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特別喜歡說話，跟誰都能聊幾句。因此，就連我常去的飯館裡的服務員都有幾個相熟的，雖然這並不能給我帶來什麼實惠。但即使如此，熟到連彼此姓字名誰都知道的服務員還真少有，劉五洲就是其中一個。可惜已經再見不到這孩子了。
劉五洲年紀不大，最後一次見的時候，估計也就是十八九歲。此人眉清目秀、齒白唇紅、身材瘦削，看上去頗羸弱，臉色常常不好。剛開始我們不熟的時候，每次他給我上菜，我都覺得他特別不高興，好像我欠他七頓飯的錢，還打了他爸爸，他們家丟的雞蛋也都是我偷的一樣。這都是沒有的事兒，我跟劉五洲無冤無仇，並且我還挺喜歡他的，這並不是因為他會變戲法。當然那也是原因之一。
我家樓下有個山西麵館，面雖一般，但寬敞明亮，服務員也都眼裡有活兒。有那麼幾年，我老婆出差去廣東，我一個人懶得做飯，幾乎頓頓晚飯都是在這家吃麵。西紅柿面、牛肉麵、削面、炒麵、臊子面。我有一回問服務員：“你們家不是山西館子嗎？怎麼還有臊子面？”服務員一樂，露出一口白牙。“惡蒙傷西仍，繩麼面督吃啊。”（我們山西人，什麼面都吃。）他說。這純屬胡扯，但也不賴他，是我多餘問。菜單上印了，客人一點，服務員就給上，誰管你點的是哪個省的面？ 彼時我還沒到過山西，也不知道這小子是不是山西人。看他隨風就倒的身板，跟我印象中的山西人很不同。關老爺是山西人，慣使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這小子都未准有關王刀沉。我記得呂布、張遼、徐晃也是山西人，什麼李牧衛青霍去病，重耳廉頗藺相如，反正山西漢子不應該是這個款式的。觀其體貌，大抵與隋唐的侯君集相仿，但侯君集是陝西人。
於是有天去吃麵時，我看左右無人，就問他是哪裡人。沒想到幾天沒見，這小子學會了一口像模像樣的普通話。“我真是山西人， ”他答道，“但是他們都不是。老闆也不是！”說完，他一齜牙，飛也似的溜走了。“媽的，老子還沒點完呢！”我拍桌道。
一來二去，我跟這孩子熟識起來。我去得晚，幾乎總是最後一位客人，服務員大多沒什麼事幹。他也愛說話，更愛笑。很多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說了什麼可樂的話，他就樂得拍桌頓足，還建議我去面試德雲社。
但他平時又總是一臉陰鬱，只有跟他說話才能讓他樂，而他的同事們顯然不太有工夫跟他聊天。他幹活極有效率，且條理分明、前後有序，從不出錯，所以總有比別人多得多的時間聊天。主要是跟我，還有幾個常來的老大爺（我可不是老大爺，作者注）。
我跟他說：“你這跑堂的這麼愛聊，活脫就是一位古人啊。”他問什麼古人，我說：“此人博古通今、學貫中西，活了幾千歲，在很多朝的史書裡都有記載。”他急了，問我是什麼名人，我就告訴他：“你聽過評書吧，幾乎每部評書裡都有個叫畫眉劉三兒的。”——其實我也是閒的沒事兒瞎扯，沒想到這孩子大笑起來，笑了半晌，又緩了半晌，才咧著嘴道：“叔，我不叫劉三兒，不過我還真姓劉，哈哈哈哈，而且名字裡還真有個數，哈哈哈哈——叔，我叫劉五洲！” 我張著嘴，瞪著眼，發了半天呆，不知道該說什麼。我想說“笑什麼啊有那麼可笑嗎”，又想說“你行五嗎”，又想說“快去給我端面”，最後捋了一下並不存在的鬍鬚，喝道：“誰他媽是你叔啊？”只見劉五洲聳肩一樂，顛兒顛兒地跑去端面了。
