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等待世界改變，不如先改變自己。
——聖雄甘地
幾十年來，美國人都深知種族隔離的不公，但是種族歧視似乎是深植於美國南方歷史和文化的複雜問題，大多數好心人士不知道怎麼做來改變這樣的非正義。接著出現了人權鬥士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博士、反對歧視黑人的白人團體“自由騎士”（Freedom Riders），以及約翰·霍華德·格裡芬（John Howard Griffin）的《黝黑如我》（Black Like Me）這種令人眼界大開的書。突然之間，非正義成了不能忽視的問題，同時經濟形態的轉變也逐漸摧毀了種族歧視。其中一個結果是廣大的民權運動應運而生，有關同盟紛紛成立，媒體也開始關注相關弱勢群體，而那層讓善良的人也只得默認種族歧視的眼罩最終被扯了下來。
與此同時，20世紀的大半時候天空灰蒙、河川油膩、動物瀕臨絕種，但是環境破壞繼續進行，沒有多少人批評或反對，似乎這是進步的代價，雖然可悲但不可避免。接著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環保運動應運而生。
同樣，今日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鼓動全世界，讓大家勇敢正視被困鎖在妓院的女性，以及蜷縮在孤立茅篷、飽受瘺管之苦的十幾歲少女。我們希望看到一個廣泛的運動應運而生，來對抗全世界的性別不平等，推動全世界女孩獲得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機會。美國的民權運動是個典範，環保運動也是，但是這兩個模式又有所不同，因為它們牽涉的都是關係自身的國內問題。至於把美國女性運動當成楷模這一觀點，我們則有所保留，因為如果一項國際性運動被戲稱為“女人的議題”，那麼它就已經失敗了。不幸的現實是：女性議題確實遭到了邊緣化。無論如何，性交易和集體強暴都不該被視為女人的議題，就像奴役制度不應該是黑人的議題，或者大屠殺不應該是猶太人的議題。這些全是人道議題，超越任何一個種族、性別或宗教信仰。我們之前曾經提到新運動的理想模式，即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人奮力終止奴隸交易的過程。這是一個閃亮的例子。為了改善遙遠地方人類同胞的生活，一個民族付出了大量的血汗與財力。丘吉爾曾表示，英國人的“光輝時刻”是20世紀40年代對抗納粹的毅力；但是同樣高貴的時刻是英國本土促使廢除奴役制度時的道德復甦。
歷史上，人們大多數時候容許奴役，認為那是可悲但不可避免的。雅典人思辨能力一流，也富有同理心，他們當中有優秀的作家和哲學家，但是他們甚至沒有辯論過自己依賴奴役的風氣是否正確；耶穌在《福音書》裡完全沒有談到奴役問題；聖徒保羅和亞里士多德接受奴役；猶太教及伊斯蘭教神學家認為要對奴隸慈悲為懷，但是沒有質疑奴役一事；18世紀初，貴格會27信徒激烈譴責奴役，卻被大家視為不切實際的怪人，而他們的影響力也急劇下降；18世紀80年代初期，奴役依然是全球無可爭議的部分——然而，令人震驚的是，不到十年，奴役成為英國國家議程的首要議題。潮流改變了，英國在1807年禁止了奴隸貿易，並於1833年成為率先解放奴隸的國家之一。
英國因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時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英國廢除奴隸貿易的前一天，橫越大西洋的奴隸運送船中有52%是英國船隻，而世界的糖產量有55%在英國殖民地生產。廢奴之後不再輸入新的奴隸，使得“新世界”的英國殖民地慘不忍睹，而英國的頭號大敵法國趁機從中獲得龐大利益，美國也是如此。
英國廢除奴隸貿易之後的35年內，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糖產量降低了25%，而擁有奴隸的競爭經濟體，其產量卻提升了210%。英國海軍部隊帶頭在大西洋和非洲本土鎮壓奴隸貿易，導致大約5000名英國人喪命，也使得英國人納稅額提高。這項片面的行動在外交上成本高昂，激怒了其他國家，讓英國與敵對軍事力量起了公開衝突。英國的反奴運動分別導致1850年與巴西短暫的戰爭，1841年與美國的戰爭危機，1853年與西班牙的戰爭危機，以及跟法國持續的緊張關係。但是英國並沒有退縮，其典範作用終於刺激了法國在1848年開始廢除奴役，也激發了美國的廢奴主義者以及《解放宣言》的頒布，推動了古巴在1867年強制執行奴隸進口禁令，也就是說，英國終止了橫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
