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zhao
關於感謝
開始翻譯此書時適逢哥倫布的第一場雪，而如今結束此書時已在次年秋的洛杉磯了。
最近生活變得極簡單。一個人，一張書桌，對窗外灰褐色八角亭，亭外一株桃花，開如艷艷新陽，甚合適加州的好天氣。每天亂塗鴉亂翻書——唯翻譯是不敢亂翻的，正正經經地下筆；傍晚散步看深藍天空，有微月一釣，漸漸盈成滿月一輪，又逐漸消瘦下去。如此循環反覆幾回，33萬字中文的譯稿《甲骨文：徘徊在中國與西方之間》終於完成了，算是對自己和對所有關心此書的讀者有個交代。
此網上譯本能夠最終完成，便不得不感謝何偉先生和譯言這個平台。何偉先生在北京為新書《尋路中國》宣傳時，我曾托朋友帶了我寫的信當面交給他，告訴他我在網上翻譯他的書，談了一些我的感想，並為自己這種「先斬後奏」的做法表示歉意。雖說我譯此書沒有功利性的目的，但未經作者同意便私自翻譯其書便是侵權行為，總歸是我的不對。據朋友說，何偉先生並沒有怪責我，還說了幾句鼓勵的話，讓我放下了心頭大石。此外還要感謝《讀品》的創辦人李華芳老師，他與我素不相識，而我當初情急之下曾給他發信，詢問何偉先生的聯繫方式，他人在華盛頓大學，卻幫我聯繫上了國內《讀品》的總編，總編也幫我聯繫，並專門就此事回復了我郵件。
至於譯言，我感謝它在國內的環境和機制之下，給予了我的譯文最大限度的發表空間。我開始譯此書時，曾一度猶豫是發表在譯言上，還是發表在自己的博客裡，但最終還是選擇了譯言。不為別的，只為它給我的尊重。33萬字的譯文，只有1300多字（內容與1989事件、新疆問題有關）經審核後刪除，而且在僅有的要刪改的兩個章節中，網站編輯都專門在文後給我留言、做出解釋。從最初建圖書項目老趕給我的指導，到後來raymond、沈逸塵在閱讀譯文後與我的交流，都讓我心生暖意。譯言裡頭有一種互助的氣氛，一種濃濃的人情味。我把譯稿托付在此，感覺有一種安穩的放心。
在譯言翻譯此書，還曾收到台灣八旗出版社和國內一些出版社編輯的信，探討出版的可能性，然而最後都是無疾而終。何偉先生的「中國三部曲」，第一部和第三部中文版都在國內出版了（雖然有刪節），這第二部始終出不了，敏感話題太多也許是重要因素。至於海外華人世界，則已經有盧秋瑩女士的中文譯本了。我想我的譯本留在譯言上該是最好的選擇。我翻譯之初便沒有嚴格遵照出版的標準要求自己的譯文——否則就該每個章節都和作者聯繫，就其中一些細節問題徵詢作者原意；放在譯言上的譯稿錯漏由讀者在文後指正後，我也只是採取在文後評論裡探討並修改的方式，而不更改譯文原稿——我覺得這麼做可以讓讀者看到一篇譯文的成長過程，也符合譯者互動交流的初衷。
關於「中國三部曲」
我最初知道何偉是在老羅的牛博網上。牛博首頁有輪值編輯的推薦書目，一本本看下來，到《江城》時，開頭的一段就把我打動了。
「我從重慶坐慢船順流來到涪陵。那是1996年八月末一個溫暖清朗的夜晚——星星在揚子江上空閃爍，它們的光芒太微弱，無法倒映在漆黑的水面上。一輛從學校開出來的車沿著蜿蜒狹窄的街道把我們送到碼頭。城市從身後掠過，在星光下看上去模糊而陌生。」
王國維說，詩詞的最高境界是「不隔」，這段文字雖不是詩，道理原是一樣的；我以為這樣的文字就是「不隔」。文字淺易自然，然如涓涓流水，從容不迫，寥寥數筆勾勒出大畫面，很有鏡頭感，同時透露著作者細膩、敏感的心緒。
再看簡介，不由吃一驚：原作者何偉竟是個外國人。於是買來英文版的River Town來看，然後順籐摸瓜，把「中國三部曲」的後兩部也看了。 三部曲中，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國內目前都已經有了刪節的中譯本（《江城》、《尋路中國》。River Town和Country Driving都是一個完整的故事，而Oracle Bones實則是一系列新聞紀實作品的合集，是何偉成為自由撰稿人及《紐約客》專欄作家後陸續發表的系列報道。
