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開啟的中國經濟改革對中國乃至世界的影響是巨大和深遠的。一方面，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及經濟高速增長，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選擇越來越多，自由也越來越多；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從改革前的第十三位上升到現在的第二位，中國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越來越大，G2（兩國集團）成為國際流行詞彙，甚至有「全球領導力東移」的說法。另一方面，伴隨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也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尖銳，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區差異擴大、官場腐敗嚴重、醫療和教育不公平、生態環境惡化，等等，使得人們的不滿情緒不僅沒有隨生活條件的改善而減少，反而有所上升。
與這兩種現象相對應，在如何評價過去的改革和指導未來的改革上，出現了兩種我不認同的思潮：「中國模式論」和「改革失敗論」。「中國模式論」者認為，中國的經濟奇跡來自獨特的「中國模式」，其基本特點是強大的政府干預和國有經濟主導，完全不同於英美等西方發達國家所走過的道路，不同於「華盛頓共識」所主張的自由競爭和私有企業制度。「改革失敗論」者認為，中國當前的社會矛盾是市場化導致的，是企業家造成的，三十多年市場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錯的。
「中國模式論」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的學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得到一些國內學者特別是政府官員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敗論」主要是國內一些左派學者的主張，在普通大眾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個別相當級別的政府官員的認同。
在我看來，這兩種思潮看起來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場的邏輯；迷信政治家的高瞻遠矚，不相信企業家的深謀遠慮；迷信權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國情」和「特色」，不承認普世價值。他們都反對市場化導向的改革。二者的不同在於：「改革失敗論」者從否定過去的市場化改革開始，主張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甚至回到「文革」時代，由政府主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滅私人企業家，由國有企業統治經濟，或許外加一點空想的大眾的「直接民主參與」；「中國模式論」者否定的是未來的市場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張固化現有體制和權力結構，依靠產業政策領導發展，用國有企業主導經濟。至於他們的主張是基於認識問題還是利益問題，我不敢妄加評論，大概兼而有之吧！
這兩種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實依據，但他們對事實的解釋是錯誤的。是的，如果我們把中國與英美發達國家比較，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國家的政府對經濟和社會事務干預多，國有企業的比重大，我們也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但如果因此就把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歸結於政府干預和國有企業，如「中國模式論」所主張的那樣，就不符合歷史了。中國的改革從計劃經濟下的全能政府開始。改革進程中我們之所以能有持續的經濟高增長，是因為政府管得越來越少，國有企業的比重越來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國有部門比重大。正是伴隨著政府管制的放鬆，才有了市場價格，才出現了個體戶、鄉鎮企業、私人企業、外資企業等非國有企業形態，中國經濟才不僅沒有崩潰，而且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
政府高度干預和國有企業主導不僅不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原因，恰恰相反，它們倒是「改革失敗論」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國社會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現象的原因。政府控制大量的資源和政府對經濟的過分干預，是官商勾結的直接原因和官員腐敗的主要溫床，嚴重腐蝕了商業文化，破壞了市場的遊戲規則。壟斷性產業國有企業攫取的壟斷利潤使得國有部門職工的待遇遠超出市場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如果我們能早點開放醫療市場，允許民間資本自由進入，而不是保持國有醫院的壟斷地位，「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絕不會如此嚴重；如果允許民間自由辦學校、辦大學，中國的教育質量絕不會如此低；如果我們能樹立憲法和法律的絕對權威，將政府的權力嚴格置於法律之下，絕不可能有那麼多野蠻拆遷事件發生；如果農民真正擁有土地的所有權，絕不可能有那麼多對農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奪；如果做企業是每個人的平等權利而不是政府以審批的形式賦予一部分人的特權，官商勾結絕不會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選舉權和言論出版自由，官員的腐敗行為絕不可能如此肆無忌憚。
因此，無論是為了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為了解決我們面臨的種種社會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諧社會，我們必須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減少政府對資源的控制和對經濟的干預，建立真正的法治社會和民主政治。
非常遺憾的是，在過去幾年裡，「中國模式論」和「改革失敗論」這兩種思潮並沒有停留在文字和口頭上，而是走向實踐，嚴重影響了政府的政策導向，導致改革停滯，甚至倒退。在過去幾年裡，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態和政策所阻礙，一些傳統計劃經濟的手段在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的名義下復活，本已放開的價格又被重新管制起來，以「民進國退」為主線的所有制結構調整讓位於「國進民退」，政府財政收入連續多年遠超過國民經濟和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政府投資開始擠壓民間資本的生存空間，企業家的創業激情被移民熱情所取代。凡此種種，不僅給未來經濟增長埋下了「體制赤字」，而且使得我們社會變得越來越不和諧。
大致來講，以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為界，可以劃分為兩個時期。金融危機之前主要是針對「改革失敗論」；金融危機之後主要是針對「中國模式論」和現實政策。
自1978年改革開始以來，對改革的爭議一直存在，但在2004年之前，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政府官員和政治家，學術界、媒體人士和普通大眾的聲音主要是呼籲改革。但2004年春，個別學者以反對國有資產流失為突破口，全盤否定過去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改革，妖魔化企業家隊伍，吸引了眾多網民的眼球，逐步得到大眾媒體的呼應，由此開始了學者和大眾媒體主導的否定改革的浪潮。這種否定改革的聲音之所以能有市場，當然與前面一開始講到中國社會當時的矛盾有關。