據學者哈伊姆·考夫曼（Chaim Kaufmann）與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計算，英國因出於道義而終止奴役，60年來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平均減少了1.8個百分點。這個總數令人震驚，累積起來超過英國一整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對今天的美國來說，等同於損失了14萬億美元以上），這對於英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是個重大且持續的損失。這是一個國家把價值觀置於利益之上的英勇範例。
廢奴主義運動通常歸功於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的確是該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也是轉變潮流的人。但是威伯福斯投入運動時，廢奴主義早已開始進行，而且他的口才不是喚起民眾的唯一原因。廢奴運動的主要部分（而且是值得今天學習的部分），是謹慎細心地向英國人解釋在運奴船上和領地種植園裡的真實情況到底是什麼。奴役並不存在於英國本土，只存在於國外的英國領地，因此對於一般英國家庭而言，奴役是看不到的。就像今天在印度的性販賣，我們很容易就會對所發生的殘酷事實表示出關注，可過後還是會各做各事，沒了下文。當時把此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的廢奴主義者是托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他在劍橋求學時曾在一次拉丁文寫作比賽中寫了一篇關於奴役的文章，自此開啟了他對這個議題的興趣。當發現內幕之後，他深感驚恐，立志成為廢奴主義的忠實支持者。克拉克森成為“實現廢止奴隸貿易社”（Society for Effec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的推手。“如果要選出現代人權運動的始祖，”《經濟學人》評論道，“那會是克拉克森。”
離開大學之後，克拉克森冒著極大的風險暗中走訪利物浦和布里斯托的各個港口，這兩處是英國奴隸船隻停泊的大本營。他跟水手談話，搜集奴隸貿易的證據，取得腳鐐、手銬、烙鐵、夾指刑具，以及撐開奴隸嘴巴的恐怖器具。他找到一名奴隸船隻的退休船長，後者向他描述了貨艙的情況。克拉克森還得到一艘利物浦奴隸船隻“布魯克斯”（Brookes）的示意圖，他製作出海報說明這艘船如何裝載482名奴隸。
這幅圖成為廢奴主義運動的圖標，也為我們強調了一個重點：克拉克森和廢奴主義者謹慎小心，不誇大事實。事實上，“布魯克斯”在某些旅程中承載的奴隸高達600名，但是克拉克森認為最好使用最仔細的記錄和保守的數字，以確保可信度。當時那些為奴役制度辯護的人，經常以西印度群島的仁慈農業為例子，表示他們寬厚地照顧到奴隸各方面的需求，但是克拉克森的證據表明奴隸的真實生存環境差得令人作嘔。奴隸販子大發雷霆，付錢請一批水手暗殺克拉克森，差點把他打死。
克拉克森和威伯福斯似乎在打一場渺無希望之戰：英國繼續經營奴隸貿易，巨大的利益源源不斷，反正受苦的是英國人視之為低等野蠻人的遠方民族。然而，當英國輿論質問，把一大批人塞進一艘船的貨艙到底意味著什麼——那些惡臭、疾病蔓延、屍體橫陳的景象，以及血淋淋的手銬腳鐐——時，英國人民深感恐懼，他們開始反對奴役。這的確是個有用的課題。終究而言，重要的不只是廢奴主義者的熱情和道德信念，還包括嚴謹地搜集而來的大量證據。
同樣，成功不只來自讓政客看到“真相”，還包括持續不斷地向他們施加政治壓力。克拉克森為傳播廢奴觀念曾騎馬行走3.5萬英里；曾為黑奴的歐拉達·伊奎諾（Olaudah Equiano）花了五年的時間巡迴英國各地發表新書演說。1792年，30萬人抵制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糖——在當時是史上最大的消費者抵制運動。那一年，聯署請願反對奴役的人，比有資格在英國選舉中投票的人還多。在國會裡，威伯福斯強烈建議設立一個投票集團，以便制伏支撐販賣奴役的遊說團體。跟現在一樣，當時的政府首腦發現，在有選民的強烈堅持時，符合倫理道德的政策就更容易通過。