我跟劉五洲談不上交情，頂多就是我這人比較好接觸，他又好聊天兒。聊也是我主講，他負責聽，拍巴掌，樂，等等。大概是作為我表演了這麼多娛樂項目的回報吧。有一天晚上，劉五洲給我表演了他的絕技，把我驚了個魂飛天外。當時大廳一半的燈都關了，廚子也下班了，只剩一男一女兩個服務員，女的在收銀台玩手機；男的就是劉五洲，他坐在我旁邊，聽我講古。平時他是斷然不敢坐的，這天大概是累了，加上也沒有別的客人和店領導在。
“叔，我給你看個好玩兒的。
”他說著，拿出兩個接麵湯用的塑料杯子。我並沒看見他是從哪兒拿出來的杯子。接著他又拿出兩個，極熟練地扣在桌上，擺成一排。
“幹什麼，變戲法嗎？”我嚼著花生米，斜眼看他。
“嗯嗯！”他使勁點頭，坐得倍兒直，活像一隻興奮的旱獺。
“好，變吧。”我其實有點兒困，講故事講得也累了，不過看他這樣子，實在不忍拂逆。
只見劉五洲齜牙一樂，十指張開，嘩啦嘩啦把杯子在桌上彼此換了幾十次位置。末了，他抬頭問我：“叔，您猜，哪個裡面沒有花生？” 我差點兒樂了：“你變這個，得先往裡放一個好嗎？”我說完，捏起一個花生放在桌上。
劉五洲說：“不用，叔，我放了，您就猜吧。”我說：“那也沒有猜哪個裡頭是空的啊，人家都是猜哪個裡面有。”劉五洲又樂了，說：“那有什麼意思？您就猜吧。”我看看他那摩拳擦掌的樣子，搖搖頭，掀起一個杯子。
裡面有一粒花生米。
這麼準？我又掀起一個。裡面也有一粒花生米。劉五洲把另外兩個掀開，也各有一粒。我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整整齊齊地放了四粒花生米進去。他拂去三顆，只留一顆，又“啪啪啪”地換了數次杯子的位置。
他的手太慢了，連我這外行都能跟得上。我指了指留有花生的那個杯子。說實話，我已經做好了裡面沒有花生的心理準備，畢竟你跟特地學過兩手戲法的人沒有理說。但杯子掀開，裡面空空如也，我還是吃了一驚。劉五洲笑瞇瞇地把乾瘦的小拳頭伸到我面前，霍地張開，裡面握著一粒花生。
我啞然，呆了一會兒，靠在靠背上搖頭笑起來：“劉三兒，你真不得了。”我一直叫他劉三兒。我知道，他變這一手就是等我這句誇。畢竟這也不算什麼“真不得了”的戲法。
劉五洲瞇起眼睛笑道：“叔，您誇我了。嘿嘿。” 然後他朝我嘴邊伸出手，三指一捻，冒出一根煙來。我瞪著眼，迷迷糊糊地叼上了，他那隻手“啪”地打了個響指，食指冒出藍幽幽的火苗來，給我點上了煙。我吸了一口，向天吐出，問他：“哪學的？” “火車站、批發市場、立交橋底下，好多地方有人教。”他說，“給錢就能學，包教包會。剩下的，就靠練了。” “怎麼變的？給我講講。” “那可不行。”他嘿嘿笑起來，“這規矩您還不懂嗎，叔？” 他一口一個“叔”，叫得我十分想劈面給他一鞋底。
“那倒也是。”我說，“你學這個幹嗎？將來準備擺地攤還是上春晚啊？” 劉五洲搖了搖頭，把桌面上一個扣著的杯子移到桌邊，嘩啦一翻，口朝上立在桌上。裡面一杯清水，多少有一些灑在桌上。
比起變花生，這可有點邪乎了。
“叔，我跟你說吧，”他又唰地翻起一個杯子，“這沒什麼新鮮的，全憑手快。我學這個，也不為擺攤，也不為上春晚。我只為打賭。” 他說著，把手裡的杯子推給我。一股酒味兒飄出來。
“打賭？什麼賭？” “人命關天的賭。”他說著，端起杯來喝了一大口，接著像只沮喪的狗一樣吐了半天舌頭，“我跟我哥打了一場賭。賭得是抓鬮。這場賭太大了，我必須贏。” 看他的表情，似乎不太想說抓鬮的內容。其實我大致想得到：鄉下孩子，無外乎爭家產。
“那，賭得贏嗎，現在？”我問。
劉五洲沒說話。他把左手張開，翻過來掉過去地看個不休。看著看著，手心多出個紙團。再一翻，又沒了。一會兒又出來兩個。又一翻，沒了。再一翻，出來三個。最後一共出來四個，放在桌上，用手一抹，就全都不見了。他又喝了口酒。
