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憚於承認自己對日本的無知。對於我而言，日本幾乎是一個無法理解的國家，而大和民族幾乎是一個無法理解的民族。
這麼說，並不是因為這個世界上所存在的材料不足，或者我對於日本知識的有意閉塞。而在於，對於日本的閱讀越多，就越容易沉陷在諸多的矛盾之中，更加難以理解。當然，對於任何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全面理解，其複雜性與矛盾性，都足以令一個訓練有素的研究者止步。只是對我個人而言，日本所呈現出來的矛盾如此對立，以至於我在瞭解的過程中一再迷失。
我向來喜歡日本的文藝多過於政治。而這恰是矛盾的開始。其文學之溫婉，文藝之精巧，恰與其尚武之暴戾，軍事之極端；其個性之謙和，社會之柔厚，恰與其層級之森嚴，忠誠之愚烈；其政治之靈動，處世之圓融，恰與其外交之執拗，爭端之戾氣；其歷史人文之耽美，恰與其歷史政治之血腥一一對應，屢屢不爽。
其實我與日本人打交道的機會並不算少，從學者到學生，從生意人到外交官，從新聞人到政客。但是即使如此，也難以打消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知識謎團。
謎語之一是：日本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
從日本有國以來，由於偏居海島，幾乎未曾受到有力侵犯。即使十九世紀美國人艦隊到達日本，其實戰事頗為輕微，可這居然觸動日本乃至推翻幕府，促成明治維新之功效。一個幾乎未曾有過對外接觸的國家，如何能如此輕易轉型？尚且儒教當時乃是全日本唯一尊崇的俗世哲學。
二戰前，天皇至高無上的社會心理深入人心。然而幾乎在極短時間之內，就迅速轉入民主國家，從而又興崛起之道，連美國人也驚呼「日本入侵」？
蹊蹺的還在於，一邊日本對於其軍國歷史其實有深刻反省，並且在制度上約束自我，扼殺軍力興盛之道；但另一邊，卻不時參拜靖國神社，教科書不時翻鍋，挑動亞洲受難國家情緒。既已立志轉入正常國家，如何卻不斷與鄰為壑？
其國家方向，世界視野在何方？
謎語之二是：大和民族，日本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民族，怎樣的一個人群？
在我與日本人親身接觸的過程中，幾乎他們所有人都可以用溫柔敦厚來形容而不為過，他們似乎保存了比我們更加完整的儒家禮教精神。他們自律到令人恐怖，而對於國家之奉獻無私到令人驚異。少數人如此也就罷了，當整個民族如同個人，需要怎樣的國民教育？
可是就是這樣高尚賢德的一群人，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長期殖民於中國東三省；在南京犯下人類歷史最血腥的罪行——南京大屠殺；在東南亞也有菲律賓大屠殺。而美國士兵在日本的東亞戰俘營中的遭遇，同樣是無窮噩夢。如果說僅僅是戰爭令人改變的話，那麼他們死守著靖國神社，死守著教科書，又是如何解釋？
個體的自律與道德，與整個民族所呈現出來的癲狂與暴戾，為何存在如此差異？
謎語之三是：日本真的改變了嗎？
美國海軍准將佩裡的軍隊打開了日本的大門。在約翰·W.道爾的《擁抱戰敗》中提到，許多美國人認為佩裡「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個魔鬼已經變成了一個鮮血浸透的怪物」。二戰之前與期間的日本，毫無疑問是這樣的形象與真實。然而，1945—1952年美國佔領軍在麥克阿瑟將軍的帶領下，對這個國家進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和平憲法通過了，日美安保條約形成了，多黨制政治勝利了。這是一個和平、民主、富強的國家，毫無疑問。
可是到底真的改變了沒有？天皇還在那裡，歷史問題還沒有解決，他們對於周邊國家依舊不友好。右派的力量還很強大。它會不會還會演化回那個嗜血的魔鬼？
誠然，我自己是沒有答案的。關鍵的問題還在於，我以往閱讀日本的過程中，得到的永遠是加深了謎團的矛盾的答案。
我們想要尋找一個國家的民族性，那麼最好的材料當然是它的歷史。可是我作為一個外行人而言，日本的歷史如此難以進入，就是關於戰國一段，就已經足夠複雜到令人頭暈目眩。其次對於日本戰後歷史的敘述，如此充滿了尖銳的對峙，使人無法得到一個前後一致與符合邏輯的答案。
然而，再複雜的事物，都有其解析的方法。最起碼，在我自己而言，多少是可以尋找到一些思考的線索。有那麼幾個方式，是我勉強理解日本的出發點。