在18世紀90年代，把廢奴主義者稱為理想主義的道德說教者是很普遍的，這些人被認為不能體會經濟的重要性，不瞭解地緣政治的複雜性，比如來自法國的威脅。同樣，時至今日，大家往往認定“嚴重議題”是指恐怖主義或經濟問題。但是在今天，女性的議題就跟18世紀90年代的奴役議題一樣，不是浪費時間金錢的無用問題。幾十年後，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會納悶：當時的社會怎麼可能默許21世紀的性奴隸交易？而如同我們所看到的，其規模比19世紀橫跨大西洋的奴隸交易還要龐大。孕產婦醫療因為缺乏投資，造成每年50萬名婦女死於分娩，我們卻不當一回事。這一點，後來人也會困惑吧。
這項運動的領導者必須來自發展中國家。現在已經有跡象了。在印度、非洲和中東，男性和女性皆致力於推動更大幅度的平等，這些人需要我們的支持。20世紀60年代，領導民權運動的是馬丁·路德·金等黑人，但是他們從“自由騎士”等白人支持者那裡得到過重要的支持。今天，幫助女性的國際運動也同樣需要“自由騎士”——寫信呼籲、籌款支持或付出時間擔任志願者。
此外，婦女解放也為處理恐怖主義這類地緣政治難題提供了另一個面向的解決方案。“9·11”事件之後，美國試圖解決巴基斯坦的恐怖主義問題，撥出100億美元用於購買直升機、槍支、軍隊及提供經濟支持；然而，美國在巴基斯坦卻越來越不得人心，穆沙拉夫政府越來越不穩定，極端分子則越來越受歡迎。試想我們當初要是利用這筆錢，通過巴基斯坦的組織和團體來推動該國鄉村地區的教育及小額金融項目，情況將會如何不同。其結果可能是美國更受歡迎，女性在社會上有更多的參與空間。如同之前所說，證據顯示當女性能夠在社會中發聲時，暴力情況就會減少。2003年，美軍採用“震懾戰術”（shock and awe）攻打伊拉克，時任美國駐奧地利大使、目前任教於哈佛大學的斯旺尼·亨特（Swanee Hunt）回憶起與一名國防部官員的對話時說：“他當時正在尋找伊拉克的未來領袖，已經找了幾百名男性，但只有七名女性，當我敦促他擴大搜尋範圍多增加女性時，他回答：‘亨特大使，我們先把那個地方的安全顧慮處理妥當後，再來處理女性議題。’真不曉得他所謂的‘女性議題’是什麼意思，我講的就是安全議題啊！”
這個世紀的主要問題，包括戰爭、不安全和恐怖主義；人口壓力、環境枯竭和氣候變遷；貧窮和收入差距等。面對這些各式各樣的問題，賦權女性是一種解決之道。最顯而易見的是，讓女孩接受教育，把她們納入正式的經濟體系中去，這將會產生經濟紅利，從而幫助解決全球的貧窮問題。人口激增，使得環境壓力也不可避免地隨之產生，而降低生育率的最佳方法是教育女孩並給予她們工作機會。同樣地，我們已經舉例論證，要緩和那些被各種衝突折磨的社會現狀，就得讓婦女進入學校、職場、政府和市場，一來提升經濟，二來調和這些國家男性當道的價值觀。我們不認為賦權女性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法寶，但是賦權女性會帶來一系列好處，遠遠超過單純的正義。
且讓我們看一下孟加拉國的情況。這是個貧窮國家，常常政治上功能失調，未來的變數極大。該國在1971年之前是巴基斯坦的一部分（稱為東巴基斯坦），但是現在絕對比巴基斯坦穩定。國家分裂後，一開始國際認定孟加拉國無藥可救，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基辛格（Herly Kissinger）戲稱其為“國際廢人”（basket case）。跟巴基斯坦一樣，孟加拉國也為政治暴力及領導不力所苦，但是今天，它的未來看似更有希望。如此不同的結果是有許多原因的。然而，令今天的孟加拉國更為安定的一個重要理由，是它大量投資女性。孟加拉國女孩的就學率遠高於巴基斯坦女孩，長大後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更大。今日的孟加拉國擁有極具份量的公民社會，以及被女性工人佔據的龐大成衣產業，她們推動了一個欣欣向榮的出口部門。到貧窮國家工作的人，幾乎都承認女性是第三世界未加利用的最大資源。“我們得到的第一個教訓是男人通常是訓練不來的，”赤足大學（Barefoot College）創辦人邦克·羅伊表示。該援助組織總部設於印度，運作範圍遍及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所以現在我們只和女性共事。我們從阿富汗、毛裡塔尼亞、玻利維亞、西非馬裡的廷巴克圖等地挑選女性，用六個月的時間訓練她們成為赤腳工程師，回去從事供水系統的工作或處理其他問題。”