“叔，我不知道，”他低著頭，“一百次失手一次。但是我一次都不能失手。” 我有心問到底賭了什麼，但看著他的表情，我突然意識到一件事：我們其實並不算很熟。
最後我什麼也沒說。劉五洲抬頭看了看我，笑了笑，拿起杯子往我面前那杯一撞，突然豪氣頓生，仰頭挺胸道：“沒啥，叔，我能贏！” 我看著他，什麼也沒說，舉了舉杯，喝了一口。還真是酒。
“叔，太晚了，您回去吧。我得尿個尿去。”他說。
之後有一個月我沒見著他。
問店裡的小姑娘，答說劉五洲病了一場，好像還住院了，不知道還回不回來。我想，他那個身板兒，看著就像是有什麼病，估計是回老家養病了。
沒想到幾個禮拜之後，他又生龍活虎地出現在店裡了，只是臉色有點蒼白。
“幹嗎去了你？”我問他。
“咳，病了，沒啥事兒，叔，別擔心！” “呸，誰擔心你？端面去。” 打那起，見他的面就少了，因為我來得晚，而他似乎較少值下午班了。十一月的一天晚上，冷得讓人不敢往後想臘月什麼樣。我裹緊衣服頂風去店裡吃麵，看見劉五洲正在給筷子消毒。消完毒，他把筷子一把一把地往桌上的筷籠裡扔，例不虛發，驚得我站在門口半天沒敢進門。他看見我，咧嘴一笑：“叔，您來了，快進來，冷！” 我在常坐的桌邊坐定，要了碗麵。等我吃完，略微暖和了一些，劉五洲就搬凳子坐在一旁跟我聊天。
這天我給他講了很多古人，因為我記性不好，估計有很多講的是錯的，比如我說孔融是晉國人，這也可以說是為了增加親切感和說服力。劉五洲捧一杯熱麵湯聽我講，有時大笑，但大多時候很安靜。末了，他收去碗筷，給我點了根煙。
“叔啊，今天再給您變個新鮮的，好不好？”他說。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何況我又不老（這是真的，作者注），我點點頭。
“您先把賬結了吧。”他神頭鬼腦地說。我一皺眉頭，摸出一張一百的給他。
“您這也太大了，叔，”他接過錢，“我給您破開。” 他把這張大鈔橫著折了又折，成了一根紙卷，比直了藏在左手中指後，右手捏著一捋，接著雙手展開，變成了一張五十的。
“我×！”我爆了粗口，“快給老子變回來！” 劉五洲嘿嘿一笑，如法炮製，再一展開，變成了一張二十的。
我頹然坐倒，靠在靠背上，有氣無力地說：“媽的，你玩兒吧，臭小子。” 於是我看著他把這張錢變成十塊的、五塊的、一塊的，最後揉成了一個小紙團，用手掌一壓，再一打開，居然變成了一個硬幣。接過來一看，還不是人民幣，是遊戲廳幣。
“你小子生了場病，本事可大了，”我歎道，“往零碎了變算什麼本事啊？你給我變回一百的來。” 劉五洲低下頭，亂糟糟的劉海垂下來，遮住了他的眉眼。“我要能那麼變，”他小聲說，“還打什麼賭啊，叔。” 這是我最後一次見他。冬去春來，妻子從廣東出差歸來，我也很少一個人去吃麵了。即便去吃，也不會在那個點兒去；即便在那個點兒去，也沒有人陪我聊天了。因為別的服務員幹活太慢——相對劉五洲而言——所以總是很忙亂，沒什麼時間理我。我一直不知道劉五洲去哪了，更不知道他跟他哥打的什麼賭。
一直到我知道他死了。
初夏，不是五月就是六月的一個週六中午，我忘了是因為什麼，一個人去吃麵。中午吃麵，過程極簡單：點、吃、結賬、走。一般沒工夫聊天。沒想到過來個小胖子，也是十八九歲，穿著麵館的制服，彎下腰小聲說：“叔，您認識劉五洲吧？” 我一橫眉毛，剛想罵人，誰是你叔？怎麼是個半大小子都叫我叔？我有那麼老嗎？忽又一想，除了劉五洲，其實並沒有什麼半大小子叫我叔。
“你說劉五洲？”我放下筷子，“變戲法那個？” “對對！”小胖子使勁點了點頭，我真擔心他把頭甩出去砸著誰，“他出事啦。” “出事？出什麼事？”我挑了挑眼眉，“是改名叫劉謙，終於上春晚了嗎？” “不是，唉！”小胖子急了，用指關節直敲桌子，“他死啦！” 那天晚上，小胖子在隔壁燒烤店門口的大排檔，就著兩瓶啤酒給我講劉五洲的事。
