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為青年讀者學習公共說理而寫的啟蒙讀物，它是由一篇「論文」（前言）和18篇各自獨立的「隨筆」組成的。就說理而言，「隨筆」與「論文」是有區別的，我在第十講的最後一小節中已經談到，此不贅述。說理最常運用的文字寫作形式是「隨筆」（essay）而不是「論文」，而說理本身則是一種具有公共話語特徵的思維和表達形式（第一講）。在美國，從小學高年級到大學低年級，說理教育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學習寫作隨筆，更確切地說，學寫一種以實用為目標的「格式化的隨筆」（第九講）。每個高中生報考大學時必寫的自述（selfstatement）就是一種個人隨筆（personal essay）。
我在美國大學裡教說理寫作已經20多年了，在我任教的大學裡，一年級學生在兩個學期裡各有一門必修的寫作課，第一學期修一門一般的寫作課，學習基本的寫作技能，如描寫、敘述、比較與對比、原因與結果、即辯論等等。這些寫作技能都包含著某些對說理的基本要求，如清晰、邏輯、條理分明、言詞準確、有讀者意識等等。第二個學期，學生必修另一門專門寫作，叫「論證與說服」（argument and persuasion），這是一門集中學習公共說理多個組成部分與相互關聯的教程。我在本書的前面部分介紹的便是這些主要部分（第二至八講）。這些都只是組成部分，它們需要有機地構成一個說理文字的整體，以一種常規的章法結構表達出來，這種具有章法結構特徵的文字形式有一個名稱，叫essay，我們可以稱之為格式化隨筆（第九講）和隨筆（第十講）。每個大學生在進校時，對這種特定的說理寫作形式都已經有了差不多8年（從小學四年級算起）的學習經驗。
在學習「論證與說服」的時候，學生們會接觸到有關如何識別歪理和自己如何避免說歪理的內容，不僅涉及可能的邏輯謬誤（第七講），而且知道如何識別有悖於公共說理倫理的商業和政治宣傳。識別和抵禦宣傳是學生們從初中時就已經接觸到的公共說理內容。宣傳是一種對公共說理有多種危害的話語（第十七講），往往是一種巧言和欺騙（第十二講），是一種利用普通人都有的心理和認知弱點的詭辯和詐術（第十三講）。
說理與民主生活的關係對於美國學生們來說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應該如此。這是因為，用教育理論家古德拉德（John I. Goodlad）的話來說，他們是「在自己並不知曉的情況下，降生到美國民主共和制度中來的」。這對這些學生學習公共說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著向他們強調民主環境對公共說理多麼必要（第十五、十六講），因為那個環境已經在那裡了；不利的是，由於現成的民主環境已經在那裡，用不著他們自己去爭取，他們對民主的認識有時會幼稚得令人吃驚。
例如，在他們看來，民主就是民主，至於那種只能由某一政黨來領導的民主，是他們想都沒有想到過的，所以，我教了這麼多年的書，至今還沒有碰到一個學生討論過像「自由民主」與「某組織領導下的民主」孰優孰劣的論題。還比如，美國大學生對選舉一向缺乏熱忱，有一次大選時，有學生在課堂上表示對大選不感興趣,說是沒什麼可選的,選來選去都一樣。聽了這話，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學生馬上說，只要是自由、公正的選舉，沒有什麼可選的選舉才是好選舉。我問她為什麼這樣說，她答道，一場選舉要是能就此決定國家的命運，那選舉還不要弄得打內戰?這位學生是從津巴布韋來的，她說，真希望自己的國家能有像美國這樣的選舉。因此，即使對於美國學生，學習說理與民主的關係也不是多餘的（第十八講）。
在學校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美國大學生從中學時代開始，就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公民教育，在大學裡又接受到更多的人文教育，對說理是一種公民教養（第十一講）和說理是一種能夠維護民主生活秩序的倫理價值（第十四講），都有許多經驗性的體會。學生們在修寫作課的同時，還正在修其他必修的人文教育課程，在人文教育課程上，說理也是一個基本的要求和訓練項目。人文教育課是以討論班的形式來進行的，學習的內容包括，如何細讀文本，如何就文本提出與事實、闡述和評價有關的三種不同問題，如何傾聽別人，如何對別人的看法和理由提問，並言之有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等等。人文教育課程上的作文與寫作課上的要求是一樣的，當然，由於不是寫作課，寫作格式化的要求會相應寬鬆一些。
大學裡的公共說理寫作課是實用性的課程，學生們學習的公共說理不是一種理論，更不是一種學問和學術，而是一種實踐的能力和公民的素質與行為習慣。今天的公共說理與古代的一些修辭術和論辯術是有關聯的，這些修辭術和論辯術幾乎都強調，修辭不只是為了在法庭或公民大會的言辭爭辯中獲勝，而且是作為從政者和優秀公民的普通教育；注重的不只是論辯或演說的技巧規則，而且是一種更普遍的文化教養和德性理念。
這樣一種與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質聯繫在一起的說理能力，它傳承人類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價值，不是單純技能的傳授。在人文教育課上，學生們閱讀古希臘以來的經典著作，就是為了熟悉並且受教、獲益於這樣一種文化的傳承。除了英語系的專門課程，我在教授公共說理寫作課程的這些年間，也同時教授像古希臘和文藝復興思想這樣的人文教育課程，這使得我有機會結合這二者的特點，為學生提供一種比較人文的而不是純技巧的說理寫作知識。
人文的說理除了繼承古典自由和理性的價值，還繼承了古典的修辭傳統，修辭學在古典人文學科中一直佔據首要的地位，修辭學不僅是教人如何說理，而且還告訴他們說理對於公共生活的意義。實用的修辭學分為五部分：立意構思（inventio），也就是提出立場和主要的觀點；佈局（dispositio），把觀點或要說的話用合適的結構組織起來；文采(elocution)，用令人愉悅的文字來表達；記憶（memoria），記住要說的話，不要照章宣讀；陳述（pronuntiatio），包括語音、語調、手勢、面部表情。古典修辭實踐形成了一種人際交往和社會化的人文教育理念：好的說理風氣有助於優化政治制度、社會風尚和共同體的普遍道德文化。
我在這裡介紹的古典修辭理論有亞里士多德關於說理邏輯、信譽、情緒（logos，ethos，pathos）三要素以及關於「省略三段論證法」（enthymeme，在亞里士多德自己的運用中，這是一種先說「結論」，然後直接加「理由」的看法陳述）的論述，還有希臘修辭學家赫爾瑪格拉斯(Hermagoras)的「爭議點理論」（stasis theory）。我還特別介紹了圖爾敏（Stephen E. Toulmin）的論證模式，它雖然不是古典的，但也和「爭議點理論」一樣起源於法庭論辯，而法庭論辯正是古典意義的法治與說理方式。古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的《復仇女神》中，劇末那個由女神雅典娜主持的說理辯論，便是人類最早的法庭和陪審制度的雛形，在那裡，連太陽神阿波羅也必須以平等的身份接受卑微如蒼蠅一般的復仇女神們的詰問。法治與說理的內在聯繫使得它們必然結合在一起，必然在後來成為現代民主最重要的部分。今天我們需要有助於建立民主理性，有助於提升公民文化和公共道德素質的說理教育，我願意將自己在這方面的一得之見奉獻給這本書的讀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