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說到科幻，咱也科幻一下，我覺得應該發明出一種機器，能夠讀人的心，讀人腦子裡的思想，而且只要你的嘴跟你的心不一樣，就讓你的嘴變歪。
竇文濤：我發現你對人性的估計比較黑暗啊。
馮唐：沒有，我能看到人類無限的光明和黑暗。
竇文濤：就像《三體》裡描述的那種黑暗，我就是打那兒來的啊，哈哈哈。我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看劉慈欣的，以前真沒太注意他，他好像是山西娘子關一個發電廠的技術員，我看到他得獎時說的一些話，雖然沒跟這個人接觸過，但直覺他是那種訥於言而敏于思的類型，表面說話會顯得比較木訥，也不流露太多的眉飛色舞，但滿腦子的奇思妙想太有趣了。
劉慈欣，中國科幻小說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超新星紀元》《球狀閃電》及《三體》三部曲等。《三體》三部曲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科幻文學的里程碑之作，將中國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
劉慈欣憑借《三體》多次獲獎，其中包含第73屆雨果獎最佳長篇小說獎——這是亞洲人首次獲得雨果獎，第六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最高成就獎，並被授予特級華語科幻星雲勳章，該等級勳章只有獲得國際最高科幻獎項雨果獎和星雲獎的作家有資格獲取。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進行的同時，軍方探尋外星文明的絕密計劃「紅岸工程」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在按下發射鍵的那一刻，歷經劫難的葉文潔希望讓外星人來徹底改變人類。地球文明向宇宙發出的第一聲啼鳴，改變了人類的命運。
馮唐：肯定沒有你能說，劉慈欣我見過幾次，比你文濤的口才可差太遠了。
竇文濤：他的文筆讓我學會一個概念叫硬科幻28。硬科幻比的不是文筆有多好，或者人物塑造多麼立體、多麼有文學性，而是頭腦裡的金點子。這個人表面平平無奇，但腦子裡的點子太多了。廣美看了十幾頁有什麼感觸？
孟廣美：我只看到「文革」部分，還沒看到科幻部分，就覺得他怎麼能把「文革」跟科幻混在一塊兒，還拭目以待呢。
竇文濤：有人說這也是他在外國得獎的一個原因。「文革」的時候，一個科學家的子女顛沛流離，進入了我們軍方，軍方有一個戰略基地叫雷達峰，就是用雷達尋找外星文明，因為哪個國家找到了外星文明，哪個國家就在戰略上居於領先地位……我覺得這些情節真的很引人入勝。
馮唐：劉慈欣的想像力非常豐富。其實人的想像力就是直接的生產力，想像力本身就會引人入勝。如果激活了讀者的想像力、憧憬力，其實是一個很美妙的、心理愉悅的遊戲。比如這個世界上沒有飛機的時候，有人在200年前就想像出飛行器是什麼樣子、用什麼原理，你讀的時候會想到天上如果有像大鳥一樣的東西飛來飛去該多有意思啊。這是一種智力上的享受。
今天，汪淼的感覺有些異樣。他的攝影以古典風格的沉穩凝重見長，但今天，他很難再找到創造這種構圖所需要的穩定感，在他的感覺中，這座正在晨曦中甦醒的城市似乎建立在流沙上，它的穩定是虛幻的。在剛過去的那一夜，那兩顆檯球一直佔據著他長長的夢境，它在黑色的空間中無規則地亂飛，在黑色的背景上黑球看不見，它只有在偶爾遮擋白球時才顯示一下自己的存在。
難道物質的本原真的是無規律嗎？難道世界的穩定和秩序，只是宇宙某個角落短暫的動態平衡？只是混亂的湍流中一個短命的漩渦？
不知不覺中，他已騎到了新落成的CCTV大廈腳下。他停下車，坐到路邊，仰望這A字形的巍峨建築，試圖找回穩定的感覺，順著大廈在朝陽中閃爍的尖頂的指向，他向深不見底的藍色蒼穹望去，腦海中突然浮現出兩個詞：射手、農場主。
——劉慈欣《三體》
竇文濤：你說的這個讓我想起那天談中國的大學教育，有個學者叫施一公，是清華大學的教授。我覺著他說話挺靠譜，他說自己跟一個以色列使館的人談中國教育，說我們中國人和你們以色列人一樣，都特別重視孩子的教育。然後那個以色列人就笑了笑，說恐怕還是不太一樣吧。他說一個以色列的父母，孩子每天放學回來，都要問兩個問題，一是你今天上課的時候有沒有提一個什麼問題，把你們老師給問倒了；二是你今天做了什麼事情，讓你的老師和同學對你刮目相看。施一公說，這麼一比，哎喲，那真是不一樣，我的孩子每天放學回來，我唯一問他的問題是，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我覺得這個例子挺有意思。
馮唐：可是國外教育真要那樣的話，每天都要被人誇，每天都要擠對老師，小孩壓力也挺大的。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其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地重視教育。他笑瞇瞇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們有一千四百萬中小學教師，我們雖然口口聲聲希望孩子培養創新、獨立思考的思維，但我們的老師真的希望孩子們多提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嗎？這和我們的部分文化、和師道尊嚴又是矛盾的，所以我們在創新的路上的確還背負了沉重的文化枷鎖。
——施一公《中國大學的導向出了大問題》