全世界善用女性各種才能的國家和公司，無一例外都繁榮興盛起來了。“鼓勵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是歐元地區勞力市場成功的最大動力，其效果遠大於‘傳統的’勞力市場改革，”高盛投資銀行在2007年的一篇研究報告中寫道。同樣，擁有更多女性主管的上市公司，其表現向來優於女性主管較少的公司。一項針對美國500強企業的研究發現，女性主管最多的一季，其股東權益報酬率比女性主管最少的一季高出35%。在日本的證券交易市場，相較於女性員工比例最低的公司，比例最高公司的表現優異程度高出將近50%。
不管是哪個例子，原因並非在於女性主管是天才，而是這些提拔女性的公司顯示出了足夠的創新力，在把握商機方面也會遙遙領先。而這正是可持續經濟模式的精華所在。把女性移至更具生產力的角色裡，這有助於抑制人口增長，並且培養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想想看，要是國家有一半的人力資源未開發利用，成本會有多高。婦女擠在茅篷裡生活，未受教育、沒有工作、無法對世界有所貢獻，成為一大片從未經開採的人類黃金礦層。不讓女孩受教育不只讓國民生產總值損失幾百億美元，全民的智商也損失幾十億分。心理學家已經注意到，智商測驗所顯示的全世界智力水平歷年來急遽上升，這個現象被稱為弗林效應（Flynn Effect），是以新西蘭智力研究者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而命名的。比如從1947～2002年，美國人平均智商提升了18點。30年來，荷蘭應徵入伍的士兵智商提升了21點，西班牙學生的平均智商提升了10點。一名學者推測，要是1932年的美國兒童接受1997年的智商測驗，那麼至少有一半會被歸類為臨界智能障礙。我們並不完全瞭解弗林效應的主因，但是它影響的主要是分數較低的人，這些人可能無法得到充足的營養、教育或刺激。在一些國家，缺碘是一個因素。隨著人們得到更充足的營養、接受更完善的教育，他們在智力測驗中也表現得更好。因此，在巴西和肯尼亞等發展中國家，弗林效應特別明顯並不令人驚訝。僅僅14年間，肯尼亞鄉村兒童的智商就提升了11點，這個速度比西方呈報的任何弗林效應都來得快。貧窮國家女孩營養不良的問題特別嚴重，不管是在身體還是智力方面都如此。如果我們教育這些女孩，給她們食物，也給她們工作機會，那麼整個世界的人類智力水平就會注入一股新流——而且貧窮國家將會產生更有能力解決該國難題的國民及領袖。對於貧窮國家的領袖，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強有力的論據並不是道德上的，而是實務上的：如果他們希望振興國家經濟，就不要讓那些人類金礦深埋於地下。
基於這些務實的理由，許多救援組織逐漸把焦點放在婦女身上，“國際小母牛組織”（Heifer International）是其中之一。這個救援團體總部設在美國阿肯色州，通過給予貧窮國家母牛、山羊、雞或其他動物來進行援助。該會會長是喬·勒克（Jo Luck），她曾是阿肯色州內閣官員，當時的州長是克林頓。1992年，喬前往非洲訪問，在津巴布韋的一個村子裡，認識了特芮萊·特倫特（Tererai Trent）。特芮萊臉形修長，顴骨很高，皮膚中褐，一根根細辮子綁得很緊。就像發展中國家的許多婦女一樣，她不知道自己的生辰年月，也沒有出生文件證明。她認為自己可能是1965年生的，但也可能是之後一兩年。特芮萊小時候沒有接受過多少正規教育，部分因為她是女孩，要做家務——她負責放牛和照顧弟弟妹妹。她父親總是說：“我們得把兒子送去上學，將來還指望他們掙錢養家。”“我父親和其他每一個男人都知道自己沒有社會福利保障，所以他們投資在男孩身上，”特芮萊說。特芮萊的哥哥堤那西被迫上學，但是表現平庸。特芮萊懇求父母讓她上學，但是沒有得到許可。堤那西每天下午都會把教科書帶回家，特芮萊趁機把書拿來研讀，就這樣學會了讀書寫字。很快，她每天晚上都能幫哥哥寫作業了。
老師很困惑，堤那西在班上表現很差，但作業總是100分。最後老師發現堤那西的家庭作業跟課堂練習的字跡不同，因此給他吃了鞭子，直到他招供。老師去找他們的爸爸，告訴他特芮萊是個天才，請求讓她上學。一番爭執之後，父親准許特芮萊上了兩個學期，然後在她11歲左右把她嫁了出去。
特芮萊的丈夫禁止她上學，也痛恨她識字，每當發現她拿一小片舊報紙看來看去，就會毒打她一頓。事實上，她丈夫還因為許許多多其他的理由毒打她。特芮萊痛恨這段婚姻，但是沒有辦法跳出來。“如果你是個女性，又沒有受過教育，還能做什麼？”她問。
