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人嗎？如果是，我們會被當成商品放在貨櫃裡從泰國運送到紐約的妓院嗎？……我們的陰部會被切掉好“淨化”我們嗎？……女人什麼時候才能變成人？什麼時候？
——凱瑟琳·麥金農，《女人是人嗎？》
（Catherine A.Mackinnon, Are Women Human?）
大約每十秒鐘，世界某個地方就有一名女孩被按住，雙腿被拉開，一名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當地婦女亮出一把刀或刮鬍刀片，把那名女孩的外陰部分或全部切除。大多數情況下是沒有打麻醉劑的。
出於善意卻幫倒忙的西方人和非洲人，他們幾十年來都在努力終止這項習俗，但是越來越多的母親依然安排自己的女兒接受外陰切除。直到最近幾年，草根運動團體才終於破解密碼。美國伊利諾伊州一名婦女大半輩子都住在塞內加爾，這些運動人士在她的領導之下，似乎想出了辦法終止這項習俗，他們的運動也像滾雪球般迅速擴張。看樣子，西非的外陰切除習俗也有望像中國的裹小腳傳統一樣漸漸消失。這真是不可思議。這使得反對外陰切除運動成為典範，讓更大型的發展中國家婦女保護運動有所依循。如果我們想超越喊口號階段，請汲取反對外陰切除運動長期奮鬥所得到的教訓，它將能讓我們事半功倍。
目前，外陰切除這種現象，雖然在許多非洲基督教家庭也存在，但主要還是發生在非洲的穆斯林世界。在大部分非洲之外的阿拉伯文化或伊斯蘭文化地區，並不存在這種習俗。該習俗能夠追溯到古代，人們發現古埃及的一些女性木乃伊外陰就遭到了切除。公元2世紀，古城艾菲索斯（Ephesus）一位名叫索蘭納斯（Soranos）的希臘醫生，曾在一本有開創性的婦科著作裡寫道：
陰蒂肥厚是邪惡墮落的徵兆。事實上，姑且這麼說好了，（這種女人）就像男人一樣渴望得到肉體的刺激及性交。現在，你要遵照以下方式在她身上執行手術。讓她平躺且雙腳併攏，執刀者應用小鑷子固定住突起並看似較大的陰蒂，然後用手術刀將它割除。
1666年出版的一本德國手術教科書附有切除陰蒂的插圖；這項手術經常在英格蘭執行，直到19世紀60年代才式微——在歐洲和美國，19世紀60年代之後甚至偶爾還會出現這種例子。在北非的一大片地區，這依然是個被普遍認同的習俗。據統計，全世界大約有1.3億婦女遭到了外陰切除；後來再次進行的研究表明，光是在非洲，每年就有300萬名女孩遭到外陰切除（之前估計全球每年有200萬名）。在也門、阿曼、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這項習俗存在的範圍較小；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部分貝都因人（Beduin）會這麼做，印度和巴基斯坦信仰伊斯蘭教的博赫拉人（Bohra）也會這麼做。執行這項習俗的時間因地而異，差別很大。在也門，女孩往往是兩周大就得切除外陰；而在埃及，可能十二三歲才會切除。
切除外陰的目的，是把女人的性快感降到最低，以減少女人紅杏出牆的可能性。最普遍的形式是切除陰蒂或陰蒂包皮（有時候不僅沒有傷到陰蒂，甚至還讓它暴露更多，這種“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方法反而增加了性高潮的機會）。在馬來西亞，有時候只是用針扎一下，或是在陰部附近揮舞刮鬍刀片。但是在蘇丹、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裡，最為極端的切除形式相當普遍，也就是把整個陰部“清乾淨”，包括陰蒂、陰唇和整個外生殖器全部切除。這會形成大片紅腫疼痛的傷口，接著會用野薊草把陰道口縫起（只留下一個小開口讓經血流出），這時雙腿要綁在一起好讓傷口癒合，被稱作“陰部扣鎖”。等到女子結婚時，丈夫或產婆會用刀子把縫合的部分重新切開，好讓她有性生活。在索馬裡經營婦產醫院的助產士埃德娜·阿丹（見第七章）常年給到醫院生產的所有婦女做檢查，她說：97%的婦女遭到外陰切除，而且幾乎每一名都經歷過陰部扣鎖的過程。埃德娜給我們看她拍攝的一個錄像帶，裡頭一名八歲女孩正在經歷陰部扣鎖，那個慘狀讓人不忍再看第二眼。