三部曲中，最晚推出的Country Driving是作者花7年時間遊歷中國寫成的，感覺上此書更像一個中國調查項目，更有完整性，內容和文字都已爐火純青。我翻譯的第二部Oracle Bones由於是合集，內容則保羅萬象，涉及層面最廣：從南下打工者，到被人忽略的維吾爾族知識分子，再到甲骨文、漢語、漢文明的追蹤……每一個系列報道，都從普通人的故事入手，見證社會及文化的變遷。River Town是第一部，卻也是我感情上最喜歡的一部，它講述的是作者初來中國，作為四川涪陵當地僅有的兩名外國人，在那兒教書兩年遇到的種種故事。何偉在中國，作為作者來說，他既是一個有距離的「觀察者」，也是一個身不由己的「參與者」。
在River Town這本書裡，由於初來乍到，文化上的巨大落差使「參與者」的感覺非常強烈，你能從字裡行間觸摸到作者的思緒，似乎那個表面嚴肅、實則敏感、善良的年輕人，就懷揣著夢想，略有些害羞地站在你面前。到了後兩部書，隨著何偉越來越適應中國的生活，也越來越清晰寫作的方向，「觀察者」的身份日益凸顯，作者本人也隱身在文字背後，只偶爾發出幾句很有節制的評論。但這其實是符合新聞紀實作品的要求的。只是我本人更偏愛文學性的文字，我倒是很期待未來何偉會寫一部關於中國的虛構小說，以他的文筆和文字佈局，相信會有驚喜。
關於翻譯
譯者總是在一架天平上搖擺，天平的一端是「忠於原文」，天平的另一端是「譯文地道」。我個人認為，不同體裁的譯文側重點差別很大。例如法律文件的翻譯，天平無可避免地要向「忠於原文」傾斜，追求的就是精確。在英譯中的法律文件裡，由於英文是一種邏輯性很強的語言，而中文不具備這種特點，翻譯時為了內容的精確，無可避免地要在譯文中出現很多生硬的歐化長句，犧牲了中文的流暢。而文學作品的翻譯則是另一個極端，天平偏向於「譯文地道」的一端。文學作品本身是對語言文字的美一種極致追求，對目標語言的要求很高。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要進行再創造，以填補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落差，把文學的美通過另一種語言呈現出來。
而作為Oracle Bones這種類似深度報道的新聞紀實作品，我認為翻譯過程是處於天平的中間，至於更偏向哪一端，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時時要拿捏分寸、不斷揣摩的。現在回頭來看整部書的翻譯，以滿分為標準，我大概會給自己打70分。在「忠於原文」這個標準上，我在能力範圍之內盡可能做到內容的嚴謹，且對於不熟悉的人名、地名、俚語等等都在小心查證後才進行翻譯。當然還是難免出現差錯，且嚴格說來對譯文的準確度要求還不夠高，例如關於甲骨文的系列，應該找出原文所引商朝文字的原始資料，這些專業性較高的章節業應該多閱讀資料瞭解相關知識，並多和作者本人溝通，以確定內容的準確性。
以「譯文地道」這個標準來看，最地道的中文譯文，該是讓讀者讀起來覺得文章本來就是中文寫的，壓根兒沒有意識到它是一篇翻譯的文章。以這個標準來衡量，我最滿意的是打工者的報道（以作者的學生威利、艾米莉為主角的系列故事）。不過從全書來看，我認為語言還是不夠地道，有些地方太拘泥於英語原文，這大概也是新手譯者的局限了。在此我要特別感謝一位叫dawei的網友，他曾多次在文後留言或給我發信，仔細探討譯文內的用詞問題，無形之中督促我在下一章節的翻譯中，對譯文的要求更高。譯完一個章節通篇校對的時候，總在某些拿捏不定的詞句處停住，不由得會想「dawei對此處也許有異議？還有沒有改進空間？」還有所有曾經給我譯文提出種種修改意見的讀者，借用一句土土的話說吧——「你們的批評促使了我的進步。」
關於翻譯的理想
承蒙譯言厚愛，有一段時間曾被編輯推舉上「名人堂」，於是收到不少讀者來信，碰到種種千奇百怪的問題，我逢有來信也必定回復。很多新手都問我發文和流量的問題，還有YP和RP的計算。這樣積極的上進心是一件好事，但我仍有些憂慮，怕譯者本末倒置，求新求快求吸引眼球，翻譯的質量倒降到其次。