喬·勒克來到此地，與特芮萊和其他年輕婦女聊天，堅持告訴她們事情不是非如此不可。她不斷表示她們能夠達到目標，而且一再使用“可達到”這個詞。婦女們注意到喬重複使用這個詞，於是請口譯詳細解釋“可達到”是什麼意思。這讓喬有機會進一步瞭解：“你們有什麼願望？”她通過口譯詢問這些婦女。特芮萊和其他人都對這個問題困惑不解，因為她們其實沒有任何願望。坦白說，對於這個不懂她們的語言又一直拋出奇奇怪怪問題的白人女性，她們心裡是相當懷疑的。但是在喬的鼓勵下，她們心不甘情不願地開始思考自己想要什麼。特芮萊膽怯地講出了自己希望有機會接受教育的想法。喬抓住機會，告訴她說她能夠做到，而且建議把目標寫下來，循序漸進地去追求。剛開始，這對特芮萊來說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她已經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已婚婦女了。
特芮萊·特倫特在她出生的小屋前。（圖片由特芮萊·特倫特本人提供）
對外援助的角色可以用許多比喻來形容，我們喜歡把救援看作是一種潤滑油。在發展中國家的曲軸箱滴下幾滴油，就能讓這個傳動裝置再度自如地轉動。這就是“國際小母牛組織”在這座村莊所產生的效果。喬·勒克和口譯離開之後，特芮萊開始一邊帶五個孩子，一邊瘋狂地學習。要是丈夫毒打她，她就躲到娘家去。在朋友的幫助下，她費力地在一張紙上寫下自己的目標：“有一天我要去美國，”她寫道，“這是目標一。”接著，她一一寫下，她要得到學士學位、碩士學位，然後博士學位——對於津巴布韋一名接受正式教育不到一年的已婚放牧婦女來說，這全是荒唐無稽的夢想。特芮萊把這片紙折起來，包上三層塑料袋，放進舊鐵罐裡，再把鐵罐藏在牧地的一塊岩石下。接著特芮萊選修了相關課程，也開始存錢。她在課業上表現傑出，信心越來越強，成為“國際小母牛組織”的小區工作者。她的學業表現一流，令所有人驚歎。小母牛的救援工作者鼓勵她：去美國留學。
1998年的某一天，她收到俄克拉何馬州立大學寄來的入學通知書。有些鄰居認為，像她這樣三十幾歲的婦女應該把重點放在教育孩子而不是教育自己上。“我自己都沒受過教育，哪有資格談論孩子的教育！”特芮萊如此回應，“如果我教育了自己，就可以教育我的孩子。”就這樣，她飛去了美國。在俄克拉何馬州立大學，特芮萊把學分修到上限，晚上去打工賺錢。拿到學士學位後，她回到村莊，把岩石下的鐵罐挖出來，拿出寫著目標的那張紙，在已經完成的目標旁邊打好鉤，又把鐵罐埋回岩石底下。
後來“國際小母牛組織”提供給特芮萊一份工作，她開始一邊在阿肯色州上班，一邊繼續求學，攻讀碩士學位。拿到碩士學位後，她又回到村莊。在和家人團聚之後，她再次挖出那只舊鐵罐，又把最近達成的目標打好鉤。現在她在西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也把五個孩子接到了美國。
目前特芮萊已經修完了學分，正在撰寫關於非洲窮人艾滋病治療方案的博士論文。她將成為非洲極具生產力的勞動者，這全是因為“國際小母牛組織”稍微推了她一把。拿到博士學位後，她會再次回到地裡挖出那隻鐵罐。
關於社會運動的學術文獻相當多，專家指出近年最顯著的改變是女性領導力的急劇上升。在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的領袖級人物中，男性居壓倒性多數，這種現象在美國可能已成為歷史。從那以後，女性領導了包羅萬象的運動，比如“反對酒駕媽媽組織”（Against Drunk Driving），以及各種親女權主義與反女權主義的運動。雖然女性在政治、企業和政府等職位上還沒有大放光彩，但是她們主導了世界大多數地方的公益部門。
在美國，現在領導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以及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都是女性。登記在“國家婦女組織委員會”的諸多團體，代表著1000萬名女性。同樣的情況在其他各國也是顯而易見的。在韓國，女性佔據了國民大會14%的席次，卻領導著該國八成的非政府組織。在吉爾吉斯斯坦，女性在國會中完全沒有席次，但卻領導著九成的非政府組織。
19世紀，美國富裕的女性鄙視婦女投票權運動，對於男子學校、教會和慈善機構反倒慷慨解囊。有錢的女性經常對那些公開歧視女性的機構特別慷慨，因此女性投票權運動的大部分資金只好向那些表示出同情的男性籌募。
在近幾十年當中，那些富有的美國女性對於國際女性事業依然沒有特別慷慨，但是有跡象顯示，這樣的情況可能正在改變。美國女性目前在慈善領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且支持婦女的“女性基金”也蓬勃發展起來，光是在美國就有90個以上。