在一些國家，執行外陰切除的是傳統助產士，但是在塞內加爾和馬裡，執刀者通常是鐵匠階層的婦女。那些執刀者大多是跟母親或祖母習得這項技巧，她們的刀子通常都不乾淨，手術後也無法止血。有些女孩因此喪命，或是一輩子難逃傷口折磨，但是究竟這個比例有多高，完全沒有數據統計可以說明。因外陰切除而身亡的女孩，通常會被說成是感染瘧疾所致。世界衛生組織的一項研究發現，切除之後傷口會結成疤，使得分娩更為危險，極端的切除形式更是如此。
20世紀70年代晚期，西方人士發起了反外陰切除運動。之前大家稱該習俗為“女性割禮”，這種說法過於委婉，因此批判者代之以“外陰殘切”（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 FGM）。聯合國採用了這個詞，並召開多場國際會議譴責“外陰殘切”習俗。結果有15個非洲國家立法禁止外陰殘切，相關文章也撰寫了，會議也召開了——但是，沒什麼實質性改變。幾內亞在20世紀60年代立法，以無期徒刑來懲罰外陰切除行為，犯人在服刑期間還要從事辛苦的勞役工作——若女孩在遭到外陰切除後40天之內喪命，執行者將被判死刑。但截至今天，從來沒有任何受審案例，而且99%的幾內亞婦女都已遭外陰切除。在蘇丹，英國早在1925年就通過法律禁止陰部扣鎖25，1946年禁令延伸至所有切除的習俗；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九成以上的蘇丹女孩遭到外陰切除。
“這是我們的文化啊！”我們向一名蘇丹產婆問起此事，她氣憤地表示，“我們全都想切除，美國哪管得著？”產婆說她經常幫女孩切除，都是應她們母親要求，而且女孩長大後還會感謝她。這也許是事實。那名跟土狼奮戰然後到傳教士那裡求救的埃塞俄比亞瘺管病患瑪哈苞巴，她記得當時自己是多麼期待接受切割成年禮。
埃德娜·阿丹強烈反對切除習俗，但她表示國際運動效果不明顯，從來沒有觸及一般的索馬裡婦女。我們開車穿越索馬裡的哈爾格薩市時，她突然指著對街一幅譴責外陰切除的橫幅布條。“聯合國來索馬裡掛布條，”她說，“那有什麼用？一點影響都沒有！女人連路牌都看不懂！”事實上，國際社會對於外陰殘切的譴責，反而促使一些國家產生戒備心而群起抵抗，導致部落團結一心捍衛習俗，他們認為應該保護受到外人攻擊的傳統。後來反對者終於學聰明了，並稍微退讓了些，改而使用更為中性的詞“外陰切除”（female genital cutting, FGC）。至少用這個詞，不會暗喻他們所幫助的那些婦女是殘缺不全的，否則對話起來，氣氛會變得太僵。更重要的是，領導地位要交給埃德娜這樣的非洲女性，因為她們發言的權威性與說服力遠大於外國人。
終止切除運動中最為成功的團體或許是“托斯坦”（Tostan）。這個西非團體採取極度尊重當地人的方式，將外陰切除置於社區發展的大型架構中。推行該方案的代表不是給婦女上課，硬生生地改變她們的觀念，而是鼓勵村民討論跟切除相關的人權與健康問題，然後讓她們自行選擇。事實證明，這個軟性推銷方案的效果遠大於強迫推銷。
“托斯坦”由莫莉·梅利欽（Molly Melching）成立，她來自美國伊利諾伊州丹維爾市（Danville），為人熱情。雖然長期待在非洲，但是她的外表和口音依然有地道的美國中西部人的味道。高中時上的法文課，讓她對任何跟法國有關的事物都心生嚮往。後來她到法國唸書，又在巴黎郊外一個貧民窟工作，那裡住的大多是北非人。
1974年她到塞內加爾參與一個學術交換計劃，約定交換時間只有半年，但是莫莉一直待到了現在。她很有語言天分，學習了塞內加爾當地的沃洛夫語（Wolof），又參與了和平工作團在塞內加爾的工作，還曾經用沃洛夫語主持過一個廣播節目。1982～1985年間，她住在當地一座村莊裡，利用美國國際開發總署給予的小筆資金，致力於教育及賦權的工作。
莫莉·梅利欽和其他婦女在塞內加爾的一個“托斯坦”項目上，她們都放棄了外陰切除。
（圖片由“托斯坦”提供）
“那座村莊裡，沒有一個人上過學，”莫莉回憶道，“那裡沒有學校。村民都非常聰明，只是從來沒上過學，而且信息非常匱乏。”這段生活經驗，加上擔任救援計劃獨立評估者的那段工作經歷，讓莫莉對於大型救援計劃產生了懷疑。她過著跟塞內加爾人一樣的生活，也跟他們一樣，看到對外援助工作者開著旅行車到處跑時，會不以為意。她觀察到一些救援計劃把經費都花在了那些外派來的工作人員身上，而不瞭解他們是不是做了什麼。沒有當地人的支持，再善意的團體也只能白費工夫——他們前腳建好一家配給藥品的診所，後腳村民就會把診所病床分一分搬回家，而醫生則轉手把藥品拿到市場上賣了。“塞內加爾就像座墳墓，裡面埋著行不通的救援計劃，”她直言不諱地說。
