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個相對和善的社會，相對於大陸而言。半個多世紀裡，在社會組構上，兩岸走了完全相反的兩條路——大陸是個內在同構型很高的社會，卻在政治上不斷強調、凸顯差異與對立；台灣實質上是個雜錯多樣的社會，人群間有著深刻的隔閡，卻無論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台灣一片混亂與恐慌。此前四年前，日本人剛剛結束在台灣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給台灣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風貌。日治時期，台灣就已經充滿了內在緊張。有一部分人真心誠意覺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連本地話都不會講。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國傳統社會的習慣，尤其是在農業生產、家族制度以及婚喪儀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滲透不到的地方。還有一部分人，雖然受日式教育，講日語讀日文，但他們自覺地不滿於殖民統治，因而懷抱著對於祖國的熱切期待，在戰爭中暗自傾向於希望中國能夠戰勝日本。
1945年戰爭結束，兩年後卻隨即出現了因「接收」衝突釀成的「二二八事變」。國民黨軍隊大舉登台，先是屠殺了許多無辜群眾，之後又進行有意識的「清鄉運動」，逮捕大批本地精英，讓情況變得更複雜。原本的「祖國派」目睹「祖國」凶殘的面貌，大感幻滅失望；原本親日的民眾，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懷念日本統治時期，進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義的五十年記憶。
1949年，國民黨帶領了超過一百萬的軍民，逃到台灣。那是國民黨的最後基地，退無可退之處了。一百多萬來自不同省份的人，一下子要融入六百萬人口的台灣社會，談何容易！
國民黨採取的策略，是不顧事實，建構一個「中國主權」的神話，要求所有人活在這個神話情境裡，不准質疑、不准異議。神話的第一部分，是主張國民黨仍然擁有全中國的主權，拒絕承認中國共產黨在大陸的統治；神話的第二部分，主張國民黨所在的台灣，是中國的正統，相對於信奉馬列主義的中國大陸，自己是最純粹的中國。
為了維繫這樣的神話，國民黨建構了綿密得近乎荒謬的情治系統，嚴密監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灣是中國正統的言論。為了維繫這樣的神話，國民黨大力推行「國語」，並積極從教育體制上想辦法消弭社會上的差異，要求小孩遺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時代或大陸時代記憶，轉而統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國人」、「中國文化」的標準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如火如荼展開。蔣介石立刻在台灣提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作為對抗，更加強化台灣和中國傳統的聯結，並且要進一步以中國傳統壓抑、甚至取消台灣本土及受到日本影響的基層文化。當年徐復觀先生就曾經敏銳地評論：這是20世紀對中國開的一個悲涼的大玩笑。一邊擁有根深蒂固、淪肌浹髓的中國文化，卻致力於取消中國文化；另一邊原本是非常晚才開發的邊陲，沒有太深厚的中國文化基礎，又受過日本人長達五十年的統治，卻要拚命強調保存、發揚、「復興」中華文化！
其實內中還有比徐復觀先生所見更矛盾的地方——這個口口聲聲「復興中華文化」的台灣，其政權卻必須依附在美國的保護下，才有辦法維持。美國願意保護台灣，是基於和蘇聯冷戰對峙的考慮，台灣被納入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來防堵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
因而，以「復興中華文化」為中心國策的同時，美國文化的力量不斷湧入台灣，並且在美國的壓力下，台灣不得不進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閉的國民黨權力結構，開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層級愈來愈高的選舉衝擊。
20世紀80年代，民主運動潮流高漲，對於國民黨的批判也就愈來愈露骨了。批判的焦點之一，正是「大中國神話」。在很多方面，「大中國」是個明顯的謊言。國際社會上承認「中華民國」的國家愈來愈少，直接拒絕了國民黨可以代表全中國的主張。對內，台灣本土生活也有許多現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國」說法的。於是在「大中國」的對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強烈要求回歸現實，尊重現實。
對國民黨的另一個批判焦點，是其「鎖國」的做法。嚴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離開台灣成為一種由政府掌握的特權，不讓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聽到不受篩選改造的信息。
