間，我拿到了下個賽季的賽程表，那時我就會拋開自己全部的愛好，心無旁騖地研究賽程了。2013年在地中海度假時，我第一次發現自己最迫切的願望就是在玩Kaluki紙牌時戰勝約翰·羅伯特森。
在我髖關節手術痊癒後便開始去老特拉福德球場看比賽了，那種感覺怪怪的。我從來沒有在賽前去董事會休息室用午餐，我也第一次感受到了觀眾們的喧嘩聲。在我執教期間，我總能夠屏蔽看台上傳來的噪音，因此從未注意到這一點。
直到現在，在我的生命新篇章開始若干年後，我才真正開始對環境中的改變心存感激。在我退休之前，我從來沒有完全意識到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我想這看起來會很奇怪，因為我是一個非常重視控制和紀律的人，但是當你成為一個集團的領導者之後，你就會被日程表和他人無休止的需求所限制。就算你24小時不停地工作，還是總會有人或事需要你去關注。
我經常會感覺到——我並非抱怨——倉鼠的輪盤永遠都停不下來。我總會去看表——並非僅限於臨近比賽結束。於是，在退休之後我第一次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我需要做的就是待在家裡，吃午飯和晚飯，而這樣的生活自從我學生時代的暑假結束之後就再也沒有體驗過。這真的是一種釋放，一種讓人振作的體驗，更能允許我去做很多執教曼聯期間不能做的事情。
我嘗試去尋找一種平衡，這樣一來我既不會太累，也能活得充實，同時將我的生活帶入另外一種節奏。除了去看曼聯隊的比賽，我的日程中還包括作為俱樂部的董事會成員和形象大使代表球隊出面，在哈佛大學講課，作為歐洲足聯教練大使需要做的一些工作。我是在日內瓦舉行的一年一度的精英教練論壇的主席。我會提前和歐足聯的約安·盧佩斯庫（Ioan Lupescu）見面，制定論壇日程。參加該論壇的人員包括歐冠球隊和歐洲聯賽球隊的教練，還有其他資深教練如吉拉德·霍利爾、羅伊·霍奇森和歐足聯主席米歇爾·普拉蒂尼及其委員會成員。意大利退役裁判員皮埃路易吉·科利納（Pierluigi Collina）也會參加，我們會跟他討論裁判們的表現，但是我們通常會談論上個賽季的比賽，並尋找提高比賽水平的方法。同時我還是歐洲冠軍杯和歐洲聯賽的技術研究組成員。我們會在決賽之後的那一天開會，分析前一天晚上比賽中的趨勢和技戰術。
在有賽馬比賽的時期，我每週都會有很多事情去做。我跟其他幾位夥伴對一些馬匹具有所有者權益，我們在它們2歲時將其買下。能看到一位朋友買的馬贏得比賽或是前往約克郡或唐卡斯特（Doncaster）參加賽馬大會，在賽道上徘徊而不必急著返回曼徹斯特，這對我來說都是莫大的享受。
我喜歡瀏覽銷售目錄，希望瞭解馬匹的種系和血統。有時我們買的馬兒會勝出，我們也可以賺到不少錢，雖然這只是例外。我不會欺騙自己的，賽馬比賽只是一種消遣，這並非一種長期的投資方式。我會去觀看或收聽自己的馬匹的比賽，而當比賽結束，電話鈴聲或短信聲響起時我總是能笑出聲。
我還迷上了史蒂芬·肯澤（Stephen Kinzer）的著作《兄弟》（The Brothers），描寫的是杜勒斯兄弟的故事，一位是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國務卿，另一位是中情局局長。我對這一領域並不瞭解，此書中對於兄弟倆在冷戰期間對各國的無盡的干涉進行了大篇幅的描述，也深深地吸引了我。無獨有偶，同時我還閱讀了本·麥金泰爾（Ben Macintyre）的作品《朋友圈內的間諜》（A Spy Among Friends），這也是一本研究冷戰的書籍，講述了雙面間諜金·菲爾比（Kim Philby）是如何背叛自己最親近的朋友並在光天化日之下過著長達幾十年的背叛生活。我非常慶幸杜勒斯兄弟和菲爾比沒有為曼聯效力。雖然我很少看關於足球的書籍，但是我發現自己還是回到了老本行，我迷上了兩本關於蘇格蘭北部地區足球的書籍。第一本是《黑鑽石和藍色巴西》（Black Diamonds and the Blue Brazil），這是一本對考登比斯球隊深情描寫的書，作者是其長期球迷羅恩·弗格森（Ron Ferguson）。這位作者雖然姓氏跟我一樣，但並不是我的親戚。第二本書是凱爾特人硬漢肖恩·法隆的傳記，作者是史蒂芬·沙利文（Stephen Sullivan）。法隆是喬克·斯坦在凱爾特人時期多年的得力助手，而這本書實際上是對他們二人生活的詳細描寫。
退休生活給了我很多遠途旅行和短途旅行的機會，而這是我在曼聯時期無法做到的。2014年我完成了自己的一個心願，參加了在洛杉磯舉行的奧斯卡頒獎典禮。我的願望清單上還包括肯塔基賽馬比賽和美國高爾夫大師賽。
其中還有一些非常特別的經歷，例如去聖彼得堡冬宮博物館的那次旅行，那裡有世界上最豐富的繪畫作品收藏。曼聯隊曾經的後防核心米卡埃爾·西爾韋斯特（Mikael Silvestre）非常熱情，在我和凱茜遊覽巴黎時邀請我們共進晚餐。我們當時在Le Taillevent餐廳用餐，那裡雲集著歐洲美食中的瑰寶。卡埃爾對我們的照顧無微不至，但是他還是忍不住搞了一次惡作劇，他指使餐廳裡的酒師告訴我，非常不幸的是，他不能為我們提供酒品，因為我們選在了週二用餐，而餐廳在週二是不提供酒品的。我還在聖母大學（Notre Dame）度過了幾天美好的時光，該大學就在芝加哥以南，阿伯丁和蘇格蘭前門將博比·克拉克（Bobby Clark）就在那裡擔任足球教練。博比帶領我參觀了聖母大學校園，那裡的體育館和健身房令人驚歎不已，甚至比英超很多球隊的體育館都要好。
跟米卡埃爾和博比分享故事和記憶時，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令人懷念的舊時光。我並非懷念那坐著敞篷大巴遊行時的風光，發現一位極具天賦的年輕球員時的喜悅，或是一場難解難分的比賽帶來的緊張感。我懷念的是跟一群人長期生活和工作在一起時的共同經歷和友情。我懷念跟邁克·費蘭進行的交流，每天都能看見我們的裝備管理員阿爾伯特·摩根，給我們在老特拉福德球場和卡靈頓訓練場的球場管理員托尼·辛克萊爾（Tony Sinclair）和喬·彭伯頓（Joe Pemberton）提出意見。我曾經每天都能跟洗衣部的工作人員以及餐廳的卡羅爾·威廉姆斯（Carol Williams）和麗塔·加斯克爾（Rita Gaskell）說上幾句話，我很喜歡這種感覺。但是最令我懷念的還是跟那些敢於挑戰不可能的年輕球員在一起的日子——無論是球員還是熱心的錄像分析人員。我現在只要想到這些人，想到勝利後更衣室裡的那種氣氛都會笑出聲。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說，這些都是過去的事情了，現在我會時刻謹記那句退休前別人給我的忠告，那就是：「不要穿拖鞋。」我一直牢記著這句話，這也就是我會在早餐後馬上穿上鞋子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