莫莉評估過240個識字教學中心，發現大多效果不好。“一個有50名學生的識字班，上課時卻沒有人，”她說，“或是即便有人來，也都在打瞌睡。”同樣，她看到西方人大聲呼籲反抗外陰切除，試圖通過法律禁止該項習俗，卻沒有實際走訪鄉間，瞭解母親讓女兒接受切除的深層原因。
“法律是個便捷通道，改好了，大家就覺得不需要再做什麼了，”莫莉說，“但真正會帶來改變的是教育。”當在塞內加爾討論要立法禁止外陰切除時，一開始莫莉是反對的，她擔心這麼做會觸及族群政治，引發激烈反抗（這裡的大多數族群並不會切除外陰，因此少數切除外陰族群會覺得備受壓力）。現在，她對該項法律的態度則相當矛盾：雖然通過該條款的確引發了激烈反抗，但也警示了村民外陰切除對健康的嚴重影響。
莫莉在自己家裡親身體會到，在切除一事上女孩面臨的朋輩壓力是那麼強大，就算法律禁止也沒有用。莫莉的丈夫是塞內加爾人，他們生了一個女兒柔依——有一天，柔依提出了令人震驚的要求。
“我要去做切除，”柔依跟母親說，“我保證不哭。”柔依所有的朋友都接受了外陰切除，她不想做個異類。莫莉並不是個縱容孩子的母親，她告訴女兒切除過程所帶來的風險，這讓女兒改變了主意。這個偶發事件讓莫莉深信，終止切除外陰習俗的關鍵在於改變村民的態度。
1991年，她正式啟動“托斯坦”的運作，把重點放在貧窮村莊的教育上。通常“托斯坦”會派遣一名當地教員到村裡講課，課程很多，包括民主、人權、解決問題、衛生、健康和管理技巧等單元。村民必須積極參與，幫助提供上課場地、課桌椅、學生以及老師的食宿。這個課程為期三年，男女都能來，不過學員們要作好心理準備，因為他們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一週三堂課，每堂課兩或三小時。課程內容也包括訓練村莊的管理者，成立小區管理委員會以及建立小額信貸體系來鼓勵村民經營小生意。由當地婦女領導的這個組織非常小心，避免與村裡的男人為敵。
“我們倡導女權才一陣子，就聽到了反對聲音，”莫莉說，“一些男人把我們的中心給關了，他們非常憤怒。後來我們坐下來，重新編寫整個單元，把‘女權’改成‘人權’——民主和人權。這時男人也開始支持我們了，男人只是想參與，他們不想被當成敵人。”
“托斯坦”的謹慎作風，不願意使用“殘切”一詞的做法，甚至不願明說他們反對外陰切除的態度，有時候會激怒女權主義者。儘管如此，她們還是保持自己的風格，維持一個正面的態度，讓村民有足夠的知識自行去作決定。他們的課程內容包含跟外陰切除相關的人權及健康議題，但是抱持不批判的討論態度，不會建議父母停止幫女兒作切除。最後，大家通過公開地討論切除而打破了禁忌。婦女一旦認真思考這項習俗，明白了外陰切除並不是普世價值，就會開始擔心健康風險。1997年，馬裡康塔班巴拉村（Malicounda Bambara）一個由35名婦女組成的團體，在上完課後踏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她們宣佈從此再也不會讓女兒進行外陰切除。
從表面上來看，這似乎是個突破，也值得喝彩。但誰也沒想到，這到後來竟成了災難。其他村民痛斥這些婦女沒有女性及非洲人的風範，指控她們拿白人的錢來背叛自己的族群。之後的幾個月，這些女人們以淚洗面，擔心女兒會成為老處女。莫莉向當地一位宗教領袖請教，瞭解到外陰切除是跟婚姻息息相關的，如果誰家的女兒沒做切除，那會嚴重影響她的婚姻。莫莉認為“托斯坦”的錯誤在於讓單一村莊獨自行動。
“大家必須一起改變，否則你永遠無法把女兒嫁出去，”莫莉說，“以前我母親逼我戴牙套，我不僅流血，還哭了整整兩年。要是一名非洲婦女說，‘你怎麼對女兒如此狠心？’我母親會說，‘我省吃儉用，從我微薄的薪水裡省下一些錢，好讓女兒的牙齒變得整齊好看，這樣她才嫁得出去。你說我狠心，未免也太過分了！’”外陰切除是同樣的道理。
莫莉下決心讓整個嫁娶社群集體放棄外陰切除。“托斯坦”先是幫助婦女團體確認經常跟她們村有嫁娶關係的其他村莊，然後舉辦村與村之間的外陰切除討論會。“托斯坦”也幫助婦女籌組共同宣誓大會，宣佈她們放棄這個習俗。結果成效驚人。在2002～2007年之間，超過2600個村莊宣佈停止切除。“速度正在加快！”莫莉說，並補充道，“托斯坦”的目標是在2012年之前終止塞內加爾的所有切除習俗。