小胖子也是這家麵館的服務員，見是見過一萬多次，但並沒有聊過天。他是劉五洲的同鄉——不僅同鄉，還同村。這應該不假，因為他是我所見的在店裡唯一跟劉五洲聊得比較多的人。他們村的小伙子，大部分都出來到各城市的麵館打工，有出息的當麵點師傅，抻面削面，沒出息的端盤子洗碗，反正是跟面幹上了。
劉五洲兄弟兩人，哥哥叫劉四海。爸爸早死，媽媽把倆兒子帶大，還沒看見兒媳婦的影子就撒手了。好在哥哥成人了，能種地養雞維持生計，弟弟就出來打工。去年春節，劉五洲回了趟家，關於他哥哥的病，他成了村裡最後一個知道的人。
劉四海得了一種所謂的怪病：尿多，全身腫，腰疼。好在他們村也不是什麼特別閉塞的窮鄉僻壤，附近縣城裡醫院還是有的，結果街坊大嫂子帶著去了一查——尿毒症。尿毒症是啥？村裡人沒有知道的，大夫雲山霧罩說了一大堆，除了開好幾千塊錢的藥以外，其他的都沒聽明白。
劉五洲是在祖國首都見過世面的人，決定帶著哥哥去更大的醫院看病。過完節，倆人就去了大同三院，終於把病問明白了。同時，也明白治這個病需要多少錢了。劉五洲扶著哥哥從醫院出來，才一出門，光當一頭就栽倒了。
哥哥劉四海急了，說：“你這是怎麼了？沒錢咱可以賣房子，大不了不治了，你可急什麼呢？”劉五洲說：“我倒不是急，我這半年老摔，走著走著眼前一黑就摔一跤，常有的事。”劉四海一聽：“那可不行，這不是小事，這不還沒出醫院呢嗎？走，回去看看去。” 劉五洲拗不過哥哥，只好去掛了號。這一查可了不得，劉五洲腦袋里長了個瘤子。
中間的事情，村裡人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後來兩人回了村，相對無言。幾天之後，街坊大嫂子突然滿村跑著叫人，說老劉家打起來了。大夥兒踹門一看，劉四海正舉著一口鍋，追著劉五洲滿院子跑。大夥兒還沒來得及勸，只見劉五洲往前撲地便倒，摔了個狗啃泥。這下劉四海也不鬧了，趕緊攙扶起來撅砸捶叫，好半天才緩醒過來，消弭了這場禍端。
大夥兒一問，原來哥兒倆本來正在商議把院子賣了治病，但粗略一算，恐怕連治一個人的病都不夠。
於是哥兒倆為了治誰不治誰的問題吵了起來。街坊們好一頓勸解，才把兩人勸住。當地民風淳樸，大家覺得求生本能驅使之下，這也情有可原，所以誰也沒有對劉家哥兒倆有一絲態度上的改變。相反，大隊還組織了一次捐款，結果收到的大部分都是棉衣。
這有什麼用？兩人哭笑不得，每日裡繼續爭吵。
吵了七七四十九天，終於得出一個結果：抓鬮。兩人商定，寫兩張紙條，一張寫“生”，一張寫“死”。
抽著“生”的，賣房子治病；抽著“死”的，合當殞命，不得怨天尤人。兩人請村裡有名的大了１。寫好紙條，扔進一個瓦罐裡，突然相視凝噎，接著抱頭大哭起來，把罐子扔井裡了。
這事兒就這麼沒人提了。劉五洲說：“不管給誰治病，多一分錢也是好的。”於是他決定回北京繼續打工，盡量多掙錢；把哥哥托付給街坊之後，灑淚而別，回到首都北京。
一下火車，劉五洲就賊忒忒地打聽變戲法、教牌技、出老千的師父，好拜師學藝。（這部分是村裡人編的，作者注。）中間過程，外人不知，一起打工的老鄉可是眼看著劉五洲的手藝一天天地見長。
劉五洲在店裡或宿舍，得閒時總會練上兩手。猜豆子，掌心點火，變金魚、變鴿子、變白兔，劉五洲都練過。但他練得最多的、每天必練的就是隔空抓紙團。說“隔空”不太恰當，應該說是“憑空”。無論有多少個紙團，裡面寫上什麼字，他都能凌空抓出寫著“生”字的紙團來。他的手快極了，就在你眼皮底下，能把任何大小合適的東西變沒，或變到一丈遠處的帽子底下。在宿舍，沒有人敢跟他玩兒牌——玩兒過幾次，簡直沒法玩兒，別人手裡的牌都是他的，桌面上已經出了的也是他的，只要他想要，什麼都是他的。