學術外衣是非常能迷惑人的，我覺得有責任發表自己的觀點。2004年8月24日，我接受了《經濟觀察報》和《證券市場週刊》記者的聯合採訪，對國有企業被迫民營化的歷史做了回顧和分析，並提出了公正對待為社會做出貢獻的人的觀點。這個採訪發表後，網絡評論基本上都是負面的，但我堅信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之後，我還就官員腐敗、收入分配不公等問題發表自己的觀點，認為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來自政府權力太大，而非市場化改革本身，網絡上的評論仍然是負面居多。2006年3月，我寫了《理性思考中國改革》一文，希望將有關改革的爭論引向理性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情緒發洩。這篇文章可以說將這場爭論推向了高潮，也影響了一些人的觀點。之後，我又接受了《權衡》雜誌記者的採訪，提出了「企業家改變中國」的觀點。2007年，我在接受《小康》記者採訪時，重點分析了權力分配與收入分配的關係，進一步闡述了如何理性看待改革中出現的問題。2008年，利用紀念改革三十週年的機會，我除了撰寫學術文章，還接受了《經濟觀察報》記者的深度採訪，並在鳳凰大講壇演講，比較全面地分析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
應該說，我及其他幾位主張市場化改革的學者（如周其仁、張文魁等）在這期間所發表的言論，對平衡輿論、引導人們理性思考改革方面，還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在金融危機之前，總的來說，否定改革的觀點不僅在輿論上佔據上風，而且對改革的進程起了實實在在的阻礙作用。2005年開始，國資委的工作重心轉向了「做強、做大國有企業」，而不是改革國有企業；絕大部分地方政府官員也因擔心背上「國有資產流失」的罪名而停止了地方國有企業的改革。新的勞動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條款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寫進法律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基本上進入停滯期，民營企業成為宏觀調整的整治對象，民營企業家群體不斷被妖魔化。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由於美國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市場化的國家，金融危機自然被許多人認為是市場的失敗，金融自由化導致的惡果。與美國等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經濟並沒有真正市場化，也沒有實行金融自由化，但中國自身不僅沒有發生金融危機，而且在金融危機期間中國經濟照樣高速增長。一時間，擁有大量外匯儲備的中國成了世界的大救星，中國的國際地位突然之間大幅度提升，中國政府官員開始教訓起美國人來，否定改革成就的輿論開始有所減弱，但「中國模式」的說法開始流行起來。當美國國會就7000億美元的救市計劃爭論不休的時候，中國4萬億的刺激政策在不需要經全國人大討論的情況下已經出台，十大產業振興規劃接踵而來，各級政府開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投資，數萬億新增銀行貸款迅速流向國有企業，這更證明了中國國家主導體制的「優越性」。由此，在改革三十年後，凱恩斯主義不僅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而且指引了中國「十二五」發展規劃的制定，中國開始了事實上的「國進民退」浪潮，改革的進程開始逆轉。
在此背景下，從2009年年初開始，我多次發表演講和文章，並相繼接受多家媒體的深度訪談，分析金融危機的原因，對刺激政策和體制倒退提出批評。在我看來，金融危機主要是美聯儲過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美國政府「居者有其屋」的住房政策導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敗，而非市場的失靈。我警告說，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不僅不能解決根本問題，而且會導致新一輪泡沫和通貨膨脹，進而引發新一輪的危機。不幸的是，好多事情被我言中了。2009年的房地產托市政策實行還不到半年，政府就不得不出台多種政策打壓房地產市場；宏觀刺激政策剛剛實行一年，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主要政策目標。我還認為，體制的倒退將損害中國的長期增長，只有回到市場化的改革道路，激發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創新精神，中國經濟才可能真正轉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
中國的未來取決於什麼？一是我們的理念，二是我們的領導力。自1983年發表《為錢正名》一文以來，我一直認為，觀念的轉變是非常重要的。最近幾年，我對此更是深信不疑。人們通常認為，人的行為是由利益決定的，改革更是如此，既得利益者不僅不可能改革，而且一定會阻撓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改革。但正如凱恩斯曾經指出的，與觀念的逐漸侵蝕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過分誇大了。其實早在18世紀，大衛·休謨就說過，儘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類的所有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縱觀歷史，幾乎所有偉大的變革都是由觀念的變化引起的，許多變革事實上是由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中的一些人領導的，這些既得利益者之所以變成改革的領導者，是因為他們有了新的理念。美國獨立後華盛頓沒有選擇當皇帝，甚至沒有當終身總統，就是因為他的理念，他認為民主比明君更重要。中國的近代史也是如此。中國共產黨被定義為工人階級政黨，但它的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基本上都出身於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階層，工人階級出身的人根本不可能有錢讀書，更不可能出國留學。三十四年前鄧小平發起改革開放，也是由於他的理念而非他的利益，他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就說明了這一點。當然，改革要成功推進，不僅依賴於領導人的理念，也依賴於普通大眾的理念，因為任何領導人都不能長期背離普通大眾的觀點而行事。
觀念的變革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新的觀念最初通常是由少數學者或政治領袖人物提出，但只有這些觀念變成普通大眾的共識，由這些觀念導致的變革才會真正取得成功。一旦觀念變了，不變革也是不可能的。而媒體可以說是引導大眾和普及新觀念的強大力量。
我必須坦承，在2008年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的時候，我對中國的未來是相當樂觀的。但最近幾年發生的事情，使我由樂觀轉向謹慎樂觀，因為事實證明，改革並不是不可逆轉的。改革開始的二十年，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是理念戰勝利益，我們相信了的東西，儘管有阻力也要推行，所以我們的改革取得了進步。但是看看現在的情況，基本上是利益戰勝理念，沒有多少人在談理念，幾乎所有出台的政策都是為了保護和增加各個部門的既得利益。我們的未來依賴於理念能否再次戰勝利益，依賴於有理念、有擔當的領導力！
我相信，如果這些理念能變成普通大眾的理念，變成領導人的理念，中國的改革才不會逆轉，我們的社會才有美好的未來！
作者博客：http://zhangweiying.blog.ifeng.com/
（張維迎，知名經濟學家，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網絡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