無論理解任何一個民族，都不能以妖魔化為起點。日本在二戰期間的確是一個血腥國家，但是並不能因為如此，便妖魔化日本民族。露絲·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所出版的《菊與刀》，是最經典的研究日本的著作之一。她從文化的基本層面，乃至包括日本人撫育兒童的過程中，去解析日本民族性的形成與特點，並且為戰後美國佔領軍的政策取向奠定了理論基礎。這種文化解析乃是令我們明白任何一個國家的文化形成，都有其歷史地理之成因，亦因此造就民族性格。日本國民與任何一國國民無異，無非掙扎在日常生活與政治撥弄之間而已，努力平衡身心與外界。若以國家之齟齬，遷怒於民族之劣根，顯然有悖於人性論。
而後是對於政體的理解。這其中確實有多重複雜與矛盾。2000年普利策獎獲獎書籍，約翰·W.道爾的作品《擁抱戰敗》，敘述的是日本自1945年戰敗，到1952年麥克阿瑟黯然離場，日本恢復國家主權的過程。顯然，日本已然在這七年的時間中，按照日本自身的國情與美國的憲政，徹底地改造了明治維新以來的政體，形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主制國家。甚至出乎美國人的意料，「絕大多數日本人能夠輕易拋棄十五年之久的軍國主義教化」，並且從心理意義上去「有原則地反抗軍國主義」，「和平與民主，是戰後日本最偉大的祈禱語」。
但是，在小森陽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卻沉痛地檢討戰後重建過程中所遺留下來的恐怖弊病，也就是天皇制的形成和殘留。小森認為，恰恰是明治之後所形成的、其後麥克阿瑟所特意保留的、未能下決心徹底剷除的天皇制，使日本迄今為止仍然掙扎在一種獨裁復甦的可能性中。靖國神社、教科書、自衛隊出兵海外，都是這個制度遺產所導致的後果。事實上，道爾也在他的作品中對此多有論述。
日本為何對周邊國家缺乏同情與歉疚？道爾的觀察至為精彩。日本在戰爭後期，受到盟軍的殘酷打擊，包括廣島長崎兩顆原子彈的轟炸。戰後日本的廢墟和痛楚，加上美軍佔領期間的封閉與屈辱，使日本人能夠深切地撫摸自己的苦痛，「日本在殖民和戰爭中對亞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拋諸腦後了」。
這便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勢：一方面日本政體的民主、自由與社會自治形態，使日本與歐美國家之間具有強大的親和性，西方性已經大於亞洲性；另一方面亞洲諸國深切感知從日本殖民、侵略中所帶來的苦難與侮辱，而日本也深切感知二戰後期與戰後自身所帶來的苦難與侮辱。在一種沒有交叉的民眾與國家情緒之中，任何的共同話語都無從尋找。
那麼，我們始終必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對待日本。美國布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澀澤尚子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參照系。在《美國的藝伎盟友》中，她指出：在二戰期間，美國人對於日本懷有深刻的仇恨與恐懼。但在佔領期間，由於把日本女性化和兒童化，美國順利進行了一場新的想像轉化，從而把自己轉變成為保護者與改造者，取得了美國民眾的支持，並且甚至將這一形象成功延續至今。這個神話所告訴我們的就是，意識形態化的塑造，能夠對於國家之間的關係造成何等影響。
如果我們必得要客觀公正並且有利於民族國家地進行對抗或和解，都必須清晰地瞭解他們的政體、民眾的主流觀點、右翼的人群構成、日本政治的取向目標、各個利益集團的博弈差別。單一臉譜化與妖魔化的描述，都無法令我們獲得良性的理解和採用正確的立場。
我們今天所處的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日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其中任何一國的領袖們都非常清楚戰爭的代價彼此都無從負擔。雖然我相信我所抱有的謎團可能根本無法解開，因為它所涉及的乃是一個民族龐大與完整的歷史記憶。但是我相信出於理性與邏輯的理解，才是這個時代中面對異族的正確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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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清川，資深媒體人，專欄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