因此，推動賦權全球婦女的新解放運動時機已經成熟了。政客們應注意了。在美國，2006年的一項民調發現，對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調查對像有六成表示“改善其他國家對待婦女的方法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三成表示“有點重要”）。這項新解放運動應遵守以下原則：
◇致力於建立橫跨自由和保守界線的廣泛聯盟。這會更容易達到實際效果。
◇抗拒吹噓的誘惑。人道主義界已經因為誇大的預測破壞了可信度（有媒體人開玩笑表示，救援團體已經把過去的三次大饑荒預測到了十次）。關於女性的研究往往來自強烈關心正義及性別議題的人，他們早在研究之前就已經有了定見。因此對於研究結果請謹慎小心，誇大並沒有好處。
◇幫助女性不代表忽略男性。比如說，資助陰道殺菌劑的研發至關重要，因為用這種殺菌劑製成的乳液，可以用於防止女性感染艾滋病病毒。但是男孩和男人割除包皮，對於女性一樣幫助很大，因為割除包皮會降低男性感染伴侶的機會，減緩艾滋病的蔓延。
◇美國女性主義必須把眼界放寬。亞洲性奴役的狀況，與美國伊利諾伊州各級學校的體育活動是否遵循《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條——即落實無性別歧視的教育政策——息息相關。女性主義在這方面已有長足的進步。同樣，美國基督教極端主義者在拯救非洲婦女性命方面的工作，應該跟拯救未出生胎兒一樣努力。簡言之，我們大家都要變得更有世界性，意識到性別的不公是全球化的。
如果還有第五項原則，那會是：別過分注重前四項原則。任何運動都要能隨機應變，要孜孜不倦地以實際情況為依據，容許策略因地制宜。比如說，我們一再描述教育女孩是降低生育率、改善兒童健康和創造更為公正、更有活力之社會的最佳良方，但是當我們在撰寫這本書時，兩項新研究指出，還有另一種東西可改變村莊的生育及性別歧視：電視。
一項由意大利發展經濟學家埃利安娜·費拉拉（Eliana La Ferrara）執行的研究，致力於檢視在巴西規模逐漸擴大的“全球電視網”（Rede Globo）的影響。“全球電視網”的肥皂劇相當出名，擁有廣大狂熱的粉絲，劇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孩子生得不多的女性。研究發現，當“全球電視網”觸及巴西的一塊新地區時，隨後幾年該地區的出生率降低了——這個現象在社會地位較低以及進入生育年齡的婦女當中特別普遍。這表示她們決定倣傚她們崇拜的肥皂劇人物，不再生小孩。
第二項研究把焦點放在電視對印度鄉村地區的影響上。布朗大學的羅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和芝加哥大學的埃米莉·奧斯特（Emily Oster）這兩名學者發現，在有線電視進入村莊之後，婦女得到了更多的自主權——比如未經同意而自行離家的權利，以及參與家庭決議的權利。生育的數量下降，婦女就不那麼重男輕女了。大家變得比較不能接受毒打妻子這回事，家庭更可能把女兒送去上學。這些改變之所以發生，是因為這些與世隔絕的村莊非常保守和傳統，而電視引進了新的觀念。
在電視出現之前，接受調查的村莊婦女當中，62%認為丈夫打妻子是可以接受的，55%明確表示希望下一個孩子是男孩（其餘的大多數人也不想要女兒，她們不在乎）；而且2/3的婦女表示她們出去拜訪親友時，需要徵得丈夫的同意。然後，電視出現了。印度大多數的熱門有線電視節目都以城市的中產階級家庭為背景，城市的女性擁有工作，可以自由進出。鄉村觀眾這才發現，所謂的“現代”，就是女性要被當成人對待。
電視帶來巨大的影響是：“引進有線電視，等同於實行五年左右的女性教育，”兩位教授如此報告。這不表示我們應該把送女孩上學的方案撤掉，然後把有線電視引進這些滿是毆妻者的村莊，因為這些研究發現尚在實驗階段，還需要在其他地方測試。但是就像我們之前所說的，女性運動必須有創意，願意學習和融入新方法和新科技。女性運動的議程應廣泛、包羅萬象，同時著重關注日常生活的四大可怕事實：孕產婦死亡、人口販賣、性暴力以及造成女孩死亡率遠高於男孩的日常性別歧視。解決這些挑戰的工具包括女孩教育、家庭計劃、小額金融和各方面的“賦權”。
一項有幫助的法案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1979年聯合國大會制定該公約，到目前為止已有185個國家參與。美國一直不願正式加入此公約，因為共和黨擔心若把權力交給國際公約，美國主權會慢慢被削弱。這些擔憂實在荒唐。此外，聯合國應成立一個有威望的機構支持性別平等。目前有一個聯合國婦女基金會（UNIFEM），但是規模極小。