20世紀80年代後期，尤其是蔣經國在1988年去世後，國民黨對台灣的控制，日薄西山，搖搖欲墜。前一種批判，引發了大型的群眾街頭示威，被壓抑的幾十年的各種權利，都化身成為一個個示威活動，對國民黨抗議。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天都有街頭示威，而且群眾和憲警之間的衝突層出不窮。後一種批判，則終於逼出了開放觀光旅遊和開放大陸探親的政策。台灣人像長期被關在籠中的鳥兒般，爭先恐後利用開放機會，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氣。
在那段時間，沒有人會覺得台灣是個和善的社會。台灣充滿了喧囂與憤怒，內部族群分化嚴重，「本省人」與「外省人」互相用最難聽的語言互罵，「中國人」和「台灣人」的身份認同變得勢不兩立。政府夾在中間首鼠兩端，一下子要堅持中國立場，一下子又要走本土路線，搖搖擺擺、自我矛盾。這種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陳水扁的崛起，延續為八年民進黨執政的局面。陳水扁在分裂中獲利。八年中他也就習慣性地反覆操弄分裂狀況，視之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資本。
長達八年的對立和騷動，讓台灣人累了、厭了，也窮盡了所有社會分化情緒與言詞的可能性，這是讓台灣社會變得和善的第一個原因。
陳水扁不是順利光榮下台，而是在貪瀆弊案纏身的情況下，卸任不久就鋃鐺入獄。他的權威一夕瓦解，連帶地也就使得他那種衝突性的政治風格，在台灣快速破產。這是讓台灣社會變得和善的第二個原因。
還有第三個關鍵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確立，社會上有了基本的言論自由，集體性的不滿有了日常宣洩的管道，不再會有過去那種鬱結累積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選舉，也就在釋放不同層級大大小小的不滿。十幾年下來，該衝撞的、該訾罵的，都發洩得差不多了，社會氣氛自然會跟著和諧了。再加上這十幾年，又是台灣對外開放，高比例的台灣人紛紛去到世界各地旅行、遊覽，看到感受到了別人的社會氣氛，當然就會回頭比較自己所在的環境得失。打開眼界的一種影響，是羨慕別人好的地方。去到日本搭過永遠准點的火車，走在總是乾淨整潔的街道，當然會羨慕。去到歐洲感受街頭咖啡館的輕鬆閒散，進到博物館親近文明結晶，當然會羨慕。帶著羨慕心情回來，就會希望自己的社會也變好一點。不只如此，打開眼界還有另一種影響，是在比較中發現自己身上的美好。回來之後，會格外注意強調該珍惜的美好部分，以這別人別地沒有的美好，作為自己的標記。這是使得台灣社會變和善的第四個原因。
第五個原因——我們也不能輕忽，國民黨長期宣傳的神話，產生的效果。雖然國民黨提出的那個社會圖像，不符合現實，也因為其中的和現實間的落差，引發後來強烈的反彈，讓國民黨付出了極高的代價；但我們不能否認，三四十年的執政中，國民黨被自己所創造的神話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盡量促進社會和諧，也必須盡量對台灣民眾一視同仁對待。
民間長期存在著隱藏的歧視對立，可是在表面上並沒有依照身份區隔的差別性政策，所有人理論上在法律與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幾十年執行下來，台灣的新生代之間的融合，其實已經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長者沒有那麼容易放下記憶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國民黨也小心翼翼地掌控著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貧富差距並沒有因而失控飛增。一直到蔣經國在世的最後一年，台灣人均年收入突破八千美元，最富有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貧窮的五分之一多4.48倍而已。此外，國民黨，特別是蔣經國格外厭惡誇富的風格，會不斷以政策宣傳來提倡簡樸，更以政治影響力壓制、懲罰誇富行為。再加上重視教育，鼓勵透過追求教育成就來提升家庭地位與收入，開放了貧富上下流動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為所得分配不均可能帶來的社會衝突。
國民黨神話中的另一個環節——強調中國文化傳統，長遠看仍然是有和諧和善效果的。關於人與人彼此對待的種種美德，被統納在「中國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來，而且還經過反覆教育宣說，進入台灣社會的價值體系裡。活在人群中，必須遵守一定的行為規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計，這樣的基本原則，普遍進入台灣民眾的心中，是他們日常行為不言而喻的準繩。
和善、親切、體貼，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甚至不是有意識的追求得來的；是在台灣歷史中，經過諸多曲折才變化產生的。重點是，現在有愈來愈多的台灣民眾，自覺感到和善、親切、體貼的難能可貴，也就自覺地努力維繫這樣的正面社會價值。如此一來，誤打誤撞得來的社會資產，應該就不會誤打誤撞消失了，而會強化、深化為台灣的重要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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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台灣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