確實，在這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凡事求新求快，譯文所傳達的資訊稍晚便要淡出人們的視野，若是商業行為更是要痛失商機。說到底這也是一個「天平」似的問題，一端是翻譯質量，一端是翻譯速度，就看譯者如何去把握分寸。新而快的資訊固然重要，但時間性不那麼強的、深度和廣度兼備的譯作也很重要。畢竟真正能讓人們思想受到影響、感情有所觸動的文章，往往都不是那些大量的碎片式的資訊。
對於翻譯，我接觸的時間也只不到三年；在這裡說翻譯理想，恐怕是癡人說夢而已。每當拿起譯筆，總是戰戰兢兢，不敢造次，只時時提醒自己香港中文大學幾位恩師的言傳身教。記得榮休教授金聖華老師的第一堂課，在黑板上寫「moon」，叫我們十幾個同學輪流說這個詞中文可以怎麼譯。從爭先恐後到寂寂無言，從現代文到古文，我們用了20分鐘湊出50多個月亮的說法，總歸是江郎才盡無人發音了；金老師便拿出兩張紙，手寫的，淡淡地說：「遠不止。」然後開始給我們一一列舉（順便指出哪種文本、哪種情境可以用到哪類詞），我們央求老師講慢一些好做筆記，老師不理，只淡淡地說：「關鍵不是筆記，而是你們平時在翻譯中要注重收集和積累。否則我今天叫你們譯月亮，明天叫你們譯《紅樓夢》裡那100多個不同的『笑』，你要怎麼譯？」
翻譯《神曲》的黃國彬教授，滿頭鶴髮，卻有童真的赤子之心，一日晴天，走入位於半山的教室便指向窗外：「今天天這麼藍，海這麼藍，真是太美太好！」歡喜之情溢於言表，遂拿出一首寫晴天的意大利詩，讓我們跟著他用意大利語念；我們都不懂意大利語，卻在他極富感染力的朗誦之下，也跟著念——這是我頭一回如此強烈地意識到詩的音韻之美。如此再念詩歌的英文和中文譯本，因為歡喜，就沖淡了平日學詩的艱澀之感。說起詩歌，不得不提當時在中文系的北島，他開設的是「詩歌創作課」，順帶也講翻譯，教材用的是他自己寫的《時間的玫瑰》，裡面講述了12位國際詩人的故事，穿插詩歌的譯文（其中篇幅最長的一節介紹的就是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Tomas Transtromer）。北島是沉靜到幾乎木訥的人，難怪芒克給他起名「北島」（意為北方一座沉默的孤島）。但許多次在課堂上，聽他用低沉的聲音緩緩朗讀那些曠世的詩歌，那些用很短的文字打磨而成的苦難和漂泊，會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淚。
還有高行健的英譯者方梓勳教授，總是把艱深的文學翻譯理論說得通俗易懂，說起譯事時爽朗一笑：「我最大的幸運，是我所翻譯的作品作者仍在生，我可以時時打電話去問高行健，這裡他到底是什麼意思。」而原來在哈佛大學教古文的童元方教授，有著驚人的記憶力，講評我們每個人的英譯中習作，不用看譯稿便能娓娓道來。但在我們譯作上的改動和點評，卻從不用紅筆，只是用鉛筆在空白處留下娟秀字跡，她說她給出的只是一種非絕對的建議，每個譯者都該有自己的想法，以後漸漸形成自己的風格。
在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的日子，我獲得了36屆香港青年文學獎散文組的亞軍及37屆小說組的優異獎（也參加了翻譯組，然而兩屆都名落孫山，可見我在翻譯世界裡仍是門外漢的級別）。評委們給我作品的點評意見，優點都提到了文字之美，其實這完全得歸功於翻譯系的文字訓練。上文所提到的老師，雖已在翻譯界有一定名聲，但自己下筆做翻譯的時候，仍是十二分的嚴謹細心，為一個詞日夜琢磨、推敲幾天是常有的事。而若說我能從他們身上學到了什麼皮毛，那就是一種對文字的愛，以及由愛而生的一種面對文字的謙卑之心。
最後貼一段胡國賢先生譯的Tomas Transtromer（今年諾獎獲得者）的詩歌《軌道》的結尾：
英譯本原文：
The train is entirely motionless.