所有人都知道，劉五洲名曰打工，實際上是出來練就一身絕藝，好回去應對人生最大的一場決戰。所有人也都知道，以他的身手，已經沒有失手的可能性了。別說抓鬮，這時候就是給他一把左輪讓他玩俄羅斯輪盤，恐怕都要第六輪才能殺死他了。
“後來呢？”我剝著毛豆，小胖子喝著啤酒。
“後來，他回家了。我是沒趕上，是再後來家裡人給我講的，”小胖子喝了一大口酒，對著月亮長出了一口氣，“他輸了。” 抓鬮那天，劉家大門沒關，可能是故意開著的。敞開的大門內，像一個固定的長鏡頭，兩人衝著一個褐色的瓦罐，對坐無言。門外的人們小聲議論著：“劉五洲會輸嗎？”“不可能吧！”“怎麼不可能？只要劉四海先抓，就有一半的可能贏！”“胡扯，劉五洲能隔著罐子換紙條，說不定兩個都是死。”“那要是讓他先抓呢？”“那就是兩個生唄，傻×。”“別吵，看著！” 劉五洲開口道： “哥，誰先來？” 劉四海搖了搖頭，苦笑了一下。“你先來吧，”他說，聲音輕得像是哪裡接觸不良了，“看看你練得怎麼樣。” 劉五洲面無表情，把手張開，手心向下蓋在罐子口上，虛一握拳。
接著，他攤開手掌，紙團已經在手心裡了。門外響起一片極複雜的嘈雜的人聲。
劉四海長歎一聲：“好，好，好。”他一抬手，把罐子掃到地上，“啪”地摔成千百片：“你，厲害。” 說完，他扶著桌子，顫巍巍地站起來，對著大門抬了抬手，轉身向堂屋走去，好像一下子老了七十歲。
劉五洲叫住了他。“哥，”他喊道，“我輸了。” 劉四海背著手，站在堂屋的門檻上，慢慢回過頭。正午的陽光下，劉五洲坐在院子中心的石凳上，手舉一張皺巴巴的紙，上寫一個大字——“死”。
小胖子講到此處，搖頭歎了口氣，又喝了一大口酒，說：“後來，還沒等到賣房子，劉五洲就死了。他那個病來得真快，在井邊提水，搖著搖著，往後一倒，就沒了。
” 我活了幾十年（並不老，作者注），還沒有經歷過這麼年輕的死亡。雖然不是什麼熟人，也不是在我面前死去，但還是給我造成了很大的衝擊，衝擊得我連毛豆都不會剝了。
我把毛豆往前一推，雙手扶膝，搖頭喟歎。一邊搖頭，腦海中一邊漸漸現出一個巨大的“死”字，清晰無比。慢慢搖了一會兒頭，接受了這個事實以後，腦袋逐漸清醒起來。這並非什麼天崩地裂的大事，只是一個不太熟的年輕人病死了。而且在這頓飯之前，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就已經知道他死了。只要抱著聽八卦的心態去聽這件事，似乎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古有伏羲氏造八卦，今有扶膝氏聽八卦——我正在這樣開導自己，小胖子又感慨起來： “想不到他練了這麼久，在店裡、在宿舍裡，包括在您面前賣弄那麼多回，沒有一次失手，就這一次敗了。”他邊喝邊歎，“這就是命吧！” 聽完這句話，我就“什麼是命”以及“這是不是命”這兩個問題思考了一會兒。然後我夾起一筷子豆腐絲嚼了起來。
“小子，你覺得劉五洲是失手了嗎？”我邊嚼邊問。
“是啊，雖然我不會變，但是我也知道，這東西全憑手快。一快起來，難免有個錯漏嘛。”小胖子說。
“你啊，”我用筷子指指他，“白活。” 說完，我留下五十塊錢，背著手走了。一邊走，一邊唱《人說山西好風光》，感覺自己一下子老了很多，老得步履蹣跚，老得心裡激不起一絲波瀾，老得足以讓劉五洲那麼大的孩子給我起一個“扶膝氏”之類的外號，或是叫我一聲“叔”，我也不生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