2008年，塞內加爾政府檢視該國所有終止外陰切除的活動，評定“托斯坦”是唯一取得重要成效的組織，於是把其方案推向全國。幾天過後，西非地區的各地衛生官員也全然採納了“托斯坦”模式。
如今，“托斯坦”已經發展到岡比亞、幾內亞及毛裡塔尼亞，也在東非的索馬裡和吉布提開設課程。莫莉表示，該方案由下而上的方式，在每個國家都能找到接受度良好的聽眾。“托斯坦”的努力已得到許多國際機構的讚賞，2007年被授予希爾頓人道主義獎（Conrad N.Hilton Humanitarian Prize）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獎。這些認可幫助“托斯坦”得到私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美國猶太人世界服務組織”（American Jewish World Service）的財政援助，因而能夠穩步擴展。為了鼓勵捐助者，“托斯坦”還發展了自己的贊助計劃：捐助者可以“領養”一個約800人的村莊，支付1.2萬美元開設為期三年的課程。
除了華盛頓特區辦公室有兩名美國人負責籌募資金和推廣工作外，莫莉是非洲“托斯坦”唯一的西方職員。非洲“托斯坦”強調僱用當地職員，使其成本效益極佳，部分原因是莫莉只支付自己4.8萬美元的年薪。現在面臨的考驗是她的模式是否也能在索馬裡、蘇丹、乍得、埃塞俄比亞和中非共和國成功推行——由於部分國家飽受戰爭衝突的蹂躪，在這些國家工作相當危險。
小規模運作良好的計劃，搬到非洲大舞台卻效果不佳，這種情況歷史上早有先例。不過至少在索馬裡，初期跡象令人振奮。而莫莉也在疑惑，不知道“托斯坦”模式能否套用在終止其他有害的社會習俗，比如榮譽謀殺上。在非洲其他地方，別的團體也從反對外陰切除的運動中獲得了動力。一些思想開明的埃及人逐漸開始公開反對這項習俗，其他救援團體——包括“關懷”，也正在進行開創性的工作。埃塞俄比亞和加納的一些當地草根團體特別令人刮目相看。幫助根除天花的比爾·福奇（Bill Foege）是公共衛生領域的傳奇人物，他認為外陰切除現象如果能消失，那麼大多也要歸功於莫莉和“托斯坦”職員的努力。
“他們做到的事情，是聯合國會議、無盡的決議案和政府宣言所沒能做到的，”福奇告訴我們，“非洲發展史要是寫成文字，賦權女性這一步定會記上重重一筆，因為這是一個轉折點。‘托斯坦’已經顯示賦權是有感染性的，不論是個人還是村莊，都是通過一傳十十傳百的方式實現的。”
全世界都在悉心學習像“托斯坦”這樣的組織，吸收他們的實地工作帶來的重要經驗。其中之一，是讓大家確信進步是可能的；挑戰唯有在直面問題時才能克服，至於如何克服，我們已有更好的戰術。失敗的大型運動之所以沒有達到目標，例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反抗外陰殘切運動，以及西方人標榜賦權女性的阿富汗救援任務，就因為那是由“高坐在樹頂”的外國人所制訂的。他們向當地人請教，只是做做樣子而已。西方人舉辦會議和改變法律的做法，在無數議題上已證明效果不佳26。如同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後來擔任了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所說：“50年的人權機制，30年幾十億美元的發展計劃，以及無數的高級修辭，把這些結果相加起來，你會發現它們所產生的全球影響力是相對遜色的。這是執行上的失敗，其規模之大，讓我們全都抬不起頭來。”
相反，有些計劃則產生了驚人的改變：托斯坦、奇跡基金會、鄉村銀行、布隆迪“關懷”計劃、孟加拉國鄉村進步委員會、印度的“自雇婦女協會”和“世界自救婦女”。共同之處在於這些計劃皆是民間草根計劃，所有權屬於當地人，有時候比較像是社會或宗教運動，而非傳統的救援計劃。通常由特別優秀且有緊迫感的社會企業家所推動，這些社會企業家曾經接觸過“樹頂”的努力，加以改造後創造出更為有效的由下而上的模式。對於把目標放在發展中國家婦女的新國際運動，這是往前邁進的關鍵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