2 o'clock, strong moonlight, few stars.
胡的中文譯本：
火車全然不動。
二時：月極明，星稀。
我終其一生將要追求的，便是這樣的文字了。與各位譯者共勉。
P．S．題外：關於社會與政治
關於此題外一節，我一直猶豫不定。我希望把焦點集中在翻譯和文學上，但從讀者來信及文後留言看，政治似乎是一個無法迴避的話題。斟酌再三，還是在這裡一併說出我的想法罷了。
坦白說，我並不覺得通過參與論壇或文後留言討論的方式（尤其在目前中國的這種氛圍之內），可以說服別人，改變別人的思想。95%的情況，都是各說各話，甚而從說理升級為人身攻擊。「思想」是一個複雜的事物，與每個人的知識結構和自身經驗密切相關，我自認沒有蘇格拉底的本事，三言兩語就把別人的思想改變過來（況且蘇格拉底在他的時代不還是最終被殺掉了麼）。
例如有讀者在某篇譯作後留言，支持我國官媒對新疆事件的報道，其間提到說「CNN、BBC等國外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如出一轍」(大意如此)，我看了只能一笑置之。國外的這些媒體，其運作方式、政治導向等等何止是千差萬別，要討論起來新聞系和翻譯系簡直都可以開一門課，專門討論同一事件的不同媒體報道（記得以前口譯課上就有學過）；而我國官媒本身的運作機制和西方有本質的區別，這一套完全由真理部控制的體制如何極有效率而極無自由，我以前工作時就有切身體驗。只是恕我無能也無此精力，詳細辯論一番。
如若真要我對此說些什麼，我想我大概會建議這位讀者看看林達的「近距離看美國系列」裡頭的四部書，裡面用了詳實的事例，仔細剖析了美國新聞媒體的運作方式，以及美國社會如何平衡國家安全與新聞自由（也就是為追求新聞自由而付出的代價）。還有那些把愛國放在嘴邊的熱血青年，我也懇請他們搞清楚「country, state, nation」三者之間的區別，知道自己到底愛的是什麼，並把學者劉瑜寫的《民主的細節》這種深入淺出剖析民主的書翻一翻。在法律的領域，我遠沒有林達研究得全面；在政治的領域，我也遠沒有劉瑜老師看得透徹；因此與其自說自話浪費時間傷害感情，不如讓我們求同存異多看些書吧（我就喜歡某個認為何偉的寫作很糟糕的讀者，他擺出了觀點以後就介紹書給我看）。
我覺得咱們能來譯言的都是上進有為的青年，應該有開闊的胸襟、寬容的心態。翻譯本身就是接觸新事物和獲取新的視野的好機會，正如何偉在某篇報道中的評論：「每當一個人學習一門新的語言……他就有機會獲得一種新的視角。他可能會錯誤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觸的東西可能讓他感到困惑……但如果他具有耐心、決心和正直的品質，即使是對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會讓他更清楚和適應自己在世上所處的位置。」
我的處世哲學是，與其站在一種道德制高點去指責別人，或者秉承一種「非黑即白」的態度找人辯論，不如切切實實地做些力所能及的事——例如把這部書一點點地翻譯出來。與其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痛陳當今政府社會的墮落，不如提醒自己做個好人：我是學生便不要邊說著國內學術體制的腐敗邊去抄襲論文；我是記者便不要邊罵著媒體環境的不得自由邊收著紅包並掂量一下它有多重；我是老師便不要邊痛斥國內教育制度的僵化、邊把學生當作灌輸知識獲取分數從而讓我獲取資歷職稱的一種東西……這些年來，為堅守原則吃過不少的苦頭，但是值得。
這便是我在「政治和社會」這樣的題外話裡想說的一切了：在務實主義席捲一切的今天，但願我們從自己做起，保持一絲理想主義的情懷，一點做人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