美國應倣傚英國，設立監督所有對外援助和發展議題的獨立內閣部門，這個部門應強調女性的角色。然而說到底，如同我們所證實的，將會改變非洲村莊生活模式的，不太可能是“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或一個新的美國內閣職位，更可能產生作用的是在該村莊設立新學校或健康中心。
舉辦以教育為主題的聯合國會議是好事，但有時候把資金分配給當地會更有幫助。我們希望看到一個草根運動，能夠把女性主義組織、福音派教會和介於中間的所有人結合在一起，共同呼籲總統和國會通過三個明確的新方案。理想上，這三個新方案應與歐洲、日本和其他捐助國家的類似運動配合。如果有必要，可從美國的項目開始。第一個方案是為期五年、預算100億美元的計劃，為全世界的女孩提供教育及降低受教育的性別鴻溝。這個新方案會把焦點放在非洲，但也會支持（和督促）阿富汗及巴基斯坦等亞洲國家做得更好。其宗旨不只是資助新學校（還在校門邊寫上“由美國人民捐贈”），還包括進行一些實驗以找到最符合成本效益原則的方式來支持教育。
在一些國家，可給貧窮家庭的女孩提供校服，幫小區居民除蟲，給表現最好的女孩提供獎學金，幫助女孩處理月事，支持學校的營養午餐或把墨西哥的“機遇”計劃延伸到非洲。這些方法應隨機進行嚴謹測試，然後由外聘的評估者進行評估，才能夠判斷哪些方法是最經濟實惠的。
第二項新方案，是美國應帶動全球贊助貧窮國家碘化鹽，以防止嬰兒還在母體子宮裡發育時就因為缺碘而失去大約十分的智商，而每年這樣的兒童有幾千萬名。如同我們在女孩教育那一章（第九章）所討論的，當母體缺乏一定量的碘時，女性胎兒的大腦發育特別容易受損，因此女孩將會是這個新方案的主要受惠者。加拿大已經有了贊助碘化鹽的“微量營養素行動組織”（Micronutrient Initiative），但要做的遠不止於此——讓人揪心的是，有那麼多女孩承受和將要承受無法修復的大腦損害，而根據一項估計，消除這些損害只需花1900萬美元購買碘化鹽。因此，這個碘化運動的成本非常低，也顯示出儘管對外援助受到的批評那麼多，但還是有一些方法是便宜、簡單又非常經濟的。碘化鹽可能不是什麼有吸引力的幫助，但是幾乎比任何形式的對外援助都划算。
第三個新方案是為期12年、預算16億美元的產科瘺管病根除計劃，同時為那些抨擊孕產婦死亡的大型國際運動鋪路。“世界瘺管基金會”（Worldwide Fistula Fund）總裁暨總經理劉易斯·沃爾醫生（Dr.L.Lewis Wall）已經和人道議題的保守者邁克爾·霍羅威茨共同擬出一份鉅細靡遺的提案，以此來發起終止瘺管的運動。這份計劃包括在非洲各處興建40家瘺管治療中心，以及成立一個新機構來協調這項運動。這是在生育健康方面少數由民主黨及共和黨聯合行動的領域，它將會引起媒體和公眾注意到改善孕產婦護理的需求，讓全世界最為孤苦淒涼的年輕女性得到幫助，提升非洲的產科技術，以及激發出採取後續步驟解決孕產婦死亡問題的活力。
這三個步驟——資助女孩教育運動，贊助碘化鹽預防智力障礙，以及根除瘺管——並不會解決世界女性的全部問題。然而，針對這三項措施所採取的行動，會讓潛在問題在國際事務議程上變得更重要，也會證明相關問題的確有解決之道。人們一旦看到“的確有”解決之道，就會更願意用各種方式貢獻一己之力。這個運動觸及越多人越好。然而，最有效率的支持者將不只是捐助金錢，也將付出時間——也就是在前線擔任志願者。
如果你關心貧窮，就要深入瞭解貧窮，而不只是一味地想打擊貧窮。而要瞭解貧窮，就要付出時間親身觀察體會。在談到性交易時，我們提到娥米·芭蘇（Urmi Basu），她在加爾各答為遭受拐賣的女性設立了“新光”收容所。幾年下來，我們已經引介了幾名美國人到“新光”擔任志願者，教那些娼妓的孩子學習英文。起先這幾位志願者覺得非常難以適應。我們介紹給娥米的美國人當中，有一位是西妮·伍茲（Sydnee Woods），她是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市政府助理律師，因在職場中找不到人生意義，她請上司准許她留職停薪90天，去印度的“新光”工作。被上司斬釘截鐵地拒絕後，西妮辭了職，賣掉房子，搬到加爾各答。她覺得調適的過程非常辛苦，如同她在寫給我們的電子郵件中所說：
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我才老實跟自己承認我痛恨印度（嗯，至少是加爾各答）。我真的愛極了“新光”——那些小孩、母親、職員、其他義工、娥米，但是對於生活在加爾各答的其他方面我都討厭。在那裡，身為一個單身的美國黑人女子，我覺得非常辛苦。我不時會碰到懷疑的眼神——不是因為膚色，而是因為我沒有結婚，又常常自己一人（在餐廳裡、在購物商場等）。那樣的瞪視讓我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我疲憊不堪，即使到後來也沒有真正習慣。
我們的建議造成了如此痛苦的經驗，這令我們非常內疚。我們問西妮這是否表示她後悔去了印度，她還會不會推薦其他人去做這件事？稍後，她發來一封迥然不同的電子郵件：
我非常高興我去了那裡，我考慮明年再去“新光”。我愛上了所有的孩子，而其中兩位，我一定要讓他們接受教育，脫離紅燈區。我知道自己在那裡做了一些好事，這令我心滿意足。這次經驗（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永遠改變了我。我變得放鬆、平靜，好像天塌下來也不怕，而且輕輕鬆鬆就能夠面對挫折和克服困難。我從來沒有到國外旅行過（除了到百慕大、墨西哥和巴哈馬觀光之外），現在我無法想像不找機會到國外旅行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我在印度交到了一生的朋友。這很難用文字描述——我脫胎換骨，變成了一個更好的人。我絕對會推薦這樣的經驗——尤其是推薦給其他單身的黑人女性。這個過程雖然辛苦，但是必要。印度改變了你——它讓你面對自己，而那些事情可能是你原本不會去面對的。對我而言，面對自己只會帶來好處，這對我就有非常正面的作用。
事實上，加入這場全球運動的主要動機雖然是幫助他人，但結果往往是幫助了自己。如同金融家約翰·坦普爾頓爵士（Sir John Templeton）所說：“自我改善主要來自幫助他人。”
社會心理學家近年來對於“快樂”這一情緒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一項驚人的發現是：我們認為會讓我們幸福快樂的事物，事實上可能並不會讓我們幸福快樂。比如中彩票的人一開始會興奮得衝上天，但接著就會慢慢調適，一年之後，他們並不比沒中彩票的人更為快樂。快樂程度似乎主要是源自內心，而不是明顯地受到好壞境遇影響。比如接受腎透析治療的末期腎病病人，他們一整天的心情跟健康人士對照組比起來並無差別。嚴重肢體障礙的人雖然一開始非常不開心，但是他們調適得很快。
一項研究發現，意外事故受害者在半身癱瘓僅僅一個月後，大多數人的情緒都能調整過來。其他研究發現，在遭受中等程度的肢體障礙兩年之內，受害者的生活滿意度可以完全恢復到肢體障礙前的程度。因此，研究“快樂”的弗吉尼亞大學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建議，如果被卡車撞到而半身癱瘓，或是中了彩票，要記得，一年之後，你快樂與否的程度差別不大，所以過分悲觀和過分樂觀都不可取。然而，海特教授和其他研究者也表示，有些因素能夠持續地影響我們的快樂程度。其中之一是“與超越個人的事物聯結”——比如更大的使命或人道目標。傳統上，進入教會或其他宗教機構就屬於這項因素。而參與任何運動或是人道主義新方案，都能夠因帶來使命感而提升我們的快樂指數。人類是由神經構建的，會從無私的利他心中得到極大的個人滿足。
因此，我們希望你加入這個越來越龐大的行列，用任何你做得到的方式來表示支持——到巴基斯坦穆赫塔爾·馬伊的學校擔任志願者，幫助“現在就平等”運動寫信，或是贊助“托斯坦”好讓一座村莊終止外陰切除。本書篇末列有救援組織名錄，或是登錄www.charitynavigator.org網站查尋，找出一兩個你感興趣的團體組織。慈善家和捐贈者通常對國外女權運動的興趣不大，反而把較多金錢投入芭蕾或藝術博物館等看似較有品位的目標上。若是慈善家對於現實世界女性的佈施能夠趕上對刻畫女性的畫作和雕刻的捐助，那就可推動一項強有力的國際女權運動了。
我們並不是要你把所有捐助都放在國外女性的需求上，我們自己也沒有如此。但我們希望你捐獻一部分投入這些目標，而且不只是捐助金錢，也要付出時間。本書的部分版權收入將捐贈給一些婦女援助組織。如果你是學生，可以查詢一下學校是否開設了探討這些議題的課程或有無海外就學計劃。也可以考慮在我們提到的組織擔任暑期實習志願者。或是在上大學前後，休學一年去旅行或實習。如果你是家長，請不要只帶孩子去倫敦觀光，也應該去印度和非洲走一走。在小鎮會議上，問一問候選人孕產婦健康的狀況。寫信給地方報紙的編輯，呼籲他們大力推廣女孩教育。
歷史潮流正在把女性從性玩物轉變成發展完備的人。賦權女性的經濟利益是如此龐大，每個國家都不得不朝那個方向前進。不久之後，我們就會覺得性奴役、榮譽謀殺和硫酸毀容就跟裹小腳一樣不可思議。問題在於這樣的轉變要花多長時間，在轉變完成之前，還會有多少女孩被綁架賣到妓院——以及我們每一個人如何選擇，是成為這個歷史性運動的一分子，還是做一名袖手旁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